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史论：馆臣的日常纂修

三礼馆臣原本在京居官者不少，而纂修官一级中则不乏尚未进身之辈，或因赴会试，或应制科，或专为修礼，或先或后，从五湖四海汇聚京城。文儒齐集，诗酒往还，历来不免自发形成若干松散的交游圈。而京华冠盖辐辏，名公巨卿颇有美意招徕才俊，寒儒甚至初获功名之人，亦需依附在上者，既为谋生，也是跻身翰苑之捷径。三礼馆臣在纂修工作之外，未废交游，遇有同馆寿诞、丧祭之事，聚集尤频。而大小纠纷、浅深结怨，难免随之而至。

同时，馆臣利用馆中优越条件，竞相私撰自家经解，故诸君在馆期间著述甚富，就学术史角度而言，亦当表彰。

1.交游与“礼会”

开馆修书，总裁官位高权重，处于文人交游圈内核心，即便姿态较为矜持，不愿与人同乐，但至少会为书馆同仁提供一定物力财力支持，以示优礼。更以翰林诸人，本属文学侍从，随扈唱和，自是常职，故馆中聚会，有时也能得帝王垂爱赏赐。乾隆十二年（1747）夏，弘历万几余暇，命选翰林十人、中书十人校录《昭明文选》。时张廷玉贡自家园中丽景轩为校书之所，而“上命大官具食，尚方给笔札，频遣中贵人携瓜果及荷囊香佩诸物，分赐诸臣”，开馆逾月，赐凡四五，在馆诸臣虽为皇家校书，而此浃月之会，不啻一场文士游燕。

纵无有力者主持风会，翰林生活也不寂寞。文人雅集，高谈阔论，兴之所至，诗酒无量。如三礼馆臣吴廷华并不以诗名，而沈廷芳记曰：“在馆时，张詹事鹏翀、李先生重华、杭堇浦两编修、齐侍郎召南、家侍郎叔德潜暨余每举文酒之会，先生（引者案：指吴廷华）必预，至则酣饮，落笔作为诗歌。”杭世骏亦言：“余与勾甬全吉士谢山在词馆，吴通守东壁以与修三礼留京师，每会合必有诗。”三礼馆中王文清、姜兆锡唱和尤多。

馆臣游燕，既带娱乐性质，也有交际功能。前已述及，三礼馆中，正总裁鄂尔泰最号礼贤下士，时辈赞渠“遇寮采无不以诚”，朱轼、杨名时以醇德见称，而鄂尔泰与他们为胶漆之交，又性爱吟咏，故能为一班儒士大夫所重。鄂尔泰亦乐善进贤，于周遭人才一技一长不肯轻忽，以至于世人将北宋名臣晏殊作比。鄂尔泰早年在苏省与云贵时，即喜招致文士，后任乾隆丙辰科会试主考，更拔擢顾拂不遗余力，彼此唱和，概见于各家诗集。三礼馆中由鄂延揽入职者不少，姚汝金、胡天游、金门诏、胡中藻辈皆是，甚至姜兆锡本已告归，又因鄂致书而强起来京，则鄂尔泰在馆臣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翰林袁枚不愿入三礼馆，后改外转，鄂尔泰亦屈尊践行，亲加劝勉，袁氏诗谓“我已江南逐升斗，公偏东阁费盘餐”，是拳拳之心，犹念念不忘。鄂尔泰为三礼馆臣交游核心，可以断言。

副总裁方苞以文章、学问致身荣显，与高层官员往来尤密，乾隆初元声誉正隆，民间甚至有评论说“朝野之望，在于一人”。方氏又好接引晚辈，逢人说项，刺刺不休，后学咸来奔走趋谒。开馆之初，一人即拟招徕十二名纂修官，虽为总裁削减过半，为数仍不鲜。随后夤缘入馆之人，尚有钟晼、熊晖吉、吴绂及王士让等。刘大櫆在馆任誊录官，亦应由其荐举。短暂任职之副总裁陈大受，亦出自方氏门下。方苞更托周学健替其在京外延揽人才，乾隆三年秋冬时节，周学健正奉急召北上入馆，道过吴江，还以方氏名义敦聘此刻在里居丧的沈彤赴三礼馆协修《义疏》。凡此，足见方氏虽寡于酬酢，却俨然为三礼馆交游另一重镇。

