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文献征集与利用活动的实况展示

对文献资料的征集与整理利用，是三礼馆纂修工作的重要面向。自定鼎中原后，清廷屡有收书之举，尤其每逢开馆修书，如康熙朝设明史馆，修《一统志》，更是广征文献。通过考察三礼馆的文献征集与利用活动，可从一个侧面展示出该馆工作的实况。

1.征书的来源

书馆急务，莫先于聚书。三礼馆正式开始纂修之前，自先进行文献资料征集工作。林存阳将此一工作区分为两类，一是利用京师现有资源，二是从各省征书，又分第一类为两种办法，一为辑录《永乐大典》中三礼资料，再则是使用内府藏书。

官设书局修书理应最先想到使用内府藏书，可惜乾隆初内府藏书中经学文献难称充裕。杭世骏言其分修《礼记义疏》：

所取资者则卫氏之书也。京师经学之书绝少。⋯⋯明年，奉两师相命，诣文渊阁搜捡遗书，惟宋刻陈氏《礼书》差为完善，余皆残阙，无可取携。珠林玉府之藏，至是亦稍得其崖略已。

珠林玉府之藏竟然率多残缺。全祖望也说：

方京师开三礼书局，同馆诸公皆苦《仪礼》传注寥寥，予谓侍郎桐城方公、詹事临川李公曰：“《永乐大典》中有永嘉张氏《正误》、庐陵李氏《集释》。”二公喜，亟抄之，虽其中有残缺，然要可贵也。

内府藏书中“《仪礼》传注寥寥”，诸位纂修官不得不转而他求。三礼馆辑录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同时奏请征书，正为应对纂修乏书的局面。

尽管参考资料如此匮乏，可是三礼馆真正筹备征集书籍、辑录资料，迟至开馆半年之后方始着手。而“当事奏请令诸纂修官入中秘文渊阁上搜遗”内府所藏，更在此后。杭世骏所言“奉两师相命，诣文渊阁搜捡遗书”即指此事。

前人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曾录出一份三礼馆《收到书目档》，是考察三礼馆文献征集工作的第一手资料。该档记录，乾隆元年十一月初四日至乾隆四年六月二十九日间三礼馆收受书籍资料达35次之多，书籍种类超过100种。从内容看，所收书籍多是经书，尤以礼学典籍为主，另有数种史书以及《永乐大典》。礼学典籍多属前代刻本，也有一些时人未刊著述之抄本。来源上，京内出于翰林院与宫中文渊阁、武英殿等处藏书，京外则主要是湖北、广东、浙江、江苏各省交来，或先咨送至礼、户等部，再由其转交三礼馆，此外由书籍作者或家人出面缴呈者亦占一定比例。此一书目并不全面，但三礼馆启动纂修之际，所掌握主要资料应当囊括其中，书籍来源大体不外乎上述各处。

清修文渊阁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收到书目档》中之文渊阁指明代故址，距离此时内阁所在地最近。唯其中原藏旧籍早经迁移散乱，杭世骏曾奉命入内搜寻，所获无多，故乾隆三年三礼馆仅从文渊阁取到三种礼书，且均残缺不全。武英殿为清廷刊刻书籍之所，咨送过馆者多清代钦定经籍，如康熙“汇纂”、“日讲”系列，以供参考。来自以上两处的资料数量有限，与上文所载时人对当时书籍寡少的记述正合。

取自翰林院者乃《永乐大典》。三礼馆之辑录此书，早于四库全书馆将近四十年，实是清代开国以来官方首次大规模“辑佚”行为，在学术史上自有其重要意义。本项工作由全祖望与李绂提议，约在乾隆二年二月方始展开。馆臣从《大典》中辑录出《周礼》、《仪礼》相关文献达三十余种，《礼记》部分则有汉宋礼说乃至元人经疑数千篇，而数量巨大，足供馆中查考所需。杭世骏称：“从《永乐大典》中，有关于三礼者，悉皆录出。”故在纂修草创期间，资料匮乏的窘状借由此一辑录工作已得到少许缓解。

