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学术影响力

《三礼义疏》与三礼馆臣皆在清代政教、学术史上留下若干痕迹，以下分而述之。惟此处类分两种，话分两头，仅是为叙述方便计，书与人原不能截然二分。

1.《义疏》接受史略论

《三礼义疏》修竣，乃由朝廷刊印颁发，直达州县。前章述及，十九年底，礼部要修书处刷印各地衙门所需《义疏》样书，颁发到省，并由各地方官覆刻，储存在学宫内，同时鼓励坊间雕印，听由士子购读。相应引起地方热情，多加刊刻其他御纂经书。此是清帝宣传本朝经学、统一经说之举。

《义疏》承继康熙《四经》而来，又与《大清通礼》纂修相先后，其创意之初即具备经学、礼制双重面向，而以前者为主。在全国各地开始刷印《义疏》后不久，乾隆二十年，内阁学士兼国子监事观保奏请颁赐国子监：

窃惟五经皆载道之文，而三礼为经世之典。国家重道崇儒，敦尚经术。《易》、《诗》、《书》、《春秋》历蒙圣祖、世宗钦定《折中》、《传说》，刊刻颁行。臣监奉到颁给各经，分给六堂，令助教等官与诸生讲贯，每月考课，挑问经疑。其有成诵在心、条对无误者，拔置优等，量给奖赏，以期仰副国家造就人材之意。伏遇我皇上道隆作述，学有缉熙，特命儒臣纂修《三礼》，进呈御览，恭蒙钦定。兹已刊校成书，颁发直省。成均士子倾心积愿，欲睹全经，环吁陈请。为此缮折恭奏，仰恳圣恩赐给《三礼》六部，分发六堂，俾诸生以时讲贯，则五经全具，文教之光炳于日月矣。

既“载道”又“经世”，从中可见官方话语体系对《义疏》的定位。惟据此而言，弘历命各省照刷，以宣王化，竟遗漏眼前之国子监，令人诧异。更可怪者，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大学士傅恒奏“在京王大臣应否需赏”《三礼义疏》，奉旨“王大臣不必赏给”（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55940-001）《义疏》刊成，同时竟不颁发诸王大臣，其教化意图内外有别，是专意为之，还是早已意兴阑珊，无暇顾及，发人深思。

全国士子读经，理当遵照钦定诸书，参加举业，亦应取法于是。查《科场条例》载：

经文遵奉御纂《四经》、钦定《三礼》及用传注为合旨。其有私心自用与泥俗下讲章、一无禀承者，概置不录。违者议处。

功令既悬，莫敢不从，真能如此，则《义疏》所载内容自可深入人心。而据上文所言，《义疏》与殿本《注疏》同时编纂，其文字竟彼此抵牾，一同颁下，不知让士子何所适从？

朝廷以经术造士，本自借重科举。或因科考对三礼经文、经说求之不深，故颟顸流行，传习无碍。《义疏》通过此种方式，日渐融入当日经生儒士的世界。乾隆十七年（1752）拟改拔贡事宜，礼部议覆：

嗣后选拔，将原议第一场经文一篇改为经解一篇，于御纂《四经》内摘取异同大义，发问数条，令诸生各就所习本经答问，其有能通他经者听。癸酉乡试之前，御纂《三礼》颁发不及，其专业礼经之生，准其于诸儒注疏折衷异同，条析以对，仍照原议将选拔卷解部磨勘。

此时《义疏》已修成而未刊印，而朝廷已准备用官修经解对府州县学生进行考选；俟两年后刊刻完毕，虽未见有再次专论此事者，但如乾隆三十年（1765）秋闱，卢文弨在广东以之策士，谓：

