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选任方式与来源构成
三礼馆纂修官的选任方式主要有二：特拔或调拨。
最早一批纂修官入馆是在元年七月间钦命总裁之后不久，鄂尔泰等奏称（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10114-001）：
臣等公同于翰詹官员内选派得：侍读徐用锡、李清植，编修徐以升，庶吉士赵青藜、徐铎、金门诏，候补侍读惠士奇，中允任启运，原任庶吉士宋照，原任湖广岳州府教授现举博学鸿词王文清，福建贡生官献瑶，江南生员和风翔共十二员，俱留心经学，堪膺纂修之任，相应请旨取入。又有江南举人蔡德晋，臣杨名时素知其亦留心经学，应请旨一并取入，令充纂修。
以上十三人，均总裁会商选拔。其中蔡德晋由杨名时举荐，档案中有明文。方苞亦曾向鄂、张二人推荐十二人，然仅四名翰林与江南生员和风翔共五人入选。
由总裁诸人各举所知，会商后上奏朝廷，请旨入馆，三礼馆早期选拔纂修官类多如此。上文提及的王文震、方天游、王士让等人也以同一方式入馆。较为特殊者为陶敬信。乾隆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丙申，上谕：“安徽优生陶敬信所进《周礼正义》一书，经朕披览，其注解尚属平妥明顺，著赏缎二匹，令其在三礼馆纂修上行走。”
陶敬信是以安徽学政郑江之荐送部引见，由皇帝特令入馆者。
总裁推荐与皇帝特敕入馆，皆属开馆初急需人才时之选拔方式，可称“特拔入馆”。待馆务正常运转后，特拔入馆者逐渐减少，尤其在三礼馆中后期入馆的纂修官多是从翰林院等处调拨而来。《会典》载：各馆编辑诸书，以修撰、编、检充纂修官；詹事府左右春坊庶子、中允掌纂修，与翰林院读、讲、编、检同。
翰詹工作重点之一即纂修书籍，在档案中（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00385-001、 172525-001、172536-001、 172529-001、 147800-001、 179141-001）保存有如下案例：
乾隆五年十二月，八旗志书馆纂修官熊晖吉调补三礼馆纂修。
乾隆九年三月，三礼馆纂修官胡中藻奉旨提督陕西学政，所遗员缺奉中堂谕将编修杨述曾移送充补。
乾隆九年四月，三礼馆纂修官编修何其睿钦点贵州副主考，所遗纂修官员缺奉中堂谕将编修李龙官移送充补。
乾隆九年十二月，三礼馆纂修官张为仪奉旨提督云南学政，所遗员缺奉中堂谕将编修何其睿移送充补。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三礼馆纂修官何其睿奉旨提督云南学政，所遗纂修员缺奉堂谕将本院编修潘乙震移送充补。
乾隆十三年六月，三礼馆纂修官潘乙震告假，奉堂谕将编修杨述曾移送充补纂修官。
以上6例人事调动，对象均系翰林。翰林院典薄厅掌章奏、文移及管理吏员、差役事务，并具保管图书之责。
故由典簿厅居中接洽，移会相关书馆，通报任命情况。例2至例6所示杨述曾、何其睿等人接连交替入馆，是三礼馆工作步入正轨之后，纂修官由翰林院调拨充补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出与前期选任方式明显不同。两种选任方式之间固然无法从时间上截然划出一道分水岭，但三礼馆选任纂修官从特拔人馆逐渐向调拨入馆过渡，此一趋势确实相当明显。
两种选任方式的最大区别在选拔标准有异。早期纂修官无论总裁推荐或皇帝特敕入馆，都将学识作为首要的甄选条件。前述内阁档案中总裁奏折（登录号210114-001）内开应用纂修人等，“必得研求有素、考核精详，方克胜纂修之任”，即非出身翰詹，若有“潜心积学或专门名家、熟于三礼者，不拘现任、原任及现在保送博学鸿词人员内，令总裁官将真知灼见之人据实奏闻，请旨取入”。另一奏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069-012）于此亦有重点提示：
臣等窃惟《三礼》一书必得平日研究经义者始可充分修之任。
时方重其事（引者案：指纂修《三礼义疏》），非耆儒硕学专门名家者不获与是选。
此点并成为可供后来书馆遵循的先例，乾隆十二年（1747）重开会典馆，馆臣定议六条，其一即曰：
纂修官务在得人，请令总裁官分派各衙门人数，行文咨取，该堂官分同简选。务择学问淹博、熟谙掌故之员，拟定正陪，保送到馆，由总裁官列名具奏，恭候钦点。至典则之书，义取综核，经生之学，不乏专家，并请照三礼馆例，听该总裁于进士、举贡内，确知经术湛深、长于编纂者，酌保数人具奏。