据《收到书目档》，乾隆元年十一月初四日三礼馆已收到直省咨送书籍，二十七日礼部送来山东巡抚岳浚呈书7套，同日湖北学政蒋蔚呈书41本亦到。截至该档结束，乾隆初年十八省除甘肃、四川等少数几省外，都曾送来三礼书籍（参见下表）。此外也有个人直接献书的情况，为作者本人或其亲属缴呈，在京者直接送至有关衙门，在地方者则由各省巡抚送至礼部等处再转至三礼馆。由京外各省送来的书籍种类最多，应是后来三礼馆正式纂修时的主要参考对象。

表3.5 《收到书目档》所载各省缴送书籍情况

三礼馆所收书籍以各省咨送来京者为大宗，其原因有二。一则乾隆初书籍典藏尚不集中，各地所存远较京师为多；二则时人受修礼、征书政策影响，愿意将自家书籍献官，故清初以降乃至时人著作往往颇出。“天子有道饬《周官》，大搜文献开玉局”，闻风而起者确乎不少。当时顾栋高恰在京师，曾谓：

乾隆丙辰，余应举荐试赴都，时朝廷方纂修《三礼》，同年王少宗伯为副总裁官，余求遗书，余以舅氏及高先生《周礼》对，乃檄下府县缮写呈进，送入三礼馆。

顾栋高为华学泉外甥，又从高愈受业，故向王兰生推荐二人著述，后由地方官吏出面，负责缴呈。三礼馆通过此种途径获得近代礼学著作为数不少，见于《收到书目档》者约有：

朱朝瑛手著《礼记》、《周礼》、《仪礼》共八本

王者佐《礼记拟言》十本

万斯大《学礼质疑》二卷一本、《礼记偶笺》一卷计一本、《周礼辨非》一卷《仪礼商》二卷计一本

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抄本十本

黄叔琳《周礼节训》三本

李文照《周礼集传》一套计六本

华泉《仪礼丧服或问》一套计一本

高愈《周礼注说》一套计六本

冉觐祖《礼记详说》六套计六十二本抄本

王心敬旧著《礼编》八本

郭人麟《礼书》一套计九本

吴亦龙《礼记抄》二套计八本

朱轼手著《周礼》二卷、《仪礼节略》二套

李光坡手著《礼记》一套十本，《仪礼》一套六本，《周礼》一套六本

梁万方考订增删《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四十本抄本

此类时人著作呈送三礼馆后是否物得其用，将在后文探讨；但朝廷征书确对当时士子产生莫大鼓励，至少有著作为朝廷所征求，令人倍感荣光。梁万方之书贡入京中，在原籍颇有影响，其书正式刊板时也必定提上一笔。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也有题识云：

我国家重熙累洽，敦崇礼教，特命儒臣纂修《三礼》，爰时有以是书闻于上者。岁辛酉，部文到济，开列书名，檄取家藏抄本以取。(www.xing528.com)

《收到书目档》载乾隆二年五月十七日山东巡抚法敏咨送张书抄本十本入馆，在此之前，辛酉为乾隆六年，冯秉仁所言，应是后来朱定元所进呈者。

内阁书馆修书，而能动员各地方力量支援，此必非皇帝降旨征书不得办，然弘历最初专为此馆征书所降之谕，今已难觅。此后，朝廷对各地遗文秘籍时有征求，如乾隆三年武英殿重刊经史遂命各省采购前明监板，六年，弘历又刻意搜访儒学著作。其中可能有书籍流入三礼馆，供纂修参考。六年征书事，见《上谕档》及《实录》该年正月庚午条，主要是为增加内府储备，与纂修《三礼义疏》并无直接关系，但民间献书有关礼学者自应不少，查档案有乾隆七年（1743）二月二十五日乙卯山东巡抚降级留任朱定元奏为采得《仪礼郑注句读》进呈一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8-0003-015；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334-012），其中说：

