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史论：官修书籍的君臣理念

《三礼义疏》为解经之书，又不纯为解经之书，当能体现弘历部分施政理念。清廷总体上并非以礼为治，对纂修《义疏》殆以文事视之，弘历对书馆事业倾心而不倾力，求其效而不求其质，如此，则三礼馆能否全面深入贯彻帝王意志，尚存疑问。倘若误认三礼馆能够暴露弘历施政思想全体，毋乃等于盲人摸象。但借由文籍纂修窥探清代意识形态的运作与效用，未始不为一捷径。

1.《义疏》与清廷意识形态之背离

清人对中华典籍有一接受过程。其在关外时，多以军事、政治实用书籍为先，服务现实，并借此了解中原文化。皇太极“乐观古来典籍⋯⋯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在天聪三年（1629）四月初一日丙戌即命儒臣“翻译汉字书籍”。②但其理解圣贤精蕴，亲近经学典籍，则需靠汉官引导。天聪六年（1632）九月，王文奎进言：“汗尝喜阅《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其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显明者详诸史籍。”③七年（1633）七月初一，宁完我也上奏：“臣观《金史》乃我国始末，汗亦不可不知，但欲全全译写，十载难成，且非紧要有益之书。如要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如要益聪明智识，选练战攻的机权，则有《三略》、《六韬》、《孙》、《吴》、《素书》等书；如要知古来兴废的事迹，则有《通鉴》一书。此等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④此后满洲帝王借力汉臣，渐渐通晓经籍大义，遂将四书五经当作辖制臣民的利器。而且清世自康熙朝以降，皇帝已然兼并师道，君权成为政治与文化运作之唯一核心，治教合一再现于世，结果以士人话语权丧于帝王之手告终。⑤故清帝尤好以王者之尊编纂经籍，以求垄断知识与文化。

经学本出王官。汉皇称制临决，唐君御注《孝经》，而像清人这般御纂、钦定遍及群经者，实空前绝后，似乎真能实现“作之君、作之师”的往古理想。清廷引以为豪，不惮在评价满文四书五经时大放厥词：

我国家肇兴东土，创作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复御定《清文鉴》，联字成语，括一切义，精微巧妙，实小学家所未有。故六书之形声、训诂，皆可比类以通之。而列圣以来，表章经学，天下从风，莫不研究微言，讲求古义，尤非前代之所及。⋯⋯盖先儒之诂经，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鲜通；此编之诂经，则疏通其意，故明白而无误。不立笺传之名，不用注疏之体，而唇吻轻重之间，自然契删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学者守是一编，或因经义以通国书，而同文之圣化被于四方；或因国书以通经义，而明道之遗编彰于万世。其有裨于文教，均为至大。虽尧帝之文章，尼山之删定，又何以加于兹哉！⑥

四库馆臣评论于音韵训诂之学大兴之后，兼以所论为满文经书，故牵扯小学为言，以为清代官修经籍兼通文义，甚至不让与尧与孔子，果真是身兼道治两端。

此番自吹自擂可谓自欺欺人。如果说早期清代帝王尚有以经典当临政规范的话，那么降及雍乾，统治技术熟练，帝王意识膨胀，早就今非昔比。福临曾注《孝经》，然而清代推行孝治，实有待宣讲《圣谕》、建设宗法等手段，⑦而经籍注释不过是门面。弘历尽管饱受儒家思想熏陶，但并未得其精华，仅从统治者身份出发，加以片面理解，视之为模板与工具。弘历崇经，毋宁说是为了润色鸿业，不编“儒藏”而编《四库全书》，⑧是变尊经为文治的显例。

虽然，清帝仍要将此一门面装潢得美轮美奂，用宣王化，以制百姓。弘历《御制〈三礼义疏〉序》以“三礼之传远矣”，而当日犹需重加纂辑者，以其有本、有文，既为圣人之经传，天不变道亦不变，“本于天，殽于地，达之人伦日用，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斯须不可去者”；修其教，循其道，变通合宜，不泥其迹，则三代可存于今，折衷众说，芟烦辨惑，约文申义，敷畅经旨，而成一王之言，欲定万世之制。⑨同时续修康熙《日讲礼记解义》，亦求“参校异同，归于一是，并命翻译授梓，以备五经之全”，更思天下臣民“因言以求其义，因义以达其用”。⑩所谓“礼之实”与“经之大用”，上及邦国，下逮万民，结穴于政教。且来看《三礼义疏》内里究竟如何。