雍正末年，李绂在宣武门南购宅五十三间，辟为抚州、临川会馆，其西厢中植紫藤，雍、乾之交尝寓万承苍、全祖望等人于此，“每日高舂，必相聚一室，或讲学，或考据史事，或分韵赋诗，葱汤麦饭，互为主宾”。三礼馆开馆后，李绂所取士诸锦任为纂修官，初亦居此商略心得，撰写稿件。可惜后来李绂长年在外，间或乃一回京城，紫藤轩会遂归于消散。

三礼馆内由李清植组织的“礼会”，极为引人瞩目。李氏字立侯，号穆亭，福建安溪人，雍正末升侍读，乾隆八年升三礼馆副总裁而掌《仪礼》，后任礼部左侍郎。在李清植身边聚集多名纂修官，讨论编书事宜，有记载云：

上复命穆亭宗伯主《仪礼》事。穆亭宗伯娴于礼，性好问，寻日辄延诸名士为“礼会”，先生（引者案：指王士让）亦在会中。遇节目疑难之处，彼此各持一见，辨论轰起，如风生波涌。先生正襟肃听，有得则跃然持片纸细书不少停，夜归亟录之于策。

“辨论轰起，如风生波涌”，描写相当形象，而王士让“正襟肃听”，则在激烈而外，为争论场景平添一种多样风采。王氏后来撰成《仪礼紃解》，“博采同馆诸君子所论撰而断之以己意”。书中所记出于当日“礼会”论辩者自不在少，其采录诸说，如李清植、吴绂、蔡德晋、程恂、王文清、诸锦、吴廷华等辈，或仅存片段经说于此书中，或有著作而与此书不同，观此，可知由“礼会”蕴育出《紃解》一书，堪称三礼馆内讨论最生动的记录。王士让亦是福建安溪人，乾隆元年由督学周学健题荐博学鸿词报罢，适逢官献瑶与李清植同备官入礼馆，王、官二人即皆借居李氏宅中。逮周学健入礼馆，王氏又为周学健代笔《义疏》稿件，并托官献瑶向方苞引介，冀为纂修。上述诸人多有乡里或师生之谊，官献瑶更与李清植有姻亲，互助乐群，成为当时学术圈内不可忽视的力量。“礼会”兴起虽在李清植任副总裁前后，然其招致宾客，研讨学问，却非一时雅兴所至。而杨名时、王兰生、徐用锡一班李光地之白头老门生，据说在纂修初期亦“与公（引者案：指李光地）孙侍读立侯切磋究之⋯⋯相过摘疑义论辨，自巳至酉乃去”，“仿佛如从文贞公时”。李清植当时年辈与地位皆亚于杨、王等人，而之所以享有如此号召力，恐与其身份为李光地嗣孙有关。

另外，有些纂修官身份虽不如总裁显赫，但既为翰林，仍掌握相当资源，也经常提携下一等士人，为自己创造别一交游圈。程恂结交李清植，非但参与“礼会”，亦佐李氏及周学健校勘武英殿十三经；而在其故乡徽州，程氏却一度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人物，详见后章。

2.“再振师门之绪”——李光地余风

李清植“礼会”影响甚大，部分原因当追根于其祖父李光地的影响。

李光地为康熙朝名臣，身后褒贬不一，但以曾助玄烨编纂经书，故颇为后来书馆所标榜。且李氏生前注重嘉纳人才，奖掖后进，雍正、乾隆间，余威犹在。而其门下诸士也颇以同气相应，彼此提携，不遗余力。此点从弘历继位后李氏门生相互援引之状，尤可窥见。而三礼馆初期氛围，亦为此种习气所笼罩。