经学昌明，莫胜于我朝。⋯⋯我皇上道协唐虞，思通洙峄，《钦定三礼义疏》探制作之大原，正诸家之异说，积疑聚讼，一旦豁然以解，士欲通经，其可舍周行而遵曲径乎？

卢文弨从事校勘学，不废官定之本，主乡试也以官修经解为“周行”。又如嘉庆六年（1801）辛酉恩科会试，彭元瑞任正考官，策问第一道曰：

先王所以治天下，礼而已矣。⋯⋯要之，《周礼》之大经大法具矣。《仪礼》为经，《戴记》为曲，朱子尝与吕氏商订，后辑《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纲，《戴记》为目，于燕礼之下附以燕仪，于射礼之下附以射仪，悉以此例相比属焉。虽其书未成，然千古之特见也。他如刘氏、吴氏所补订，其中皆有足取者。今刊发《钦定三礼义疏》，衷群言而归至当，有非兰台之议所可及者。于以嘉天下之会，而立万世之防，将复见三代雍容之盛，其在斯乎？

历数前代礼书之后，必以《义疏》作结，向举子宣传官方理念。乡会试如此，书院课士亦如此。嘉庆十二年（1807）三月十八日，当淩廷堪执教徽州紫阳书院时，出有策问：

我高祖纯皇帝《钦定礼记义疏》内，《中庸》、《大学》二篇，前全载郑注，后全载朱子章句，不加论断，原欲令学者自责。究之二家之说孰长？请各据其异同之处，直抒所见，以副圣朝崇尚经学之至意。

此条似与前二例有所不同，在于淩氏似借官家“酒杯”浇自己块垒。张寿安以为从此策问及淩氏阅卷评语中即可看出淩廷堪崇汉抑宋，以礼代理的倾向。汉学家融入汉学观点，此是别一问题，后文将有涉及。而策问虽亚于时文，但也算科举指挥棒，屡以《义疏》发问，一定程度上便可强化官方经解在知识界的影响。

清初压抑书院发展，雍、乾以降，扶持控制，书院日兴，惟其所习，多以举业为中心。乾隆九年，礼部议复：

嗣后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且令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能兼长者酌赏，以示鼓励。再各省学宫陆续颁到圣祖仁帝钦定《易、书、诗、春秋传说汇纂》及《性理精义》、《通鉴纲目》、御纂《三礼》诸书，各院院长自可恭请讲解。至三通等书未经备办者，应饬督抚行令司道各员，于公用内酌量置办，以资诸生诵读。

清代官办书院，虽以时文训练为主，但鼓励生员参看官定经史诸书。此时《义疏》尚未刊成，礼部所言，是统言之，为后来计。伴随《义疏》逐渐向知识界下层渗透，各地书院咸有学者敦促士子讲习钦定《义疏》，如周广业乾嘉之际在安徽省广德州教导生徒：

至五经文，惟说理明白，文气通畅便佳。然总在平日熟复注疏，恭诵御纂、钦定诸经书，作文时自无谬戾。

其教授时文，也遵从《钦定四书文》，正与推重御纂、钦定《七经》相同。广西藤县地处偏远，而其书院对鞭策学子勤奋诵读经书也很重视，嘉庆九年（1804）藤州书院规约有谓：

闻之《易》张十翼，《书》标七观，《礼》备五经，《诗》昭四始，三传列于太学，三礼缉有成编，是皆经国之大猷，莫非淑身之要道。分年有例，讵属难行；继晷加勤，自能详读。

其中论经书多泛论，“三礼缉有成编”云云，似即指代《义疏》，既可经国，又可淑身。道光五年（1825），陈寿祺在福州鳌峰书院训蒙，设《崇正讲堂规约》，其“择经籍”一条亦将《义疏》列入：

如读经必观传注，朱子《论孟集注》、《学庸章句》外，《御纂四经传说》、《钦定三礼义疏》，固学者所当服习。《十三经注疏》颁在学宫，本以待高才嗜古者从事于斯，其中《毛诗》、《礼记》二经正义当先玩阅，次及《周礼》、《仪礼》、《左氏传注疏》，其余酌择观之可也。

非所以作育经生，其重点专在举业，此与清代书院学风大势正相吻合，而官修经书如《义疏》之类，则成为标准定本。《十三经注疏》“待高才嗜古者从事于斯”，官修经书与朱注皆属必观，地位高于讲章选本，性质又同于讲章选本。在《义疏》成书以前，扮演这一角色者是前代官修经书。乾隆二年，南京钟山书院山长杨绳武砥砺士子要“穷经学”，云：