窃照案准部咨，内开乾隆六年正月初四内阁奉上谕“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述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储。钦此”等因，行文到臣。臣钦遵谕旨，悉心采访，去后虽各家著述间亦有人，但剿袭陈言、创立私见者概未能免。臣谨校阅，有《仪礼郑注句读》一书，系已故济阳布衣张尔岐所录《仪礼》郑氏注，并博采贾氏、吴氏之说，参以意断，纂辑成编，并考定监本及石经脱误，作《正误》二篇附之于后。以臣愚陋，所及似无大疵谬，特敬录成帙，装潢恭进，是否可备采择，仰祈皇上睿鉴。谨奏。

则朱定元之进呈《仪礼郑注句读》，乃奉六年上谕而行。七年三月初三壬申，该书由弘历转交三礼馆，以备采择。约在同时，纂修官姜兆锡亦拟借此机会奏进自著《九经补注》入馆而未果。大概当时有如此类者尚多，可惜《收到书目档》纪事止于乾隆四年六月，故不可考。

三礼馆纂修期间朝廷多次征书，此举也可能导致三礼馆实际收到书目溢出《收到书目档》，更何况该档对乾隆四年之后情况毫无反映。清人著述中屡有将著作贡入三礼馆的记载。如遗民张怡撰有《三礼合纂》：

乾隆三年，诏修《三礼》，求遗书。其从孙某以书诣郡，太守命学官集诸生缮写。

纂修官惠士奇、诸锦皆曾参考其书。江永《礼书纲目》亦曾移送入馆：

值朝廷开馆定《三礼义疏》，纂修诸臣闻先生是书，檄下郡县，录送以备参订，知者亦稍稍传写。

管见所及还有：

（明人）汤三才字中立，号心古，邑诸生。精于《礼记》，辑《新义》，补注疏之阙，《钦定礼记义疏》采其说。

（清人）杨廷键，字准可⋯⋯乾隆丙辰乡贡，肄业成均，以其所著《三礼解纷》上于三礼馆。总裁方灵皋采入《三礼注》中。

此外，沈彤《仪礼小疏》初稿亦曾为馆臣所参考。则三礼馆实际收集到的文献资料超出《收到书目档》之外者，尚所在多有。其中不乏当时稀见之书，如明末清初杨梧著有《礼记说义》一书，同时朱彝尊尚未得见，而据《礼记义疏》稿本批语，三礼馆此时已有之矣。可惜原始档案残缺太甚，目前很难完全复原当日参考书目。虽然《义疏》卷端列有引用姓氏，可供了解三礼馆借鉴明末以前礼学著作的大致情况，但该目不收本朝人物，却直接妨碍了今人考察清初礼学对三礼馆的实际影响。

2.征书工作的不足

虽然在《三礼义疏》纂修期间朝廷颇有征书举措，动员宫内、京外多种力量，基本解决了纂修事业在参考资料上所遇到的困难，但总体而言，三礼馆文献资料征集工作仍存在若干缺陷。

一、起点低。清宫藏书最初继承前代之遗，而明代后期政局混乱状况对书籍管理产生不良影响，加之战乱因素，清人实际接收的明代故物恐已无几。顺治以来，朝廷虽屡有征书之举，但一则所得有限，二则不以经学为重，故宫内藏书虽不断增加，但对三礼馆纂修并无帮助。依据见存反映乾隆初年文渊阁内藏书情况之书目考察，其中可供三礼馆采用者的确不多，杭世骏抱怨“无可取携”，情况属实。乾隆三、四年时，武英殿中竟连监本十三经、廿一史也没有。

二、进度慢。三礼馆为征书作过一些准备工作，早在未入馆前，李绂即已开具应求三礼书目，“在注疏经解之外者，共一百一十六种”。单从数字推想，不论其中是否包含《永乐大典》中之礼学佚籍，此一书单内容都算较为丰富，足敷三礼馆访求遗书与纂修使用，且当时推荐书目者当不止李氏一人，三礼馆所掌握的应征书目理应更多。但现实情况与设想之间存在很大落差。李氏以为《大典》中的礼书“两月即可抄完，一月即可编定”，可是馆中所定誊录生监仅十二员，为数太少，在李绂开列书目过后三、四个月内，《大典》辑录计划仍未能落到实处，一直到乾隆四年腊月十三日（1740），《永乐大典》仍滞留三礼馆中，未知是否抄完。也在乾隆四、五年间，李绂声言：

