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臣员及纂修者的关系与明证

三礼馆臣员数大体已如上述。而据前章所考，可知京师官宦研讨学问已成为一种风气，学术群体中师生问业、同僚互参，又何日无之呢？因此可以推测，在正式馆臣之外，间接参与《三礼义疏》纂修者，或许所在多有。

沈廷芳为三礼馆纂修官吴廷华的亲家，曾序吴氏私著《仪礼章句》一书，有云：

方先生著此书，频至余邸舍，遇轇轕处，每属订正。余向同问礼于子方子之门，时校三礼于朵殿，间为参酌。

林存阳据此，遂谓“当方苞、吴廷华纂修《三礼》时，沈廷芳亦曾在私下里参与其事”。细味沈序，颇疑其本指沈廷芳自己在武英殿校勘十三经时，曾参与过编著《仪礼章句》的讨论；不过从时间上来说，这与三礼馆约略同时，林说要亦有其来由。三礼馆隶属内阁，馆臣又以翰林居多，当日文人骚客在京者众，彼此间诗酒谈燕，执经问难，自属寻常。馆臣王士让原为周学健门客，最多只能算是三礼馆的编外人员，后来才得转正；像沈廷芳这一类学者，应该称为是“未转正”或者“不转正”的人员。《义疏》纂修得力于馆外人士者，想必不少，可惜无法一一确指了。(www.xing528.com)

不过，确实可以搜检出有一人襄赞过馆务而又不曾列入诸臣职名之内，这就是时任吏部尚书高斌。《实录》载乾隆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甲子（1746）：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三礼义疏》卷帙浩繁，开馆迄今，总裁屡易，前进《周礼义疏》中有抵牾驳杂之处，尚须重加厘正。⋯⋯《仪礼》、《礼记》与《周礼》恐有异同，应请并发该馆互加校正，校毕遵旨详加阅看，以归画一。得旨：著张廷玉、高斌会同该馆办理。

高斌是满洲能臣，未见得通晓礼学。弘历之所以让他办三礼馆务，似因高斌此时正在协办大学士事，故随张廷玉同理此事。且当月十三日庚戌（1746），庄亲王允禄等拟请将乾隆七年（1742）论乐谕旨纂入《三礼义疏》，那时候高斌即已奉旨与张廷玉一同看阅。可知高斌虽非三礼馆臣，但“客串”校阅《义疏》，则实有其事。此次校阅所用抄本尚在，其《周礼·春官·大宗伯》职“大封之礼，合众也”句下本有案语多条。今《义疏》成书“大司马制畿封国，即大封之礼也”云云乃抄本第二条。而抄本首条原案语为人所删除，并有浮签记：“高大人去首条。”此是馆臣所录高斌本人的校阅意见，可以作为高斌与三礼馆关系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