唐开成中有九经之刻，宋李至、刘敞各有七经之说，其后或为十经，或为十一经，至十三经而大备。说经者或为传，或为学，或为笺注，或为疏解，或为章句。十三经有注疏，五经有《大全》，而注疏、《大全》而外又有历代经解，其书具在，都未失传，真理学之渊海也。大抵汉儒之学主训诂，宋儒之学主义理，晋、唐以来都承汉学，元、明以后尤尊宋学，博综历代诸家之说，而以宋程朱诸大儒所尝论定者折衷之，庶不囿乎一隅，亦无疑于歧路。

又说“古人穷经，不专为文章”，但“文章之道非原本于经不可”，为求功名，故要读经，这是清代一般书院士子的出发点，也是清廷所以能够广泛推行《义疏》的社会基础。“御纂四经”、《三礼义疏》未出时，便以《大全》作参考；“御纂四经”、《三礼义疏》既出，则改遵时制，清廷所修，与历代经解都是“理学之渊海”，此语恰可反映出普通士人精神面貌。

淩廷堪关注《义疏》，却将自身观念融入其中，此一作法，在乾嘉以来少数论及《义疏》的学人言论中似非个例，如洪亮吉尝云：

伏查《十三经正义》现列学官，内《礼记》及《仪礼》、《周礼》皆用汉儒郑康成注，最为详备，诚如我皇上《钦定礼记义疏》所云：“精奥无如郑注者也。”

此为洪氏所上奏折中语。另孙星衍亦说：

臣考汉儒学有师法，所注诸经，率本七十子微言大义；唐儒《正义》，亦集魏晋以来诸儒经学之大成。伏读御纂、钦定诸经，先用郑康成及魏晋诸儒注语，次引孔颖达疏义，兼采宋儒，折衷睿鉴。列圣稽古同文之治，炳若日星。

此亦奏折。两者同是官样文章，但都别有怀抱：随着古学兴起，儒臣对科场通行陈澔《礼记集说》等书不满渐炽，故而奏请行用汉唐注疏，而《义疏》中先已引录郑注与贾、孔疏语，遂成为汉学学者表达意见的幌子与突破口。因此才有诸人异口同声，以为《义疏》推重汉学。相较而言，他人所言重心已与洪、孙有别：

夫圣贤义理之学，莫精于朱子。学者当以朱子之书，核之于郑、孔之说，知郑、孔所未及者，朱子能推阐之；其有郑、孔之说为是、而朱子之说不尽合者，亦不必为朱子讳也。伏读《钦定三礼义疏》，于《礼记·大学》全录注疏于前，编次朱注于后，即尊崇朱子之中寓不遗古本之义。圣人之学，集厥大成；汉宋之儒，同条共贯。⋯⋯世之习见朱注者，每于汉唐师承视为偏驳，余恐其愈久愈坠也，作《大学古训发微》二卷，非敢与宋儒异论也。

同一《义疏》，或推重汉学，或尊崇朱子，前者是汉学旗帜大张之后，先“格义”再“别树新义”之举；后者为盛大士所说，盛氏出钱大昕门下，汉学色彩不太浓厚，虽云“同条共贯”，实寓汉于宋，与洪、孙不同。两造皆据自己观点立论，至《义疏》内里是否如此，反觉不甚紧要。其实此辈心中作何判断，焉得不清不楚。清末曹元弼治礼最明家法，撰《礼经学》为初学说法，有谓：

圣清之兴，右文稽古，《钦定三礼义疏》以郑氏康成冠百代师儒之首，褒而不名，于是四方好学之士莫不钻研经术，诵法注疏。

此云“以郑氏康成冠百代师儒之首”，实与上孙星衍言“先用郑康成及魏晋诸儒注语”，同一用心。曹氏以尊清故，对三礼馆推崇甚力，直以郑学兴起归功于三礼馆，然其所列《礼经各家撰述要略》并无《义疏》之名，则流露出其真实学术眼光。