弘历汲汲重用的朱轼、杨名时、王兰生、徐元梦以及李绂、方苞等人，皆受知于李光地，或为其科举所取士，或曾受其引荐庇护，为私淑弟子。诸人在雍正朝已渐至显位，其间数人虽不无波折，但沉浮宦海久，时受再度重用。独有一位徐用锡，康熙末即遭罢官，萧然里居，其所以能够再起，则全仗师门好友扶持之力。

雍正中李氏门人稍显失势，其故无他，端在帝王玩弄权术耳。胤禛尝有密谕云：

今海内李光地辈已逝，如杨名时者少矣。伊仗伊向来夙望，必固其党庇恶习，抗违朕意。即如朱轼、张廷玉现任大学士，莫不因伊前辈慑服尊重此人。若不先治其假誉，反成伊千百世之真名矣。⋯⋯此辈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蠹虫。若不歼其渠魁，恶习万不能革。此种类若不治其名而治其身，反遂伊之愿也。况伊等亦不畏无文之罚也。

胤禛为政作风以重用俗吏、打击儒生为特征，其内心非不知杨名时辈之诚伪正邪，而必欲示以惩戒者，只为树立个人权威，其处理李绂，用意亦同，实无心置诸人于死地。弘历甫一继位，即诏还诸臣，为我所驱遣，成为当时用人的一种模式。

这类大臣先受抑再获扬，更对新主感激涕零，而群居私议，莫不以为师门重光正在此时，遂相与呼应，谋求再起。其中徐用锡品秩最低，弘历一时未曾虑及，但徐氏在同门之中确有特殊地位，其追随李光地甚久，《榕村语录》亦其所编，且李清植又出其门下。弘历忘之，而同门不容忘之。徐元梦此前曾参徐用锡一本，致使后者落职，而此时捐弃芥蒂，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初四，乃有奏云：

臣细细访问，始知此人品行端方，为人骨鲠，且学术醇正，正可与杨名时比肩，臣以一时误听之言，俾读书力行之士抱冤于盛明之世，每一念及，实无地可以自容。⋯⋯臣闻此人年虽老大，尚尔矍铄，伏望皇上怜其宿学久屈，敕下该部，行文地方官，敦遣至京，酌赐职衔，俾予顾问之列，则天下读书力行之士皆鼓舞欢欣，愿见用于盛朝，而我皇上之文治益昭，皇上之深仁厚德益光被于天壤间矣。

随后徐用锡即蒙恩超补侍读，与诸人同入三礼馆。自徐用锡本人观察，乾隆开设三礼馆，堪称李氏一派复盛之始：

余老处田间，一旦与文贞公之孙立侯同蒙恩召，而公（引者案：即王兰生）先自陕右入觐，江阴杨文定公继至自滇南，皆会于京师。天子缵述丕绪，命大臣典修三礼。

对旧日同学蔡世远不及见今日之盛，徐氏甚感惋惜：

至皇上御大宝，首诏杨名时，继亦诏用锡。余以乾隆元年正月至都，叹所闻见，直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脉，非汉祖唐宗之为区区者，而惜先生之不及见也。

帝王“缵述丕绪”、“直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脉”，亦于对待李门的态度上表现出来。

而李光地一派内部此种团结气象，非独存在于故友之间，也对新朋有所流露。王文震出杨名时之门，徐用锡回京后始识之，但因其在杨名时病重期间尽力尽礼，使徐氏心中“感切骨肉并”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先是，徐用锡宗侄徐铎以杨名时之荐入三礼馆为纂修。二年正月，王文震则以徐元梦荐编辑《日讲礼记解义》，并受赏国子监助教衔。同道推举之功，较然明白。时人对此学问出身一事，颇为看重，在赞誉徐用锡之际无不道及其师承。胡天游诗曰：

