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版本校勘：经典文字分析

从来皇朝御定经籍，不外着意于“经数”、“经本”、“经说”三者。清廷于“经数”略无更张，初意本在网罗历代异说而定于一尊，故特重经说，仅对经书版本文字之关乎经义处，略加申释，御纂《四经》即如此。修撰《三礼义疏》，其意也在统一“经说”，然而刊诸梨枣，颁发学宫，以为矜式，则不能同“经本”无与。乾隆时期，版本之学逐渐发皇，朝堂之上稍知校雠，先刊注疏于武英殿，又刻石经以贮辟雍，两者与《四经》、《三礼》相媲美，皆为清代官方经学事业中的绝大举措。第案查其实，可知非但三礼馆自身对经籍版本文字重视不够，而且上述诸般举措彼此未洽不谐之处，更仆难数，足见清廷对经籍“定本”之事，并无统一规划。

明代三礼久无善本。《周礼》“冬官不亡”说兴，著述家每割裂五官之文编入《冬官》，而弃《考工记》；又有删去序官，但采本职者。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流传颇广，故本经转晦，群儒引经记顺序多自为案断。《礼记》杂取传记，篇次结构本无义理可言，又以功令攸关，坊间虽多节选之作，但全经尚如旧观，惟《学》、《庸》二篇从朱子《章句》所定为别；后王阳明倡《古本大学》以教人，而士人渐复研读注疏。

三礼馆所用经本亦依照“旧本”、“古本”，不用宋人割裂之文。《凡例》于此特加说明：

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萃三礼而类别之，又附益以他书，故经传之文间见错出。兹则三礼分编，各为一书，五官之文悉从其旧，概无移动。

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为主，而取《周官》、《礼记》及他经传记之言礼者，以类相从。其门人黄氏榦、杨氏复亦遵其例，续成丧、祭二礼。兹属三礼分治，故于《仪礼》经记之外，概无附益。

《礼记义疏》亦斥俗本，而自诩“仍曲台之旧，以尊全经，以存古本”。宋元而下，此一经传习者众，人各以意增损，窜乱亦夥，《礼记义疏》篇中予以回改，复其旧观，很有意义。如《哀公问》“孔子遂言曰”至“礼其政之本与”56字，朱子谓当在上“其政之本与”之下，《义疏》不从其说。《表记》“信近情”一语，石梁王氏及陈澔辈皆改作“情近信”，《义疏》特纠驳之，用心诚善。盖明末清初以来，向往古学之风已开，遵用古本之举，与馆臣恢复《周官》和《考工记》旧称、不用“经传通解”编纂方式，均受此一思潮影响。

可惜当时版本之学水准尚低，馆臣于历朝版刻演变则未能深入了解，三礼馆所谓古本，仅指馆臣经学理念中的“古本”，不过相较于通行俗本而言遂泛称“古”，而从文献学意义上观之，则颇有模糊混沌之嫌。《礼记义疏》有案语谓：

《戴记》如《曲礼》、《少仪》、《杂记》诸篇，多系掇拾，不甚条贯，又有后来烂脱者。元熊氏朋来、吴氏澄，各有考定本，不妨互观，犹《大学》有古本、二程子本、朱子本、石经本也。

“不妨互观”者，实不过莫衷一是而已。《礼记义疏》通篇未用唐石经，此所谓“石经本”，乃明代中后期之伪石经《大学》，清初学者已觇破其实，而馆臣犹执以为说，其版本学素养于斯可见。

杭世骏记三礼馆中校勘情形，云：

余尝与修三礼，同时安溪李少宗伯清植、宜兴吴检讨绂、休宁程中允恂皆淹通经术之儒，校其误字、衍字、脱字，或改、或删、或补，一篇之中，丹黄抹摋无虑百十处，不能尽数。

就此而言，诸人用功甚勤，态度堪称严肃端正。《三礼义疏》稿本中，屡有批语告诫之语，如“引古不应以义为增损”、“校阅说家原文，多属窜易，应改正为是”、“应氏说节录之可耳，不应改窜”等，显示馆臣确曾对经文乃至经说文字有所留心。但“或改、或删、或补”，是否均有版本依据，是否严谨，则不能无疑。《义疏》经文异于他本而未加说明者，颇不乏其例。《缁衣》“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义疏》“甚”下有“焉”字。案《孟子·滕文公上》此句有“焉”字，郭店简《缁衣》作“上好此勿也，下必有甚安者”，“安”即“焉”字。然传世《礼记》注疏本皆无此字，唯元明人注本多有之。是知纂修官当时或据一俗本转录经文而未遑查证。《仪礼·特牲》经文，《义疏》有“主人出，立于户外西面”句。注疏本“面”皆作“南”，《仪礼识误》始以义定为“面”字，《集释》、《集说》从之。则纂修官即据张、李、敖氏之说而径改经文，不加说明。经文如此，则注疏为《义疏》所引录者，更可想而知。“引古不应以义为增损”云云，未能成为三礼馆纂修通例，至为可惜。如谓三礼馆臣于版本校勘一道，尚属懵懂，与后来乾嘉经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当非苛评。

