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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礼馆史论:考课实施及准则

时间:2023-10-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俟命下之日,臣处行文各该馆,令其遵照办理可也。甚至连本与考课密切相关的馆臣离馆议叙情况,也因资料所限,无法详细检讨其间的关联。另据吏部乾隆八年七月二十六日题奏,誊录人员肩负缮写之责,亦应考课,以杜冒滥充补之源,以绝字画潦草之习。由此可知誊录官以及杂职人员考课制度也应有相应规定,如不称职、不合例,馆中总裁即行将之咨部除名。

乾隆三礼馆史论:考课实施及准则

清代书馆考课有定制。大要可区分为两层 ,一为考勤,即严查出勤情况;一为考绩,即核定纂修所得成就,尤重誊录、编纂之正误虚实。二者皆直接关乎奖惩。

三礼馆馆臣日常考绩、考勤制度,在纂修中后期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可查,前期情况已难详述。

《实录》载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初六丙申,拟设会典馆,随后朝臣议定六条,其一曰:

在馆办事宜有成规。总裁官督率纂修各官,每日必及辰而入,尽申而散,庶几在馆办事,俱有成规,不独勤惰易稽,年限便于核定,且互相讨究,可以斟酌得宜,彼此观摩,亦见智能交奋。

此处规定辰至申时需在馆纂修,后来沿为定例,嘉庆初年续修《会典》时皆遵照施行。但此例定于乾隆十二年,三礼馆已开馆多年,此前情况如何,未知其详。钟晼称姜兆锡在馆中最为劳瘁,尝“寅入申出,纂辑群书”,较乾隆十二年定议更早两个时辰。此一时限,实为清初庶吉士考勤制度所定。第一历史档案馆今存顺治《庶吉士进学规条》载:

每日定以清晨入馆,申时乃散,毋得偷安私寓,隳志废业。如过期不到馆中,及不候申时辄先出馆,或屡次托故给假不进馆者,听馆师记过登簿,每月开名送览。

所谓“寅入申出”,与此正符,姜氏按庶吉士旧规行事,而众以为难。乾隆初书馆考勤不严,不知当日像姜兆锡这样蚤兴的能有几人。乾隆十二年定议规定到馆办事,以为如此既益于馆臣观摩讨论,兼能稽其勤惰,“若各分卷帙于私家,纂辑到馆之日不过聚谈数刻而散,则功分于应酬,事延于间阔,限宽或相习因循,时迫必草率成就,舛讹疏漏有由来也”。其用意固善,但三礼馆纂修官居所分散,平时不常到馆、在寓修书之辈颇多,恐怕也是时风使然。

前章述及,弘历对书馆工作迟缓素存不满,多有申斥,遂设考绩规条,颇加约束。现存《稽查钦奉上谕事件武英殿大学士福敏等奏为遵旨查核各馆修书书目等情形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8-0003-028)载乾隆九年(1744)议定:

嗣后各馆缮写汉字,应照明史纲目馆之数,每员每日一千五百字⋯⋯校对数目,应照实录馆之数,每员每日校对二十五篇。再查明史纲目馆每书一本自十余篇至三四十篇不等,国史馆每书一本自八九篇至十四五篇不等,三礼馆每书一本自五六十篇至一百二三十篇不等,此三馆每本多寡不一,各总裁阅定日期亦属互异,应令各馆按月将某总裁每本阅定篇数、日期开送臣处查核。至礼书馆应行补纂者十数余条,每条篇数多寡亦有不同,应令该馆将纂定条数、篇章、日期按月送臣处一并查核。以上各馆俱令每月初五日以前将前月纂辑、校对、缮写各若干之处详细造册,咨送臣处,按数核查,如有稽延者,臣处即行参奏外,仍三月一次将各馆修过书籍书目及有无告竣之处详察汇奏。俟命下之日,臣处行文各该馆,令其遵照办理可也。

《实录》亦撮其大意,略载其文。在此后数年之内,此项规定确曾遵照执行(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24807-001)。在《三礼义疏》稿本中,当日考绩遗痕尚历历在目,辑录可得如下一些:

校《乡射礼三》一本内十九页,此本内六页,共二十五页。

初八日,校二十五页。

校二十四页,又校《士丧上二》共二十五页。

杨述曾初四日校八页,连《乡射》十七页,共二十五页。

杨述曾初五日校二十五页。

杨述曾初六日校十五页,连后弟四本十页,共二十五页。

十日后校十页,通前《公食大夫礼》第三册,共三十五页。

九月初一,纂修官王士让校对二十五页,至此止。

九月初二,纂修官王士让校对二十五页,至此止。

九月初三日,王士让校对十五页完,再校《曲礼》第三本十页凑足之。

王士让校对合第一本末七页,共二十五页。

王士让初八日校对共二十六页。(www.xing528.com)

王士让十一日校至此,九页下再校。

王士让九月十一日校至此,连上卷九页,共二十五页。

王士让九月十五日校十页,合下卷足之。

王士让九月十五日校,合上卷共二十五页。

九月十六日先校二十一页,后校四页。共二十五页。

十月廿七日王士让校,另再补。

初一日廿五页。

癸亥十月十九日吴绂粗阅一过,腊月八日又阅。

乾隆八年腊十五日,吴绂阅。

十一月二十日纂修张重删定,送任大人阅过,然后发抄可也。

十一月初二日纂修张重删定,送任大人阅过发抄。

三月初六日纂修张重阅过,可送任大人重定,然后发抄。

观此,三礼馆已照定议执行,每日每员必校25页而后止,偶或超额完成任务。不过,其中“凑足”一辞,似更耐人寻味。考勤之法虽为奖勤惩惰而设,立意美善,无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制度能规范人于外在,却不能明察于内心。馆臣徒完功课,用思不专,也是莫或能查。而且还曾有延聘他人代笔的事例出现(如周学健),这是纸上条文所无法禁止的。因此,若仅就书馆运作而言,也许可以说是考课密则功效日见;至于官修书籍成品亦期通过严格考课而提升质量,则未必然。考课的动机当然是为了规范书馆制度,提升成书品质,只是想要从成书品质来谈官修书馆的考课实效,恐怕并不容易。甚至连本与考课密切相关的馆臣离馆议叙情况,也因资料所限,无法详细检讨其间的关联。

另据吏部乾隆八年(1743)七月二十六日题奏,誊录人员肩负缮写之责,亦应考课,以杜冒滥充补之源,以绝字画潦草之习(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56175-001)。此项题奏亦可从一特殊角度证明当时书馆存在弊端。八月初二壬子降旨依议。初七,并原折移会三礼馆。随后,确曾进行甄别誊录之考试(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4330-001、 094332-001),情况应有所好转。今《义疏》稿本亦留存有若干誊录官的考课纪录:

孙乔年写□共五千八百三十三字。

李振祖誊写并对,共书十五页计字五千零十三个。

李振祖写共字三千个。

李振祖写共字七千四百七十五个。

李振祖写此本书,共二千九百卅五字。

李振祖誊写自对,共书十四页计字四千二百八十一个,计书二十一页共字七千四百廿一个。

由此可知誊录官以及杂职人员考课制度也应有相应规定,如不称职、不合例,馆中总裁即行将之咨部除名。若仍留额外挂名之人在馆,便会对总裁、提调等人严加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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