《周官义疏》总论天官冢宰之职曰：

案冢宰贰王统百官、均四海，而诸官所掌不越居处、服御、财赋、丝桌之事，此圣人之议道自已者也。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或有所制而不敢纵，或有所求而未必逞，若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何求而不应，何惮而不为哉？以是大欲而势足以恢其邪心，于以治天下国家，焉不知其可也！周公知百官之得其统，四海之得其均，其要在王身，是故先以宫室安其身焉，次以饮食理其体焉，继以赋式节其用焉，终以内宫佐其德焉。析其事，则至纤至悉，若无关于政治之要，而观其用意，本末兼修，内外交饬，以正君身，其至醇至备者乎！一之以大宰之权，分之以小宰、内宰之任，一起居，一饮食，一货用，一择采，进御多寡、丰约、用舍、去取，大臣皆得与闻之，而天子不得以自私，女子、小人不得以蛊惑，而司是职者必名德之选，是以上智之君安焉而益圣，中材之主守焉而寡过。盖正心诚意之实功，而治天下国家之本统也。

《周礼》全经设六官而不言王，王之身影隐匿不彰，而究其实，各官皆王所立，受王驾驭，六官佐王而举事，三百六十职均为王服务；官员任免、邦国立法、听朝视事、主祭、统军等大权均归于王，其地位至高。至于具体行政，王却并不任事，各种职事由六官特别是冢宰代行。大宰主掌天官，更节制其他五官，故称冢宰，在《周礼》中亦占据重要位置。如何看待王与冢宰二者关系，成为不同政见之间的分野。

清代已无宰相，故实际行政不必虑及分权；但帝王内心仍恐传统君相观念“作祟”，故其意识形态对此严加判别。颙琰宣称“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以康熙以降史事主流相覆案，可知大体属实。玄烨郑重提出“独断乾纲”思想而又产生莫大影响，胤禛、弘历皆承其余绪。祖孙三代率皆英主，举凡天下大小事务，几无不运筹于帝王案头；帝王欲强化君权，故对相权，恒压之无已。宰相虽废，但在社会心理与日常词汇中，历明清两代而不衰，清帝对此颇为忌讳。终乾隆朝，弘历指责“宰相”之辞不堪枚举。当其初立，于顾命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多所优柔；后乃渐张君权，如乾隆三年（1738）六月二十日辛丑声言：

朕为天下主。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而采而用之仍在于朕。

乾隆十三年（1748）八月廿九日辛亥言：

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福作威，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

为贯彻此“家法”，弘历颇注意辖制两党，尤其在鄂尔泰去世后，大力打击鄂党，以使臣下不得分权。乾隆十一年（1746）九月日降旨申斥：

广西巡抚鄂昌，乃大学士鄂尔泰之亲侄，竟于请祀名宦疏内，称为“甫、申、周、召，稷、契、夔、龙，服教畏威，行所无事”等语。在大学士鄂尔泰，为宣力之大臣，朕加恩令入祀京师之贤良祠，并伊久任之云南亦已展祀，酬庸之典已备，可以传之不朽矣。至于广西一省，有之不足加荣，无之亦不为缺。而论其实，则鄂尔泰当日本系云贵总督，后暂兼粤西者，不过一时弹压苗疆，岂必有殊勋惠绩，沦洽人心，足以媲美召棠、远轶郇雨也？

鄂尔泰平苗，为雍正朝解决一大患，鄂昌拟之以古贤相，自觉无甚不妥，甚至以为“有古贤臣所不克当，而非圣人不能者”。而弘历此时对攀附结党，揄扬赞颂已颇忌讳，尤其对臣下可能侵权更加防范，故多次训诫鄂昌，即命其安心作“宣力大臣”，而勿好高自大以召、郇二伯相推望，又恐“各督抚中，似此存心者不少”，训诫鄂昌，亦所以警示旁人。于张廷玉同样毫无宽假。弘历在潜邸时，尚沿俗称谓张氏为“相国”，再三再四。登极之初，不得不倚重旧臣，其时大臣如鄂、张等人亦皆能“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而乾隆十三年九月弘历云：

朕临御以来，以恩礼驭下，然即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亦未尝不时加戒饬，使不敢纵，正所以保全大臣。

