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纂修官的人事、关系与影响

1.与其他机构之关系

三礼馆由内阁特开，档案中多有“内阁三礼馆”之称可证。总裁官既以内阁大学士身份领衔纂修，而馆中人事更迭、函件往来及馆务考绩等制度，几乎无不仰仗内阁，而其中又与典籍厅关系最密。三礼馆日常办公使用典籍厅关防印信（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79140-001），书成闭馆，档案资料亦交由内阁处理，此为修书各馆通例。

翰林院与内阁同源于清初内三院，职司既分，遂专掌文事，又为朝廷储才之所，故凡遇编修书史，每派员充任纂修。詹事府本为东宫僚佐，后玄烨建储失败，乃转以记注编纂为职，所谓“翰詹一体”是也。正因如此，三礼馆纂修官自以翰詹及庶吉士为多。国子监为最高学府，非但其署官有任纂修者，即贡生、监生亦多选送入馆充誊录官。至于供事杂职，系从上述各处直接考取抽调在官服役之人。馆臣入馆、离馆信息需向吏部注册。

馆臣员缺设置、在馆考绩与离馆考取他职，亦须经吏部办理。所需公费、桌饭银两每月由户部统一拨发；纸笔等项日常一切用度均从户部领取，按年核算（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03247-001、145384-001、 103071-001）。

三礼馆与内阁下属其他书馆亦多有往来。纂修官有兼任数馆情形，也有在各馆间平行调动者，更多则是誊录、供事等员在各馆间相互借调。三礼馆曾移会八旗通志馆、一统志馆商调誊录，帮抄稿件，实录馆曾借调三礼馆供事以备亟需（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8573-001、 098616-001、 096738-001、 100054-001）。至书籍、档案，更于各馆间反复流通借阅，三礼馆开馆初期四处征集经学著作，储藏较富，后即为其他书馆借取。内阁奉敕拟编《宫史》，向各处征集史料，三礼馆亦在被征之列（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6748-001）。乾隆十二年会典馆开馆，应征调书籍更多，朝臣乃议定“《三礼》及《律吕正义》二书已成，校对将竣，从前所取书籍现存该馆，并请俟《会典》开馆后行文咨取，全数交送”。其后会典馆领到三礼馆旧存各种书籍百种左右（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6693-001、 096698-001、 206643-001）。书馆纂修与其他行政事务一样习惯循例而为，十九年闭馆前夕，三礼馆移会典籍厅请将实录馆、纲目馆所有事关封馆之奏折档、行移档一并拣发过馆，以便查办（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07516-001），三礼馆选任纂修与采集资料之经验亦为后来书馆所借鉴。至于同时各馆间有关纂修业务的学术交流，似不顺畅，彼此馆臣虽有互通声气之举，可是因各自为政，遂至难以及时协调的情形时有发生。

2.干扰纂修的制度性因素

官修书籍成功与否，总会牵涉许多方面。就人事而言，纂修官个体之学识、纂修官间人际关系及馆中氛围，都是重要因素。有关馆中氛围，已见前章论述；纂修官学识，兹事体大，本书偶有随文分析，但不拟详细展开。而从馆务层面考察影响《三礼义疏》纂修的因素，则可以收获对清代书馆制度的若干认识，如上文对文献征集利用工作中的一些弊端所作的考察。从单个个案出发，来总结群体的成功经验似嫌鲁莽；而个体的缺陷，则必然也是整体的不足之处，因此下面着重举出对三礼馆纂修工作产生消极影响的制度性因素，借此略窥清代书馆可能遇到的制度障碍。

（1）馆臣兼任数馆。一人同时参与多部书籍纂修，精力容易涣散，往往无法专注任何一书。清人对此弊端早有认识。从前修《明史》，乔莱言纂修官“或又分纂《实录》、《宝训》、《方略》、《会典》、《一统志》诸书，多不能专力《明史》”。李绂亦曾坦陈“纂修三馆已无余力，又代治他书，藉以糊口，日不暇给，遂就困惫”，则兼任数馆确实给予纂修官极大压力。但朝廷修书同时并开多馆，而馆臣率出翰林，人员既定，兼任之事恐难避免。抱怨兼任事多，似仅纂修官之个人经验，清廷并未采取任何挽救措施，终清一代，此弊普遍存在。

前文总裁条已言及当时三礼馆正副总裁均兼有他馆职务，事务繁忙，苟其非敷衍了事之辈，而事必躬亲，希图有所作为，必致苦不堪言。乾隆六年（1741）三月初一，李绂充明史纲目馆副总裁，明日便奏称“充八旗通志、三礼两馆司总裁，已惭忝窃，莫称任使”云云。书馆纂修本为临时差遣，许多馆臣自此以外，尚有其他本职工作，方苞、任启运在授礼部侍郎、宗人府府丞后，更自承职事难供，乞求别选贤能，欲专力书局，否则“忝厕卿班，而不能亲理部务，不独抚心自愧，抑且为清议所不容；叨荣书馆，而不能切究圣经，不独职事有亏，抑且惧后儒之指摘”。而无意于纂修之人，或就兼任之机另觅高枝，或则倩人代为属草，不问馆务，三礼馆之任仅成其中转跳板。(www.xing528.com)

