乾隆三礼馆史论：乾隆初年经学界简述

三礼馆开馆之初，全祖望尝致书方苞，对三礼馆馆臣人选极尽揶揄：

目今与纂修之任者，人人自以跨郑、王而过之。其中原有素曾究心于此者，亦有并未尝读四十九篇、十七篇及五官之文，而居然高坐其上者。

就全氏之学识来评鉴并世诸贤，出此狂言，或许也不能算太过；可是他负气出走京城，所说未免夹杂情绪在内。

三礼馆荐举纂修官之事，虽受到全氏讥诮，却获弘历肯定。后续修《会典》欲任命馆臣时，弘历亦首肯有司定议“请照三礼馆例，听该总裁于进士举贡内，确知经术湛深、长于编纂者，酌保数人具奏”。可见三礼馆馆臣之选任工作在乾隆朝书馆纂修事业中的典范意义。周启荣即指认三礼馆臣为当时优选经生。三礼馆臣的学养，在学界中究竟处于何种水准？除馆臣外，当日学界沉潜三礼之学者尚有几人？

最初一批入馆之人，多由总裁会商荐举，限于总裁之学力、交游、闻见与时限等因素，所举或有遗漏与缺憾，令人不能无遗珠之叹。其中有不少曾膺举荐，本有机会入馆参编，但或因个人性情所致，或受时运遭际影响，终未能成为三礼馆纂修官，放弃、失去输力朝廷、襄赞盛事之机会。另外深研经术而未获举荐入馆者，亦颇有其人。兹择要述评，以见三礼馆群体在当时学界的位置，并借此管窥乾隆初年学术风向之一斑。

1.尝获举荐而未参加之学人

三礼馆当日选任纂修官，最早入馆者原定十二员（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10114-001），其中江南生员和风翔一人，由方苞举荐，然未及入馆而病殁。方氏述其始末云：

乾隆元年六月，天子命修三礼，以阁部之长董其成，而余亦滥厕焉。各举所知，余言十有二人于鄂、张二相国，翰林四人而外，固请而得之者，惟和生。生，单门也，家世农田。生六七岁，父母求之不在侧，迹之，常凝立村塾外，曰：“吾甚慕诸童子诵书者。”以为诳，试于塾师，则《论》、《孟》已耳熟矣。少长，或聚徒古寺中，因请为诸生洒扫，众食饮之以受书。⋯⋯生幼学书，不能躬耕，而志在通经，业科举者，无所取之。亲老，家窘空，居常戚戚。及部檄至，闻之色喜，卷书装归，告其亲曰：“儿兹行，馆餐于方氏。岁秩百金，半给家用，半市近宅之田。三年归，可不耕而食，终吾生于圣籍矣。”越日而疾作，逮余闻之，已逾月矣。急致参苓，道希将命至其家。生披衣而起，曰：“吾固知公之不能忘吾疾也。吾学当成，二亲免寒饥，疾当愈。”止园继以医至，和齐煮之，未熟而生死。余与生，惟南归时一相见，未尝从余游也。余年已逝，病日滋，诸经未竟之绪，将以属焉，而今已矣！

和风翔，字宇清，上元县人，少年英俊，受知于方苞。方氏并请江宁故旧对和风翔多加提撕，并委以编修礼书之重任，恰逢三礼馆开，乃欲将渠延揽入馆。不想天妒贤才，和氏遽卒，年三十四。

除和氏外，方苞举荐之人中尚有7名未得馆职，足见方氏荐人之夥。今可考者，如全祖望，全氏自言：

伏荷尊谕，以某被放，欲留之三礼局中，备纂修之一席，感佩感佩。馆阁诸臣原以经术为上，词章为末。某于经术虽尝致力，然自分终惭谫劣，至词章则似不至在同年诸公之下。今以明试词章被放，尚敢以经术求进乎？若谓某之被放，原不由词章，某不敢知，然执事既已知之，执事尚欲以经术援之，其可得乎？

全祖望张扬招嫉，于乾隆二年在翰林院散馆列下等，方苞此时急人所难，想援之入馆。但全氏自负所学，耻与流辈为伍，不肯屈尊降格，乃负气出京；不过仍推荐友人吴廷华代任纂修，以为回报。