时移势异，昔日之“相国”需凭帝王一念加以保全，所谓“恩礼”，不过驭下之术，使不敢稍纵耳。乾隆二十四年（1759）鄂党胡中藻一案，弘历降谕直言：“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主，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明皇”在上，下何能有权相、贤相？张党之人张照《白云亭诗卷》愤嫉鄂尔泰但有以“丞相”、“鄂伯”称之者，亦为弘历所不许。弘历之尊君抑相，影响清代政教极大。乾隆三十九年（1774）七月，御史陈朝础奏请修内阁、都察院《则例》，折中谓都察院旧称“副相”，本无心之笔，弘历即借题发挥，将“宰相”、“师相”、“副相”之称一并禁绝，阁、院亦终未确定《则例》。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十七日壬辰命纂《历代职官表》，将清朝官制比拟《周官》，特先论丞相一官，谕：

国初设官分职，不殊《周官》法制，及定鼎中原，参稽前代，不繁不简，最为详备。⋯⋯明洪武因胡惟庸之故，改丞相为大学士。其实官名虽异，职守无殊，惟在人主太阿不移，简用得人，则虽名丞相，不过承命奉行，即改称大学士，而所任非人，窃弄威福，严嵩之流，仍名大学士者乎？盖有是君，方有是臣，惟“后克艰厥后”，庶“臣克艰厥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系乎宰相，其言实似是而非也。

今《历代职官表》乃应声附和，曰：

钧衡近地，职参密勿，其事权之属与不属，原不系乎宰相之名，而惟视乎人主之威柄，以为操纵。伏读《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有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大哉王言，垂训深切！盖惟万几亲理，则虽丞相亦克效寅恭；若魁柄下移，则即大学士亦可潜操威福。历朝置相，互有重轻，其得失咸准诸此。我国家宫府肃清，乾纲独揽，敻轶万世，班朝莅政，无不钦承宸断；凡备员纶阁者，惟知恪奉官常，董正鸿规，永昭典则。

此外，道及历代宰相，所用多非善言，如“佥壬在位”、“窃政蠹国”、“倒持太阿”等类，全系负面评价。

今将上引《义疏》所言与清帝观点比观，发现二者迥乎不同。据《义疏》，统百官、均四海之要在王一身，凡冢宰诸官所为，不过“贰王”而已，自无疑义。但三礼馆臣进而发掘经义，声称王治天下既须冢宰辅贰，饮食起居等“至纤至悉”之事亦由冢宰“司”之，究其原因，固因圣人能够议道自已，更以君主材分上下、冢宰则遴选名德有以致之。故《周礼》设冢宰之深意，以此为“至醇至备”，所谓“大臣皆得与闻之，而天子不得以自私”，专门针对宫闱燕私之事“以正君身”者，其要在此。宋儒朱子深得经义，于此点特加关注。三礼馆臣载朱子之说为纲领，所下案语以为君主不必皆圣王而冢宰多可为贤相，尽管是从经文本身生发出来，但其强调节制君主，辅佐德性，用意极明。其间措辞多理学气味，结语归诸三纲八目，无外乎内圣外王之旨，而防备帝王“邪心”，亦孟子“格君心之非”之意。

《义疏》常言君主德性有所不足，以上并非孤例，其他未遑备举。三礼馆臣以为，帝王处至尊之位，却难保其人皆为上圣至仁，故以爵禄、废置、生杀、予夺八柄操于一人，容有失行之虞，“非上圣至仁，岂能一一各应其则？及其变也，则有不宜贵而贵，不宜富而富，不宜废而废，不宜置而置，不宜予而予，不宜夺而夺者矣。又其甚也，且有不宜生而生，不宜杀而杀者矣”；必待冢宰善加辅相，始能蒇事：

自非公正无私、能好能恶之相臣，随事随时竭诚尽虑，以告其君，鲜不牵于私意、蔽于佥壬而冥行倒置者。汉唐以下非无励精求治、欲谨其操柄之贤君，而不能比隆于三代，以诏之者无伊、傅、周、召之相臣耳。

或有私或有蔽，甚至会冥行倒置，所谓“君”，如是而已；宰相必公正无私能好能恶、随事随时竭诚尽虑，全系美辞，通篇无一恶语加诸其上。“君”、“相”之间，用语差别如许之大！馆臣偏重已然可见。馆臣又将后世政治所以不及三代之因，归于无贤相一点，并称其为“振古治道升降之分界”，对“伊、傅、周、召”尊崇备至，远过君主。

馆臣生当康乾之世，《义疏》撰于帝王之家，何以有此出格搏位之言？纵观三礼馆全部馆臣行历，并未见有独具特识，明目张胆敢与朝廷意旨抗礼之辈；况且《周礼》中可供发挥相权处尚多，而馆臣并未一一牵扯，证成己说，则上述言论应属馆臣内心情愫偶然流露，绝非刻意抑君扬臣可知。

