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史论：总裁任命及殂谢实录

六月十六日圣旨一出，群臣便开始操办开馆事宜。至七月初九，乃有任命总裁之举。《实录》载元年丙辰七月辛丑：

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兵部尚书甘汝来为三礼馆总裁，礼部尚书杨名时，礼部左侍郎徐元梦，内阁学士方苞、王兰生为副总裁。

《起居注》所记，信息稍为丰富：

乾隆元年七月九日，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钦点三礼馆总裁副总裁并开馆事宜一折，奉谕旨：著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甘汝来为总裁，杨名时、徐元梦、方苞、王兰生为副总裁，余依议。

针对任命总裁，二者所记并无实质不同，惟《起居注》提到大学士曾奏请开馆事宜，但不载鄂尔泰等奏折，仅以“余依议”三字带过。今虽未能检获原折，然此事涉及清代开馆修书通例，值得特别予以辨析。

1.辨降旨修书、钦命总裁与正式开馆并非一时

现存清代书馆史料对于开馆日期记载都较简略，以致研究者多将下旨修书或是钦命总裁等事当作开馆标志。如果上升至宏观视角观察，在书馆纂修整体进程中，无论以二者中的哪一件事作为纂修起点标志，均无可厚非；但具体考察各个书馆内部情况则会发现，由于实际开馆牵涉事务较多，诸如馆舍之选定、笔札之配给、馆务之建档，特别是派员入馆等事，都需要在开展纂修之前预先筹备，例由总裁官负责，因此总裁之任命往往先于正式开馆时间，而皇帝降旨修书自然更早，亦即，下旨修书、钦命总裁固然可以作为书馆开设的标志性事件来看待，若详加分别，则三者实际上并不一定同时。

举例明之。清代实录馆之设，始于顺治六年（1649）正月初八丁卯，《世祖实录》载“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命大学士⋯⋯充总裁官，学士⋯⋯充副总裁官，赐之敕曰：兹者恭修《太宗文皇帝实录》，择于顺治六年正月初八日开馆”，任命总裁与下诏开馆同在一天，但这在清代并非惯例。顺治十二年（1655）诏开圣训馆，情况便与此有异。当年四月二十九日癸未降旨纂修《圣训》，钦命正副总裁、纂修人等，并命于五月始行开馆。足见降旨修书、钦命总裁距离正式开馆尚有一段时间。五月二十七日，馆臣在礼部宰牛一只、宰羊八只，摆桌三十张，茶八桶，烧酒、黄酒十瓶，举行过开馆仪式，圣训馆至此才算正式开设（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92729-001）。

三礼馆与后者相同。现存一份内阁大库档案（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10114-001），存有对三礼馆开馆情形的描述，值得注意。

此档为乾隆四年（1739）编纂《明纪纲目》时所拟奏稿底本，而此一底本上最初抄录的内容则是三礼馆数年前的奏章。当年七月，《明史》修竣发刊，弘历又欲仿朱子《通鉴纲目》之例，编年纂辑成书，故有诏修《明纪纲目》之举，其事在八月间。据《实录》，二十日甲午，鄂尔泰等人遵旨议奏“纂修《明纪纲目》，应请钦派总裁官、副总裁官，并请照三礼馆之例，于翰林内拣派纂修、提调、收掌官员，并需用誊录、供事人员”云云，而此份奏稿文字，正是当时诸臣所拟的底稿。《实录》所载“请照三礼馆之例”等语，反映在此一底稿上，就是诸臣将原件所写三礼馆上奏文字，稍加修改润色，便用为明纪纲目馆奏章。此举无意中将三礼馆开馆信息保留下来。三礼馆此奏大致内容可恢复如下：

内阁大学士臣鄂等谨奏：为奏闻事，乾隆元年七月初九日，臣等会同礼部遵旨议覆纂修三礼一折，内开应用纂修十二员，必得研求有素、考核精详，方克胜纂修之任，请照明史馆例，除现在翰詹等员仍行选用外，如果有潜心积学或专门名家、熟于三礼者，不拘现任、原任及现在保送博学鸿词人员内，令总裁官将真知灼见之人据实奏闻，请旨取入；其提调官酌用二员，收掌官酌用四员，应照例于内阁、翰林院人员内选派奏闻等语。臣等公同于翰詹官员内选派得⋯⋯