三礼馆臣对经书版本并无确切认知，别择颇为随意，实际纂修过程中任取一本，采为经文，间有据他书移录者，更有臆改者，故就性质言，《义疏》经文与古来各本均不类，实形成一混合文本，在版本上并无任何价值可言。尤有进者，《三礼义疏》文字与清廷所刊其他经籍存在矛盾冲突。将《礼记义疏》与武英殿本《礼记注疏》经文粗加比勘，便已发现数十处不同。

表4.1 《礼记义疏》、武英殿本《礼记注疏》经文异文举例

续表

其中《檀弓》“而曰女何无罪与”一句，《日讲礼记解义》又转同殿本，与《义疏》异，是则同一书馆所纂之书，其经本固未尝统一，可能因为馆中分派不同人员纂辑《义疏》与《解义》，未暇顾及两者协调问题。

非但经文如此，《义疏》所引注、疏亦然。《仪礼·觐礼》载同姓、异姓诸侯称谓一条，《义疏》采郑玄、吕大临二说入正义，而以贾疏为通论，全文不满一叶而更动颇多。下将其经、注、疏抽出，与殿本《仪礼注疏》文字制表比勘，贾疏过长，与《义疏》无关者则略去。

表4.2 《仪礼义疏》改动经注疏文字例(www.xing528.com)

《义疏》经文脱“小邦”二字，此处各本无异文，皆与殿本相同，岂是三礼馆纂修、誊录涉上文而省略？又《义疏》采吕大临说入正义，而吕氏《礼记解》引《觐礼》此文正省“小邦”，卫湜《礼记集说》亦采其文，岂馆臣据以删减？无论如何，此举不妥。注疏各本此处郑注可能有误，《义疏》从敖继公《仪礼集说》转录，但是敖书未必有版本依据，馆臣仅以其文字似较通顺而用之，有伤谨饬。疏文问题最大，除却省略文字及改“礼”为“官”以求全书统一者外，《义疏》所引贾疏末句作：“《下曲礼》东西二伯同姓称伯父，异姓称伯舅；州牧同姓称叔父，异姓称叔舅。与此异。”而注疏各本皆同于殿本。案此处《曲礼》原文曰：“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天子同姓，谓之伯父；异姓，谓之伯舅。⋯⋯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天子同姓，谓之叔父；异姓，谓之叔舅。”贾疏櫽括原文而失其旨。殿本考证有吴绂案：

异姓焉得有称伯父之理，显与《曲礼》原文不合。但此贾氏失解，非写刻之讹，未便遽改也。

《曲礼》孔疏谓：“异族无父称，故呼为伯舅，亦亲之故也。”吴绂所言是，并且未改原文，用意颇为慎重。但《义疏》此卷为王士让、诸锦等人所修，盖据《曲礼》文意妄加改动，实则非但违反《义疏》凡例，更贻误后人不浅。焦以恕《仪礼汇说》采诸儒说，多从《义疏》转引，沿误不改。《五礼通考》亦频引《义疏》，唯其时已注重版本校勘，故能发其秘，《聘礼》收在此书卷222，为钱大昕所编，其中有“蕙田案”云：

引《下曲礼》东西二伯不问同姓、异姓皆称伯父，与《曲礼》之文显相违反，传记亦绝无称异姓伯父之事，其谬甚矣。《义疏》引贾氏疏则云：“《下曲礼》东西二伯同姓称伯父，异姓称伯舅；州牧同姓称叔父，异姓称叔舅。与此异。”但遍检南北雍本、闽本、汲古阁本及内府新刊本皆不然，未识何所据也？

案语以《义疏》为钦定之书，不敢直斥，实则三礼馆不重校勘，钱、秦诸人又焉能不知。

武英殿重刊十三经与三礼馆修《义疏》约略同时。《实录》载乾隆三年（1738）九月初三壬子：

大学士等议覆：国子监奏称“太学所贮十三经注疏、廿一史板片模糊，难以修补，请重加校刻，以垂久远”，应如所请，令国子监购觅原本各一部，分派编、检等官校阅，交武英殿缮写刊刻，即将板片交国子监存贮，以备刷印。⋯⋯得旨：“板片不必国子监查办，著交与庄亲王于武英殿御书处等处查办。”

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清廷皆有修补经史板片事，但当时不过对明北监板修饰补苴，未能校订经本，重新制作。至此几六十年，板片漫漶残缺更为严重，故需另行校刻。乾隆四年二月十九日，方苞遂上奏校刊经史程式（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1146-009），今其文收入《方苞集》，略谓：