丞相幕中称国士，玉堂仙里见英姿。

“丞相”，谓李光地也。姚世钰对徐用锡之子称颂徐氏功绩，则谓：

前辈李安溪，六籍搜根株。及门称入室，何杨张蔡徐。尊甫鲁南翁，文稿味道腴。手录榕村语，后生资范模。

列举李门五子，何焯、杨名时、张昺、蔡世远及徐氏也。李门弟子宣扬师教，既是同声相应，也可看作是毓化后进，维持学统。官献瑶记杨名时谆谆教海之语，有云：

乾隆元年二月，江阴杨文定公自滇南蒙召还京，三月疏荐士七人于朝，献瑶与焉。⋯⋯曰：“周、程子之书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书至李文贞公而大明。⋯⋯”又曰：“文贞公之书，如《大学中庸解》，不可一日离。”

传布师说，推崇备至，引导学风，所谓“后生资范模”，率皆类此。官献瑶亦安溪人，与王文震、徐铎辈同为李门第三代，世人言其学术，皆可追溯到李光地。又如评议徐铎：

潜心正谊，少受业宿迁徐编修用锡，而又及文勤（引者案：即蔡世远）之门，用锡与文勤同出安溪李文贞光地而得其心传。铎又为名时门人，名时则光地之门人也。渊源授受，熏陶声气，文勤叹其经术深而笔能融之，践履实而识能达之。

师出名门，乃其学问纯粹之保证。同属第三代者，尚有“礼会”主脑——李光地裔孙李清植。李清植凭借特殊身份，于时交游圈中最称核心，前述“礼会”已为明证，另据时人所述：

公（引者案：即李清植）姿敏且锐，从宿迁徐翰林用锡坛长学。文贞公退食之暇，诸贤请业满座，大扣大鸣，小扣小鸣，公悉从旁点而识之，至音律、历算、字学无所遗。⋯⋯自文贞公殁后，及门诸贤后先散去。天子初元，选用遗老，召杨文定公于滇南，复起徐用锡于家，皆会于文贞公赐邸，公追念旧游，悲喜交集⋯⋯

乾隆元年，李光地门生日稀，而在世者陆续获得启用，重聚京华李氏宅，思图大有作为，此李清植所以悲欣交集也。当时此一群体所遇第一件文事，就是纂修《三礼》，继踵康熙《四经》，尤有象征意义。

三礼馆前后数十名纂修官中的李氏后学，除上述诸位外，还有李光地从弟李光墺（以及李光型）和惠士奇、诸锦等。内中仅少数几人似较游离，其余均甚为抱团。李光地、李清植祖孙二人显示出极高的认同度，参与“礼会”之人围绕在李清植周围，切磋琢磨，“仿佛如从文贞公时”。诸锦诗云：

六经正学昌明后，诸子群言沥液存。

新建铭功藏庙略，河汾素业在龙门。

儒林宰相谁兼传？世好渊源惠讨论。

漳浦晋江俱梓里，拟将著录问曾孙。

儒林宰相昌明正学，学问事功兼而有之，推崇不可谓不高，而传其业者，则在贤孙李清植。李门后学对李清植的拥戴于斯可见。非李氏一系之学者，亦从旁赞叹，充满艳羡，王文清有七古一首：

天子有道饬《周官》，大搜文献开玉局。(www.xing528.com)