从《义疏》成品来看，清帝本欲借此因道设教，宣扬王化，但馆臣衍论《周官》“冢宰”一职之语，与乾隆朝政治文化氛围终究不甚协调，从纂修《义疏》立意与全书风格观察，亦觉不甚妥帖。弘历对官修书籍高度重视，但终究无法字字句句看详。今细加披览，仍能从中寻觅出有与帝王意志不谐之处，一方面可以证明意识形态管控之难，另一方面也说明清廷文化断裂现象确实存在。帝王意志势不可挡，在朝堂之上道一风同，但风气之下，仍不能阻止暗流涌动。

2.士人意识与“自我压抑”

《义疏》与清廷意识形态背离，与三礼馆臣的思想风貌有关。

大体而言，在参与其事的众多馆臣看来，文籍纂修意义不容小觑。乾隆初元，新皇登基，股肱大臣集聚都城，各地经生儒士也陆续因应博学鸿词科、丙辰科会试来京，一时间群情振奋，万象更新。当此之际，复有三礼馆之设，则此事对知识界之影响可以想见。

据三礼馆臣自述及时人记录，渠辈修书，殚精竭虑，同道相呼应，货卖帝王家，既有兴奋，也觉劳神。王文清自作诗，称初入馆时与馆中老辈“忘年把臂吹藜火，五夜相将校丙丁”，师友商讨之乐，寓于书馆纷繁的案牍日课之中。友人查礼为吴廷华六十初度而题其《梅屋勘经图》，有谓：

君时在礼馆，研丹怀铅，晨夕不辍。方与高堂、后仓、戴、庆、桥、杨诸君阐扬微言，抉剔奥旨，以百年之勤，争千秋之业，其视偓佺、彭祖犹小年也。

勤以百年，业争千秋，或语染文人夸饰之情，但此情此景当有其实。任启运一生志愿在以所学报国，升为副总裁后，更孜孜以“成一代经教，立万世纲常”为己任，“因尽发中秘所储，平心参订，目营手写，漏常至二十刻犹不已”。如此不倦，大有鞠躬尽瘁而后已之气概，可惜势必伤身。李光墺还京擢国子监司业，参与纂修三礼，“翻阅疑难，考订同异，常至夜分不辍。越五月病卒，年六十有九。”事实上，三礼馆臣在纂修过程中过世者确有不少，除乾隆四年以前已有半数总裁官病殁以外，徐用锡、宋照、熊晖吉、蒋麟昌等人，不论老幼，亦皆逝于任上，尽管不无其他诱因，但既入彀中，拼命效力，应是重要因素。蒋麟昌“药炉茗碗间，涂乙杂三礼”，积微成损，积损成衰，虽年少，焉得不折寿？

馆臣因获在上者提携，故卖力纂修，赵青藜追随方苞，在馆“每以迂拙贻笑同侪，先生（引者案：指方苞）独鉴其朴诚，谓可进之于古，诱掖真恳，有逾常分。某（引者案：此赵氏自称）益用刻励”。唯此种情绪的蔓延，更与经生儒士对新帝登基的期许有关。王文清乾隆二年循例外补，由总裁奏留修《三礼》，王氏激动之余，吟诗一首：

微臣沐浴拜彤墀，槖笔趋跄俶此时。(www.xing528.com)