纂修官之兼任，对修书工作影响更大。乾隆十一年（1746）开列《御制律吕正义后编》诸臣职名中，曾任三礼馆纂修者有彭维新、王文清、李光型三人；同年开列武英殿校刻十三经、廿一史诸臣职名中，更有李清植、周学健、吴绂、朱佩莲、程恂、出科联、蒋麟昌、赵青藜、潘乙震、何其睿、李龙官、叶酉、姚范、杭世骏、王文清等十余人。此辈或同时兼任，或在书馆之间平调，三礼馆臣事务繁多，无法全心全意纂修《义疏》，即此已可见一斑。据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53442-001、 177785-001），王文清雍正末来京，后荐充三礼馆纂修，二年补中书科中书，六年又入律吕正义馆，七年升任宗人府主事，八年又至武英殿校勘经史，“办理礼乐两书，朝夕未离馆”，至老父病剧需回家探视，乃不得不依次咨商各处，全部准假后才能离京。兼修情形不但影响书馆事务，更进而影响到纂修官的个人生活。

（2）馆臣频繁调动。这一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纂修官何其睿与杨述曾。上文纂修官条已据档案指出，乾隆九年（1744）三月杨述曾入馆补胡中藻缺，不知何时离馆他就，至十三年（1748）又因潘乙震告假而再次入馆，仿佛专为替补而来。另据史语所藏大库内阁档案（登录号106786-001、 237395-001），当年年底杨氏复因公出差，明年又调补宗学教习，正式离馆。杨氏早年曾预修《明史纲目》，后又纂《通鉴辑览》，所长本在史学，屡次补入三礼馆，虽颇多出力，但对成书有何实质影响，殊难确认。何其睿在馆修书，八年九月随驾谒陵，九年四月出京监考，当年返京，十二月又替补回馆，至十二年（1747）十一月外放学政，又离开三礼馆，数年内离馆多次。

馆臣调动过于频繁，势必影响馆务衔接，延迟纂修进度（三礼馆工作拖沓情形，可参前章“从几番议叙看整体进程·四阶段”条）。王文清对纂修贡献甚大，后被调至武英殿兼职校勘经史（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02725-001），对三礼馆实属一大损失。但武英殿也自有苦衷，主事者张照在乾隆七年（1742）六月七日奏折中说（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1146-027）：

方苞为总裁时，将经史分为四股办理，以周学健、陈浩、朱良裘、吕炽四人为分总。今周学健已经升任，陈浩已经革职，吕炽于四人中本属不及，惟朱良裘一人。⋯⋯至原任詹事陈浩前在武英殿办事，实为出力，因吊富户俞姓事革职，尚非贪赃坏法者比，仰恳仍令其在经史馆行走，与朱良裘同为本馆提调。又《十三经考证》向系周学健分司三礼、陈浩分司三传，伊等俱已各有稿本，若仍令二人始终其事，较之生手重办，实为事倍功半。又现在分校各员俱兼别馆行走，每以别馆事忙为辞。

生手重办自然劳而寡功，如令数人始终办理，当然会得心应手，文中“事倍功半”应是“事半功倍”之讹。张照此奏合情合理，但掣于官僚体制，恐难实行，该处借调王文清，或许就是因此奏未能获准不得已而为之。类似前任纂修官“以别馆事忙为辞”之例，三礼馆也有出现。《日讲礼记解义》在乾隆十四年（1749）左右交武英殿刊印，但直到十六年校对仍未竣工，当年元月修书处为此咨催三礼馆（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9087-001），文云：

查得《日讲礼记》一书自乾隆十四年二月内经贵馆领去校对，至今并未校准一卷咨送前来，但此书系奉旨交刻之书，理宜作速校准进呈，不便任意迟缓。今本处刊刻各馆书籍俱依限完结，惟此书经年累月，贵馆领回校对，尚未校准一卷发来，况此书系新刻之书，若不即行刷印进呈，板片必至开裂，相应再行咨催，三日内将不能校准缘由咨覆前来，本处据由预为奏闻可也。

前已提及，此书由潘永季负责，但潘氏去年十月业经奉调兵部武选司主事，脱离馆务。故修书处咨文到馆后，三礼馆提调复需致信查询。十二日午刻潘氏覆信，除略加解释外，强调“今日尚须到部（引者案：指兵部），是以不能久候”，借故推诿。

不论兼任多馆还是频繁调动，要以翰詹身份入馆之员牵涉较多。翰林院本为掌记注、纂书史之所，无论所编何书，均须输力，故而就翰林出身之纂修官来说，在哪一书馆当差并不重要，重要者乃是确保完成院中所分派之任务，能够优叙升职。翰林另一重身份是文学侍从，举凡朝廷典礼或皇帝出巡，“掌院学士列本院官名具奏，以二人从，并参用詹事府官”，即便是正在奉旨修书者，仍须请假扈从出差。至于外派监考，次数更多。其人如若得机迁转，更是飞黄腾达，如对三礼之学没有特殊感情，往往不再怀念从前纂修事业。强而有效的流动性，尽管可能成为官僚机制重要优势，但对书馆纂修事务而言，并非善举。前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指出三礼馆纂修官中翰詹虽占有较高比重，但于实际工作而言恐未必有多少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