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史论：三年丧的定意、折衷与夸大

雍正朝纂修三礼的言论是否曾产生些微影响，不得而知，但随后十三年内朝廷未能付诸施行，则是事实。显然，姚之骃所大加颂扬的“圣学高深，克媲前徽”之世宗皇帝，对于编纂儒门经籍一事并无太多兴趣。清初诸帝多勤政，大至国策制定，小至书籍编纂，皆系于帝王一心，固非人臣所能左右。雍正一朝行事重在实政，其举措纵有偶合经书教义者，也不过从实际操作着眼，绝非刻意兴起文治如乾隆朝之比。弘历初政从儒家思想出发，重视礼学，可于其为乃父服丧一事获得明证。周启荣将此纳入朝廷纂修三礼的叙事脉络之中，林存阳更视此为三礼馆开馆之导火索。即从《义疏》纂修先成丧礼稿件这一情形观察，周、林二人的意见也相当可信。而服丧一事之终始异趣，又未尝不可作为三礼馆工作乃至乾隆朝政治文化的缩微图景。对三年丧一事略作分析，有助于完整把握三礼馆所处的政教氛围。

1.弘历初拟重服而终循满俗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二日深夜胤禛驾崩，弘历平稳承继大统，旋命近臣办理大行皇帝丧仪。所谓丧仪主要包括两层，一是死者礼节，如袭、敛、殡、奠之类通仪，更有预陈大驾卤簿、准备颁发遗诏、择定山陵等天子仪节；一是生人服制。为天子服丧，历朝各有定制。清人在关外，一切婚丧嫁娶无礼可言，世祖福临始筹立礼制，以为“祭葬礼仪，悉从俭朴，仍遵古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此后玄烨、胤禛为先帝服丧，皆遵照行事。

到弘历这里，则不拟遵照旧制了事，而是别有举措。一方面，他命己身以外各色人等，其接诏、成服、瞻仰梓宫事宜一切照旧；另一方面，此一少年天子，却起意为父服丧三年。弘历声称其父功业卓著，贻福子孙，“不独朕心感切，仰报无由也。若服制一节，仍遵定例，朕心实为不忍。惟有行三年之丧，稍尽思慕之诚于万一”。八月二十四日庚寅，遂命总理事务王大臣即行会议具奏，实欲废除旧例，要求为其服丧重新议定仪制。最初臣下拗于前朝旧例，又不解新君之意，仍请以二十七日释服。对此，弘历于九月初四登极后第二天，乃降旨明志，其内容主要有三：首先，针对臣下援杜预心丧为据，弘历辩称“自古帝王亦有行三年之丧者；今诸王大臣所引杜预心丧之说，后人多议其非，朕自幼读书，与未尝披览典籍者有间，此等议论，岂可援以为据耶”？从学理上论证服丧三年之合理性。其次，辩解遗诏二十七日释服之旨，乃为天下臣民而设，非谓“朕一人”；而先帝之所以未曾服三年丧，各有不得已之处，非其心不愿如此尽孝。最后，弘历又从实际情况指出：

三年之丧，在朕今日实属可行。况昨日大学士等奏称“十五日以后，应照例进本办事”，朕已允行。岂行三年之丧，遂不能办理一切事务乎？至于郊坛祭祀大典，原可并行不悖。诸王大臣所奏以日易月之说，断不准行。朕意已定，毋得再请。其如何行三年之丧，著详查典礼，确议具奏。

意愿甚为坚决。随后，弘历行殷奠礼，议定居丧寝所、奠献时刻，赏赐先帝遗物，安奉梓宫并入住苫次，诸般繁缛节文，一一躬亲，其间还审阅诸王大臣所奏三年丧礼，并提出了修正意见，让臣下“详稽典礼，再议具奏”。

