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正副总裁任命情况列表及考察结果

1.任命情况

开馆之初，必先设总裁统领馆中事务。乾隆元年七月初九日任命总裁、副总裁各4人，以后根据情况，陆续有所调整。当年十二月增补副总裁1人，四年（1739）八月增补副总裁2人，五年（1740）十二月、八年（1743）闰四月、五月又分别任命副总裁各1人，九年（1744）三月复补副总裁2人。具体情况参见前章。现据《实录》与《上谕档》等资料，将总裁、副总裁任命情况列为下表：

表3.1 三礼馆正副总裁在职年月

三礼馆正副总裁可考者凡16人。除去开馆时所设正副总裁8人皆为皇帝直接在朝臣中检选外，继任总裁之任命，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他职调任，一是由纂修擢升。李绂、尹继善、陈大受、彭维新、汪由敦系调自他职，其他几位则从本馆纂修中选任。如周学健乾隆三年（1738）九月二日奉诏入都，明年正月到馆，至五年十二月始升副总裁；而任启运开馆时即充纂修（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10114-001），八年之后始拔为副总裁。

委任原因在上章已有所分析，兹再细致剖析如次。清代书馆委任总裁固需从学行等方面考量，如甘汝来、方苞获选三礼馆总裁一职，确与其在三年丧事件中的认识与表现有关；但主要仍是着眼于官员的品级与职位，尤其对于那些调自他职者来说，更是如此。清代书馆大都隶属内阁，例由大学士主政，“凡纂修一切书史，掌院学士充正副总裁官”。张廷玉自雍正初即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自言生平总裁史馆书局几十有余处。其他数人亦兼任总裁甚多，他们出掌三礼馆，恐怕是正常人事任命的成分多，而出于特殊考虑的因素少。乾隆元年六月间，鄂尔泰等曾进呈一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8-0002-015），中记鄂本人当时领衔5个书馆，张廷玉则领有6馆，朱轼生前领4馆，方苞任正副总裁各一，徐元梦、甘汝来、李绂都有总裁官之任。此时尚在三礼馆开馆之前，可见以上述诸人作为书馆总裁实属职司常态。雍正末至乾隆初朝廷所开的一系列书馆，若无此数人参与，简直无法想象。方苞所谓“天子命修《三礼》，以阁部之长董其成，而余亦滥厕焉”云云，或属自谦，然而他点明阁老主书馆之事，自己虽任副总裁但绝非“董其成”，显示出他对官僚行政制度上的主次关系理解得相当到位。

至于三礼馆后来增置副总裁，多为弥补前任之阙，如甘汝来去世后，方苞、徐元梦年老，李绂不能主事，故著尹继善、陈大受职，继而以周学健代替，后续李清植、任启运，彭维新、汪由敦诸人，均为接替前任。将之视作普通行政任免更为稳妥。

林存阳强调朝廷以股肱大臣董理其事，为三礼馆提供政治保障，彰显其重视程度，并对此作了相当程度的发挥。然而，倘若依林氏的思路推衍，必然得出的结论即是，举凡清代官修书馆无不享有政治保障，这样似嫌大而无当。更何况总裁兼任数馆，未必专注于三礼，又谈何保障。周学健虽号称“通晓三礼”，主持过殿本三礼校勘，然而升任副总裁后不但兼佐明史纲目馆，还参与户、刑两部事，八年外放之前，还曾赴山东查案、往江南赈济水灾，马不停蹄，反不如其任纂修时能在礼馆尽责。若朝廷有意用周学健专办三礼馆事务，岂应如此呢？从清代书馆制度的实际境况出发，似不宜对朝廷在三礼馆正副总裁人事安排上的考量作过高估计。

2.具体执掌

一般而言，调自他职的总裁官如对经籍纂修无特殊兴趣，往往不安于位，尹继善、陈大受在三礼馆皆不满一年，未闻有何建树。陈氏旋补安徽巡抚，自未暇总揽馆务，后其门生作传，已不知其在馆经历，赵青藜所谓“从先生后备职编纂，益聆绪论”，因此也就多半属于客套。尹则为满洲勋贵，其刑部事务一直纷繁不绝（参考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70357-001、 072650-001等），兼有处理维、藏熬茶等临时差遣，恐无暇过问馆务；且在三礼馆受命当日，即兼明史纲目馆副总裁，尹继善现存奏议抄件甚夥，绝无有关书馆事宜折，可知于此类书馆但挂名而已。