晚清言禁日渐松懈，非议官修经解之论往往颇出。如曾国藩读《仪礼·丧服》“夫之所为兄弟服”，其私人笔记即以为《义疏》不可信。《仪礼义疏》卷首载《仪礼释宫》误以为朱子作，四库馆已据《永乐大典》奉敕更正，故李慈铭亦敢指出其误。而刘咸炘甚至直言：“大抵御纂《七经》，多取宋说，衍论多而诂训疏。”而其所以论及《义疏》，正因《义疏》在政教事务中仍保有一定影响，论政、断案等事务皆有引用。甚至清末各省官书局兴起，亦起于奏刊《四经》、《三礼》等官修书籍。据杨钟羲所述，同治五年（1866）鲍源深视学江苏曾以刊书为请：

时东南底定，以经籍残缺，士不知学为虑。奏称近年兵燹，书多散佚，江苏藩署旧有版片亦均毁失，请敕将存学书籍设法购补，并筹经费，择要重刊；现在江宁设局，刊刻四书、五经皆系读本，窃维章皇帝《御注孝经》，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诗、春秋三经传说汇纂》，宪皇帝《御纂孝经集注》，纯皇帝《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钦定三礼义疏》请饬先行刊发。至全史卷帙浩繁，重刊匪易，请饬先将仁皇帝《御批通鉴纲目》、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敬谨先刊，分发各学，余书陆续刊刻。诏从所请。嗣是书局之设遍于行省，应用之书略备，自穆堂（引者案：此鲍氏之号）发之。

在此前后，浙江书局、江西书局、成都书局、湖北崇文书局等均曾重刻御纂七经。故杨氏以雍正、乾隆间令直省刊印御纂钦定经史之事作比。其实，此时刊印官修书籍，特以其是官修经书而已，既然奏请新办书局，自然先刊官书最为合适。清末书院也不乏颇守旧习者。张之洞存古学堂设经学门，令诸生“后三年讲明群经要义，大略先看御纂八经一遍，传说、义疏均需依篇点阅。”惟其成效，恐不容乐观。邓之诚根据亲身闻见，指出“云南经正书院课艺，不知问学，所涉猎者，御纂《七经》而已⋯⋯颇腾笑柄”。盖普通士人浸淫举业，平日接触书籍多为八股选本或者四书讲章，清季士风转移，更志不在此。会用心阅读《四经》、《三礼》之人，恐怕确是如凤毛，若麟角。真正能够研习官修经解者，可能还是那些绝少引用其书的学问家。(www.xing528.com)

清人如秦蕙田好用《义疏》，其他焦以恕、孙希旦、胡匡衷辈亦尝或多或少引用《义疏》，至惠、戴、钱、段、二王等对此竟不一论及，让人颇疑清代知识界一流学者对《义疏》此类官书兴趣不大。这种情况实可想见。盖《义疏》刊布以后，乾嘉经师汉学倾向已成风气，自然不会将《义疏》这一充满过渡色彩的经解作品放在眼里，况且《义疏》由时王钦定，与其轻易置评，横招祸端，不如沉默。然而沉默并不代表完全无视。清人礼书中不乏暗驳《义疏》观点者，特隐其名而已。此类尽管数量不多，却不容否认。另有一种情况是学人写书，袭用《义疏》材料，因为《义疏》确实汇集了不少礼说，并且较为方便易得。卢文弨详校《仪礼》，称：“《钦定仪礼义疏并图》颁行学官⋯⋯今所引证多本于是。”篇中并使用殿本注疏。焦以恕研究《仪礼》，对《义疏》颇为尊重，焦氏自陈：

窃从诵阅之余，先为顺文诠释，一遵《义疏》，而引用者不复著某氏，名曰《便读》，仍依经文先后，计一十七卷；旋取诸儒之说，自注疏及《义疏》引用诸条，辑为《汇说》，悉著引用某氏，不敢掠人之美也，亦计一十七卷。其于“正义”、“辨正”之解疏通证明者，例如疏家之释注；其或有旁参一得而可以并存者，时亦采于集中；若不揣梼昧，间陈己见者，以“愚案 ”别之。

由此可见，学人心得与《义疏》观点不必尽同，但对其中礼学材料则用之无碍。乾嘉间震泽增广生沈大本居乡讲授，著《礼记订讹》，最常翻阅者即为《礼记义疏》。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坊本《郑注句读》，上有光绪年间校语，屡屡参考《义疏》。在清学史中，《义疏》作为资料集的意义应予肯定。