以下即备列拟选馆臣人名，将在下章讨论，于此不赘。而此折末尾复言“其开馆日期交与钦天监择吉可也。为此谨奏请旨”云云，显示在七月初九钦定总裁官的同一天，鄂尔泰等人会同礼部拟定所需馆臣职名及选派办法，随即确定具体人选，但因档案残阙，具体时间无考，择吉开馆更在其后，日期也不详。但就此可知，任命总裁及选派其他馆臣都在正式开馆之先，七月九日具折时三礼馆尚未正式开馆，则确凿无疑。此外，诸总裁另选吉日正式开馆，大约也会像圣训馆那般具有一定仪式，惜不可考。

2.总裁齐集京城

当时委任正副总裁八员，均是弘历登极前后倍加倚重之人。其中鄂尔泰、张廷玉为胤禛所托顾命臣，自雍正朝后期开始，举凡军国大政几乎无不有二氏赞划其间，一旦成立书馆修书，率多以之担任总裁。新君继位伊始，此两人即特蒙优渥，参诸密勿，弘历《怀旧诗》所谓“初政命总理，顾问备左右”、“予之初莅政，倚任原非轻”，确属写实。朱轼和徐元梦则是弘历尚为皇子时期的师傅，而朱氏与弘历尤其保有特殊感情。同在《怀旧诗》中，弘历对朱氏追怀最切，以为“皇考为余兄弟择师四人，先生其一也。先生究心经学⋯⋯余从学十余年，深得讲贯之益，学之全体于先生窥津逮焉”，并赋诗云：

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胥宿儒，徐（元梦）朱（轼）及张（廷玉）嵇（叶，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我朝成例，皇子初就学见师傅，彼此皆长揖。皇考择此四人为余兄弟之师，命于懋勤殿行拜见之礼，示尊重也）。其三时去来（徐未久得罪去；张以书写谕旨事繁，旬月中偶一至上书房；嵇则出为河督。惟先生常至书斋，为余兄弟讲授），可亭则恒矣。时已熟经文，每为阐经旨。汉则称贾董，宋惟宗五子（谓周、程、张、朱）。恒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风中，十三年迅耳。⋯⋯呜呼于先生，吾得学之体。

视诸人更为亲厚。故胤禛甫一驾崩，朱轼即由新君诏还，九月四日到京后受命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与张廷玉、鄂尔泰协同办事。十天之后，弘历又宣远在云南待罪之杨名时入京陛见，至来年二月十五日，杨氏进京，十六日庚辰，加礼部尚书衔，兼管国子监祭酒事，命其在尚书房课读，明日又开恩赏赐春季俸银。大约一月以前，降级留任陕西学政王兰生开复回京，以正月十三日蒙召叩谒梓宫。至此，初次所任八名总裁，已齐集京城。

委任诸人多为先帝倚重旧臣，亦可谓弘历此刻的股肱心腹。在前述三年丧事件中，方苞、甘汝来等全力附和新君意图，已给弘历留下精通礼学印象。杨名时、王兰生虽在雍正末年遭受贬斥，但其实皆以细故开罪在上者，非有重罪，胤禛不过略示惩戒而已，并无意中断其政治前途，逮新君即位，蒙诏还京，正可大为所用。王兰生尤邃于乐律、历算、音韵之学，自康熙末年起即参与编纂《律吕正义》、《音韵阐微》、《朱子遗书》等官方著作，实际经验最为丰富。杨名时虽不像鄂、张、朱、王四人那样屡入书馆，但以理学名重一时，此际正以礼部尚书而兼领太学，教育士子，任三礼馆总裁固其宜也。徐元梦亦曾任帝师及书馆总裁，于时辈中最为老成，虽以年迈而不亲庶务，但时任礼部左侍郎，出掌三礼馆仍可时加指授。

惟事有难测，开馆不数年间，竟有多位总裁及纂修官接连凋零。

3.“三柩虚其一”

应该说，这种情况与弘历初次拣任之总裁、副总裁年龄结构偏大有关。依据下表可知，八人之中，最长者81岁，最年轻者53岁，平均年龄66.25岁。清代文官休致年龄一般是七十岁，尽管乾隆初年规定尚不严格，而且对高级官员规定较为宽松，但三礼馆总裁、副总裁平均年龄仍然过高。高龄官员卒于任上，并不鲜见，风险无可讳言。若将总裁、副总裁分开考虑，则其平均年龄分别为61.5岁和71岁，前者明显更加合适。但是在短短几年之内，总裁、副总裁各有两人去世，则颇让人始料不及。

