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居住地及办公场所分散的负面影响

三礼馆地处何所？馆臣在何处办公，又在何处居住？尽管史书对此类问题缺乏记载，但其他资料尚有蛛丝马迹可寻。

姜兆锡文集中有几篇序文，皆姜氏任纂修官时所写，其中有“戊午孟春书于京都景山西之三礼馆”、“乾隆己未秋题于瀛池东偏之礼馆”字样，戊午、己未即乾隆三年（1738）、四年（1739）；又有一作于乾隆三年仲春的《赠闻喜陶征仕翼侯序》，文末未署写作地点，但序中明确提到“余馆瀛东”。据此可知，乾隆三、四年间，三礼馆坐落在今景山之西、北海之东这一范围内。

景山之西是什么地方？《清宫史》言：“神武门之北，过桥为景山。⋯⋯其西为教习内务府子弟读书处。”内务府子弟读书处不知具体何指，但自与内务府有关。检《日下旧闻考》，“稽察内务府御史衙门，雍正四年设，在景山西门路北，房四十有六楹”，可知内务府确有官署在景山西偏，此处当即姜兆锡所记三礼馆之所在地。

史语所今存内阁大库档案中存有乾隆十二年（1747）一月至四月，总管内务府官房收租库多次移会三礼馆的文件（登录号149784-001、149785-001、 149786-001、 149787-001），与上述推测足相印证。原来，三礼馆确曾借用景山西门外稽察内务府御史衙门后堂房舍，而此时屡被催还。档案记载，三礼馆咨云：

本馆前因房屋短少，书帙浩繁，别无存贮之处，又因办书员役众多，始行住用御史衙门后堂房间。今本馆承办各项书籍未经完竣，现在编纂誊校员役众多拥挤，所有御史衙门后堂房间应俟全书完竣再行拨给。

稽察内务府御史衙门则向官房收租库辩称：

本衙门于乾隆三年八月内奉旨复设衙署，彼时因档案尚少，前堂房屋足敷收贮，是以将后堂房间暂借三礼馆住用。今计自乾隆三年起至今，已越十载。

今据内廷工程处来文，整理景山西门外街道，将本衙门大门两边所有房间作为堆子房⋯⋯本衙门皂吏听事人等⋯⋯竟无房居住⋯⋯档案无收贮之处。请将原先暂行拨给三礼馆人员居住堂后房间由贵处作速办理，拨给本衙门。(www.xing528.com)

稽察内务府御史衙门说正式将借房关系记录在案是乾隆三年九月初四日，但据上引姜兆锡文，则至少在该年初春，三礼馆已在此地办公。十年来，御史衙门房屋渐不敷使用，故拟向其讨回。该司又斥责三礼馆前一咨文俱非事实：

查三礼馆原另设有公馆房屋，现今所有修完一应书籍俱在本馆封贮。除封贮书籍房间外，尚有空房四间无人居住，办书员役寂无一人，又何“众多拥挤”之有？其余外占用本衙门后堂房二十间，现系纂修吴、潘家眷子媳居住，本衙门与伊等一墙之隔，备细皆知，现今既无员役在内办事，又无书籍在内存贮。

此中之吴姓纂修，当即吴绂，据其自述，乾隆九年时已此地居住。综上可知：一，乾隆三年至十二年间，三礼馆一直借用位于景山以西之稽察内务府御史衙门官房；二，纂修工作在此进行，同时官房也可作为馆内人员居所使用；三，乾隆十二年馆中工作告一段落，此官房内由纂修官家人继续居住；四，三礼馆另有“公馆房屋”，也应为日常办公特别是存放书档之所。可见，姜兆锡所称之“三礼馆”还不是书馆正式所在，而是兼具纂修居所性质之临时场地。

若乾隆十二年后三礼馆归还景山西边官房，则直至十九年（1754）闭馆之六七年间，以及乾隆三年以前一时段，三礼馆主要办公场所当在所谓“公馆房屋”，苟不敷使用，势必另外赁屋暂驻。惟此地址，尚无从稽考。

研究者认为清代不同类型之书馆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反映出书馆地位有所差别，从中可以窥见某种政治含义。常开、例开各馆多在东华门、西华门与午门之内，而不甚重要之功臣馆则在翰林院中。乾隆三通馆原在宣武门，后移至午门、西华门内。咸丰时纂《宣宗实录》，便将原设宫内之会典馆迁出，改由实录馆使用宫内官房。与上述记载进行对照，三礼馆长年借用景山西门外内务府官房，其地位仿佛不甚重要；但其“公馆房屋”位置未明，也难作太多推测。

虽然部分馆臣借宿在景山西偏官房，但大部分馆臣尤其是纂修官从外地来京，当是赁屋或借房居住。如王文清租住椿树胡同，诸锦曾居临川会馆，李绂私邸亦邻近旁，皆在宣南，是文人聚居之地。王文清抄宋人易祓《周礼总义》时，“从各纂修署汇其稿”，似也可证纂修居所不在一处。

依照规定，纂修官需按时到馆办公，不过如能在寓修书，亦属允许。纂修书籍可以在寓办理，虽有个别例外，但总体而言，乃是清代书馆通行作法。此前，有王兰生纂《音韵阐微》，奉旨“将韵书带回家去收拾”；后有戴震病卒前夕，“以纂修事未毕，仍在寓办理”《四库全书》事；而徐乾学修《明史》，甚至将整个书局搬回老家。吴廷华曾与沈廷芳在官房朵殿间校勘三礼，又频至沈氏邸舍探讨经义。《三礼义疏》稿本内存有粘条：“毛氏奇龄三日庙见说，寒舍无其书，乞赐全书一览，以便补入。”可知纂修官在各自住处写稿，需要参考书籍时，亦不至馆，而是写信去借。三礼馆文献征集的草目《收到书目档》中，也夹有便笺一纸，文曰：“即检《周礼订义》二套付来人，昨已言明送蔡老爷处，未见送到，特遣人取。十一月二十七，方大人。”所差遣之人，盖即供事。这条反映了三礼馆内文献流通实况的资料，显示三礼馆臣居住与办公地点的相对分散对纂修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就此而言，吴绂等人本可自行寻觅居所而仍占据官房，以致遭到讥议，但对纂修书稿来说或许还真是较为方便。另一方面，纂修官个人也还可以借此节省支出，毕竟，徐以升所言甚为显白：都下租住官房较民房费减。当然，大多数馆臣并未有机会像吴绂等家一样住在官房，大部分还是在外赁屋居住，甚至像惠士奇这样年老的纂修官还一度在“旅舍”暂居。有些纂修官则依附于地位较高的师相僚友家，如官献瑶曾提到，三礼馆纂修初期，他和王士让“同寓于李穆亭宗伯邸中”。穆亭即李清植，虽然当时他只是纂修，官职也并不高，但因为出身世家，故有私宅宽敞，可供友朋借寓。李绂在宣武门外购置一片房产，设立会馆，“公之同郡县士大夫，俾仕于京朝力少薄者得居焉，其正途谒选及公车计偕来京师者亦得以暂寓焉”。秀水人诸锦虽非江西籍，但师从李绂，在纂修《三礼义疏》期间也曾借住在此临川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