又如沈彤，其《上内阁方学士书》曰：

彤顿首，三礼馆纂修：闻阁下以彤之所学，能有当于是，而数在馆称之，近且昌言于众，谓能胜其任者，不使与其事，实惭且歉。此古大臣所以待贤者能者之盛心也。彤何人而得此于阁下哉！则所谓惭且歉者，乃不在阁下而在彤矣。彤之于礼经，惟粗知其大义而已，而阁下以为能有当于纂修，不得使之任其事，而重之惜之如此，彤闻之，其敢侈然自足乎？⋯⋯请阁下将勿复言。言不已，恐滋时俗之口实，适益之惭。⋯⋯惟阁下谅其志而察其诚。旋归意决，而行期未定，待所与俱之人。

沈彤一生三入京城，乾隆初元北来，即问学于方苞，与三礼馆纂修官徐用锡辈亦有交往。当开馆之际，方氏有意请沈彤参加纂修，屡为延誉，而沈彤婉谢如上，不久回乡。明年方氏再申前议，而沈彤又作函辞之：

彤稽颡：闽学周力堂，以“通晓三礼”，奉召入都，道经敝邑，属其友过舍，聘彤偕行，助之纂修，谓由阁下之命，且出手书见示。彤肤末小儒，乃为大人先生所礼重至此，自当感激承命，顾有未能安于心者，故已婉辞力堂，而复私布于左右。⋯⋯虽阁下之大教，最所宜从，而亦勿之敢从也。伏惟阁下知彤之深，爱彤之甚，虽处地悬绝，无有嫌疑，故敢尽布其腹心以闻。愚不善辞，幸垂亮察。外所作古文三首，颇说礼意，不敢自是，并附力堂上呈，赐教为祷。不宣。

方苞爱才心切，不惜数度相招，而沈氏偃蹇如昔，甘愿僻处乡里。不过，沈氏未几曾一至京师，期间或有助纂礼书之事，但始终未能成为三礼馆正式馆臣。

又有当涂吴锐字颖长，又字钝人，方苞荐试鸿博，人称：

先生（引者案：即吴锐）以方少宗伯苞荐举博学鸿词，辞不获命，遂檄试京师。已，复请留三礼馆，先生辞益固，幡然南还。

后于乾隆四年七十三岁卒。诏开博学鸿词科与三礼馆开馆先后先，方苞等人彼时固多有荐贤引才之举。

上引照料和风翔的一人号“止园”者，名翁荃，亦方苞同道。依后人所述，当时亦曾获荐：

翁荃，字兰友，一字止园，江宁人。李先生南游时，从受礼学。自为诸生后，未尝一应乡试，入云台山隐居读书；山有虎害，出资募猎户除之，检死者骨收葬。乾隆初，诏修《三礼义疏》，征穷经之士，公卿交荐，兰友固辞不出。晚更卜筑南郊，与程征士绵庄时相过从。《诗》、《书》、三礼皆有撰述云。

据此，则翁氏经学功深而名位不显，此云“公卿交荐”，其谋主必属方苞无疑。可惜翁氏亦不之从。

李绂在当时亦以善识人、能荐人著称，尝欲举万经入馆纂修，后因全祖望劝阻乃罢，全氏记云：

公年七十有八，而其同年户部侍郎仁和赵公殿最，以公应辞科之辟，格于部议，然公亦本无意出山。已而三礼开局，宫詹临川李公又欲荐公，使之成其父书。予知公必不能就，代为止之。

经字授一，别署九沙，出鄞县万氏，为万斯大之子，也颇获其叔父万斯同的教导。万经少承家学，受经说百十万言，增补万斯大《礼记集解》，撮录前人说颇富。李绂本欲借重其学，并使成其书，终未果，而《礼记集解》亦觏丙丁之灾，闻者莫不嗟叹。

李绂又欲挽仁和赵昱入馆供职，而赵氏睠怀萱堂，毅然谢归。赵氏能聚书，号“小山堂”，大江以南，几可称雄。其子，即著名之赵一清，家学颇值称述。李绂为赵昱博学鸿词举主，故念及之。后人叙此事，有谓：