表2.1 三礼馆初次拣选正副总裁任职年龄

史料来源：《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并据诸家年谱传状校正。

先是回京未久之杨名时，入夏即感不适，甫一受命，遽尔卧床，其自述云：

夏月暑湿内侵，常有泄泻之疾，入秋渐觉神气困倦。七月初十夜，因熟睡压伤左手。十一日入朝叩谢三礼副总裁，恩命特赐召见，奏对良久，谕及臣体憔悴，宜加调摄，是臣欲病之情形已在慈照之中。本日为太学讲期，兼以奉旨刊刻钦定经书六种，开局起工，臣犹能在学视事，边临六堂，敦勉诸生，亲至刻书局内查看。向晚手渐痛肿，身体发热。至十八九间，品骘庶常课艺甫毕，遂卧病床席。延及四旬，辗转益剧，积荷皇上遣医诊视，日给参药，前后赏给《朱批上谕》、《御制日知荟说》，臣俱不能亲赴阙廷祗谢，伏枕叩头，恭谢天恩。今本月初一日，臣元气尽耗，病不可支，从此长辞圣世矣。

九月一日遂不起。第二天，弘历命人经理丧事，九月初六，《遗疏》上闻，弘历对杨氏“学问醇正，品行端方”却不能尽其所学而颇致悯恻。不出十天，总裁朱轼亦患病危笃，弘历两次派人或亲自前往探视，极其重视，而十八日朱轼竟宣告不治。由于存有特殊师生关系，弘历对朱轼去世特感震悼，九月二十二日下谕谓：

大学士朱轼品行端方，学术醇正，为圣祖简用之大臣，皇考眷注有加，简任机务，纯修清德，望重朝端。朕自幼读书宫中，常闻讲论，即位以来，正资老成襄赞，昨闻抱恙沉笃，朕亲往看视，尚冀调治痊可。今闻溘逝，朕心深为震悼，特命辍朝一日，亲临祭奠，以昭敬礼贤大臣之谊，又两赐内库帑金，经理丧事。兹览遗疏，拳拳以吏治民生为念，具见忠悃，著加赠太傅，入祀贤良祠，所有应得恤典，该部查例具奏。

随后，十一月初十，弘历复降旨给予朱轼及杨名时恤典、谥号，十二月十三日又准二人入贤良祠，同时赐祭一坛。转年（1737）二月十三日，朱轼家人扶柩出都，弘历复命散秩大员奠酒、沿途官弁亲吊护送。朱轼身后所得虽不如鄂、张二人之获允入享太庙之隆，然亦可谓是备极哀荣。

痛悼者不仅弘历一人。方苞就曾为杨、朱二人相继过世而唏嘘不已：

公（引者案：即朱轼）卒以九月十有八日。前二日，余在直房，日方晲，天气清和，俄而阴云起，风沙蒙霿，忽心动，曰：“公疾其变节乎！”使人问之，果然。宾实（引者案：杨名时之字）之疾之将革也亦然，相去始浃旬耳。吁，异哉！

李绂更先后以同乡、同馆身份两撰祭文悼念朱轼。张廷玉则为撰墓志铭。鄂尔泰《哭朱可亭先生》一诗描绘当时君臣感伤情形，有“明圣亲临哭太傅，狂愚相聚惜元臣。哀荣至此情何忝，存殁于今道是真”之句。王兰生与杨名时同出李光地门下，又兼有师生之谊，故于杨氏去世尤感悲恸，其嗣子记其于杨氏故后：(www.xing528.com)

悲恸不自胜，比丧归，执绋都门外，向柳哭失声。

王氏并作《杨文定公赞》，称述杨名时“有光师门”。然而出人意表的是，曾几何时，王兰生也匆猝弃世。其嗣子哀鸣：

呜呼，府君徒知悲江阴而不知行自悲也！方承修三礼时，并命者六人，内阁学士望溪方先生夜梦三柩虚其一，若有待然。已而江阴殂，高安继之，孰谓竟需府君而三哉！呜呼痛哉！

王兰生致病实因劳累所致，而突然发症，救之不及，全祖望曰：

公之治事缜密而周详，毫发未至，不敢即安，渐以积劳致病，顾为受恩重，不敢言。世宗梓宫发引，公扈从出，行次涿州，从者前有所白，则危坐卒于肩舆中。上闻轸悼，赐帑金五百，督臣为治丧，赐祭一坛。论者惜以为未竟其用焉。