然而九月十三日己酉，弘历却告谕总理事务王大臣，说皇太后对议定持服三年之处颇存异议。三年丧与满人旧俗迥异，皇太后于此深致不满，正在情理之中。据其所述，皇太后主要质问两点，先是“帝王之孝非臣民可比，国家典礼重大、政务殷繁，实有至难举行之处”，再是“国朝服制自有典章，亦不便轻为改易”。虽然这两点责难早由弘历解释清楚，即前番谕旨内容中二、三两条是也，但观此可见，二人观点确属针锋相对。此时弘历未与太后正面交锋，转而委托大臣处理此事：“今皇太后既有此旨，且责朕以行皇考所未行，朕何敢当之！尔诸王大臣将皇考未行之故，并朕今日可行之故，分晰开陈，俾皇太后阅之而心安，则朕意既遂，而朕心亦慰矣。”

四天后，总理事务王大臣“钦遵皇太后懿旨，仰体上孝思纯笃，再行详议礼制”，提出折衷方案，以使皇帝与太后双方均能认可：

谨拟百日内，上服缟素。百日外，请发、易素服。诣几筵前，仍服缟素。诣皇太后宫及御门莅官听政，咸素服，冠缀缨纬。升殿受朝，不宣表，不作乐，咸用吉服、礼服。并一切典礼，用礼服。二十七月服满，照百日礼致祭，毕，上释服。

其他后、妃、皇子及诸王百官军民人等依次依例持服行事。这与《礼经》所载三年丧显然有别，大概去弘历原先设想的那样也颇有距离。不过，此时弘历对此一最终折衷的服丧方案慨然应允，未再坚持初衷，“稍尽思慕之诚于万一”。此方案屡见载于《实录》、《清史稿》、《清朝文献通考》、《清通典》、《会典事例》等书，而以《清通考》所载较为原始，为免繁复，兹不具引，仅抄录《实录》删略总括之语如上，其情实已可概见。

究其实，所谓百日内缟素、百日外素服，这一规定实系满洲旧俗，此事有弘历自供可查。迨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十九日癸酉，弘历为其母孝圣宪皇后服丧期满后承认：

国俗，于亲丧服缟素，百日而除。朕昔遭皇考大故，欲持服三年。圣母谕云：“满洲旧俗，服缟素即不剃发，故止能以百日为断。若百日外仍服缟素，亦不当剃发，经二十七月之久，蓄发甚长，不几如汉人之蓄发乎？此必不可行之事。且国俗不剃发即不祭神，而旧制从无三年不祭神之事。缟素百日，已为得中，不宜太过。钦此。”朕因敬遵慈训而行。然于释缟素后，仍存缟素之服。盖因其时山陵之礼未蒇，诣几筵则服之；而寻常则遵皇考家法，素服三年。前年圣母大事，仍如前缟素百日。百日后，因即释缟素而不存。盖朕即位时，年力正壮，自问可终三年之礼。今春秋已望七，设或精力稍有未逮，存之而弗克尽礼，于心转有不安。此今之所以异乎昔，非敢厚于前而薄于后也。先王制礼，不敢过，亦不敢不及。朕心犹歉然如不足焉。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原来乾隆初元的折衷方案不过是“敬遵慈训而行”，弘历初意力争“稍尽思慕之诚于万一”之三年丧，最终不得不屈从于满洲旧俗。而且，弘历此谕还言及：“二十七月之制，古礼相沿已久，不得不从。惟是时序易迁，益憎怆慕。盖礼有节而哀则无尽耳。”虽以“哀无尽”为言，但原先立志躬行二十七月之服，此时竟沦落为“不得不从”的古礼，将此番表态与当初言辞稍加对比，未免令人咋舌。

为君、为父服丧三年，见于《礼经》。但自汉文帝以降，中原王朝帝王率多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而于“三年”期满，再行释服之礼。胤 为玄烨服丧，即是如此。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九日庚申（1723），胤 更缟素为素服，但并未入住乾清宫，而坚持在养心殿守孝二十七月，同时凡遇期年、再期大祭及其他因时而祭，皆在殿、陵行礼。至雍正三年（1725）二月十二日庚辰，胤 “以圣祖仁皇帝三年服阙阕，亲诣太庙，行袷祭礼”，服丧行为才算正式结束。弘历所行，与其父差别何在？一为百日，一乃二十七日而已，实质并无大异。弘历继统时所执意欲行的三年丧，到头来不过如此。