赵信，字意林，昱弟也。临川李绂方闲居，雍正十三年，诏开大科，以充三馆之选。绂谓全祖望曰：“大江南北人才，君所知者为我举之。”祖望援笔奏记四十余人，各列所长，甲精于经，乙通于史，丙工于诗、古文或骈偶之学。绂叹曰：“使庙堂复前代通榜之例，君亦奚惭退之。”他日又过焉，见斋头别集一卷，问曰：“谁所为者？”祖望曰：“即前所称仁和诸生赵君也。”绂反复玩之，取以去。方一月，高宗即位，起绂为三库侍郎，于祖望所四十余人皆为之延誉，入荐牍而自荐昱，未几，昱弟信亦在选中。一时以为盐洲、厚斋之家风也。试报罢，绂犹苦留之，入三礼馆，共修《三礼》，昱念母老，谢之归。绂叹息而已。

此为赵昱之弟赵信传记，惟此段乃据全祖望记赵昱之文改写，兄弟二人彼此事迹分别不清，似有混淆之嫌。赵信与其兄赵昱并称“二林”，同赴鸿博科试，赵信又先于赵昱而与李绂结识，李绂亦有可能同时欲将之荐入三礼馆，但并无确证，李绂有送赵信归乡一序，其中亦未见有挽留修礼事。

李绂举荐者多藏书之家，应与李氏留心三礼文献相关。其中最让李氏牵挂的人，似是朱稻孙。李绂致信三礼馆同人曰：

查浙江藏书之家惟故检讨朱讳彝尊藏书最多。某从前与修《春秋》时，请总裁太仓王公将其孙名稻孙者奏令入馆纂修，即令将所有《春秋》各家注解带来，共得一百二十七种，遂不待别有征求，而采集大备。今馆中出有纂修官阙，若仍用此法，将朱稻孙奏请入馆，即令将所有三礼各家注解带来，则所少之书十得七八矣！闻其人贫甚，应令地方官资送。岁内行文，限新年正二月征到⋯⋯

朱稻孙亦世家，且有参修《春秋传说汇纂》先例，本当顺利入馆，不料“有阻之者，事遂寝”。李绂也只得徒叹奈何而已。(www.xing528.com)

同时还有福建张甄陶，为三礼馆多人所荐，惟亦未尝供职：

皇上御极之元年，特开博学鸿词科，大吏以公应诏诣征车，既而报罢。时高安朱文端公、桐城方望溪先生、临川李穆堂先生留意人才，见公则大喜。公辞纂修《三礼》之命，从方公请观未见书，取《永乐大典》三万卷阅之，三公益以德业相期许，磨砻灌溉，所学大进，而公名自此益重矣。

张甄陶，字希周，一字惕庵，福州福清人，少枕葄经史，福建巡抚王恕、学使周学健皆待以国士。乾隆元年，由拔贡生举博学鸿词，年方逾冠，而“自天文、地理、乐律、兵法、水利、河防、农桑、方技之书，无不周览”，故三礼馆总裁欲交荐纂修。但张氏志不在此，读书十年，著述不辍，成进士，外转，设教一方。

第三章第一节考证认为赵宁静入馆之论据不足，然方志却曾言及其“荐充三礼馆纂修”，除前引《江西通志》外，尚有几部府、县志，言者非一。若方志所记确凿，则赵氏之获荐，似是乾隆元年赴鸿博科试时。由上述诸例观之，三礼馆总裁当时在应征鸿博人等之中寻觅馆臣人选，数量自不在少。康熙朝有征鸿博修《明史》事，则此属亦循例而为。上言袁枚婉拒邀约，盖袁氏曩者亦尝应鸿博，乾隆四年复成进士，选庶吉士，李绂垂询于彼，或许先有意延之入馆？而袁氏为人，志岂在此？

举荐纂修过程中，方、李诸人还颇忆及早逝之人，以为如其在世，当能赞助鸿业。时人记李绂慨叹郑元庆事云：

偶尝与临川李侍郎言而叹之，侍郎曰：“是也。吾于前二十年曾识其人，知其所学，而惜其不再入京也。”及诏求大科之士，侍郎辄叹曰：“如郑君之博物，真其选也，而不幸死。”未几，又有诏开礼局，侍郎又叹曰：“如郑君之治经，真其选也，而不幸死。”但予闻前此中州张清恪公亦雅重芷畦，欲荐之而未得，则又叹士生天地之间，求一二知己非易事，而所谓知己者，未必皆有引援之力；即有其力，又未必值其时；既值其时，而其人或不及待；斯其所以伏枥盐车，长鸣于日暮途远之际，而无可诉也。