早期纂修官所以能够入馆，纯为纂修《三礼义疏》，他们于经学研究大都素有专长，至少在其举荐者看来确是如此。而会典馆馆臣所称“令总裁官分派各衙门人数，该堂官分同简选”者，约与调拨入馆情形相当，虽号称要求“学问淹博、熟谙掌故”，但选任范围局限于各衙门，较特拔入馆已相形见绌。三礼馆后期继任者多出自翰詹，学养如何虽然仍在考虑之内，但已经不再作为重要标准。熊晖吉之入三礼馆，据方苞说是出自他的建议，
不排除是方苞因注重熊氏学识故而为之，但情形与特拔入馆不同：熊氏曾担任《明史》纂修，此次从八旗志书馆调入三礼馆，视为普通调动更加妥当。与此类似，乾隆十四年（1749）时发生三礼馆与其他书馆互调纂修事（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30611-001），移送三礼馆充补纂修人员者为汤大绅，外调者李友棠。汪由敦兼任两馆总裁，出于何种目的促成此一调动，今已无法推测，但从二人履历分析，学识方面考虑似不明显。而乾隆八年（1743），原任三礼馆纂修程恂、王文清被经史馆总裁借调至武英殿修书处，充校勘经史翰林（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02725-001），也不能据此认定二人不再具备纂修三礼之学术资格，而只能是由于其他因素遂发生调整。综上所述，三礼馆中后期调拨人员入馆，是翰林院一项常规差遣，纂修官供职于三礼馆还是其他书馆并无实质不同，这显然与重视个人学养的早期选任方式有别。
选任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纂修官来源构成不同。《会典》载，凡纂修书史，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检讨以上充纂修官。
早期特拔入馆者自然无法全部满足条件，中后期具体情况也远比规定复杂。三礼馆纂修官之来源构成有必要加以认真分析。
如果除去后来升任副总裁的任启运等三人，并且前述李光型确曾入馆，则已知三礼馆纂修官将达到50人。《周官义疏》卷端所列乾隆十九年（1754）职名开列了其中46人的官衔，但遗憾的是此一职名难以作为可靠证据来分析纂修官来源构成。因为，首先，书前诸臣职名往往不载官员始入馆之职衔，而应当开列其最终衔名，三礼馆诸臣职名中屡见“今升”字样可以为证。其次，书馆很多时候不一定掌握纂修官最新信息，故经常产生一定程度的混乱，亦即所载职名并非其最终衔名，所以也就不能反映该人真实的在馆时间。姑以首批入馆之编修徐以升为例，诸臣职名言此人为“原任贵州按察使”，然而徐氏早在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即在江西按察使任上被革职，六月间本拟补授广东按察使，实际未能赴粤，至于贵州按察使，只是他在乾隆十四年十月到十五年六月间之官衔。
况且徐以升在馆也不会晚至乾隆十四年以后，其自元年七月入馆，至明年立秋之后南归，总共仅有一年左右而已。
此后他奔波各地，在京逗留时间极其短暂。徐氏咏惠栋一诗，自注“尊甫天牧先生同事礼馆，幸得亲炙”云云，
也显示其任纂修时间不可能晚于乾隆四年惠士奇离京。可见贵州按察使一职，与徐氏的纂修官经历没有任何干系。再如胡中藻，职名载“原任通政司右通政”而不言今职，大概与其十四年六月后闲居候补有关，不过其右通政一职最早在乾隆九年外放陕西学政以后，也与其任三礼馆纂修的时间也没有交集。
详考50名纂修官之入馆身份，发现其中侍读3人，徐用锡、熊晖吉（甚至是侍读学士）、钱维城；修撰1人，梁国治；编修19人，分别是杭世骏、诸锦、叶酉、姚范、徐以升、吴绂、杨述曾、李龙官、宋邦绥、潘乙震、王锦、李友棠、汤大绅、陈顾
、晏玿、罗暹春、何其睿、张为仪、朱佩莲，首二人皆以博学鸿词高中而获职；检讨5人，为王太岳、胡中藻、李英、王康佐、程恂，程氏以博学鸿词获职；金门诏、徐铎、赵青藜、潘汝诚4名庶吉士，另蒋麟昌、出科联2人为庶吉士或编、检；任他职者4人，国子监司业李光墺、刑部主事李光型、府学教授王文清皆进士，后者举博学鸿词在京，国子监助教潘永季，举人。以上居官者凡38人。其余12人是：进士宋照、钟晼，举人蔡德晋、姜兆锡、吴廷华，时赋闲无职；候补侍读惠士奇，暂充八旗通志馆纂修官；余下方天游、陶敬信、王士让、官献瑶、姚汝金、王文震6人属优贡生。
从入馆身份看，三礼馆来源构成确以翰林为主，位在编修、检讨以上者接近全体纂修官之60％，此外来自国子监、刑部及地方学校等处。以功名论，成进士者（包括特赐进士）占78％，仅取得举人以下低级功名者约占10％。这一数据与清代书馆总体情况相吻合。纂修官来源多样化，同时确保来自翰林院等朝廷机构之员占据主体地位，学者认为此种状态既能使官方书馆顺利运作，又是官修书籍优良质量的保证。
馆臣来源构成以翰林为主，诚为维持官方书馆正常运作之必要条件，而与来源构成多样化相比，哪种因素才是提高成书品质之关键，则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便馆臣中以纂修书史为本职之翰林官比率最大，仍无法必然编写出高品质量书籍，此类情况，往往而有。
