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政对乾隆三礼馆工作的干预

1.清廷治国之道与乾隆初年政事

满洲色彩与中土判然有别，清人以边陲少数族群而主神州，在入关以前，即发奋倡导文治，吸收华夏文明因子，为其所用。国初，更多加调适，乃定有“崇儒重道”的治国理念及文化政策，降及康雍之世，满洲帝王已能熟练掌握儒学话语，操控政事。玄烨身为满、汉共主，更兼道、治之统，对经史四部之学靡不毕悉，这是清帝个人素质与求知欲望获得大幅提升的结果，更是确立清廷治国模式的手段之一。当此之际，国家非但在制度层面融入传统因素，更在伦理教化等方面利用儒学来巩固统治基础。玄烨修养颇高，既能分辨朱子、阳明异同，又善于用真伪道学之论设局，然总体而言，儒学思想在清世政治文教事业中的独尊地位已然确立。对于中土三教之释、道二家，玄烨主张“黜异端以崇正学”，胤禛虽热衷礼佛，宣扬三教合一，仍不过于宫中豢养此辈，毋使干政，逮新主临朝，迅速被驱散，对意识形态并无实质影响。故孟森尝云“清之尊用佛教，绝非本心，视宗教为一种作用，不足与大经大法相混”，“以政驭教，绝不以教妨政”，可谓透辟。至于西人耶教，康雍以来以禁为主，以容为辅，而弘历虽于元年五月三日当面向郎世宁保证除旗民特殊外，无意阻难本国民众信教，但推其本心，则不过耽于传教士之奇技淫巧而已，故政策时松时紧。当然耶教究属方外，一旦触及统治利益，弘历必严惩不稍怠。耶教亦远不能撼动正统思想。尊正统而黜异端，其实质并非因为清廷对异端或正统本身有所偏好，正如崇儒重道与尊用佛教待遇有别一样，其着眼点仍在政治，即是否利于维护政权、安定秩序，塑造统治正当性。经学儒术本于孔子之教，三代而下赖以为治，鲜不奉行，故遵而用之。

胤禛行事每多出奇料理，新君弘历则在不少方面有所纠偏，而总领全局，张弛相济，实仍不脱康雍故步。弘历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宏图远大，甫一主政便以教民、养民为首务，欲行尧舜之道，以复三代之治，并力陈此为“中心乾惕之诚”，而非“邀誉近名之语”。元年三月，又以三代圣王、周公、孟子之教自励，欲用《周官》之法，严治四恶，正风俗而兴教化。实则此种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尚为皇子之时，弘历就感慨过“治天下之道，当以正风俗、得民心、敦士行、复古礼为先”，堪为明证。而且前已述及，弘历继位伊始，即欲躬行经典所载三年丧礼，意志表达颇为坚决，博得一众儒臣倾力赞助。故今人认为弘历有心“回向三代”，而朝臣杨名时、方苞等正可羽翼其功。

乾隆元年六月间，稍早于诏开三礼馆之时，尹继善、甘汝来接连上奏，要求编定本朝礼书，化民俗，节民性，至少先酌定《朱子家礼》，借以规范婚丧嫁娶之礼。弘历对此极为认可，批覆尹继善曰：

此奏是，但其中尚有应斟酌者，必须尽美尽善，然后行之久而无弊，于以化民成俗不难矣。若苟且从事，亦不过虚文而已，究于治道何补？待朕徐徐经理之。

可见弘历真心谋求以“古礼”化俗，曾想付诸实践。而以礼化俗的理论根据则来源于经书所载圣人之教。未几，六月十六日即下谕命纂《三礼义疏》，七天后丙戌，命修《大清通礼》，其为政蕲向，似可概见。论者若据此言清廷“以礼为治”，不为无因。

无可否认，强调礼治、从经籍圣教出发，在弘历秉国初期确乎有迹可循；但此一思想逐步获得修正与扬弃，亦是必须承认的事实。最著名者，可以乾隆酒禁为例。乾隆初，方苞号称清流，素以文武周公之法自高崖岸，适逢新主登极，大欲有所作为，乃力陈裕民五事，其中就有禁酒。“勿辩乃司民湎于酒”载之《尚书》，最为文士所习称。方苞借《周礼》以说弘历：

民以食为天，而耗谷之最多、流祸之最甚者，莫如酒。故周公之法，天下无私酒，即官亦不得擅作，必有事而后授酒材，所谓“事酒”是也。民间祭祀、冠昏、老疾所用，则乡遂之吏主为之，而小司徒掌饮食之禁令，又特设萍氏之官，以几酒、谨酒，其严如此。⋯⋯民愚无知，一旦尽用《周官》之法，不无骇诧。若先严烧酒之禁，而他酒仍听其作。⋯⋯禁之之法，必先禁烧曲，兼除门关之税，毁其烧具。已烧之酒，勒限自卖；已造之曲，报官注册。逾限而私藏烧曲烧具、市有烧酒者，以世宗宪皇帝所定造赌具之罚治之；县官降调，不准级抵。特下明诏，严敕天下督抚，责成守令，则其弊立除矣。