太史家学传榕村，名流辈辈由公门。

⋯⋯

学礼平生心独苦，统之有宗会有元。

奉命入值司纂订，虚车未肯饰轮辕。

我亦备员同事此，汉注唐疏共细论。

李光地门下名流辈出，而以能传家学之太史李清植为最得礼学宗统，此派后学对这一时期三礼馆风气影响之大，从王氏盛誉中便可想见。

但是此种影响绵延未久，就因诸人之相继亡故而大大削弱。杨名时去世，令同仁特别是王兰生悲痛不已：

诏修《三礼》，以文定（引者案：杨名时谥文定）与公（引者案：指王兰生）总其局，文贞之孙翰林清植与分纂。公方喜得再振师门之绪，而文定遽卒，公哭之恸。

方期“再振师门之绪”，正是李氏一派学人愿景的真实写照。而杨名时竟在此时“遽卒”，无怪乎同道扼腕顿足。徐用锡称“所惜者，三礼之仪则未备，六堂之条教未全”，其实何止是三礼馆与国子监两处受到波及而已。杨氏之后，徐用锡、王兰生、李清植等，或去世，或离馆，无论朝中或学坛，李氏一派力量严重削弱。至李清植再回京师任副总裁，召集“礼会”，三礼馆实际纂修工作已接近尾声，而后新秀代兴，风气丕变，李光地“师门之绪”遂渐次消息。

3.纂修工作以外的学术活动

清世学人幕府除代编大型图书外，游幕者亦多利用幕府资源从事自家著述的纂辑、修订。官方书馆可提供优渥条件，不论图书资料、薪资待遇，抑或来往人员层次，均令普通幕府难以企及，馆臣游处其间，舍己耘人，情所不甘，纂修之余，更积极撰写自家文章。朝廷对此虽无鼓励，但不严格限制，如朱彝尊参修《明史》时以私辑《瀛洲道古录》见斥，仅属个案；翰苑学士，往往乐此不疲，后来国史馆中蒋良骐之作《东华录》，四库馆内戴震之重校《水经注》，邵晋涵之增益《尔雅正义》，皆播在人口者。文人雅事，有功学术，三礼馆群臣莫或能免。

（1）私著

三礼馆臣本以才学获选，入馆之前即多有著作，甚者如陶敬信，即因将所著《周礼正义》进呈御览，遂得馆职。纂修余暇，馆臣亦多趁在馆之便，编撰相关礼学著作。如王士让早有《仪礼》之稿，又任是经纂修官，乃融贯各代先儒旧说，博采“礼会”同僚之所论撰，而断之以己意，凡六易稿而后定《仪礼紃解》。今人欲窥当日馆中讨论实况，《义疏》稿本外，赖此书为多。王文清勤于动笔，非但利用馆中资料撰写礼学札记，录入其《考古源流》中，更发奋著出《仪礼分节句读》一书，其自述谓：

清非能读《仪礼》者，幸槖笔礼馆，每取《仪礼》谬为点定，朱墨丹黄，凡数易。旋呈蝶园、望溪、穆堂、天牧诸先生阅之，偶有未安，辄为改定，总于一节一句一读一圈一点中不敢淆杂，必求清析妥当，乃成是本。

王文清在馆主修《礼记》与礼图，而不自餍，究心《仪礼》，寻机向前辈请益，有疑义相析之乐。吴廷华在馆得读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及王文清手稿而不慊，乃遍搜秘府所藏典籍与四方遗老礼说，自成一同类型著作，名曰《仪礼章句》，参订姓氏亦多为同馆好友。馆中《仪礼》撰著颇多，殆一时风气使然。

杭世骏尝欲与齐召南同纂《仪礼》未遂，转而编就《续礼记集说》。其书详近略远，更博采同馆“丹阳姜孝廉上均、宜兴任宗丞启运、仁和吴通守廷华”等所作，尤其诸人在馆往复商榷之辞，备录于兹。杭氏对宋元明儒说礼，评价不高，以为“千喙雷同，得一岸然自露头角者，如空谷之足音，跫然喜矣”，故虽得见《永乐大典》，却未大加抄撮。

纂修官所拟稿件，除收入《义疏》定本外，馆臣个人亦多自留存稿。方苞著《周官集注》、《周官析疑》二书甚早，而刊印较晚，其中文字往往与《义疏》案语相同，想系方氏挪用自作文辞以当《义疏》，而间亦有所增改。诸锦所修《仪礼义疏》稿件，离馆后续有补正，本欲独成一书而未及写定。吴绂亦将在馆纂修稿件汇为《纂修三礼稿》，携带回乡，惜已难觅。王文清存稿中亦有《义疏》拟稿。此类文字苟加刊印，其于《三礼义疏》，即与后来王鸣盛《周礼军赋说》之于秦蕙田《五礼通考》的情形相当。