由纂修升任总裁者撰写《义疏》经验相对丰富，参与具体工作时易于上手。典型的例子是任启运，德保所撰《家传》记：

元年丙辰，简命纂修三礼局，（任氏）获罄所学。及癸亥，总裁三礼馆，命下，乃拜手稽首扬言曰：“臣一生志愿未有所发，念世末大于礼，而臣之报国，适得以是成一代经教，立万世纲常，其敢易而为诸？”因尽发中秘所储，平心参订，目营手写，漏常至二十刻犹不已。

同书所载吴德旋所作《传》及《清史列传》、《清史稿》本传俱载其任副总裁后发奋修书之事。任氏亦追述当时心情，有言道：“自喜谓半生之考校在斯，庶一得之微忱可效。”任启运此番抱负后竟未全获施展，令人叹惋，但他就任初期的欣幸之情溢于言表，已可由此想见。不过，任氏族裔述及此事却有夸大的嫌疑，如说“既受命，总裁《三礼》，以为平生志业在是，幸得毕力于斯，发凡、起例、编排，无间寒暑”，则未确。《义疏》体例早在任启运擢任副总裁以前就已确定，绝非迟至乾隆八年时始留意。为任启运作传的族人不知三礼馆内职责分工，故误会如此。

关于三礼馆正副总裁具体职责，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主持馆中日常事务

正总裁为三礼馆主要领导，是沟通皇帝与馆臣的桥梁。馆中大小事务均须经总裁首肯，方得办理；凡涉及开馆，简任、补充纂修及提调等官，上奏修书进程，组织刊刻，宣布闭馆等内容，事关紧要，则须请旨定夺。

鄂、张两位总裁既领馆务，又为皇帝左右军机重臣，故向皇帝禀明馆务的折子多由二人具奏，也由二人负责草拟解决方案。乾隆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副总裁徐元梦举荐故侍郎杨名时门下王文震入馆（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056-004），越两日上奏即由鄂、张二人议覆。乾隆七年二人又荐方天游、王士让入馆（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069-012），王士让本属周学健私人，此时周虽已任副总裁，但仍通过鄂、张上奏：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臣张廷玉谨奏为奏请人员事⋯⋯据侍郎周学健称，有“福建副榜贡生王士让年近五旬，一向留心经学⋯⋯于三礼书馆实有裨益”等语。⋯⋯似可令其在馆纂修。

此即官献瑶所谓“同馆先辈以闻之鄂、张二相国，合奏于朝”，是也。此外，方苞有所举荐、建议，亦由两位正总裁上达天听。

当然，馆中事务虽须总裁具名上奏，但并非正总裁一手包办，其实仍由正副总裁会商。涉及具体事务，如确立工作方式、拟定纂修体例、征集参考书籍等等，更需熟悉相关情况之副总裁提议，才方便从事。以为拟定纂修体例例，《三礼义疏》本身的体例于乾隆元年十一月初四由总裁上奏，本为方苞所拟，并经馆中群臣讨论。至于三礼馆决意抄录《永乐大典》中之礼说，实由李绂、方苞等人发起，而后经正总裁允许乃定。李绂《答方阁学问三礼书目》云：

若令纂修等官于《永乐大典》中检出关系三礼之书，逐一钞写，各以类从，重加编次，两月即可钞完，一月即可编定。⋯⋯在总裁诸公不过一开口，派令办理，无奏请之烦，无心力之费，固无所可惮而不为者也。

李氏当时尚未入馆，故向方苞道及此意。其言“无奏请之烦”，似属考虑不周，总裁采纳建议，仍请方苞草拟奏章，上疏获准后才开始辑录《大典》礼说。

纂修后期，鄂、张年老，兼以政事纷繁，三礼馆中细务多由彭维新、汪由敦二位副总裁掌管，彭氏罢官之后，乃由汪由敦全权负责。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武英殿修书处咨覆三礼馆（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2117-001；其中“《文颖》故辙”云云，事参前章论述弘历对纂修工作之督促的部分）云：

十五日，经本处奏称为请旨事。内阁三礼馆奏准交来《三礼义疏》计二十五套，御制序文一道七页。奉旨：⋯⋯传谕汪由敦率同在馆人员详晰校对，毋致鲁鱼讹舛又如《文颖》故辙，钦此。

此时《义疏》已经大体写定，馆中事务以校对、刊刻为重，汪氏虽身任多馆，但作为馆内唯一办事之副总裁，仍须带领馆臣从事于兹。据《日讲礼记解义》卷端诸臣名衔，时任正副总裁分别是张廷玉和汪由敦，而张廷玉老迈年高，摄事者仍当为汪由敦。