方氏以《周礼·酒正》、《小司徒》、《萍氏》诸职论酒之法怂恿新君，确实引起共鸣。未几，弘历颁布禁酒之令，从北方五省直至全国，设为地方教化条规。然而此等良法没能奏效，宏愿并未实现，禁酒令在推行过程中产生不便，遇到阻力不少，地方大员多以具体操作为难，至有虚与委蛇者；弘历亦不得不调整策略，为树立帝王尊严，表面仍加强督促，实质上，乾隆四年左右弘历已开始淡化酒禁，十年以后更绝少提及，乾隆十六年、五十年时还两次批驳官员禁酒之请，以为“言之可听，而行之不便”，对方苞空言，颇感失望。

由此个案已能略见弘历此人的行政风格，通贯其一生来看，礼治色彩并不鲜明。乾隆初政虽有注重礼治之迹象，而若以此概括清廷为政方针，似稍欠斟酌。乾隆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江西巡抚陈宏谋（原名陈弘谋）奏请定俗乐，以裨风化，倡言“为治莫先于教化，教化不外于礼乐”云云，本是弘历之老调，而弘历反曰：

此等所谓言之还是而行之实难者也。且我君臣化民成俗之道未尽千百分之一，而惟行此一节，以蕲风俗之淳，不亦末乎？

将陈氏建议婉拒。可见弘历此时抛开书生之见，既是脚踏实地，也算理想破灭，尽管仍奉儒家经书、礼学为高牙大纛，但处理具体事务则不再受其指引与束缚，完全采取实用主义策略，甚至导向任凭己意驱遣经学礼制的帝王治术。高王凌指出，乾隆九年以后，弘历已经很少言及“回向三代”之事。前述三年丧事件中，弘历最初亦以秉持儒家经义自相期许，但最终却导向融合满洲旧俗的折衷方案。凡此种种，咸与上述判断相符。文教政策中这种实用主义倾向在乾隆登极伊始即埋有伏笔，不容忽视。此一情况也导致“回向三代”最终流为虚谈，清廷也绝不会纯心以礼为治。试想清代帝王霸占治统与道统，又如何能够安插一代表道统的“礼”字在自己头上？乾隆初政有关礼治之举措，不过是一种尝试，远非“回向三代”的全部，似不可过分拔高。三礼馆之设，在乾隆初年，其动议与实施尚存一抹理想色彩，作为“回向三代”举措之一来理解，也属合理；然而伴随弘历为政之道逐步转化，《三礼义疏》还未编纂完竣，就已被其他文治工程取代，渐为弘历所淡忘。

2.弘历对纂修工作的照顾与督促

尽管如此，开设礼馆的动议既从上出，则弘历在要务鞅掌之余，必对纂修工作时加关照。相较于后来对四库全书馆频加指授，弘历对三礼馆的重视程度显然远为逊色；不过，在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过程中，弘历能够抽身顾及一个书馆的纂修工作，已属不易，这或许与三礼馆作为其诏开的首个书馆有关，也是他统治前期的行事风格所致。但综合观察，弘历对三礼馆的实质干预，不过尔尔，并未呈现出过度特殊的关切。据史料记载可知，除去日常批覆总裁奏议之外，弘历对三礼馆事务的介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送书

采访文献，为开馆修书的基础工作。清人定鼎后以稽古右文相尚，屡行征书，用充库府，尤其典籍编纂的风气渐盛，更迫使朝廷动用行政力量征求遗文善本。弘历登极，除却配合馆臣所请，下诏征书缴送三礼馆之外，另遇私人进献相关礼学著作，也会主动拨给馆中参考。乾隆二年（1737）正月十三日丁巳，故大学士朱轼之子恭进其父手注《周礼》二卷，弘历随即转交三礼馆。乾隆六年（1741）正月初四庚午，又忽然起兴搜集儒林著述，特别是本朝作品：(www.xing528.com)

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述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钞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储。

随后各省督抚、学政奉谕采访遗编，陆续进呈。转年（1742）三月初三壬申，山东巡抚朱定元缴呈地方学者张尔岐著作《仪礼郑注句读》到京，弘历阅后下旨：“此书交与三礼馆总裁官阅看，如有可采择者，留于该馆，以备采择。”是张氏此书先未入藏内府，便由皇帝直接发予三礼馆参考。此后十五年（1750）二月二十八辛丑，又因保举经学进而搜访群儒遗书。第此时《义疏》纂修工作大体完竣，弘历亦似无暇顾及三礼馆，遂再无赐书参考之事。

（2）送人

任命馆臣，虽须经皇帝认可，但起初则多由总裁提名推荐；而弘历亦有特敕人员入馆之举。乾隆四年（1739）六月二十一日丙申，上谕：“安徽优生陶敬信所进《周礼正义》一书，经朕披览，其注解尚属平妥明顺，著赏缎二匹，令其在三礼馆纂修上行走。”是陶敬信此人原与馆臣并无瓜葛，经皇帝提拔，“空降”三礼馆。