此外如姜兆锡之《九经补注》、官献瑶之《读周官》、蔡德晋之《礼经本义》与《礼传本义》，虽成书有早晚，问世有迟速，而探究其撰作始末，不能不追溯到诸人在三礼馆任纂修官这一段经历。

（2）辑佚

雍正末全祖望与李绂开始重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从中抄出佚书无算，复贡其议于总裁，遂有三礼馆辑录《大典》礼书事。洎后消息传开，《大典》文献受到瞩目，全祖望虽遽尔离京，但追捧《大典》者仍不乏人。王文清即曾纠合同道搜辑乡贤宋儒易祓《周礼总义》，谋之剞劂，王氏序其书云：

予时备员纂修，留心搜讨，方惜先生《总义》一书，仅散见王氏《订义》中，不得其全本，采之吾乡行省所献，亦未之及也。未几，当事奏请令诸纂修官入中秘文渊阁上搜遗逸礼书，予往阅，至《永乐大典》网罗数千家，中载三礼多种，而山斋《总义》在焉。⋯⋯予为之狂喜，因出语先生族裔宗涒字公申者。公申时举鸿博来京师，闻而起祝曰：“此吾先世之灵，六百余年尚不磨灭也！”且叹且喜，因捐赀佣人缮录之。予亦从各纂修署汇其稿，只字片言必以付。数阅月录毕，凡八百页，约数十万言。⋯⋯公申大快，曰：“予得此，差不负此行矣！归即授梓，为先世传此绝业焉！”

此本辑佚，尚早于四库全书馆几达四十年。三礼馆之辑录活动，是乾隆时期首次大规模利用《永乐大典》的行为，而诸馆臣借此契机，亦勤加搜讨。据王序，知李绂“尝欲向此中挑出数百种锓以行世”，惜未及实行。而吴廷华亦曾辑录《大典》中涉及石鼓的资料，时人记：

吴东壁先生于三礼馆阅《永乐大典》所载石鼓事迹，有《日下旧闻》未收录者二十余条。余益他书所见，为《石鼓补录》一卷。

4.馆中内耗

以上述馆臣纂修工作外的相关生活略竟。为对三礼馆总体氛围有一全面了解，以下乃就开馆期间某些不良因素稍加考论。

重要馆臣接连弃世，对纂修工作打击很大。而在馆之人又不乏老病，同样有负面影响。如方苞自称“夙抱足疾，已二十余年”，乾隆二年上奏：

自闰九月下旬，左体偏痿，时复拘挛；兼以心瞀首痟，畏寒气喘。计一日之内，能强起伏几者，不及一二时。虽题奏之稿，循例披阅，亦不能详细审度，与诸臣面议；至于一切行稿，竟不能办。自知于部务毫末无裨，而书馆承修之事，转皆底滞。

所言许有夸大，而此种情貌，在三礼馆确为必有之事。总裁尽属高龄，纂修官亦多耆宿，时添衰病，不能不说是书馆之忧。而馆中人事摩擦，徒耗精力，更为纂修事业之可忧者。

前述鄂、张两位总裁之争，干扰到乾隆初期各项军国事务，未便局限在三礼馆内叙述。除却政争，一般情况下不同意见的交锋也难免会导致不快。尤其文苑词臣自命不凡，学术论争观点不一、互不相能者，恐非少数，往往心照不宣。翰林雷귈记鄂尔泰曾有逸事云：