综合选任方式和来源构成两个维度来分析，则会发现，大部分没有职位或功名较低的纂修官多以特拔入馆。王士让通过此种方式入馆，时人称“先生以明经杰然厕名编纂中，异数也”。
这类馆臣富有才具，专业针对性强。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乾隆元年应博学鸿词科者中特拔入馆之人颇多，此辈大都并非翰林，或是刚刚取得翰林身份而已。以博学鸿词纂修《三礼》，可看作是遵照康熙朝用鸿博修《明史》的旧例。应词科失败者入馆纂修，也不乏人，其学术素养在一般士人之上，对成书的贡献恐怕未必亚于已有翰林身份者。反之，虽成翰林而于礼学并无专长的人入馆，却不一定对纂修有很大帮助。翰林院检讨王太岳自称“仆性懒，读书多是观其大略，于经学尤为卤莽”；
编修罗暹春于经学亦不甚通，尝回忆“年二十五六时入词馆，卒以未尝学问，鹿鹿十余年间，迄无所成就，深自愧奋”。
纵观二人学业，此数语实难全以谦辞来理解，他们对经学尤其三礼之学素无专门研究。而且特拔入馆者多在早期，能够积极参与书籍纂修事业；而具有翰林身份之纂修官越到后期在馆臣中所占比重越大，虽然能够提高馆臣中翰林比率，但对纂修事业贡献几何，因此时纂修工作已大体完成，故似不应高估。直到乾隆十八年（1753）四月闭馆前夕，三礼馆仍有新任翰林入馆（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21636-001），此时入馆之徒对《义疏》内容的影响当然极为有限。况且诸位翰林既有纂修职责，又必须肩负临时差遣或者干脆受派外转任职，无法长时间安心处理馆中事务。频繁调动使馆臣流动性增强，对三礼馆成书质量恐有消极影响。
2.在馆情况
三礼馆纂修人数未有强制规定。担任纂修官者虽共有50人之多，但实为分批分次陆续进馆。开馆时间前后将近二十年，此50人学识专长不同，进馆阶段不同，肩负任务不同，参与三礼馆事务之程度及其贡献、对《三礼义疏》成书之影响都不可能相同。必须掌握纂修官入馆年份与在馆时间，才能合理理解各人与《义疏》成书间的准确关系。
由于原始档案散佚等因，现已无法还原纂修过程中全体纂修官精确详细的在馆情况，只好依据零星记载，对其入馆、离馆大致年份作出推断。林存阳对大部分纂修官在馆时间有所考述，
而鄙意与之不无异同，如：林氏认为徐铎于乾隆二年（1737）五月入馆、王文震二年至四年（1739）在馆、潘永季接替王文震入馆，其论证过程是用庶吉士散馆授职以及博学鸿词试毕作为纂修官入馆年份上限，而以改授他职作为判明离馆时间的证据。此法实不可取。上文所论，即在表明纂修官来源多样，并非全由翰林充任。徐铎以庶吉士身份成为元年首批纂修官之一，王文震入馆时仅是拔贡，而赏给助教衔，至四年遇缺补授国子监助教（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74190-001），亦未必离开三礼馆，如李光墺即以国子司业身份兼充纂修，两不相妨。王文震以知州题补赴山西，时在乾隆六年（1741） ，
若以此为其离馆时间，似更显恰当。至于潘永季，其在馆起讫时间有案可查，乃乾隆七年（1742），由鄂尔泰保举；俟纂修完毕，十五年（1750）赴兵部武选司任职。
杭世骏、诸锦、程恂等人虽由词科登玉堂，但并非马上参与《三礼》纂修，诸锦二年夏才由大总裁甘汝来荐入三礼馆，
而程恂二年六月尚在实录馆供职（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36502-001），何时入馆，未易遽断。另有部分林氏无考，比如宋照、李光墺。前已述及，宋照元年七月入馆，明年即劳瘁病殁。而李光墺乾隆三年（1738）间仍在山东，同年调京任职国子监，转年便由陆宗楷接任其职，李氏殆已故去，《安溪县志》所谓“擢国子监司业，未几，纂修《三礼》⋯⋯越五月得病，卒”，盖得其实。
总之，宋、李二人在馆时间均甚短暂。
了解每位纂修官各自行历之后，可对43名纂修官入馆时间与39名纂修官离馆时间做出大致推测；剩余人员确切在馆时间目前无法获知。详情列于本书附录，供读者批判。此处必须预先承认，笔者虽然竭力搜寻相关资料，但由于清代文献浩瀚、零散兼以不乏互相抵牾等特性，目前仍有多名纂修官情况无法探知，且已知者中又仅能根据所见资料，推断近似结果，避免过分偏差，而难以取得准确定论。例如诸锦曾在乾隆四年回籍，但乾隆十八年（1753）时尚有在馆记录，何时再次入馆，不得而知。诸氏最迟在乾隆六年（1741）已钦点福建乡试正考官，则在此前后回京，其后虽又多次离京，但仍在馆修书（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13828-001、 221640-001、 071180-001）。像这样多次入馆者绝非孤例，李清植、姜兆锡、杨述曾都曾两次入馆充纂修，或许还有他人多次入馆，势必会对考证与统计数据造成干扰。其他情形视此更为复杂，即便加倍小心作出判断，也只能考出相对可信的在馆时间。一般认为吴廷华由全祖望向方苞举荐，则应在乾隆二年九月全氏离京前入馆，杭世骏回忆当年情，亦作此说。
