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史论》内阁大库档案揭示书成闭馆过程

1.重论《义疏》刊成于十九年而非十三年

《三礼义疏》卷端所载御制序文，末署乾隆十三年冬十月朔（1748），故史传、书目每每系此书于该年，如四库馆臣称《周官义疏》为“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也”，书前提要亦同，谓“《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钦定”。后世因袭者颇多。林存阳考察档案，指出《三礼义疏》最后刊竣时间应为乾隆十九年（1754），而非一般认为之十三年；惟林氏又误据御制序及《（道光）国子监志》，转云十三年九月已有刻本。林氏前说大纯而小疵，后说则非。周启荣亦称《义疏》乾隆十三年刊。兹对此重加考辨。

查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有移会数件，关乎三礼馆书成闭馆事，特择要移录如下。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初五内阁典籍厅收到移会一封（登录号107516-001）：

三礼馆为移会事，照得本馆《三礼义疏》刊刻竣工，封馆事宜现应查办，相应移会贵厅将实录馆、纲目馆自乾隆九年起至封馆时止所有奏折档、行移档一并拣发过馆，以便查办，似查办完日缴还可也。

据此，《三礼义疏》于春间已经刊成，三礼馆正准备参考前例，着手闭馆事宜。当月二十五日奉旨开列纂修人员职名，置诸书前。五月，典籍厅又收到移会（登录号095275-001、 095276-001）：

三礼馆为移会事，照得本馆为奏闻封馆事折内奏明，本年六月初一日封馆，本馆桌饭银两即于五月初一日停止支取等因。奉旨：“知道了。钦此。”

可知当时已决定三礼馆将于六月一日正式关闭，故提调官、纸匠之薪俸需改回典籍厅领取（档案未见总裁、纂修等官，当同），日常工作在此前应已结束。至十一月初四日，有司开始奏请武英殿刷印、颁发等事宜（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55940-001）。

乾隆十九年为《三礼义疏》首次刊印，随即闭馆。所谓乾隆十三年初刻、随后改刻云云，纯属子虚。据档案（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2117-001），乾隆十三年三礼馆将《义疏》成稿二十五套、御制序文一道七页交给武英殿修书处，该处遂于十一月十五日（1749）奏请用旧《会典》板片为雕刻《义疏》之资，并请拨送三礼馆绘图誊录至殿刊书，同时副总裁汪由敦仍在率部校对。《三礼义疏》篇幅颇巨，所需雕版超过9 870块，当年如何能有初刻成书？且官修书籍先写清稿，亦绝少遽加刊印、再行改刻者。依上章所考，知《义疏》于十三年拨送武英殿后，一直拖拉未曾刻完，则迟至十九年始有成书，断无可疑。其实，盖博坚早在1987年即已言及《义疏》刊于乾隆十九年，而《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著录亦不误。

至《国子监志》“《钦定三礼义疏》，乾隆十三年”之记载，不过与《四库全书总目》类似，并不指其撰成之年。乔治忠云《总目》中言及清代官书，如写“奉敕撰”，多为始撰之年；如写“撰进、恭撰奏进”，则为成书呈进之年；但多有讹误，未可轻据。然则诸书所记，但凭御制序文年月抄录而已，非谓《义疏》其时成书。独《宫史》载十九年校刊，确系成书之年。《学政全书》载乾隆十五年议准：(www.xing528.com)

御纂《三礼》，甫经告成。应俟刊刻成书、奉旨颁发时，令各省布政使照御纂《折中》、《传说》诸书之例，敬谨刊刻，准人刷印，并听坊间翻刻，以广诵习。

若真有乾隆十三年刻本，则十五年岂非多此一举？又十七年礼部议云：“癸酉（引者案：即乾隆十八年）乡试之前，《御纂三礼》颁发不及，其专业礼经之生，准其于诸儒注疏折衷异同，条析以对”云云，苟十三年已有刻本刊成，又何来“颁发不及”之说？此时《义疏》未定，故混言之曰“御纂”，实未知本已改为“钦定”。

至御制序作于十三年，实未可作为确认全书刊成年份的依据，《日讲礼记解义》之序作于十二年二月初一，然其书之大体刻成则在乾隆十四年以后，辨见上章。

2.《义疏》的刊印与颁发

据上引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2117-001），修书处仿照康熙四经字体、款制缮写式样一张，经弘历认可，随即陆续刊印，至十九年方加紧迅速完工。此武英殿所刻之书，号称殿本。武英殿修书处自康熙十九年（1680）成立以来，举凡御制或钦定诸书皆交该处承办锓梓，进呈御览外，并送宫中各处贮藏，或用以颁赐臣工。由于修书处性质所限，殿本数量不多，纵使有向民间发售者，亦极稀见，《三礼义疏》自不例外。是故殿本成书之后，三礼馆已行裁撤，而朝廷又命直省广为雕印，用宣王化。至《义疏》原板片，则归礼部，沈津云：清廷保管版片之所不仅武英殿一家，礼部亦有下属版片库，由本部堂官委任所属司员管理库事，但并无定员。其版片库贮有《钦定三礼义疏》、《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大清通礼》、《礼部则例》、《科场条例》等。

清代不少官僚似乎都有一种奏请颁布御纂书籍的风气。早在乾隆九年（1744）时内阁学士秦蕙田条奏中即有令各省督抚多行刷印御纂诸书之请，《三礼义疏》亦包括在内；十五年（1750），福建学政葛德润又奏请颁发《三礼》成书准其翻刻（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8-0182-014），前述《学政全书》所载乾隆十五年议，或即因葛氏之请故尔。可见地方上对此久有需求，官员呼吁不绝。十九年十一月时礼部议定，全国直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及顺天、奉天各处衙门共需《三礼义疏》20部，交修书处照数刷印（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55940-001）。最迟在乾隆二十一年左右（1756），礼部已颁发殿本《义疏》到省，并照会布政使敬谨雕造，同时鼓励坊间翻印，以便传习，一如从前刊印《折中》、《传说汇纂》时。

随后各省陆续奏陈，正筹备在地刊印事宜。至二十三年（1758）顷，山东曲阜学宫已入藏此书。六月，江苏巡抚托恩多尚在为动支存公银两开雕《义疏》事奏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5-0897-008），足见各地刊布如火如荼，绵延甚久。数年内，地方刊刻其他御纂经书热情亦随之而起（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65899-001）。各省刊印《义疏》所需经费，均自该省当年耗羡银内动用。雍正初火耗归公之后，地方大小官员养廉以及一切公事用度皆从此出。刊印书籍触动地方内部资金，可能会引起虚报所需经费情况发生，户部为此特下《刊刷三礼义疏工价令》。不过总体而言，各省刊印事务都较顺利，非但省内学宫均获颁赐，而且还会多刷一二部，备书坊刊行，让《义疏》从此广为传布。终清一代，《义疏》通过颁发、赏赐、售卖、翻刻刷印售卖等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流播全国，武英殿及各省官、私书局刊印不绝，甚至还以赏赐名义或经传教士等人员携带至境外。日本宝历九年，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三礼义疏》刊成未几，已传至东瀛。到了同治八年（1869）清廷为答谢美国政府馈赠，以书籍十种与植物种子百余种作为回礼，其中便有《三礼义疏》。约在同时，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伊尔库茨克博物馆也收藏有该书。而越南则似曾将《礼记义疏》与康熙《四经》合为《五经钦定》翻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