一日，公在直庐，招余与任君启运共语。公询吴草庐从祀议，任君述余夙言：宁屈草庐，以伸大义。公首肯。

鄂尔泰为何提出吴澄从祀来发问？其意实有所指。三礼馆另一正总裁甘汝来文集中存奏疏一件，略谓：

臣近蒙皇上天恩畀充三礼馆总裁，伏见吴澄所著《礼经》诸书，援据精切，义理融贯，辟俗学之浅陋，发前贤所未发，实能羽翼经传，昭示来兹。按祀法，有功于圣道者则祀之。今澄著述之功，彰彰具在，未便置之不论。兹欣逢我皇上崇儒重道，正礼明禋，集道统之大成，晰群疑于千古。此时若不亟请复祀，则澄之真儒实学，终湮没而不彰矣。合无仰请敕下廷臣，秉公集议。将吴澄仍准入祀庙廷，不独为先儒表扬遗徽，将使正学日隆，人心胥劝，风声所树，洵足开万世太平之基矣。为此谨奏。

此疏之上，盖在乾隆二年，时甘汝来在三礼馆见吴氏书，敬佩无似，遂于九月疏请以其人从祀。元儒吴澄于甘汝来为乡贤，勇于进学，践履道真，甘氏谓其“德性纯粹，气象春融，言规行矩，可法可传”，又以雍正二年厘正文庙祀典，独吴澄未经议及，故而出头上此一疏。同时李绂亦襄赞其议。闰九月廿九日礼部等衙门会议，十月初二丙戌，准其请，以吴氏从祀先贤，跻身文庙、国学之东庑，位次元人赵复之下。而上述鄂尔泰一事，显系因不满吴澄从祀故在翰林中摸底排查，虽未公开反对甘氏之举，但两派立场有异而各自寻求支持，已可概见，即便不形于色，彼此亦心知肚明。

而三礼馆中争议颇多、纠纷较繁之人，乃是极负盛名的副总裁方苞。朝中显贵对方氏多加礼敬，徐元梦于时最称翰苑耆德，犹常从其问考经义，方氏乃诲之如弟子，而方之不通世情，亦可由此略见。尤可惜者，方苞立论过高，绳切常人，泥古而不切，强之以难行，横招物议。其偶或自省，亦曰：“余性钝直，虽平生道义之友，亦多疑其迂远不适于时用。”然而自责如此，转成自负。朝中大臣与方氏交善者，或重其学问，或借其清誉，而能包容其钝直之行；依附方氏者，自然阿曲，不便直言；至于他人，与方氏关系则未尽融洽，全祖望所谓“日益不谐于众”，“盈庭侧目于公”，盖写实也。

在三礼馆，方苞颇为正总裁朱轼、鄂尔泰等倚重，馆中预立条例、草拟奏议，多出其手，然见诸行事，却并不顺利。方氏之议，在馆中“应者甚稀”、“众皆默然”，这般光景，往往而有，与当初议皇帝三年丧时“闻者大駴，共格其议”的局面差堪比拟，足见当时共事诸人均不以其论为然。自与方氏为人和行事风格不无关系。

昔人记方苞与李绂因作古文而滋生芥蒂，其事故老相传，必有所自来。全祖望撰方氏神道碑，直云：“其与临川，每以议论不合有所争，然退而未尝不交相许也。”后一句殆是恕辞，亦体裁所限不得不尔。任兆麟所述，则是另一番场景：

时宿望桐城方侍郎苞、临川李阁学绂为之最，二公者，馆中莫敢与抗论。时方分得《周官》，李分得《仪礼》，每有论议，至龃龉不相下，必折衷于公（引者案：指任启运），得一言而两家之疑遂释。

此文欲突出任启运，故为此说，而“龃龉不相下”则可见方、李争论之激烈。全氏与李绂情深，对方苞实际不甚佩服，尝谓：“望溪侍郎颇疑先生（引者案：即李绂）以乞休故托病，不知先生用世之心尚惓惓也。”观此，可知李、方二氏真实感情颇为疏远，虽其争也君子，但既同为副总裁，未免于纂修工作平稳开展稍稍有碍。