岁月愧从湖海暮，文章忝受帝王知。

手持纶綍归鸾掖，身共夔龙立凤池。

翘首五云天尺五，书生何以答恩私！

士人处江湖之远，一朝感沐皇恩，鲜有不如此者。同年，诸锦亦有长诗和友人，中云：

母昨附诗云，修礼事当毕，假如一弦废，弹声不成瑟。

岂不怜苦心，王事宜沥血。男儿垂令名，莫逐苍狗灭。

况当圣主兴，礼贤出岩窟。⋯⋯周环天地宇，诵法古先哲。

货色兴亡机，历历绍前烈。上为邦家光，下为黎庶活。

正因为圣主兴起在上，故而士子也要应声于下，诸锦虽然每因违养老幼而恍惚，但仍然坚持在馆甚久。有将三礼馆比作西京石渠阁、东京白虎观者：

盛朝郁郁订《官礼》，三百三千恣考核。我本长沙一腐儒，顾此蚕丛愁未剔。特达明庭辱荐剡，白虎观中分一席。

《周官》字字问前贤，况复奄中十七篇。⋯⋯自到石渠头白尽，光阴弹指又明年。

清廷纂修《三礼》，虽与汉唐同属官学，但氛围已与往昔不同。书生陆沉，一朝得幸，竟不知今夕何夕。乾隆初政崇尚宽大，馆臣生乎其中，自然无法窥见乾隆文治的底里。

帝王师的心态，一方面要为官方服务，一方面也能为道自尊。三礼馆臣积极响应弘历号召，投身书馆纂修，也暗留士人意识，保有本色，却终究不能不顾及帝王威权。两者纠结，人天交战，笔底无声，后之读史者需从字里行间悉心发掘。笔者曾经指出，三礼馆臣在辑录《永乐大典》礼学资料时，对其中内容进行过批评删削。此种情况，或因学术观点而来，或为编辑引录而发，而有些则涉及意识形态，由于馆中遵从官方意见，故而加以刊落。非但编纂过程中的稿件上留有若干遗痕，在几部《义疏》定本中也均可找到类似案例：

（1）《周官义疏》

《周官义疏》卷首载宋代陈傅良云：“《周官》之纲领三：养君德，正朝纲，均国势。”陈氏著有《周礼说》一书，分为《格君心》、《正朝纲》、《均国势》三部分，与“纲领说”相较，仅第一部分题目有差。一为养君德，一为格君心，二者用意殆无别，但一自正面，一从负面，立论趋向不同，用语轻重亦异。陈氏《周礼说》今不存，后来文献记其《周礼》学，多并载两说。《周官义疏》选其正面立论、语气和缓者置于卷首，并非无意之举。

陈埴《木钟集》有陈傅良佚说，可略见“格君心”之一般：

冢宰专一节制人主。若财计、若酒浆之类，虽各有司存，但有司不可与人主较可否。冢宰上行三公事，凡有司所不可较者，冢宰可谈笑而道之，乃是格君心之大者，不待事已出而有司纷争之。闻止斋说。

其中言冢宰节制人主，谈笑间即格君心之非，可谓是宋代士人意识高涨的具体表现，即朱子所以深韪之者。盖朱子平日讲学虽谓陈氏礼学“有杜撰错说处”，但对“格君心”、“正人主之身”之说却赞不绝口。淳熙十五年（1188）朱子上一著名《封事》，更声称“《冢宰》一篇，乃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处”，“辅导”兼包“养君德”、“格君心”两面，所言虽不似陈傅良之激烈，其用意实相通。《周官义疏》将朱子肯定陈氏“此说自是”之语收入卷首。而三礼馆《永乐大典》辑佚稿辗转抄录《木钟集》此文，是当日馆臣参考及此，但辑录稿上“节制”二字旁，有纂修官批语：

二字太重！

这一批语是馆臣纂修过程中曾斟酌文字、调整主旨的明证。陈傅良欲以冢宰节制君权，而帝王至尊，焉能受他人节制，况此人又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清代帝王时时加以训斥、提防之相臣！三礼馆臣执笔之际对君主此层心理不得不有所顾忌，乃谓二字语气太重，非人臣所宜言。今《义疏》遂对《木钟集》此条摒而不录。

（2）《仪礼义疏》

《仪礼·大射》辨尊卑之等最严，三礼馆臣对此处立论特加留意。此经诱射“卒射，北面揖”，与《乡射》卒射南面揖有别，后儒解各不同，郑注云：“不南面者，为不背卿。”敖继公云：“北面揖者，为下射与君同物，不可南面揖于楹间，嫌也。”案二说不同，郑玄云《大射》是为不背对堂上之卿，因此卿为天子所命，故特尊之；而敖继公则谓在场者尚有尊于卿者，即君是也，下射与君同物，若同南面揖于楹间，则嫌与君礼制等同，只得变南面揖为北面揖，远嫌而尊君也。二说皆具尊君色彩，郑说因尊君而尊卿，而敖说只尊君一人，独尊之意更加鲜明，《义疏》取敖说为正义，案语诘郑：“卿则何背不背之有？”

同篇“献获者”节郑注载天子祝侯之语有威不宁侯之句，《义疏》稿本原有案语：

此似先秦尊君抑臣之风，非盛周典语，然不可考矣！

以“尊君抑臣”为不典，盛周礼乐不应如此，可谓直抒士人胸臆。《大射》此篇最初由纂修官惠士奇属草，案语或出其手。惠氏因遭遇坎坷，对清代帝王暗自抵触，不无可能。但此条案语后遭涂抹，当是初纂之人或是校阅之纂修官、总裁恐其语涉干犯，遂改他辞。三礼馆中纂修稿件有固定程序，分头撰写，专人把关，互相切磋核查，如有馆臣掺杂私意，当能发现于未然，唯此处应非故意，而属偶然流露。由此可见同处一馆，而各人心性理念也多有参差，部分人员政治嗅觉较为灵敏，亦属自然。