从前所开三礼书目应行征阅者共一百一十六种，今查馆中止有五种，尚有一百一十一种未到。从前行文未将书目粘单并发，所以各地方官吏无凭搜求。今开馆既久，书当速成，若再行文，缓不及事。

一百一十六种书仅到了五种，征书效率如此低下不免令人讶异，无论当时是否“尚有一百一十一种未到”，李氏最初“往复行移，徒淹时日，无益于纂修”之虞，不幸终成现实。李氏遂拟议暂停征书，只需仿照从前修《春秋传说汇纂》旧例，延聘家富藏书之浙江贡生朱稻孙入馆，“即令将所有三礼各家注解带来，则所少之书十得七八矣”，可惜这一提案未见下文。对比《收到书目档》所载年月日期与收书种数，三礼馆证书工作进度缓慢更是显而易见。

三、遗漏多。与进度缓慢相伴，征书过程中颇有遗漏。应行征阅书目仅一小部分到馆，其间负面因素可能很多，但征书不力无疑是主要原由。李绂在开列书目时对此一情况即有所认识，指出书目中书“皆浙江藏书家所有，然购求颇难”：

有惧当事不行抄写而以势力强取，遂秘而不肯出者；亦有因卷帙浩繁、难于抄写，恐时迟费重，遂以无可购觅咨覆者。

征书困难，在于藏书家秘不肯出，在于承办官员敷衍塞责。地方州县对朝廷征书热情不高，宪檄一到，即报无书，人情时事，大抵如此。到后来四库馆征书活动的初始阶段，情形依然是如此。而从前述顾栋高、姜兆锡等人之例观之，一般士人对朝廷征书尚能积极配合，则承办官员对征书不力似应负更大责任。据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44811-001），乾隆四年六月江苏巡抚张渠咨送崇明县生员所著《礼记拟言》一种，而：

江、松、常、扬、海、通、太七府、州申覆无礼经书籍以及未刻草本⋯⋯其余未覆各属现在严催，一俟覆齐另报。

江南素负文献之邦美称，所得如许，岂不可怪！张渠本年二月间新调苏省，恐怕还未有精神致力于征书，“申覆无书”不过是主事者拖拉不办的托辞而已。

四、文献质量尚待提高。据《收到书目档》推测，三礼馆纂修《义疏》所需的三礼书籍基本齐备。三礼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不少礼学佚籍，《收到书目档》也载有《通志堂经解》、《仪礼经传通解》、《五经大全》、《读礼通考》等大部头礼书，可供纂修参考。卫湜《礼记集说》，馆中应当也有。这些都是值得称道之处。不过，《收到书目档》内，陈祥道《礼书》、邓元赐《三礼编译》等皆为不全本，又有曹士玮《礼记体注》、徐斌《礼记集腋》等学术价值不高之作，显示出三礼馆参考书籍不尽如人意的一面。泥沙俱下，是行政化的征书手段所难以避免的后果。此外，三礼馆征书对经书版本未能予以足够重视，直接导致纂修工作在经书版本方面着力甚少，这虽然是受当时学界对版本学普遍的认知水平所限，不宜苛求，然而却使得《三礼义疏》与后来礼学著作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也使清廷将《三礼义疏》视为三礼定本的理念最终难以落实。

3.对文献资料的利用

参考征收入馆之书（三礼馆中称之为“馆书”），采集其中三礼说解，汇为《义疏》初稿，是纂修工作的一大关节，本应详细分析，并借此勘察三礼馆臣的学术机理。但因篇幅和主题所限，只能稍事描摹。

纂修初期的主要任务即是从文献资料撮录有用信息。《收到书目档》载乾隆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三礼馆收掌官领到武英殿《通志堂经解》三部之下，有随手登记云：