然据吴氏自述，渠于二年秋间至天津，三礼馆以纂修相招已是三年春，而其动身进京则不早于是年冬。
现存史料皆云吴廷华在馆前后达十年之久，若据三年冬入馆下推，则离馆当在乾隆十二年，以此作为吴氏任纂修之起讫时间，或更合理。
尽管所得信息难保确凿无疑，也欠全面，综合已知情况将纂修官在馆时间作一整体统计，对了解三礼馆修书过程仍有意义。下面列出三礼馆开馆十九年间每年入馆、离馆之纂修官相应人数趋势图：
图3.1 纂修官入馆、离馆变化趋势
据此图，可对纂修官在馆时间与纂修进程稍事分析：
开馆之初，纂修官入馆人数最多，乾隆元年约有11人入馆，至四年仍有3人入馆。此时属纂修开创期，故而大量选任纂修。随后入馆人数较多者在七年与十三、十四及十八年，此时增选纂修当是为整理成书作准备。纂修官不断入馆尚有一重要原因，即同时有纂修官陆续离开，馆中需补充纂修人员。自第二年始就有人离开，原因要有二端：一为纂修官自然死亡，一为纂修官调职。上图显示，除乾隆二年外，离馆高峰大致在七年、九年、十一至十五年。惟图中离馆数据相当有限，十一年议叙与十九年书成撤馆，应有大量纂修官离馆，但具体情况无案可查。
考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10869-001、 206659-001），乾隆四年六月，三礼馆自总裁甘汝来以下共41员，除去甘汝来与可能在馆领取公费的副总裁李绂， 39人中尚包括纂修官外之提调、收掌与誊录及其他杂职人等，粗略估计当时在馆纂修官当有20名左右；至乾隆十二年十月，馆臣总数已降至18人，纂修官包括在内。两组数字有助于了解馆臣数量之一般状态。依上图计算，纂修官人数在乾隆四年有14名，十二年是6名（潘乙震本年11月入馆，不计在内），图中数据或有遗漏，但此一结果与依据档案推测所得的约数并不冲突。另查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09034-001）中记：
本馆向有纂修官九员，誊录十四名、供事八名。
此约为乾隆十年底之情形；据上图计算则纂修官有12员，较档案所载多3人，自是上图之中离馆数据匮乏所致。
上图明确显示出纂修官入馆时间能够区别为三个阶段，与前章对三礼馆纂修进程的划分相比较，也大致通融。不同阶段入馆之纂修官名单如下：
第一阶段（元年至五年）：徐以升、官献瑶、惠士奇、蔡德晋、徐用锡、金门诏、徐铎、赵青藜、王文清、宋照、杭世骏、诸锦、姚汝金、姜兆锡、王文震、吴廷华、李光墺、陶敬信、吴绂、熊晖吉、钟晼、程恂。此外，方苞提及乾隆二、三年间有一“潘进士”在馆。
今检馆中潘姓者三，潘乙震元年进士，颇疑即此处之“潘进士”，惟是时渠已升编修，虽在乾隆初较为活跃，同时不排除多次入馆之可能，但因档案中明确有其十二年入馆之记录（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47800-001），稳妥起见，姑以二年进士潘汝诚当之。此一时期入馆者似乎还有出科联。后来升任副总裁的任启运、李清植与周学健，尽管不计在此处50人之列，其入馆则确在此时。六年有人离馆，而入馆者阙如，此年《周官义疏》纂修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七年至十年）：叶酉、方天游、姚范、潘永季、王士让、杨述曾、宋邦绥、李龙官、胡中藻、蒋麟昌。张为仪、何其睿分别于九年、十二年离馆（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72529-001、 147800-001），估计此一时期在任。李光型如参与纂修，约在此时。
前章所分第三阶段（十一至十三年）与第四阶段（十四至十九年）在上图中不易区分。十一、十五年有人离馆，而入馆者阙如；十九年闭馆。十四年入馆者稍多，也许与三礼馆开始协助武英殿校刊《义疏》有关。潘乙震、王锦、王康佐、李友棠、汤大绅、钱维城、陈顾
、梁国治、王太岳、晏玿、李英。罗暹春、朱佩莲应属此期新任纂修。
将以上结果与前述馆臣身份作一对照便会发现，取得低级功名者6人，均一、二两阶段入馆，而且王士让虽与方天游一同在乾隆七年获荐入馆，但早在第一阶段即已替周学健操刀纂修稿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069-012）。可见特拔入馆的确是三礼馆前期选任纂修的重要方式，此一时期对《义疏》纂修工作实际影响也最大。