郑元庆字子余，一字芷畦，归安人，自幼穿穴六艺，覃思著述，有《周礼集说》、《礼记缉注》、《礼记集说参同》、《官礼经典参同》、《家礼经典参同》、《丧服古今异同考》等，诚博雅名儒也。元庆盛时，诸老辈皆折节与交，殁后又为学界尊仰，惜其著述颇有散佚。其不及见三礼馆开，岂命也夫！

2.并世精礼学而未能入馆者

三礼馆纂修官约有50余人，固皆饱学才俊；然综上所述，尝获举荐而未获躬逢盛事之辈，颇不乏人，其学其行，视三礼馆诸君子，未遑多让。若谓天下学者，咸入弘历彀中，则断断乎不可！而且帝王雄图，未尝专治文籍，儒臣庶务，亦是旁骛多门，三礼馆纂修人选竟有失之眉睫者，则清廷开馆修书之意，并非全力弘扬经术礼制，又不待辨矣。至于人事际遇千姿百态，汉宋端倪此起彼伏，须将当时学界重要人物行止、著述一一查明，而后风尚乃见。兹事体大，未可轻议，姑举所知如次，以见野有遗贤，虽康乾号称盛世，又如何能免。

乾隆元年来京应鸿博者，不乏博学宿儒与少年才俊，于经术多有涵养，惜亦未能全部进身礼馆，贡献所学。如河南车文，字彬若：

太康车文彬若，拔贡生，左都御史兴县孙公所荐，深于经术，五经皆有论著，尝为《井田三图》，论古今沟洫之制甚备，洵中州之翘楚也。

又如山东牛运震，字阶平：

滋阳牛运震阶平，雍正癸丑进士，山东巡抚临洮岳公所荐，山左硕学无在其右者。

所著经义、史论及金石图，皆行于世。他若皖之当涂徐文靖考据精博，浙之归安沈炳震擅于校雠，赣之广昌黄永年深思独得，苏之上元程廷祚博综汉宋，率皆一时之选，而咸未与于斯役。当时类此者岂少哉！而专通礼学者，尚有江其龙（江有龙），字若度：

桐城江其龙若度，增广生，安徽巡抚泰安赵公所荐，三礼、两汉书皆有论，纠注家之缪。

江氏虽桐城产，但与方苞未必有深交，否则方氏必百计将之罗致入馆。其后安徽学政郑江以史学保举江其龙，但渠以亲老辞，遂致声名不彰，浮沉仕途，居丧以毁卒，未知学业有何进境，真刘大櫆所谓“困不得志”者。无锡顾栋高，亦与试而报罢，暂滞京师时，尝与三礼馆副总裁同年王兰生相通问。其所著《春秋大事表》中，论礼之言也不无心得。而常熟陈祖范、顾镇师弟子，及南昌龚元玠、太仓张叙、秀水张庚，皆能博通经籍，并有声于时，亦未获选。又丹徒杨廷键，字准可，“乾隆丙辰乡贡，肄业成均，以其所著《三礼解纷》上于三礼馆。总裁方灵皋采入《三礼注》中。南旋后，老而益笃，日耽著述。两选儒学，皆不就。年九十四卒。弟子鄂容安时督两江，为序之，铭其墓。”是杨氏与鄂尔泰、方苞皆有旧，乾隆初已七十余岁，亦未入礼馆。但三礼馆征纂修官，似未想及近在咫尺的诸人。

对婺源江永，今日研习古学者几乎无人不晓，而当时江氏尚盘桓州里，籍籍无名，然其学业湛深，视并世名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礼书纲目》一书，成于康熙末，继承朱子《经传通解》遗志，作为新编，原原本本，最为典要。道光中姚椿跋是书，乃谓江永于“开三礼馆时，年亦将近六十，而辞征不出，信乎笃行之实，当与两汉名儒比”，似乎三礼馆曾请江永入馆为纂修。但是此所谓“辞征”，恐应指后来辞去诏举经学之征。江氏乾隆五、六年间尝一至京师，与三礼馆馆臣方苞、吴绂、熊晖吉、杭世骏等咸有交流。然不闻朝廷曾征其入馆；或言谈之间也许微有流露，第未尝付诸实施耳。江永所重，端在弘扬礼学，希冀朝廷收录《礼书纲目》一书，开馆续成前贤之志，至于一己荣誉，则非所愿。尝与同里汪绂尺素论道，提及：