官僚行政最重因循，由于三礼馆是弘历登极后开设的首个书馆，故后来开馆修书往往尊其成例，乾隆四年八月修《明纪纲目》、十二年正月续修《大清会典》皆是。三礼馆总裁怎样操作日常事务工作，对此后书馆制度确有影响。

（2）负责《义疏》纂修工作：拟定体例、参与纂修、审阅稿件等

方苞集中有《拟定纂修三礼条例札子》一篇，又见于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8-0002-020），由三礼馆六位总裁同时具奏。两相比较，可知方苞所拟乃初稿，而档案所存为总裁集议之后上奏之稿。二者所载《凡例》大体无差，而与《三礼义疏》卷首《凡例》所载均有不同，差别最显著的是定本《三礼义疏》体例增多“总论”一项。可见《义疏》纂修体例是由方苞草拟，并几经修改。事实上，馆中对体例之讨论一直不绝，李绂、任启运对条例均有意见，故二人负责之《礼记义疏》卷首所载《凡例》与其他两部《义疏》相异。《义疏》稿本有浮签，尚存部分争论痕迹：(www.xing528.com)

全录注疏古本，方见朱注之精，方识古人著书之不易。编次朱注于后，如日中天，妍媸自辨。若拘体例，便多支离琐碎，徒属画添。如前承办为妥。

独于《学》、《庸》不拘体例，尤见尊经至意。但于“《大学》第四十二”目次下朱子说附一案文，以申不用六条体例原由乃可。

奉大总裁谕，示《礼记》第三十一篇《中庸》、第四十二篇《大学》只将郑注、孔疏及朱注三者全录，其章节仍照注疏古本，而以朱注编次。其后凡“正义”等六条之例，不必搀入。谨遵承办。

最终多亏正总裁决策乃使争论告一段落，后来定本《礼记义疏》对此项结论有更为明晰的展开，此不详论。

通常认为，清代书馆总裁充其量不过负责审阅书稿，极少亲自动手参与具体纂修。实际情况则根据不同情况而略有差别。三礼馆开工后，总裁中朱轼已故，鄂、张二人政务繁忙，又于礼经无专攻，故未尝从事实际编纂工作；从现存《三礼义疏》稿本来看，二人确曾参与审稿工作，“张中堂阅过。鄂中堂阅过”、“鄂中堂阅过。此本内共改正十四处。张中堂阅过”、“鄂中堂阅过。此本内共改正五十八处”，此类标记，比比皆是。二人对具体工作影响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未易估量，相较而言，鄂尔泰似曾给予纂修更多指导。比如依据稿本上的标记，鄂尔泰对一册《礼记·学记》草本有多达21处修改意见；而张廷玉却罕有批示。

正总裁中唯一可能参与纂修者是甘汝来。甘氏在馆中负责《礼记》纂修，李绂提及甘汝来曾审阅《礼记义疏》草本多达75卷，并有详细批改意见。甘氏著有《周礼简注》，一贯以乡先辈吴澄自励，着力于礼制实践，在弘历继位之初，以议三年丧称旨，故较之鄂、张二人，得以投入更多精力进行审阅甚或编纂。唯现存稿本中，甘氏纂修印记绝少留存，甚为遗憾。

李绂继甘氏之后主持《礼记》。由副总裁主持某经具体纂修，是三礼馆中的正常情况。乾隆七年（1742）三月廿一日，鄂尔泰、张廷玉奏称（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067-041）：

臣等看得《三礼》系方苞等三人纂修，方苞分纂《周礼》，□□□□《仪礼》，李绂分纂《礼记》。《周官》先经告竣，《仪□□□现有周学健、李绂办理，亦将次成书。

依上下文可补阙字两处分别为“周学健分纂”、“《礼》、《礼记》”。据此，乾隆七年顷方苞、周学健、李绂三位副总裁分领纂修。综合文献记载，《义疏》纂修期间总裁大致分工情况可列为下表：