至于《义疏》所蕴含的经学理念与政教思想对于清代社会究竟产生何种实际作用，颇难质指。《义疏》言礼，涵盖多端，一时无法详论。兹但以解经体式为例，稍加考察，尝鼎一脔而已。

《三礼义疏》之体式，见于书前《凡例》，文曰：

一曰正义，乃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二曰辨正，乃后儒驳正旧说，至当不易者；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经互相发明；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之理有所推阐；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又或已经驳论，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废；六曰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其真，或创立一说，虽未即惬人心，而不得不姑存之以资考辨；七曰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

《周官》、《仪礼》二书，皆照此七类条例叙次排纂，附以馆臣案语，力求“大指开卷了然，而旁推交通，义类可曲尽”。《礼记义疏》卷端未录其文，实则大体与二礼不殊，篇中《学》、《庸》而外，则无不取径于此。是故“正义”等七类条例，堪称全书体式之根基。

《义疏》体式本方苞草拟。方氏“尝欲每经汇汉唐至元明义疏为一书。其通论大体最要者为纲领，其次为总论。章解句释者，则分八类：首正义，次辨正，次通论，次考定，次考证，次余论，次存疑，次存异，存异则加辨斥焉。”可见对于集解经书，方氏持论素来如此。如何评价方氏主张的《义疏》体式，需专文详论。然而纵观历代经书注解体式演变，知汉初以前，群言竞流，经书注解体式繁多，而六朝唐宋以来，说经正途悉遵经—注—疏三级体式。即便如朱子编四书，解《易》、《诗》，后世号为“朱注”，几夺汉注之席；而其后学创为纂疏、集成、辑释、会选等类，采语录杂说附于朱注之下，发展到明人《四书五经大全》，直与唐人之疏等同，是故谓之另立“新注疏”则可，谓其非遵经—注—疏三级体式则不可。唐、明两朝各居汉、宋之后，承接前代学术遗产，故官书皆用经—注—疏三级体式。至清人修经籍，初求与胜朝角力，故胸中隐约取则于《大全》，遂不得不为其所牢笼。康熙《周易折中》虽被臣下称为“多裁自圣心”，但仍以《程传》、《本义》置经文后，其余诸儒之说，并采系朱程之后，所不同者，惟在遵信“易学当以朱子为主”，故先列《本义》而以《程传》为次。至康熙《四经》，三级体式实质因循未变。

然而《三礼义疏》“特起凡例”，与《四经》体式不同。三礼馆对经—注—疏三级体式弃置不用，将郑注、孔贾二疏与后世之说，全部拆开散入七类体例之中，任由馆臣凭己见取舍，直接解释经文，为皇权垄断经义。后来四库馆臣对《义疏》此举似颇推崇，自诩“钦定《礼记义疏》⋯⋯退澔（引者案：即陈澔）说于诸家之中，与《易》、《诗》、《书》三经异例，是则圣人御宇，经籍道昌”云云。实则就帝王创制而言，《义疏》体式情有可原；若纯从学术着眼，则破坏旧章，变乱层级，迭床架屋，界画不清，有失妥当。

《义疏》行世，参用《义疏》体式者亦鲜。管见所及仅有程廷祚《大易择言》及黄鹤《四书异同商》体式与《义疏》相近。黄鹤生当道、咸间，其书虽云“谨仿《钦定三礼》正义、存疑、存异、辨正、通论、余论六条义例”，实为个人读书札记，与《义疏》有异。程廷祚本方苞所托编纂经解之人，《大易择言》与《义疏》体式同源自方氏，尊用正义、存疑等条例自无足怪。但程氏对此实持保留态度，曾直告方苞“六条修书之例，于今恐不能尽用”，则其真实意见可知。

至乾嘉以后清人作群经新注疏，取经—注—疏三级体式者较为普遍，皆未多列条例。试以礼学名著两例论，胡培翚自述《仪礼正义》，其例有四：

曰补注，补郑君注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恉，义可旁通，附而存之，广异闻、佉专已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