除个人学养、选任方式与入馆年份外，在馆时间长短也是借以衡量纂修官对《义疏》成书贡献大小的因素之一。比如方志言李光墺于纂修期间“翻阅疑难，考订同异，常至夜分不辍”，沈德潜挽蒋麟昌诗更谓“闻君细校雠，要得圣人旨。⋯⋯药炉茗碗间，涂乙杂三礼”。但二人在馆时间不长，现今已很难寻觅其在《义疏》纂修事业中留下多少痕迹。
情况类似者还有徐用锡、宋照等，虽然在纂修创始时即已入馆，但在馆太过短暂无疑导致二人无法发挥较大作用。与之相对应的是王文清，他在馆将近11年，乾隆十一年议叙，名列第一，加一级、记录六次，其自作诗有谓“纪勋名第一”。
据目前所见资料看，在馆时间最长之人可能是诸锦。诸氏于乾隆二年夏入馆，虽时或离馆，但直至乾隆十八年仍在馆中服务，应当见及书馆裁撤。其他在馆时间满三年或三年以上之馆臣，大概有杨述曾、姚范、叶酉、赵青藜、钟晼、王士让、王文清、王文震、吴绂、吴廷华、出科联、方天游、官献瑶、杭世骏、惠士奇、姜兆锡、李龙官、潘汝诚、潘永季、陶敬信、程恂等；在馆约两年者有熊晖吉、宋邦绥、徐铎；而近一半的纂修官在馆不过一年左右，他们是：徐以升、李友棠、汤大绅、陈顾
、晏玿、李光墺、王锦、王太岳、李英、王康佐、宋照、徐用锡、钱维城、金门诏、梁国治、蒋麟昌等。诸人虽同事纂修，然必有先后入馆，彼此未曾谋面者。余下数人，在馆信息暂付阙如，不易定其时限，但在馆超过三年之人似亦不多。方志称潘乙震“在馆数年”，
但档案有其在馆不满一年之记录（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47800-001、 179141-001），而是否多次入馆又难以确认，故暂归入最后一类。
3.纂修职责
编纂《三礼义疏》，是纂修官的主要职责。前文论述正副总裁职责时曾述及，馆中规章条例须经总裁会商、审议、认可。其中纂修体例涉及编纂思想，影响《义疏》成书面貌，容后再议；而工作规程则是编书方式问题，与馆务尤其是纂修官责任密切相关，有必要先加检讨。
（1）工作规程
三礼馆纂修工作如何展开？纂修官以何种方式分工合作？具体程序都有哪些？这些都是开馆之初亟须解决的问题。可惜目前未见有关档案，兹仅据馆臣记载略述如下。
方苞最初主张以纂修官中学识精审者三人为主，分别负责三礼各经，再选拔他人辅佐工作。方氏向鄂尔泰解释道：
仆始议人删三经注疏各一篇，择其用功深者各一人，主删一经注疏，一人佐之，余人分采各家之说，交错以遍。然后众说无匿美，而去取详略可通贯于全经。
但鄂尔泰“手书以示诸君子，而应者甚稀”。后来情形似是方苞主持之《周官义疏》坚持此一做法，而另外两经则由王兰生与甘汝来“更立条例，计人数，俾各纂数篇”而已，即将《仪礼》、《礼记》拆散，各纂修官分包部分篇目，独立进行编纂。方苞指责这种作法实在是“分操割裂”，因为“人之意见各殊，所学浅深亦异”，工作分派到个人，将会使整个纂修事业丧失主脑，修成书籍也会“去取详略，意见多殊，分剟属联，措注亦异”。方氏曰：“一经中脉络且不能流通，而况三经之参互相抵者乎？去取详略之大凡且不能画一，而况别择之精粗、删剟之当否乎？”然而其他馆臣率皆默然以应，面对既成事实，连鄂尔泰也不愿再起争执，馆中最后采纳分修方式。
有趣的是，李绂在大方针上原本更为激进，主张仿照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吴澄《三礼考注》，“合修三礼，贯通为一”；而在具体方式上则颇能寻绎分修的优点：
纂修官需将书分纂，则易于成书，如《礼记》现派纂修五人，既将《礼记》分为五分，按照官资次序各纂一分，《周礼》、《仪礼》亦照人数分纂。
“合修三礼”方针亦难贯彻，即便退而求其次想要附录朱、吴二书序目的意见，仍未被采纳。除《周礼》外，其余二经即遵照李绂所主张的分修方式进行。但纂修进程过于漫长，“易于成书”的优点似乎也没能充分体现，从开馆到刊印经历十九年，不可谓不久，成书不可谓甚易。
在纂修过程中，分修方式引发的问题像方苞所批评的那样逐渐显露出来。本来，官修书局之弊早经古人指出，吃紧处在于“著述无主，条章靡立”，致使馆臣“阁笔相视，含豪不断”，刘知幾所讥“五不可”，此其第一。
清人立国以来，所开书馆众多，积累的相关经验不可谓不丰富。以著名的明史馆来说，当时即有馆臣指出分修之不妥。施闰章认为“分曹共局，是非抵牾，议论蠭起，腐毫辍翰，相持不下，此牵制之难也”，潘耒虽坚持“职任欲分”，却仍抱“畛域既分，彼此不相通贯”之忧。
《明史》纂修历年甚久，恐怕与此种劣势不无干系。经贵专，史尚博，史体广大，对分修方式犹有疑虑，纂修经籍又岂能无所顾忌？三礼馆副总裁杨名时曾修《明史》，其答徐恪书早道及官修书局积弊乃“分割众手，以意裁之”；
同时另一副总裁王兰生，早先纂辑《音韵阐微》时几乎一手包办，不假他人分修，而两人既主礼局，已不能纠正，真正可惜。
