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史论-《义疏》改版

上文多次使用《三礼义疏》稿本，因其与三礼馆馆务关涉甚大，在此对稿本略加补充说明。

三礼馆文献资料以及纂修过程中形成之历次稿件，在闭馆之际即遵成例缴呈内阁，贮藏于大库之中，直到清末乃由学部奏准，交拨今日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其间虽有阙失散乱，但仍有相当部分保存下来。上文所指《三礼义疏》稿本为国图所藏善本古籍第01969号。此本共544册，包含三礼馆《永乐大典》辑录稿与《三礼义疏》稿本两种不同内容书册，甚至《三礼义疏》稿本也是一种稿件合集，性质颇为复杂，其中曾见有“清本”、“副本”字样，又有“廷华照第四本式‘淮’字下添‘南’字”等批语，可知当时纂录稿件甚多，至少有四种不同批次之稿。因此，所谓“稿本”，实际上是三礼馆纂修期间历次稿件之合集，一方面并非全部，另一方面却又混杂草本、清本、副本等不同阶段稿本。如此稿本在三礼馆长达十九年的纂修过程中究竟处于何等位置，是依据稿本考察三礼馆馆务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笔者在讨论三礼馆史事之前，先对稿本进行过初步分析，今就稿本年代问题略加说明。当然，五百余册稿本过于庞杂，实在无法一一细考，加以稿本历经多手，一册之中可能蕴含不同时段之信息，因此只好也只能给出一个笼统判断。

首先，稿本中有纂修官惠士奇所纂稿件之抄件，惠氏离馆在乾隆四年，此一时间可以确定。据此，稿本中有早期成分在内，毫无疑义。

其次，年代下限在何时，不易判明。稿本中有“原副总裁任纂”字样，必乾隆九年任启运辞世后馆臣所写。又有汪由敦批阅痕迹，但汪氏乾隆九年升副总裁，此后一直掌管馆务，对于判断年限毫无帮助。比较消极的证据是前述纂修官条所考最后阶段（十二年至十八年）入馆之纂修官，在稿本中皆难觅踪迹，亦即，稿本中所见纂修官几乎均在乾隆十二年以前入馆。此点表明，稿本所反映之情况应该属于三礼馆纂修过程第一、第二两阶段。

有部分稿本标明为“副本”，据档案（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9780-001），办理副本事在乾隆八年间。同时，在稿本中有一特殊现象值得重视，即纂修官姚汝金一人二名，有时写作姚世铼，虽然次数不多，但却可以作为上述推断一个较为积极之证据。姚汝金，原名姚世铼，字念慈，又字改之，乾隆元年以博学鸿词荐，病不得试，二年补考报罢，后供职三礼馆。稿本有其前后二名，可知改名即在任纂修时。而袁枚恰有《怀人诗》一首记姚氏又改字之事，曰：“年年乞食向歌姬，鸿乙无端又改之。两中副车才不偶，一痕眉画十年迟。”自注：“姚念慈新字改之。《上吴少司马书》云：‘十年老女，犹画蛾眉。’”此诗编于袁氏本集卷三之末，作于壬戌、癸亥间，即乾隆七、八年内。“鸿乙无端”云云，或即借姚氏新字“改之”，而打趣其纂修工作也。姚氏一人二名情况的出现与办理副本在时间上正相合。(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国图所藏《义疏》虽称稿本，实质上反映三礼馆第一、第二阶段之纂修情况（尤其是第二阶段）。国图所藏《周官图》稿本及傅斯年图书馆藏《礼记》零册，皆属此类。惟《周官义疏》由方苞等人于乾隆元年至六年起草，今稿本无存，当时情貌遂邈不可见。

国图另藏有抄本《三礼义疏》两种，编号01967、 01968，详勘其实，知为“誊清稿本”。此二本中，01967抄写比较工整，但亦有批改处甚多，时称此为“正本”。01968相对较为原始，有批改称此为“清本”，又其中有署“丁卯六月初九日”，即在乾隆十三年。是则抄本二种与稿本约略同时而稍后，尤其二本之中仍有相当数量的浮签、夹纸，带有大篇幅增删改动，当为三礼馆纂修第三阶段的产物，书册之上屡有三本互校痕迹，均是三礼馆为整理最终定本所抄录、批阅者。此点提示读者，今日所见定本《三礼义疏》不应径直视作前中期纂修人员学术观点的严格记录，其中必然会混有后期负责修改的纂修官、副总裁的意见。弘历御制序在十三年十月初一日，此二本的改动即应在此之前，或稍后亦有可能，但不会太晚。三礼馆最终誊清、进呈御览并交付武英殿写刻之本，则未见。

至于第四阶段的情形因为纂修工作大体完结，则基本不能从稿本中稍见端倪。此一阶段若有校改，仍当利用上述三本，则三本之上或许会留有当时手泽，但目前无从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