胡氏所立四条，全以郑注为中心。而细绎内里，知此四条清通简要，而《义疏》七类条例，无不囊括其中，省其繁秽而得其精髓。孙诒让作《周礼正义》，谓“今疏亦唯以寻绎经文，博稽众家为主，注有忤违，辄为匡纠”。二书正可代表乾嘉以来学界风气，仍用经—注—疏三级体式，虽无正义、辨正、存疑云云之名，而功用不减，精神实质与《义疏》绝异。然则官定《义疏》条例在经书注解体式发展史上价值究竟如何，亦从可知矣。

不过，方苞所拟条例，除获正总裁推许外，在馆中亦不乏一二知音。从方苞编《周官》之人自勿论，时有纂修王文清为湖湘大儒，离馆后主岳麓书院，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春其受业弟子刊《王九溪先生手定读书法》石碑，今日尚存壁间。碑文载读经六法曰：

一、正义，二、通义，三、余义，四、疑义，五、异义，六、辨义。

细勘其文，可知此读经六法即《义疏》体例之变体，而与方苞最初所定六条更为相近。王氏以之教士，殆颇以此六条为然，虽然王氏所定为读书之法，《义疏》体例本编书之法，两者功用不同，但三礼馆编修经历影响王氏学术匪浅，进而润泽岳麓诸生，观此可见。

2.馆臣与朝廷意旨的传播

雍正十三年（1735），王文清将近知天命之年，因湖南巡抚钟保、学政吴大受交章举荐应博学鸿词科，召试赴京，后虽报罢，但得以跻身三礼馆纂修行列，游走京中老师宿儒间，兼收并蓄，不忘所长，故离馆后得以报效乡梓，引领风尚。回乡以后，王氏除因故一至京师、一聘广西外，足不出湘，两主岳麓书院，先后十年左右，培植湘学根基，正当其时。其任山长，筹措经费、添修宿舍等事宜，无不究心，而训迪生徒，更是当行。后人谓王氏教学不徒以艺文相尚，黜华崇朴，循礼守约，每升堂讲学，凡四书六艺，悉博采群儒绪言，衷诸至当，下及诸子百家诗古文辞，亦喜时与商榷，俱卓然示以指归。在书院中，王文清衡才一以公诚，无徇无枉，人人悦服，闻风者咸愿出其门。其有功学术、嘉惠来哲，于斯可见。陈宏谋雅重王文清之学，后巡抚湖南，于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仲春为题“经学之乡”碑，立于王氏故里宁乡县城东三十里铜瓦桥侧。后世湘中学士，对王氏亦推重有加。盖近代湘学大盛，而追溯渊源，乾嘉之初仅有王氏一人曾在学坛崭露头角，时人意见层累，而王氏声名日益增隆，至与王夫之有“湘中二王”之目。

湖南风气与别处不同，钱基博有言：“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亦抑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由王文清将《义疏》体例化为读经之法，将三礼馆学风带到岳麓山下，则知湘中学术虽与外界悬隔，而未尝完全遗世独立。而湖南玉潭（玉山）书院、云山书院都遵从王氏读书法，愈可见王文清对湘学影响之深，与三礼馆泽被之广。惟这种因缘，潜移默化，人多不知此读书法实与三礼馆有关。

平心而论，众多三礼馆臣在书馆从事纂修，不过是其政学生涯的片段之一。如王文清般效力多年并深以为荣者诚或有之，而像他那样起自偏远、荣归乡里者却较少见。故三礼馆纂修官能主持一方风教者着实不多。但具体而微者并不乏人。三礼馆普通馆臣皆文士，离馆后往往任教书院，如吴廷华归主杭州崇文书院，以经学课士，有人以为他在三礼馆十年，“皓首穷经，矻矻不倦，先生之遇亦蹇失。然著书满家，归老湖山，啸歌自得，视董、申诸公未为不幸。区区青紫及当世名，又何足为先生轻重哉！”言下颇以吴氏后来生涯为不得意。其实，能在书院得一讲席，既能糊口，又能安心学问，自仕途而外，要不失为营生善法。其成就、效验虽或有等差，而能转移一时一地风气则皆可断言。出科联遭罢斥归泉州，“环堵萧然，郡太守聘主梅石书院，掌教立课程，慎甲乙，多士欣服”。又如王康佐在江苏如皋雉水书院，“初至，诸生视若无奇，久之，乃觉渊微灏博，莫能涯量”；后至山西晋阳书院，“课诸生，先德行而后文艺，三晋之士佥谓‘明道再来’。及归里，诸生追送百里外，有泣下者”，其平常讲论经义，婚丧祭祀一准《家礼》。昔日馆臣身份势必会为其书馆生涯增重，反过来离馆馆臣任教书院也无形中会将朝廷修礼、重经学之讯息向民间层层渲染。王颂蔚有言：“夫人才之衰盛，虽视朝廷之教化，而不若缙绅先生其鼓舞尤切。”《三礼义疏》已通过官僚系统向普通知识界层层渗透，而馆臣个体流散以后，言传身教，对当时学术风气影响不可小觑，对于张大朝廷纂修三礼一事的社会意义，尤为重要。