平心而论，方苞所言未必便于执行，但选择学精功深者为主而以他人辅之，无疑更利于馆臣间之协调与《义疏》成书之统一。三礼馆最终采用分修方式，虽则可能短期内成书较速，但从后续进展来看，这一优势并不明显。馆臣龃龉争执，前章已有指陈。各纂修官之间沟通不畅，又势必增加稿件整合难度，延缓进度。李绂后来也意识到分修存在问题，在私信中向方苞感叹道：“书馆分治，不可合并，无由细相商榷，喟然何已。”
杭世骏自谓分修《礼记》，则《周》、《仪》二礼资料便不得寓目，馆臣间疏离隔阂，乃至于此。
至于三礼馆纂修的具体程序，亦无档案资料甚或馆臣自记可证。所幸五百余册《三礼义疏》稿本中《仪礼》、《礼记》保存相对完好，仍可略窥端倪。《士相见礼》草本上标有“纂修王士让”，又有浮签“纂修官潘永季校完”，复有“张中堂阅过，鄂中堂阅过”以及“底本姜绣”字样，据此可知馆中纂修程序至少经过：
纂修官编撰初稿→誊录官誊录底本→纂修官校正修改→总裁阅定⋯⋯
这一流程并非一次完工，而是反复几遍之后，方誊录清本。稿本中不少篇目都有二种以上草本或是副本，最多者为《郊特牲》，前后誊写至少5遍，可见从初稿到定本之间修改次数之多。其中一册《郊特牲》副本标有：
原纂修官赵青藜；誊录监生史奕环；纂修官陶敬信校。
潘永季覆校；纂修官王文清、吴廷华重校。
纂修官初纂后，此一副本至少经4人3番校勘，始付誊录。校勘之任非仅核对字句、订正讹脱，而是包含对初稿内容之全面增删，本册封面浮签即有“此本第二十一页有当改补之处，记（？）改正本”之指示。另如一册《乐记》草本标有：
底本严吐凤。
纂修官杭世骏；誊录监生姜逢时。
纂修官张为仪删补；纂修官方天游校对。(www.xing528.com)
九月初八日纂修张重阅，计五十四页。
鄂中堂阅过，此本改正十五处；张中堂阅过。
张为仪“删补”与方天游“校对”相比，似显示张氏的工作与初纂关系更为密切，不过删补、订改、校对连同覆校、重校、重阅之类，工作性质基本无法严格区分。别的书馆根据纂修与校对工作之异，有改纂修官为校对官之例（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56160-001）；三礼馆未照此办理，校对、重阅、删补诸般事宜皆由纂修官负责。此种校勘往往在原纂修官外另觅数人进行，可能是馆中为弥补分修方式缺点而采取的补救措施，也可能与书馆人员变动有关，同时这么多人次的反复校改，也可视为三礼馆《义疏》稿本拖拉数年屡次修订、未能付印的真实写照。
（2）具体分工
三礼馆既采取分修方式，则如何分工便是重要问题。纂修官各有职司，或负责初纂，或负责校阅删改，或分修《仪礼》，或专主《礼记》。探究具体工作实际负责者，无疑会提高对纂修工作的整体认识，也会增进对纂修官个体之了解。偏偏档案文献于此毫无提示，纂修官个人所记又极其简略含混，稿本所存亦非全帙，以下只能就现有资料复原部分时段之局部情况。
A.《周官义疏》
《周官义疏》稿本存量极少，且其中并无纂修官名氏可查，惟有从时人记载中稍加勾勒。
官献瑶从方苞问学，有《读周官》六卷行世，其自序云：
献瑶曩岁从吾师望溪方先生学《周官》，恭逢我皇上命儒臣纂修《三礼》，先生实董《周官》书。献瑶亦承乏编校，因得翻阅历代讲家名本，择其淳者录正，然后奏御裁决。书成，刊布学官多年矣。老来温经，于《易》、《书》、《诗》、《春秋》、《仪礼》凡数过，是书从先生讲贯最久，又分修《地》、《秋》二官，用心最劬，功最勤。
据此，知官氏领《地》、《秋》二官。或言官氏分修《春官》、《秋官》，
殆笔误。
《大清畿辅先哲传》记钟晼事：
诏修《三礼》，以鄂文端尔泰、张文和廷玉、方先生苞荐，充纂修。晼主《周官》。苞谓曰：朱子言周公运用天理烂熟之书，非子莫能罄其蕴，以是属子矣。
此段抄自王芑孙《宛平钟先生事状》，必有所据。
钟氏随方苞编纂诸经解说，又由他罗致入馆，遂从之专修《周官》。
方苞又言：
余平生不肯以文假人，而承修《周官》，甚赖吴编修绂能输其力。
“输其力”云云，语意不明，未知吴绂是否专修《周官》与钟晼同，抑或仅襄赞其功而已。据下文所考，《仪礼》、《礼记》稿本有其名，时人亦有“泊村夙以《仪礼》名家”之说，
泊村乃吴绂之号。惟吴氏曾在武英殿校刊《周礼》、《仪礼》二经，又依附方苞入礼局，后虽隙末，但此人在馆年份颇久，若先修《周官》再修他经，亦属可能。吴氏与方苞之交不得善终，未知二人合作结果如何，惜其助编《周官义疏》详情已不可晓。
纂修官赵青藜亦及方苞之门，人称其“为古文，受义法于方侍郎苞，风格似之。望溪称及门有所祈向而可信其操行之终不迷，惟先生为最”，又说其同乡前辈为学多主王阳明，而赵氏“独诵法程朱⋯⋯谓心之所知者义理，至于爱敬之节、礼乐之度，名物象数之繁，虽圣人不能逸获”。
赵青藜乃乾隆元年七月首批入馆者，曾有一封致方苞的答书，云：
丙辰冬，从先生事编纂，每以迂拙贻笑同侪，先生独鉴其朴诚，谓可进之于古。诱掖真恳，有逾常分。