今上特开礼馆，命儒臣纂修《三礼》，为经学昌明之会。上台颇有知此书（引者案：指《礼书纲目》）者，尝檄县抄送。近日礼部礼馆复特行文于安抚部院取此书入馆便采择，当事方发工价抄录申送。弟亦但以草茅著述得达馆阁为幸，此外更无他冀。

益可见江氏键户授徒，不慕声名，信乎乡间长老也。

汪绂原名烜，字灿人，小字重生，号双池，婺源之北乡段莘里人。少奉母教，自学成才，于百氏九流之学皆有所得，有杂著百万言，而立之年始专心肆力于经，明制度，阐义理，靡不讲贯，积稿甚丰。而特好礼学，然所著今存有《礼记章句》、《或问》、《参读礼志疑》、《六礼或问》等多种，已蔚为大观。绂于此道实能深造，其《四书诠义》等书均能穿穴三礼，尝慨叹：“《仪礼》、《周礼》二经，当合《戴记》参考，乃能有所决择，而家贫，苦未能储书，自恐见闻未广，故屡欲从事，辄复阁笔。⋯⋯经书浩烦，心长手短，三礼之未能卒业，在朱子且不能无憾，而愚欲尽及朱子之所未及，亦毋乃太奢愿矣。”据其自称，有云：“今天子留心制作，则方且兴起礼乐，以比隆先王，学士预究其理器之详，以待朝廷之采择，或其时也。”则颇有意于用事，然位卑无奥援，终不得如江永一般获交京城名公。其门人尝为之叹息道：“古来圣贤类多困厄，然虽不得大行于时，功名亦必有以自见，顾或时当衰晚，偃蹇宜也。先生则值圣治休明、旁求经学之日，而伏处深山穷谷，不得与稽古之荣，不更可惜哉！”虽然，观此仍可知当时研经习礼之士，即便穷处草茅，位在下风，仍讲论不辍。学在山林，虽处雍乾之世，自有庙堂诸公所不得专美者在焉。

汪绂有老侄名汪基，字警斋，号敬堂，善治《毛诗》，尤加意礼学，施教乡里。尝欲赓续朱子《通解》之业，又恐学者望洋而返，乃于原经斟酌取舍，雍正十一年先成《三礼约编》一种。江永曾襄赞校编之役，谓其书“详略得宜”，又思与之同编《四书制度详说》，盖既有同嗜，深重其人其学。三礼馆纂修官程恂居家，亦与汪基论学，然不闻曾将其书上奏朝廷，遂至其事黯然不显于世。然在当时，要不失为徽学一大家，与汪绂、江永，差堪鼎足。又有浙人方楘如，为毛奇龄弟子，自经史百家，靡不淹贯，曾掌教徽州紫阳书院，传授古文、制义而已，其子方粹然亦设帐徽州，通经术，有《十一经注疏类钞》、《礼服古制》等书。弟子有程瑶田、金榜等人。

于时江浙士人亦颇蕴研经之风。山阴诸生马겡二十年谭经不倦，特潜心《仪礼》。钱塘桑调元携弟子余姚卢文弨等讲学西湖南屏精舍，其中黾勉笃学、不求闻达，当推秀水盛世佐。盛氏：

天性笃学，寒暑刻苦不少辍，取历代儒先之解经者，荟萃穿穴，究驳印正，搜之极广而择之綦严，尤精于三礼。时伏念圣朝于《周易》、《书》、《诗》、《春秋》皆有定本，昭若日星，颁于黉序，惟三礼尚未告成，思以草野之论著效赞于百一，乃从《仪礼注疏》下逮众说，钩校辨析，断以己见，折千古之讼而决其平，名曰《仪礼集编》。

其人少时常执《仪礼》一经，研辨众解，质论后定，将次及《周官》、《戴记》，兼及余经，但渠乾隆六年举于乡，十三年成进士，随后奔波各地，二十年以公事卒于江南舟次，故仅成《仪礼》之稿。然是稿搜罗甚富，编次井然，倘使盛君早登龙门，擢入礼馆，所得应不止此，而馆中《仪礼义疏》更当胜今本倍蓰。