表3.2 《三礼义疏》分工领修情况

方苞谓《仪礼》难修，“李侍讲南还，既以潘进士嗣事，则未竟之书宜以相付，但仆见士友间留心于是经者甚少，望公面询潘君暨姚征士，择定一人，俾速就功役。”“李侍讲南还”云云，李清植在馆未久即南归，具体日期传记皆不详。《泉州府志》言其“出典浙江乡试，事竣疾作乞归，家居数年”。然其任浙江乡试副考在乾隆元年六月十八，此时三礼馆尚未开馆，不当南归，疑方志记载未确。王文清有《送同馆李栗侯太史归里》一篇，作于乾隆二年秋间。如是，则李氏返乡必在此稍后，至五年仍在籍。故知乾隆二年上半年，李氏还在京从事纂修。逮其归家就养之际，鄂尔泰欲以《仪礼》转托方苞，方苞乃荐2人（所谓“潘君暨姚征士”，很可能是潘汝诚与姚汝金）。李清植以纂修官主持一经，当与其家世有关，并非常态，潘、姚二人中亦不知谁为替代，总之，馆中领衔者仍以副总裁居多。

上表方苞、王兰生、李清植、周学健、甘汝来、李绂、任启运七人在16名总裁间属于对《义疏》成书有较大影响者。其中方苞一人主持《周官义疏》纂修长达七年之久，始终如一，该书大量文字皆出方氏亲撰，则其在馆中地位与对《义疏》之重要影响自不待言。不过，刘康威谓方苞曾主《仪礼》，从已见资料看，这种说法尚难坐实。而周启荣谓杨名时主《礼记》，李绂主《仪礼》，亦不知何据。

此外，根据档案（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09034-001；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056-004），副总裁徐元梦较多从事《日讲礼记解义》的有关工作，他曾举荐过纂修官负责此书。在他于乾隆六年去世后，是否有副总裁专司其事，则不可考。当然，《日讲礼记解义》的大量工作是在乾隆十年之后开始的，那时三礼馆中事务多由彭维新与汪由敦两位副总裁负责。

彭、汪二人也对《义疏》书稿进行过审查。他们进馆较晚，恐怕没有参加具体纂修工作，而仅仅是审阅书稿。依见存稿本判断，二人审阅多局限于体例与文辞校订，特别是彭维新。虽然彭氏在乾隆十年顷议叙时排序在张廷玉之后而在汪由敦之前（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09034-001），当时京城盛传“解不真，问维新”之语，而弘历亦闻其“通于音律”，盖因其曾主律吕、三礼两馆而然，但可惜因为任职时间相对较短，今存稿本中仅有其审阅《仪礼·士冠》、《觐礼》、《士虞》、《特牲》等不多几篇的记录，彭氏对《义疏》内容的影响无法详述。彭维新去职后，汪由敦是负责馆中事务之唯一总裁官，在《义疏》稿件抄成正本以后，三礼馆臣仍在进行增补抽换，尤其《周官义疏》内大篇幅的改动最多，皆须经汪由敦的同意，其中不乏像“总裁汪阅⋯⋯遵改正”这类浮签，可作为汪由敦任职时的审阅记录。此人不但审阅《义疏》，在乾隆十六年（1751）左右还领导过《日讲礼记解义》的校刊。闭馆工作也应该由他负责。基于此，可知汪由敦在《义疏》定本卷前副总裁职名中位居榜首，确属由来有自。

（3）承担部分财务支出

三礼馆一切用度应来自朝廷划拨。但作为临时机构，并不享有专门经费，馆中日常支出均由总裁等人公费与桌饭银两来负担。以往有关清代书馆财务制度的研究较少，而三礼馆档案中颇有若干片段资料，以下稍加梳理，权作初步讨论。

附考：三礼馆财务状况

清廷对三礼馆并未投入额外经费，馆臣与其他朝臣一样，领取各自俸禄、养廉银以及公费等项，不因参与纂修而享有额外收入。清代制度，官员俸禄依品级而设，和具体政务无关。由于总裁一般各有职司，掌馆务只是兼任，故馆中工作便不涉及正俸，仅领取公费。《会典》载，京官自一品至九品，月给公费银五两至一两有差，如内阁大学士、部院尚书月支五两，内阁学士、部院侍郎月支四两，等等。三礼馆中上自总裁，下至纂修、杂职皆有公费可用。官员每月公费数额有定数，虽有兼差，但都从一处领取。顺治二年（1645）规定“在各馆修书之总裁、提调、纂修等官，既支领本馆饭银，均停支本衙门公费。”