林存阳据此云：“因方苞领纂《周官》，故赵青藜似亦从事该经。”
可从。
分修《周官》者，还有姜兆锡。姜氏自述：
今又谬荷辅臣等会题征修三礼，除照职分修《周礼》外，辅臣申体圣旨，命以闲暇兼校秘府《仪礼》诸书，因得并将《九经补注》参互分明，而约序其义例如右。
姜氏分修此经，但不知从事何官，又似曾校刊武英殿《仪礼》云。姜氏在馆尽心编纂，劳瘁博辨，钟晼知之甚详。
而方苞则绝未齿及。时人云姜氏乾隆四年书成告归，
实则此时《义疏》距成形尚远，越二年姜氏再返礼馆，正是方苞交稿离京之时，未审有何隐情。
又，记录三礼馆文献征集情况的流水簿——《收到书目档》载有《通志堂经解》三部，此档原件该处夹有便笺一纸，记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方苞命将其中《周礼订义》二套交付“蔡老爷”之事。
莫非蔡德晋早期亦尝参编《周官》？姑宁过而存之。
另，林存阳言惠士奇、陶敬信、熊晖吉亦修《周官义疏》，
不为无见，惜乏确证。陶敬信以《周礼》著作受知特拔入馆，曾校阅《仪礼》、《礼记》，惠士奇确修《仪礼》，二人是否兼修此经，俟考。熊晖吉乾隆初历充八旗志书馆、武英殿经史馆馆臣，五年（1740）顷始入三礼馆（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10092-001、 100385-001），如参与纂修《周官》，亦恐贡献无多。
副总裁方苞分主《周官》，后世乃有传言谓“是书为苞一人所撰”。
今观此经纂修官以方氏门徒为多，其纂修流程亦由方氏主导，可知传言语涉夸饰，但空穴来风，也不为无因。
B.《仪礼义疏》
《仪礼义疏》稿本颇存，记录纂修姓名详尽，为考察纂修分工的第一手资料。下面据以列出其大致情况。但需说明的是：一，表中信息取材自稿本封皮所标以及稿本册页中的浮签、批注所显示之纂修官姓名；二，稿本不全，而且并非每册稿本均有纂修官姓名，故本表信息必有遗漏，兹皆保持原状（信息缺失用“—”表示）；三，稿本中先后纂修誊录之稿众多，历次纂修官、誊录官信息都有部分保留，故表中有同一篇目多人纂修之情况出现，限于多方面因素，表中并列人名仅表示数人均从事此工作，其排序不表示先后次序，也不表示数人间之合作关系；四，“纂修官”与“校阅、改纂者”内，重复出现者不另计，二者区别仅在于前者为初纂者，后者或校阅或删补改纂，工作量容有不同，其重要者贡献或不下于纂修官。后表仿此。
表3.3 稿本所见《仪礼》分工
其中纂修篇目较多者有惠士奇、王士让、诸锦等人，而杨述增、吴廷华多以校阅身份出现。不过基于前述原因，此表无法涵盖全部《仪礼》纂修官。沈彤即称徐用锡亦修《仪礼》：
今天子即位，重其老成，召而官之，年且八十，会开馆修《三礼义疏》，命之分纂，而先生得《仪礼》焉。《仪礼》之首篇，《冠礼》也。先生当八十初度之辰而适纂之，彤亦偶感于古今之礼之有无异同于年之少与老也。
则徐用锡所纂有《士冠礼》。稿本中李龙官所纂者显系后出，而早期稿件无存。徐氏入馆未久即下世，估计所纂不甚多。或言王文清所著《仪礼分节句读》乃其修书初稿，似王氏曾参与此经：
九溪于丙辰间奉命纂修《三礼》，馆中所著有《三礼图考》、《丧礼》、《祭礼》若干卷，兹编（引者案：指《仪礼分节句读》）其一也。
然而稿本中并无其名。其书凡例尝云：
清非能读《仪礼》者，幸槖笔礼馆，每取《仪礼》谬为点定，朱墨丹黄，凡数易。⋯⋯偶有未安，辄为改定，总于一节一句一读一圈一点中不敢淆杂，必求清析妥当，乃成是本。
则该书为个人著作可知。王文清曾参与《仪礼义疏》纂修否，仍当存疑。
林存阳推测吴绂、王士让、徐铎、诸锦、叶酉、潘乙震、王文清七人曾预修《仪礼》。
前四人均可在表中证实。今存诸锦手稿有草拟《义疏》三篇，刘康威据以谓诸氏纂《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亦与上表合。
叶酉、王文清修《仪礼》证据不足，其修《礼记》，见下。馆中潘姓者三人，独潘乙震不见于稿本中，方苞所谓“潘进士”似指潘汝诚。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乡饮酒礼》稿本零叶，其初次纂修官正为潘汝诚。
C.《礼记义疏》
前引李绂书札，有“《礼记》现派纂修五人”之语，今据稿本开列馆臣名单，知其初纂者前后至少七人，则稿本乃历次纂修积累而成，审矣。其中出力最多者为王文清、杭世骏、赵青藜、姚汝金，姚世铼即姚汝金。任启运后升副总裁，专督《礼记》编纂，稿本中《王制》等篇，系其为纂修官时所修。张为仪、王士让作过大量删改工作。
表3.4 稿本所见《礼记》分工
续表
另据杭世骏自述：
通籍后，与修三礼，馆吏以《礼记》中《学记》、《乐记》、《丧大记》、《玉藻》诸篇相属。