其他生当乾隆初年，经术湛深而未入礼馆者，谅必不鲜。恨不得当日经学、礼学英雄谱，比照案查，使今日读史者一览无余。三礼馆馆臣金匮蔡德晋，昔年曾与同邑秦蕙田、吴鼐、吴鼎、龚粲诸友人相约为读经之会，前后十有余年。诸君半月一聚，讨论三礼，于郊祀、明堂、宗庙、禘尝、飨宴、朝会、冠昏、宾祭、宫室、衣服、器用等问题，汇聚注疏诸儒之论说，诘难辨答，回旋反复，务期惬诸已、信诸人而后乃笔之笺释，存之考辨，积稿裒然，渐有成帙。乾隆初元，秦蕙田成一甲三名进士，吴鼎以经学受荐，皆在京师，而蔡德晋旋入三礼馆为纂修，数人仍集会研礼。秦氏与同邑顾栋高多有往还，栋高固老成经师，秦氏复邀盛世佐、卢文弨等人参与编纂、订正《五礼通考》，俨然成为乾隆前期礼学重镇。迨及乾隆十八、十九年间（1753—1754），三礼馆编纂事业早已停歇，校刊工作亦近尾声，而京城秦氏宅邸中，却迎来吴玉搢、沈廷芳、王昶、钱大昕、王鸣盛、戴震及褚寅亮，诸人学有本源，在秦蕙田带领下，倾力于经学礼制之研讨编校，硕学辐辏之盛，视从前徐、万辑《读礼通考》、《五礼备考》当日，盖有过之而无不及。秦蕙田虽未跻身三礼馆纂修官之列，但三礼馆开馆期间一度担任礼部右侍郎，既作《五礼通考》，杰然自树立，岂非三礼馆之不幸而为其本人之厚幸也与？

秦蕙田是显宦，其学不纯为私家之学；但参与诸人颇多起自民间、终老学林者。《义疏》本官书，《通考》之中有大量引录，所谓“尊时王”是也；但《通考》与《义疏》之间，论礼观点与气象已彰显若干不同。两者成书相后先，而参与学人更有代际差异。《通考》编纂者，学养已较三礼馆臣有别，尤其戴、钱、王等人，曾几何时皆为大师，开宗立派，引领潮流。惟其成学之初，则颇取资于一人。

惠栋为三礼馆纂修官惠士奇子，钱、王在乡间从而羽翼之有年。东吴惠氏“四世传经”，而惠士奇则为当中际遇最显之人，可惜雍正中奉旨罚修镇江城，精力消耗，家业尽毁，其子惠栋也往来元和、京口两地，无日不在愁苦困顿中。乾隆元年，惠士奇入馆修书，而惠栋亦已年届不惑，帜树汉儒，力崇古学，然竟无人荐之入馆。徐以升号称与惠士奇“交相引重”，其怀惠栋诗有云：

四世论交五十年，诛茅曾为访高贤。

郑笺莫恨无人作，一代渔洋藉尔传。

徐氏乾隆十七年始识惠栋，但仅知其笺注《精华录》，而不知其为大经师。惠栋乾隆九年乡试用《汉书》被黜，十六年举经学未及进而罢，偃蹇之状，令人扼腕；为求安身立命，奔波苏、扬之间讨生计，不废学问，十八年校《礼记》、二十年校《周礼》，正可针砭三礼馆不重校勘之弊，而终与庙堂无缘。惠士奇在三礼馆落落寡欢，惠栋笔记有“近日开修书馆，必以大学士、尚书为总裁，此大手笔系于职司也”之语，不无微讽；去世前半年，犹致书弟子陈黄中，“拳拳论学术人才之升降”，未审其意云何，或含自浇块磊之情。惠栋不以经师自命，而以经师终老，岂非其本人之不幸而为学术之大幸也与？

秦蕙田所以能够纠集一众俊彦，部分原因在其占据地位、地利之便。乾隆十八、十九年前后，这些学人陆续赴春官较艺，如王鸣盛、王昶、钱大昕皆十九年甲戌科进士，而戴震亦策蹇来京，一时江南学人荟萃日下，咸与维新，由经学发现小学，以小学贯通群经，清代学术风貌乃为之大变。科举、鸿博之年，每与清学史升降攸关，此即其例。随后诸君就食各处，至乾隆中期四库馆开，再度聚首，乃成古学重光的重要标志。继而纂修毕功，馆臣星散，设教一方，大江南北特出之士起而响应，遂开出经学研究新境界。经生之学自有其传衍之方，与帝王官学时有交汇，然而究属异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