惟此类送人、送书之举在三礼馆日常运作中并不常见，弘历日理万机，偶尔主动顾及书馆纂修，已是难得。

（3）催工

弘历认为：“各馆修书，关系本朝典礼。考订固不可草率，而办理亦不可稽迟。”早在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庚戌（1735），继位伊始他便就各馆修书事发布上谕，对“各馆中竟有修至十余年而未成书者”大表不满，告诫纂修各员莫要贪恋馆中月给廪费，稽延年月，废弛公事，应速将所纂书籍完结。上谕强调两点：一为道德说教，令馆臣明辨义利，不可见利忘义；二是安慰劝诱，告以朝廷馆局将会接连开设，馆臣惧怕修成一书之后即无廪费可领，实属过虑。这时尚在三礼馆开馆以前，从中可见弘历对待书馆纂修的一般态度。后来弘历对三礼馆加以训斥，所强调者仍不外此两点。

乾隆九年（1744）七月廿七日壬寅，弘历对又修书各馆发飙：

各馆所修之书，理宜上紧纂辑，渐次告竣，乃纂修人员皆怠忽成习，经历年久，率多未成。虽天心月窟，讨论务须精详；鲁鱼亥豕，考据恐其讹谬，亦何至易成者亦不即成，辗转躭延，竟视为不急之务？韦编三易，非积日以成者乎？其意不过借此多得公费，以资养赡，所谓“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者何居？且现在所修之书告成后，尚有应行纂辑者，又当开馆修辑，未尝不可载笔从事也。夫今日之翰林，即异日之公卿，若所见如此卑鄙，其器识岂足以当巨任？嗣后除内廷所修各书未经开馆者不必稽查外，其余各馆俱著稽察上谕馆之大臣按月察核。倘仍前怠玩，责有攸归，其该管大臣应如何稽查之处，着即定议奏闻。

实质内容与十年前略同，而口气严厉许多。八月，乃议定各馆修书规程，其中三礼馆缮写汉文每员每日须一千五百字，校对数目每员每日二十五篇（案：即指今书本一页之正反面），总裁阅定纂修稿件，应于每月初五日以前，将前月纂辑、缮写、校对数目各计若干，详细造册，咨送有司查核，外仍三月一次，将本馆修过书籍书目及有无告竣之处详察汇奏，如有稽延，即行参劾（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简称“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44870-001、 098528-001；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8-0003-028）。此一修书规程的所有规定乃是参照当时各馆能够达到的最高限度而设，随后载诸《会典则例》，成为官方书馆普遍推行的工作标准。

逮《义疏》编纂大体完工后，弘历又敦促馆臣用心校刊，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十五日，弘历“传谕汪由敦率同在馆人员详晰校对，勿致鲁鱼舛讹，又如《文颖》故辙”（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092117-001）。此所谓“《文颖》故辙”，见诸该年九月初八己未上谕：

文颖馆所进刻本，就朕御制诗中偶一披阅，讹谬甚多。御制尚然，不知该馆所称校对者何事？虽鱼鲁豕亥，不能必无，累牍连篇，岂宜屡见？书馆事例，几如套写之讥，翰苑声华，总无校雠之实。惟迟其事，鲜赴厥功，编纂冀久餍飧钱，告竣覆冒叨议叙，鱼雅诸臣，宁不自愧耶？总裁官张廷玉、梁诗正、汪由敦并编校人等，著交部议处。嗣后各馆有错谬失于勘正者，视此。

平心而论，弘历所斥诸端，确为历来书馆痼疾。编辑官书，杂出众手，分纂之人既徒完官课，总核之官复未能详校，馆臣散漫玩忽，拖延时日，容亦有之。所以弘历时常寻衅敲打馆臣，意在使其警醒黾勉，不敢稍怠。但三礼馆真正用于纂修的时间约有十年左右，看似为时不短，实则馆臣或兼任数馆，或别有他务，岂能时时专心三礼？其他书馆拖延之状，也恐不无隐情，书馆积习、官方通病，要想彻底清理，几乎没有可能。弘历一概加以申斥，未免脱离实际，强人所难。而且在上者屡屡施压，将会对馆臣心理造成阴影，迫于程限，急于成书，仓促完工难保全然无失，未有不贻讥后世者。时人记纂修官吴廷华逸事云：

今上初元，用大臣荐修三礼，总裁诸公询纂修之要，先生曰：“《周礼》、《仪礼》多为后人参杂，宜识其真伪；《礼记》出于汉儒，多与古不合，当辨其是非。注疏舛缪者，经有明据，则证以经；无，则集众说而折衷之，庶皆有伦有要矣。”诸公颇韪其言，然体例先定，未遑正也。

体例之定，应从其是，而不当据先后论，但要重新改订，又消耗时日，必为朝廷所不许。吴廷华持论虽正，也只好敝帚自珍。非徒纂修官为然，总裁一级的馆臣亦难获免。任启运荣升副总裁后，“初自喜谓半生之考校在斯，庶一得之微忱可效。乃受事以来大总裁一言指秘，臣既爽然而自失”。总裁指秘，究竟为何？颇疑即是催促加紧完工。由于赶工，两位馆臣原拟对《义疏》进行改善修正，咸不获允。可见中旨频加督促，对书馆工作而言实非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