伏祈皇上饬内府并内阁藏书处，遍查旧板经史；兼谕在京诸王大臣及有列于朝者，如有家藏旧本，即速进呈，以便颁发校勘；并饬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五省督抚购求明初及泰昌以前监板经史，各送一二部到馆，彼此互证，庶几可补其缺遗，正其错误。⋯⋯我皇上博极群书，倡明经学，臣等当详悉校勘，一一开列，进呈御览，酌定改正，昭示来兹。庶几此书刊布，度越宋明，以副我皇上嘉惠后学至意。

是知方苞颇欲借此契机，重订经本，以符弘历“倡明经学”之意。苞言校勘经史之必要，以为“校勘经史与见修之书不同⋯⋯必更番校对，一字无讹，始可写样，必样本对清，始可登板。若限期催促，一部未成，又发一部，必多错误”，用心极善，其刊削讹谬、推出定本之愿望，亦极强烈。逮乾隆十二年（1747）武英殿刊版成，弘历遂以此自诩，文曰：

我朝列祖相承，右文稽古，皇祖圣祖仁皇帝研精至道，尊崇圣学，五经具有成书，颁布海内。朕披览十三经注疏，念其岁月经久，梨枣日就漫漶，爰敕词臣重加校正，其于经文悮字以及传注笺疏之未协者，参互以求其是，各为考证，附于卷后，不紊旧观，刊成善本，匪徒备金匮石室之藏而已。

其贬低宋明以来流传之本“或意晦于一言之舛，或理乖于一字之谬，校雠疏略，疑误滋多，承学之士无所取正”，语涉夸大，殿本亦何能尽去其非。但当日择儒生校订注疏，显示满人皇帝略知“经本”之重要所在，已属难得。况且殿本校勘不无所获，惟在清世流传不广，鲜有人论其得失，今亦不详述。

前章考知三礼馆臣多有兼任校刊经史之职者，如周学健、吴绂、朱佩莲、蒋麟昌、赵青藜等辈，皆曾负责武英殿三礼注疏。其任职先后不能全部确定，但两馆之间讯息互通，似不甚通畅，校勘所得，往往未能共享，遂亦各有所失。殿本刊行之日，《义疏》稿本垂成却并未刻印，当时副总裁汪由敦校订文辞，改勘讹谬，然于《义疏》与殿本经本异同则未能措意。

乾隆朝晚期刊刻石经，世人有谓“其时校勘诸臣据钦定、御纂本及内府所藏宋元旧刻以订监本之讹”者，一似清廷用自刊、自藏诸本来校正别本，其实不然。清朝石经源于乾隆四年（1739）进呈之江南布衣蒋衡所书十三经写本，乾隆三十七年（1772）九月，安徽学政朱筠奏请以清汉二体摹勒十三经上石，弘历“缓缓细酌”，未置可否。乾隆五十六年（1791）重刊石鼓既成，又命续编《石渠宝笈》，十一月廿一日，乃创意镌刻石经，至五十九年（1794）九月许竣工，成十三经经文都189石，外御制碑文等附之，世称乾隆石经。惟是蒋衡为方苞友人王源侄婿，其写呈十三经事，方苞不容不知，而主持三礼馆时并未援以为助。盖蒋氏之钞写十三经本以讲求书法为主，并未精选善本，朝廷亦重其艺术属性，后来仓促刊刻，校雠经文功能已退居其次。故此本虽经励宗万、彭元瑞、和珅等先后校订，而实鲜有可取。石经馆遵时王之制，表面以钦定之书为准，如石经《周易》用《御纂周易折中》经二卷、传十卷之体，《诗》、《书》二序皆从《钦定传说汇纂》置于经末，是其荦荦大者。但细察其实，知其所定字，颇有与殿本、《义疏》不同之处。阮元直斥其非，如谓“《义疏》、殿本皆脱去”等等。彭氏进呈《石经考文提要》则讳言之。所谓“御纂《四经》及钦定《三礼》、武英殿官刻十三经，勘雠精核”，石经与之“多相吻合”，适足自欺而已。傅增湘曰：

当国家全盛之时，修千秋不朽之业，典其事者又当时鸿生巨儒，宜可以扫群经之榛莽，悬日月而不刊，乃事杂言庞，机缄反复，匪特不能竟勘正之功，几欲毁弃其书，使不留贻天壤，事之骇怪，无逾于此。

此言可谓一针见血。

经籍版本与文字校勘为经学之基。惟元明以降，对此不无轻忽。文字非细事，而经书版本文字更关系政治宣传与教育事业甚巨。清廷于基业企稳之后，留意于此，确属难能可贵。由官方出面进行典籍校订，利于荟萃众本，择善而从，苟能倾力为之，未始非经生之幸。然而汉唐盛时咸有正定经书文字之举，但洎后异文、别本仍传衍不绝，未可以人力强求。前车可鉴，清人又何能骤胜昔贤？况且综上所述，《三礼义疏》与殿本、石经同为清廷所纂，皇帝“钦定”，而文字往往互异，最为失策。此种情况，固然肇因于当时学界整体版本校勘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更是官方偏重经说大义而未能深入经本腠理之经学理念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