公费由户部根据馆臣级别、人数直接划拨书馆。不过，公费依品级而设，与具体官员挂钩，与正俸类似；但同实际政务多少有些关系，加以总裁诸人除三礼馆外，既有本职，又兼他务，故总裁公费多不在三礼馆支领。如鄂尔泰、徐元梦公费在实录馆（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44765-001、 213669-001），张廷玉在八旗志书馆（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9134-001），彭维新在兵部（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44765-001），诸人公费由户部统一划拨至相应部院、书馆，三礼馆再从该部院、书馆领取。方苞公费原在一统志馆（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13752-001），但乾隆四年（1739）五月，因故被革去侍郎职衔及一切行走之处，“专在三礼馆修书，效力赎罪”，此后方苞便无公费可领。正副总裁中，似仅甘汝来、汪由敦、彭维新等负责本馆事务较多者才在馆中领取。而纂修等职公费皆由户部划拨到馆。

凡三礼馆遇事需从相应公费中开支时，除取自本馆已有公费之外，公费在别馆的总裁也要承担一定配额，由三礼馆提调官赴所在馆领取。三礼馆日常用度即从其中支取。甚至像平时装订稿纸这般零星需用（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75389-001、 099134-001），都非得总裁公费不能办。具体支出项目，以及所有用过总细数字，都会开单禀明。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85298-001、 213752-001、175414-001、 175418-001）记有如下特殊支出：

照得⋯⋯现今查抄《永乐大典》又经借取各馆生、监协同抄写，所有饭食银两拟于各位大总裁公费内每月各捐银十两，副总裁公费内每月各捐银五两，以为备饭之用等因。承明中堂。蒙谕照拟，移付各馆按月扣除。

临时借调人员本无公费，誊录官饭银也是因事支取，故需从本馆正副总裁处拨出银两，以备饭食。在此等人员抄录《永乐大典》期间，各总裁官饭桌银两自然相应扣存，此事发生在乾隆元年十一月，至少持续至明年（1737）二月时。

除公费外，三礼馆臣还配有桌饭银两。这一款项也是京官正俸以外的收入，具体使用时并非专作饭银用，区分并不严格。上条档案中借调誊录之饭银，即从总裁公费中划拨。乾隆三年，馆中同仁为原任纂修徐用锡筹措祭幛，又从总裁官桌饭钱中各扣一两为用（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8572-001）。

与公费一样，桌饭银两也在馆臣服务之最主要部院、书馆支取。鄂尔泰、张廷玉皆不在三礼馆支取。甘汝来倒是在本馆支取，乾隆四年六月十日，甘汝来与四十一名馆臣共领取当月桌饭银两二百三十余两。方苞当月应得桌饭钱十四两一钱六分七厘九毫五丝，此乃副总裁规格，然此时方氏正待罪效力，户部还对方氏是否享有桌饭钱产生疑问（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10869-001）。李清植曾兼任三礼馆、实录馆纂修，乾隆八年（1743）闰四月初六升任三礼馆副总裁，故其桌饭银两从当日起便由实录馆改在三礼馆领取。乾隆十二年（1747）十月全馆桌饭钱原在九十两以上，不过初三日，时任副总裁汪由敦兼任新开文献通考馆正总裁，故本月改在文献通考馆支取，三礼馆只能保留汪由敦初一、初二两天所得数额，结果全馆桌饭银两仅剩七十多两（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06644-001、 206659-001）。至于一般纂修官所得数目，王文清有自述称，“凡校雠官常俸之外，每月加桌饭银八两五钱”，他从乾隆元年入馆开始，领了十一年饭银。

由于总裁之公费及桌饭银皆较一般馆臣为多，故三礼馆中大部分支出由总裁负担。公费与桌饭银两一直支取到乾隆十九年（1754）闭馆之时。不过馆臣欲支取公费或桌饭银两，前提是必须在馆中当差，从馆中休致、离职自然不再领取，即便是临时离开也要相应扣除。雍正五年定例，如不在署办公，不管因公或因私短暂离馆，都会按日扣除其应得公费。三礼馆臣多属翰林，遇有随驾出巡、离京监考等事，桌饭银两都会按日扣除，甚至乾隆八年弘历晋谒祖陵，礼成后群臣恭进赋颂诗章，书写诗章之册页费用都要由臣下自掏腰包。此次三礼馆臣随驾者有满人提调双庆，扣银一两六钱，汉纂修张为仪、胡中藻、何其睿、宋邦绥、吴绂、官献瑶、叶酉七人各扣一两二钱（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8251-001）。类似此类帮贴银两，对三礼馆实际收支也会有一定影响。

目前未见有关三礼馆内部考勤奖惩制度的档案资料。弘历在训斥书馆纂修缓慢时，怀疑馆臣皆为贪得公费故尔。此一指责似乎表明，只要在馆当差均会获得相应的公费等项，而具体的工作态度与业绩对于是否会得到这些款项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