傅斯年图书馆藏有《学记》副本一册，即杭世骏初纂而张为仪改纂者，上表亦已收录该册所见馆臣信息。但以上表与杭氏自述相核，尚有《杂记》、《祭义》、《祭统》、《祭法》四篇为杭氏所纂，而现存《玉藻》稿本则未见杭氏题名。因稿本非全本，故上表容有漏列，如据现存文献分析，《王制》篇有胡天游手笔，但稿本无其名，故上表未能反映。不过，《礼记义疏》纂修官分工的大致情况，已具于是。
林存阳据杭世骏所言推测金门诏曾充任《礼记义疏》纂修官，又称其父金奇选撰有《礼记分类全书》，则其得分任纂修《礼记义疏》，“盖渊源有自”。
今案杭世骏《送金东山归维杨序》谓金门诏“以试落馆职，一旦委而去之”，复谓自己“不敏，猥以谫劣承其未竟之绪”，更以孔颖达《正义》、魏玄成《礼记》作比。
观杭世骏多从事《礼记》，可知这一推论确属可能。只是金门诏在馆时间极为短暂，其所做工作率多湮没无存了。
D.礼图
《义疏》三种皆附有礼图，是三礼馆修书的一大特色。馆中有纂修官专门负责礼图，先将所见礼图资料整合归纳、删改增补，统一绘制，随后根据《周官》、《仪礼》和《礼记》三书具体情况，加以分配取舍，附在各经书后。
今《仪礼》、《礼记》二经草图，仍存稿本之中，而《周官图》稿本则单独著于录。综合草图、定本诸图，可知《周官》、《礼记》均为礼器图，稿本署王文清、吴廷华合纂；而《仪礼图》有二类，《礼器图》，王文清纂，《礼节图》，吴廷华纂。当然，实际分工未必如此严格，二人相互讨论，应属自然。沈廷芳为吴廷华撰行状，曰：
侍郎李公清植继为总裁，以《三礼》二节四图属为编纂。先生欲取全书校对，俾图说与经本合，乃检秘府中诸儒礼图，得七十余种，为增删补辑，改正敖氏《仪礼》居多。
所谓“《三礼》二节四图”，当即指《三礼礼器图》与《仪礼礼节图》，吴廷华之子称为“《三礼》礼节四图”，反比沈说更难理解。
沈氏既统言《三礼图》，则吴氏很可能全部参与。
另据稿本显示，潘永季至少曾校阅过《仪礼礼器图》和《礼记图》。
E.《日讲礼记解义》
《日讲礼记解义》本圣祖玄烨所拟定，历雍正一朝迄未编成。《实录》载乾隆二年（1737）正月二十七日丙辰：
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议覆：尚书衔徐元梦奏称“江南贡生王文震潜心经书，于《礼记》讲习尤深，请将王文震赏给国子监助教职衔，遇缺题补，令在三礼馆纂修上行走，专心编校《日讲礼记》，则《日讲五经》俱全，可以并垂永久”，应如所请。从之。
是以编校《日讲礼记解义》任务附于三礼馆。前已言及，王文震乾隆六年（1741）外放知州，乾隆七年潘永季入馆接替其事，《日讲礼记解义》稿本中屡有“原纂修官王文震；潘永季改定”之字样，成书卷端乾隆十四年开列诸臣名衔也有：
现任纂修官：
国子监助教加三级潘永季
原任纂修官：
原任山西吉州知州王文震
未见他人姓名，则此书专属之此二人。
F.其他工作、剩余馆臣
以上考订29名纂修官之大致分工。特需说明者，即上文所考系已知纂修官大部分职司所在，并不表明此29人绝无其他工作内容。馆中虽主分修，但兼修情况也存在，如潘永季不但校阅《义疏》，还参编《日讲礼记解义》，王士让、方天游等兼修《仪礼》、《礼记》二经，王文清、吴廷华更兼修礼图。如此，则以上所列内容，或有可能并非该纂修官工作重心，甚至有些人像蔡德晋、宋邦绥，所考知的工作量太少，恐怕难以反映其全部分工情况。纂修官在此之外别有其他任务，自属可能。
三礼馆臣纂修、改订、审阅书稿，自应以所负责之本经稿件为重。但同僚交流亦非绝对禁止。杭世骏自称分修《礼记》而“二《礼》吾不得寓目”，未必是格于馆例而然。据稿本，《丧服》等篇有依方苞之意修改者，是《仪礼》纂修官曾向方氏请教。王文清主攻《礼记》与礼图，但仍在《永乐大典》中抄出宋人易祓《周礼总义》，“从各纂修署汇其稿”。
馆臣中有多人曾为武英殿兼校经史，杭世骏亦尝“奉敕编录内府书籍，分别去留”，
此类相关工作与《三礼》纂修关系亦颇为密切。撰著专书或辑佚秘笈虽属私下行为，但苟有心得则不妨注入纂修工作之中。
其他职司不详者约占纂修官总数的五分之二。李光墺、徐以升诸人，虽然入馆较早，但在馆时间过短，从事何种工作已难考知。其他入馆稍晚者职司所在，因为《义疏》编纂大致完工，似乎多为校订字句，对《义疏》内容实质影响要远低于前期校阅行为。李英有诗云：“惭愧书成厘亥豕，开函犹列姓名芬。”自注：“三礼馆充纂修官时，书已垂成，仅司校字，得列衔卷首。”
堪称写实。
前已述及，潘乙震在馆时间不易确定，其分工如何亦无从知晓。但《礼记凡例》中有一浮签略谓：“此系开卷之处，仍□潘、吴二公商酌定之，方可发写。何如？”又谓：“震意《日知荟说》既系御制，版心鱼尾之下只书卷数⋯⋯此签尚须送吴老爷商。”假如此处“震”字确为潘乙震自称，则其人职司尚能探知，但稿本中绝无其全名，最可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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