内一部五十九套，二部各五十七套。方大人谕将《周礼订义》二套计十二本四十、四十一函，廿七日付蔡老爷取去。

原档中夹便笺一纸，文曰：

即检《周礼订义》二套付来人，昨已言明送蔡老爷处，未见送到，特遣人取。十一月二十七，方大人。

方大人乃方苞，蔡老爷似是蔡德晋，他之参看《周礼订义》，盖为纂修《周官义疏》，约在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前后。此时距《订义》到馆才不过十天左右，纂修官已及时利用，对参考资料的渴求于斯可见。方苞本人也有借阅记录。《收到书目档》载李光坡家属呈送氏著三礼著作各一套，其下登记“存方大人处，未曾交馆”字样。收掌官之所以会登记此类信息，实因三礼馆允许纂修官将馆书借出，而不必非在馆内使用不可。馆书可供出借，或是前述李绂以为所征书籍仅到五种的可能诱因之一，以其此时刚刚回京，未及遍阅馆书，不知馆臣可将馆书带出查阅；否则即便征书不力，仍不至所得如是之少。

纂修官借阅馆书，可以标记、批点，以便纂修稿件。方苞称：“《周官注疏》及《订义》、《删翼》诸本，皆仆所点定也。”他与钟晼分别以绿笔、朱笔批点《周礼订义》，至乾隆末年犹在，为学人宝藏，是馆书中最著名者。但不知目下是否存世，流落何所。管见所及，尚有朱朝瑛《七经略记》抄本，多见绿笔批校，应即《内阁残书目》所云“上有蓝笔深诋之”者。抄本《七经略记》书中的批语，如“此公亦不信《周礼》”、“亦似有见”、“杜撰甚怪”等等，不一而足，当即出方苞之手；又有少许墨笔，则不知谁氏所为。

《永乐大典》辑录稿（或称“原录本子”）亦留有纂修官校阅的痕迹，且实例更为丰富。此类批点或从或违，或采或删，颇可窥知三礼馆纂修前期准备工作之一斑。如其认为《大典》经说对纂修有用，可参考或采入《义疏》，则批“写”、“采了”、“录止此”、“中间点者抄出入总论”等提示语，命誊录人员将相关段落抄入《义疏》草本。稿中屡见“”“”、“”、“”等标识，意谓此条经说当写入或正义、或总论、或存疑、或通论等项，誊录官将其善加排比，以供纂修官进一步斟酌去取。有直接表明赞赏者，如“此亦疑得有窍”。更有直斥辑录稿经说者，如“误”、“不确”、“谬说”、“乱话”、“不如疏”、“错解得奇”、“似是而非”、“此句甚鹘突”、“信无益之辩”、“此说与本记不可通”、“俱无稽而昧于事实之言”、“此句混话，岂便算一献”等等，不一而足，遇此种情况，则所针对的经说或者不被采纳，或者入于《义疏》的存异、存疑中，而案语有时即根据这些批语生发而来，虽然这些纂修过程中所下的案语在馆内审校时即被删削，不一定能够保存到最终的定本中。又如不表明立场、仅对《大典》辑录稿经说加以说明者，如“朱子从之”、“疏有之”、“此条复出”、“徐氏说即注说”、“此说士庶子为其母”、“此言全书，非直《士冠》”，亦有一些。不过总体而言，《大典》辑录稿批语以驳斥之语最夥，似纂修官对此中经说多加非议，联系方苞纂《周官》初稿以《订义》、《删翼》为主干而最后始用《大典》，以及杭世骏对其《礼记》部分载有数千元人经疑之不满、修《义疏》多取资卫湜书的行为，则三礼馆臣对《永乐大典》的不屑之情，已昭然若揭。这一结局与开馆之初馆臣热切盼望从《大典》中辑录经说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似乎是受到当时处于变化中的学风的影响。今日来看《三礼义疏》定本，援引《大典》文献本不甚多，而且凡例中对于辑录《大典》之举毫未提及，竟呈绝无其事之状。三礼馆臣仰仗较多的文献资料，还是当时收集到的传世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