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誊录人员及解决办法

顾名思义，誊录即在馆中负责写录资料、清抄稿件者。清代修书各馆依照所修书籍文种，通常配有满洲翻译誊录与汉字誊录两类人员，《三礼义疏》不涉及满文，故馆中所设为汉字誊录，也简称汉誊录。内阁大库档案多次提到，三礼馆设有汉誊录12员，但并未载明具体设立时间。今考《穆堂初稿》内有《与同馆论先修丧礼书》一封，写于开馆半年、李绂入馆之后，其中提出：

现在购求书籍未备，所抄《永乐大典》诸礼书亦未完全⋯⋯惟是开馆时所定誊录生监十二人，为数太少，若急修丧礼，必须抄写迅速，似应请旨增添十二人，庶几易于成书。考《易》、《书》、《诗》、《春秋》四经，每经正文不过二三万字，每馆誊录，尚用二十余人，今三礼经文十九万二千余字，即用二十四人誊录，不为多也。

据此可知在开馆之初已将誊录定员设为12人。

此信意蕴还不止此。其中言及誊录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辑录《永乐大典》，一是抄写纂修官所作丧礼初稿。自乾隆元年十一月初七日三礼馆领到第一批《永乐大典》时起，馆中誊录官即开始陆续辑录其中礼学资料。除《永乐大典》以外，誊录官可能还负责其他礼学书籍之摘抄工作。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6738-001、098573-001、 098616-001）载，乾隆三年九月五日（1738）三礼馆曾移会八旗志书、一统志书等馆，索派6名誊录帮抄书籍，其中说“奉中堂谕，现有交抄书籍，需誊录六员。移会各馆，照从前帮写《永乐大典》例，将现食公费之誊录拣选字画端楷者，各派送二员”云云，既有“从前帮写《永乐大典》例”之语，则辑录《大典》工作此前似已结束，此处“交抄书籍”，或许是指从其他典籍文献中摘抄资料之事。乾隆初年，馆中三礼书籍寡少，因此誊录负担摘抄事宜，以分别供给各位纂修官参考。当然，进入正式纂修阶段之后，誊录官主要工作则转为抄写纂修相继编定之《义疏》稿件。现存《三礼义疏》稿本中，时时可见“草本”、“清本”、“副本”等多种名目，以此推想，当日誊录官任务应是相当繁重的。这就是上引李绂信函倡议增添誊录官名额的起因。

不过，从档案记载来看，李氏提议没有获得响应。已知档案中未见三礼馆请旨增加抄写人员之奏折，馆中汉誊录官定员也一直维持在12人，据乾隆十年年末三礼馆纂修告一段落之时的档案记载（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09034-001），馆中“向有⋯⋯誊录十四名”，这应是包括2名绘图誊录在内的数字。如遇有特殊情况如誊录告假、去世等类，实际工作人数往往更少。试想当初康熙年间御纂《四经》，每经正文不过二三万字，各馆誊录尚用二十多人，而今三礼经文总计超过十九万字，12名誊录如何应付？针对此一问题，三礼馆大概采取了转从修书各馆借调誊录的解决办法。(www.xing528.com)

三礼馆修书十余年间，为弥补誊录官不足的状况，究竟几次从其他书馆借调誊录，目前尚不能确定；有案可查的借调行为至少有两次，一次即上述乾隆三年九月间向八旗志书等馆索派6名誊录之事，另一次则要早到乾隆元年十一月。当时开馆未久，正是刚刚领到《永乐大典》之时，12名誊录不敷查抄之用，急忙“借取各馆生、监协同抄写”（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85298-001）。足见李绂之担忧并非过虑。可惜此次借调人数不可考。而乾隆三年那次借调则有6人之多，已达正常配额之半，虽然是否委派过馆，因档案已失，不便过多推测，但更重要者，档案所记为三礼馆第二次催促，其首次请求被八旗志书馆以“志书择期进呈，校对缮写，正在需员”为由回绝（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6738-001）。史载《八旗通志初集》成于乾隆三年年底（十二月甲午），此时确在赶工；但三礼馆似也极其紧迫，否则也不可能同时移会三个书馆索派誊录，故当即呈明内阁大学士，再行施压，并许诺“俟书籍抄毕，仍行移送贵馆办书”。由此可以看出，借调誊录属于清代修书制度之非常规举措，只是应付临时性繁忙事务，难以保证必定执行。乾隆三年后之档案，尚未见到借调誊录之记录，缘自该年起，清廷设立考送校录之例，由国子监选送合格贡生充各处誊录官。乾隆四年、九年，三礼馆均曾考选国子监生，以募誊录（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13685-001、 144764-001）。此外亦曾由吏部文选司负责甄选，原定午门内考试，后改照笔帖士之例在贡院考试，将取中之人逐名咨补到馆（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56175-001）。

档案资料中还有三礼馆甄试、补换绘图誊录的记录（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06129-001、 144766-001、 242837-001），查《实录》，绘图誊录设置时间确在乾隆八年（1743）五月十七日己亥，额设2员。此非清代书馆必需之职，因三礼馆有绘制礼图之需，故而配备。当时武英殿修书处亦无相应绘图人员，后来刊刻《三礼义疏》之际，仍需将图发回原馆绘制（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2117-001）。

誊录官以监生、生员为主，少有举人，总体身份不及纂修，但学识亦达到一定水准。其中刘大櫆先不必说，他如万秋期，出宜兴万氏，祖上士和曾任明礼部尚书，家世能文，传理学，父辈松龄乾隆二年博学鸿词科补一等第一名，秋期为“国学生，幼颖悟，博极群书，工诗文，屡试不售。痛母吴氏早年苦节，无力请旌，乃赴都，充三礼馆誊录。每日怀饼疗饥，积银如干两，建坊宅东。议叙，例铨县丞，不赴。至老嗜学，手不停披，有手录书数十种。著《怀饼抄》四卷、《红杏楼集》十二卷。子世清，庠生，亦工诗。有《襟溪诗抄》二卷”；陆瓒（又名廷瓒），吴江人，善书，有子名陆燿，后大有声于时；华绅出身金匮华氏，族中多擅绘，自云“自幼颇习图绘”（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44766-001），当不虚发。又有一人名孙乔年，案乾隆初高邮孙氏世治《尚书》，其中孙乔年有专门著作行世，此人与三礼馆同名誊录的年辈行历并无矛盾，未知即其人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