杭世骏所言较详，且谓王兰生逝于良乡：

随驾奉安山陵，行次良乡，谒履亲王于幄次，为具食饮，谈论如平时。夜留宿幄中。明早肩舆即路，及午，从者有所白，凭伏不能应。履亲王即以上闻，遽命太医诊视，而公已不可复药矣！圣心闵悼嗟叹者久之，赐帑金五百两，命直隶督臣监护丧事，停棺涿州，以待家人奔赴焉。

时惟乾隆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距朱轼灵柩发引南归才不过一旬。徐用锡与杨名时、王兰生二人同门、同馆而更加年长，为王兰生撰墓志铭，对当时故旧云亡的惨状颇多感慨：

数月之前，文定公薨，余临其丧。公（引者案：此“公”指王兰生）再四慰余，惧余之老而伤也。而余乃铭公，悲夫悲夫！

徐用锡亦为李光地得意门生，去年与杨名时先后受诏回京，任三礼馆纂修。撰王兰生墓志时，徐氏已八十开外。五月十一日戊戌，即因年老，奉旨休致回宿迁，未久亦下世。

方苞自诩“平生梦多奇应”，所谓“三柩虚其一”，杨名时、朱轼、王兰生适足“三”数。纂修官除徐用锡外，年老者亦多，尚有宋照，亦逝于乾隆二年。越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总裁甘汝来又以积劳薨于位。至此，初次任命之正总副裁，已有半数老成凋谢。

4.所谓“阁部大臣董其事”

“风景尚依依，传经事已非。谁知黄发老，遽叩碧云扉。”开馆未久便有多员下世，非独涉及人事，更对修书事业产生若干不良影响。三礼馆不免陷入低迷沉寂之中，纂修李清植几乎因此抑郁乞归。尽管如此，纂修工作仍须按部就班，渐次展开。

于是，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甲申，朝廷又任李绂为副总裁，四年（1739）八月二十日甲午补副总裁尹继善、陈大受二人，五年（1740）十二月初七癸卯擢周学健为副总裁，八年（1743）闰四月初六己未擢李清植为副总裁，五月十七日戊戌又任命副总裁任启运一人，九年（1744）三月二十三日辛丑复补副总裁彭维新、汪由敦二人。此一系列任命，皆有助于维持书馆事务正常进行。而经选拔陆续入馆的纂修官以及监理、誊录等馆臣，则是三礼馆日常工作的主要承担人员。一位纂修官总括介绍三礼馆运转情形，即称颂天子圣明，“命阁部大臣董其事，而选诸臣之夙从事于此者分任纂修”，仿佛诸事皆顺遂。然而，在弘历钦命的总裁之中，鄂尔泰、张廷玉乃当时满汉两党领袖，自立门户，斗难争锋，稍稍明了乾隆初期朝政状况者不难在三礼馆内发现蛛丝马迹。

满汉矛盾，自清人入关伊始便在朝堂之上有所流露，满汉群臣倾轧成风，迄未中断。政坛之争淡化民族色彩，更应视为权力角逐，与地域、学术等因素掺杂在一起，愈加复杂。康熙以来，君主专权业已定势，而朝臣党争并不因此缩减，反有蔓延趋势，鄂、张二氏统领满汉两党彼此攻讦，可称作乾隆初期政治史一大关节。两人虽同受先帝遗诏辅政，但各挟羽翼，素不相能。三礼馆不过是一临时修书机构，绝非两方争权的前沿阵地，然而既附属内阁，又正受新君垂青，在党争态势下也难免遭受些许波及。

张廷玉出身书香门第，亲戚姻娅占据半部缙绅，但为人恭谨谦抑，绝少张扬，与一般文士刻意保持距离；鄂尔泰则少年寒素，以战功起家，故登籍之后对汉人士大夫颇加礼遇，不惜俯身结交。两人风格迥异。时称“鄂党多君子”，可能是出自文人士子之口。三礼馆设立之初，鄂尔泰影响似更直接，也更积极。不少纂修官得以入馆，都凭借鄂党引荐，比如姚汝金，原名姚世铼，《词科掌录》载：