三礼馆开馆时间长达十余年，在此期间，馆臣也与周遭学界紧密交流，其影响不待离馆之后便已开始发酵。馆臣程恂在三礼馆中尚非第一流人物，而在家乡徽州则颇有尊望。江永为清学大师，在今日人尽皆知，而当时确乎为乡间一老儒。江氏生平唯一一次远游京师，在乾隆五、六年间，即因同郡程恂适丁忧回乡，此时乃复职，故江氏得以随之北上，馆于其宅。程氏不但为其提供书籍资料，还助其编次《礼记训义择言》，更作介请三礼馆等处名流与之谈道论学，如同馆杭世骏即曾为慎修《律吕新义》作序。江氏《翼梅又序》则曰：

是书脱稿已久，无从质正。庚申岁，程傈也太史强拉余入都，性颇畏风尘劳攘，足迹不出户。勿庵先生文孙循斋先生时官光禄，永亦未破例通一刺。是岁除夕，傈也与光禄会于待漏处，道及永之私淑勿庵，不惟日夕钻研其书，且别有会心、堪为羽翼者凡数卷。光禄甚喜，辛酉元旦后三日辄枉顾⋯⋯

程恂对江永可谓尽心尽力。就此而言，江永能到京师开眼界，实拜三礼馆所赐。江氏称程恂“强”拉之入都，足见非程恂不能促成江永之北游，此举对江氏学术发展不无影响。江氏生平有两次扬名京师学界，一即此次，微程恂，恐不得办，其二则在十数年后其徒戴震之至京城时也。抑戴震于程氏为小同乡，而程恂亦尝为其四处延誉。人云戴震“年甫二十，同县程中允恂一见，大爱重之，曰：‘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后戴震作《考工记图》，纪昀序云：

戴君语予曰：“昔丁卯、戊辰间，先师程中允出是书以示齐学士次风先生，学士一见而叹曰‘诚奇书也’；今再遇子奇之，是书可不憾矣。”

据此，程恂曾向齐召南推介戴震，而戴氏尝尊程恂为师。此外，程恂居家，还曾为里中汪基所纂《三礼约编》作序，以为是呼应朝廷编纂《三礼》之书，特为揄扬。

徽学深造于礼，自具脉络，然由上观之，其中当有程恂弘道之功。汪中尝云：“迨乾隆初纪，老师略尽，而处士江慎修崛起于婺源，休宁戴东原继之，经籍之道复明”，“天子修四库之书⋯⋯是时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向于学矣，盖自二人始也”。江、戴学风，视三礼馆已有别。孰谓二人之崛起，三礼馆臣竟有力焉！

近世学人鲜言闽学。而在三礼馆当时，李光地余威犹在，馆臣中李氏后学尤多，泽被福建人士甚众。如官献瑶以经筵讲《周官》声著于时，离馆历任广西、陕甘学政，乞归后“抚爱诸子弟，修大小宗祠，增祭田祭器，考礼经，遵国制，以定仪式，立乡规以教宗人，置义租以恤亲族之孤茕穷乏者”。官氏老来温经，于礼尤密。闽学不绝如缕，陈寿祺父子相继崛起，虽导源于浙，而乡土熏陶，由来尚矣。