全祖望又概括当时人厌苦方苞之状，云：“不特同列恶公，即馆阁年少以及场屋之徒，多不得志于公，百口谤之。”后辈与方氏不谐者，有袁枚，其“一代正宗才力薄”之诮，至今犹流为丹青；杭世骏对方苞亦不佩服。杭氏在乾隆初元，试博学鸿辞列一等，旋授翰林院编修，春风得意，盛气怎肯下人。适国子监有公事：

国子监尝有公事，群官皆会，方侍郎苞以经学自负，诸人多所咨决，侍郎每下己意。太史（引者案：即杭世骏）至，征引经史大义，蠭发泉涌。侍郎无以对，忿然曰：“有大名公在此，何用仆为？”遽登车去。太史大笑而罢。

遥想其情其景，尴尬诙谐，兼而有之，后人复演绎为“独侃侃与辩，望溪亦逊避之”、“征引经史大义，风发泉涌，苞大服”，记述不同，而方氏皆处劣势。杭氏少年冒进，故有此举，因此不见得于方苞，杭氏遂颇操异议，历久方休。而方苞之无法服人，于斯可见。同时胡天游亦对方苞古文疵诟特甚。二人在馆与方苞遂少交集。姚范与方皆桐城产，然姚于方并不心折，其笔记中私议之者夥矣。又有吴绂，原本为方苞所卵翼以入书局，后竟反目，在方氏失势时落井下石，力加排诋。今所见《三礼义疏》，吴绂修《仪礼》，修《礼记》，而于方苞主管之《周官》参与到何种程度，已难详考。王文清颇知尊重老辈，为尊者讳不愿多言，但所谓“物望滋多口”，实已写出当时方苞受后生群起攻击之窘况。

性格而外，方苞本人行事，亦恐不无略欠斟酌处。如三礼馆初设，延访通经之士为纂修，吴廷华时在受邀之列，总裁朱轼称：“吴君昔在阁中，吾稔知其经学湛深。”甚至要奏请让吴廷华独任《周礼》一经。朱轼去世后，由方苞荐举吴廷华入馆，二人本当融洽，可是当方苞在三礼馆中炙手可热的时候，吴廷华“仅司考订而已”。算是方苞后学、也是吴廷华友人的沈廷芳叙述吴氏此后的经历说：“及方先生去，侍郎李公清植继为总裁，以《三礼》二节四图属为编纂。先生欲取全书校对”，吴廷华才大有作为。沈氏的这一叙述颇具深意。方苞如此行径，不知是否是忌惮朱轼曾想让吴氏主《周礼》的缘故，全祖望也曾向方苞直陈自己认为吴氏《周礼》著作“在局诸公莫之或先”之见。又如纂修官姜兆锡曾参与纂修《周官义疏》，用功甚勤，而方苞虽主此经，但似未尝有一语提及姜氏，二人交往自然很是冷淡。乾隆八年（1743）孟冬，尝有后学闻之姜氏云：“往在礼馆，尽心编纂，而集议纷纶，与望溪方氏论《周官》多不合。”如四望山川之辨、《春官》奄人之数，每日争论，辄有数端，而方氏时辞屈。姜兆锡所以有憾于方苞，多半因方氏倔强，不能听人言。

魏文帝称“文人相轻”，刘勰以为“非虚谈”。实际上，浮世纷争，意气用事，谁能免俗？只不过文士常喜付之笔端，口耳流传，好事者聚为谈资耳。三礼馆全部十余年间，众多前后在馆供职人员中，龃龉、不快、赌酒逞气、谈学失欢之事频现，谅不能不对纂修工作有所影响，虽势起青萍之末，未必终成风暴，然摩擦不断，较之戮力同心，其间功效岂可同日而语哉。人事微妙，从些微处观察，亦能窥知一二情实。今非谓此种馆中内耗定然导致《三礼义疏》产生不良后果，但如欲复原三礼馆生态，则此一侧面，不可或缺。仅就所知，略加评述，聊供关心清代书馆纂修事业者参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