（3）《礼记义疏》

《小戴记》内《文王世子》、《明堂位》二篇，有“周公践阼”、“诸侯朝周公”之说，《义疏》草稿浮签指责“周公践阼”：

此四字可疑⋯⋯否则人臣竟可践天子位矣。

今《义疏》云：“‘践阼’者，谓成王不能莅阼，周公相王践之也。”突出“相王”意蕴，而将“践位”之说摒入存疑。于《明堂位》则强调“佐王”，云：“周公盖佐王以朝诸侯，非诸侯朝周公也。”更不惜驳斥《礼记》原文，直谓：

此篇⋯⋯以为周公生践天子位，建不世之功，殁用天子礼乐，备历代之制，故鲁以侯国而用王礼，周公故也。殊不知周公辅王以践阼，未尝自践阼也。鲁用郊禘，其为成王所赐及后所僭者，考诸经传自明。此必周末鲁陋儒为之，或以为马融所增，但郑亲受业马氏，而不言，孔疏言于《别录》属《明堂阴阳》，是刘向前已有此篇，或原小戴收入者。于义无可取，惟是四代礼乐、服物、器具略具于斯，则考礼者之所不废云。

周公摄政称王与否乃千古聚讼渊薮，论者莫衷一是，而从帝王角度观之，唯有力辟称王之说，才能保护周公令名，且断绝君臣间之换位可能，从而将君权绝对化。“相王”、“佐王”、“辅王”种种措辞，乃至驳经之举，皆为此而发。明人《礼记大全》采陈澔等说，以“周公践阼”为妄记或衍文，而此《义疏》亦步亦趋，持论异代而同然。

（4）《日讲礼记解义》

在《日讲礼记解义》定本之中，馆臣对君相关系亦颇为留意。解《文王世子》“周公相，践阼而治”，云“昔成王年幼，未能莅阼而行天子之事，周公为相，辅成王践阼而治天下”。解《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云：

此言周公正明堂之位，以尊君也。斧依，屏绘斧文也。天子指成王。昔者周公位冢宰，以辅成王。当诸侯来朝，因定其尊卑，而为朝诸侯于明堂之位。维时明堂中央设斧屏于户牖间，天子背负斧依，南向而立。盖天子之位定，而内外臣工胥有所统矣。案《书·多方》称“周公曰王若曰”，所以正名也。郑氏乃以天子为周公，何哉？

《解义》对郑玄以周公当天子之说进行反驳，可见颇知注重维护君主至尊，不欲使相权有侵犯之嫌。

由上述种种蛛丝马迹，尤其稿本所见批语可知，整体而言，三礼馆内在纂修过程中虽有异议，但最终颇知崇礼君主，抑制士人意识，于涉及帝王大位的若干经文，确能言论无失。馆臣既食官俸，又纂官书，笔底明珠投予帝王家，便以帝王意志为转移，至少不应有逆鳞文字出现，故不惜高度敏感，相互审查，层层把关，将经生个体理念严加消弭。其事虽严，却是在馆臣日常纂修过程中无形推进，隐于馆务，浮于脑海，现于笔端。若非《义疏》稿本尚存，今人也无从得见。而前述推崇“冢宰”之语，则因乾隆初年文网尚疏，遂侥幸漏网。

王汎森指出，清代政治压力使得士人时刻检点自己，在文化领域中造成“自我压抑”或“自我删窜”；对官方政治文化压力，士人有其特殊感受与诠释，并相应形成自我约束的标准；除皇帝具有自由意志外，他人咸在网中。王氏并以《日讲春秋解义》等书删削《胡传》为例，论及官修经解亦存在暗自删抑的情况。盖翰苑群臣，秉笔帝座之旁，较草莽百姓尤为灵敏，亦不得不灵敏。若遍检清代档案，肯定会有更多发现。上文所述三礼馆内自我审查遗痕，即为这种现象提供一鲜活例证。而诱导《义疏》与清廷意识形态发生背离的，或许正是馆臣经生理念与“自我压抑”间的张力。《义疏》未能统一于意识形态之下，是馆臣士人意识残存的表征，是清代推行教化、彰显帝王意志行动的跛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