学术史以学问流衍为主，而人事变迁亦不可废。惟是儒生位卑，无人撰作起居注，故其行实往往不彰。尤其风会已过，阒焉无闻。开馆时风生水起如方苞，萧索出京，独居乡里，只好淡出学界。而学脉延续，有非单执学理一隅所能求得者。如方氏之侄方观承曾与秦蕙田等人共同考订五礼变迁，方观承尝云：

昔在京师时，伯父望溪先生奉诏纂修《三礼》，余数从讲问。⋯⋯吾友味经先生以博达之材，粹于《礼经》，官秩宗⋯⋯向与伯父论礼，因属余参订。爰考历代之沿革、诸儒之异同，有所见辄附于其间。

秦氏则自谓：

乙丑简佐秩宗，奉命校阅礼书。时方纂修《会典》，天子以圣人之德，制作礼乐，百度聿新。蕙田职业攸司，源流沿革不敢不益深考究。

由此可知，秦氏招徕诸人著成《五礼通考》，确有呼应朝廷隆礼之意。故今《通考》一书，学风混杂，就中颇可窥见方苞学问之身影。乾嘉已还，《三礼义疏》声势渐微，而《五礼通考》如日中天。识者当知晓二者因缘，对乾隆初年之学界人脉关系网络，理应再三致意。

当然，三礼馆臣在朝廷导向与士民风气之间，并非仅是单向度正面传布。惠士奇在三礼馆不太得意，对官方书馆恐没有好感。此番经历对其子惠栋恐不无刺激作用，牟润孙言惠氏反理学，不为无因。此外，三礼馆臣与其他学人互动中，还有一有趣实例，恰好凸显士风多元发展情况，在此略加表出。

李绂热心《义疏》纂修，任副总裁后曾向翰苑后辈广泛征求意见，其中一人乃是袁枚。对尊长垂询，袁氏覆书侃侃而谈，洋洋两千言，略云：

先生以大儒总裁《三礼》，命诸翰林条对所见。枚年少不学，何所妄言？但自幼读礼而疑，稍长泛览百家而疑乃益深。⋯⋯当今尧舜在上，礼乐明备。愿先生纂修之际，存疑多，存信少，方可以质圣人、垂后世而不惑。枚故以先儒之疑三礼者陈之于前，而以枚之疑三礼者附之于后。其中或有与先儒暗合而枚目所未见者，亦不免为无意之雷同。

袁枚之疑三礼，无虑百余条，而选择十之一二作答，质诸李绂，恐令后者哭笑不得。李绂本欲为书馆储才，袁枚此信直是固拒。盖袁枚治学主“六经皆文”之说，“于经学少信多疑”，论道经学、理学，均与旁人截然两途。故李绂虽欣赏袁枚，却未尝援引他入馆，何况另一总裁甘汝来并不喜其人。袁枚本身亦志不在纂修，非但如此，更早乞归养，隐居著述，自得其乐。

结合前述馆臣“自我压抑”情形，不妨推断“当今尧舜在上，礼乐明备”，在袁枚自身或可“存疑多，存信少”，若三礼馆臣，又如何使得？其实，袁枚对官修经解也不得不有所推重，如其早年应博学鸿词时，于第二场所作经解有言：

当今圣天子重道崇儒，昌明经学，本一十六字之传，垂亿万斯年之统。且以善继善述之心，颁发钦定《四经》于中外，微言大义，炳炳琅琅，一以程、朱、蔡传为宗，而参之集说，折之以定论，固己纯粹至精，而何俟微臣之臆说乎？今但谨述其管窥之得云尔。

仅看表面，则袁枚响应庙堂，可谓与众人皆醉。足见在当时语境之中，官方学术凭借帝王威权，确实一道同风。不过，尽管在朝廷教化公共领域似乎得以实现大一统，而在其他领域则未能所向披靡。袁枚善于虚与委蛇，应物葆真，尽管离经叛道，自能别树一帜，对功令敬而远之，作诗文不亦乐乎，于时会所趋、气运所关、功令所束与习俗所囿，皆能顺化无累。就此而言，无论与三礼馆臣还是馆外经生儒士相比，袁枚皆算是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