归安姚世铼念慈，一字改之，乙卯副榜贡生，同乡兵部吴公所荐，病不得试。⋯⋯以西林鄂中堂荐，与修三礼。

又如胡天游：

雍正十三年诏举博学鸿词，礼部尚书任公兰枝以君荐，首相西林鄂公欲见之，不可；强聘焉⋯⋯相公惊，扬于朝曰：“必用胡某，以荣馆阁。”⋯⋯延为三礼馆纂修。

二人皆以博学鸿词报罢，之后由鄂尔泰荐入三礼馆。鄂尔泰对选任馆臣事极其热心。依例，纂修入馆需总裁联名上奏皇帝，当时方苞亦举多人，但也要经过正总裁认可才行。故就官方档案来讲，纂修官均为鄂、张二人所同荐。姚氏等自不例外，但私下议论则归功于鄂尔泰。张廷玉时掌翰林院，但纂修官以其举荐入馆者为数无几，反倒是因他作梗而去者不乏其人。全祖望与馆中方苞、李绂、王兰生诸副总裁私交融洽，但以遭张氏猜忌，在翰林院久不得志，乾隆二年（1737）散馆列下等即南归。同时试落馆职之金门诏，虽极力攀附张廷玉，但系鄂尔泰旧人，也未获保全，是否掺杂鄂张交恶因素在内，令人不能无疑。而桐城刘大櫆，业经鄂尔泰擢入制科，亦被张廷玉黜去，云“此吾乡之浮荡者”。刘氏遂落拓居京，仅在三礼馆中作过一段时间誊录而已。

非但举荐馆臣如此，《义疏》纂修过程中，鄂尔泰的规划与指示至少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张廷玉，详见下章总裁“具体执掌”部分所述。鄂以武人而喜文事，前在江苏布政使任上曾有重刻《十三经注疏》之意，此次出掌三礼馆自然多所筹措，令张廷玉不得不暂避其锋，较少过问馆中事务。副总裁方苞是最接近两位正总裁的学人官员，世人言及三礼馆，往往归美于此人，但方氏有致鄂尔泰信札数封，其中言及须通过鄂尔泰向同馆传达意见，如鄂按下不发，则苟有所见，亦无可奈何：

仆曾以告公，未见宣布。退而思曰：“岂谓吾不宜越畔而耘哉？”用是不敢固争。

“越畔而耘”乃是思出其位的含蓄表达，观此可见总裁官之间也充满限制、牵制。任启运升任副总裁后，本拟有所作为，他自述当时心境说：

八年五月，加臣三礼馆副总裁。臣初自喜，谓半生之考校在斯，庶一得之微忱可效。乃受事以来，大总裁一言指秘，臣既爽然而自失⋯⋯

在馆中位居副贰，但仍无决策之权，须看人眼色行事。“总裁指秘”，不知何谓，是否暗示纂修期限将近，无庸再费更张？无论如何，鄂尔泰在三礼馆前期作用切须引起关注。《周官义疏》卷端诸臣职名中，鄂尔泰荣登榜首，除内阁满洲学士领班为旧制需遵守之外，上述因素又岂容忽视？

乾隆十年（1745）前后，鄂尔泰渐病笃，遂下世。方苞、李绂均已休致，周学健外转离馆，而李清植、任启运也早一年故去，三礼馆再次迎来人事代谢高峰。满党渐趋消歇，张廷玉一方则在皇帝纵容之下逐步得势，足以对馆中事务产生较大影响。如寄人篱下之胡天游变得生计日艰，或在此时退出三礼馆。张廷玉虽然“步履微觉艰难”，“年老需人扶掖”，又遭长子之丧，恐无心过问馆务。但其门下汪由敦已于乾隆九年继任副总裁，尤其在彭维新乾隆十二年（1747）革职之后，更全盘接管馆中诸事。

综上所述，朝廷以阁部重臣董理三礼馆务，前期以鄂尔泰影响较大较深，后期则以张党为主导力量，副总裁负责具体纂修，但在馆中方针政策上未起决定作用。惟正总裁才学与精力所限，发挥作用多在主持馆中日常事务方面，对具体纂修工作则以间接影响为主。不过，书馆制度与《三礼义疏》稿件纂修大都在前期定型，故鄂尔泰之意见与风格对三礼馆而言更显重要。

所谓“阁部大臣董其事”一语，似不应过分发挥。以重臣统领纂修工作，本是清代书馆通例，并非为保障《三礼义疏》纂修而对三礼馆实行特殊照顾。一方面总裁官中有多人在纂修前期去世，对馆务影响有限；另一方面总裁间内耗反而影响纂修工作具体开展。而且朝廷委任书馆总裁往往是出于行政系统整体运作的全盘考虑，不可能围绕某一书馆为中心专门立事设岗，总裁官是三礼馆主要馆臣之一，更属清廷官僚体制关键组成部分，包括其他馆臣在内，皆为维护这部机器正常运转而存在，此点将在下章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