2.儒臣风吹草偃力赞三年丧

不过，弘历当时“朕意已定”的决绝态度，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嘉庆间，宗室昭梿因颙琰欲效其父之行也服丧三年，遂美言曰：

自汉文帝短丧后，历代帝王皆蹈其陋，惟晋武帝、魏孝文、唐德宗、宋孝宗四君絶意行之。然武帝终惑杜预之议，孝文妄尊篡逆之妇，唐德宗空骛虚名，宋孝宗感慕私恩，皆未得其正，故后世亦无述者。惟我纯皇孝挚性成，力阻浮议，使千载之陋，更于一旦，今上复能继述前美，恪遵先志，实为三代后之第一美谈也。

清人歌颂此事者，俯拾即是，无烦多述。即昭梿此语，誉之为“三代后第一美谈”，推崇可谓无以复加。不仅后来如此，即便在当时，儒士经生对弘历此举的拥戴也十分鲜明。

弘历最初之意曾在朝中引发激烈争论。议定丧服过程中，这些争论至少发生过三次。首次是在弘历确定重服之志，总理事务王大臣经讨论后，本欲维护旧制，至弘历登极第二天被驳回。继而不得不钦遵谕旨，依弘历指示详加拟定，当时具体从事查明典礼、草拟奏议之人是方苞。全祖望撰方氏墓志铭，谓：(www.xing528.com)

今上即位，有意大用公，时方议行三年之丧，礼部尚书魏公廷珍，公石交也，以咨公。公平日最讲丧礼，以此乃人伦之本，丧礼不行，世道人心所以日趋苟简，谆谆为学者言之。而是时皇上大孝，方欲追践古礼，公因欲复古人以次变除之制，随时降杀，定为程度，内外臣工亦各分等差，以为除服之期。魏公上之，闻者大駴，共格其议，魏公亦以此不安其位。

方苞时有通经之名，但就官阶而论，尚难主持全局，故仍由总理事务王大臣集礼部议，魏廷珍时掌部事，遂有咨请之举。

方苞此议，激起又一波争议。全祖望所谓“不安其位”，史策无载。然而魏廷珍去职在十月，其时服丧事已基本议定，且魏氏以此议叙加一级，后乃屡遭弘历申斥，恐另有他故。“闻者共格其议”云云，其详亦不可得闻，但方苞习礼谨严，持论素使时人瞠目，全氏言其议三年丧而舆论骇然，必有事实可据。且《实录》载弘历对臣下所上丧仪大体满意，但“尚有一二宜酌者”，如“元旦朝贺，吉服升殿⋯⋯在二十七月之内，吉服受贺”、“御门莅官听政，用素服、冠缀缨纬”，此类仪制，弘历皆嫌其过隆，有碍哀情，又若郊庙大祀，大臣议请弘历亲诣行礼，弘历犹以为不足，命先期斋戒即当改服，虽遣官致祭亦然。如此，“方与礼意相合”，而弘历哀慕至情、诚敬之心始得稍展。然而此处大臣的拟议，经与方苞所奏进行核对，皆不相合，如元旦朝贺一事，方苞以为“二十七月内，元旦、冬至，不受朝贺；遇大典升殿，暂服吉，终事而释”，与上述“吉服升殿”不同。两者相较，知方苞原文应比大臣所上者更加严格，而与弘历意愿接近，如照原文上奏，或能称旨，但当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及礼部必加斟酌改动而后上奏，或许即因方苞原议过重，深恐君臣咸难从之之故。

据方氏自述，授意拟议服制者，魏廷珍而外，其实还另有其人：

及先帝登遐，今皇帝嗣位⋯⋯圣孝性成，依古《礼经》致行三年之丧，诸王大臣属余草具仪法；及制诏将颁，复速余赴雍和宫讨论；公（引者案：指朱轼）常左右之，惟恐余言之不尽用也。

显然，内阁大学士朱轼才是方苞奏议的关键策划人。关于朱轼在此新君即位历史时刻中的重要地位，方苞文中所述非常明确：“时上方孜孜求治，凡民心所愿欲与善良沈抑者，数月中设张搜擢，计日无虚。众皆谓发其端者必公，而公与余朝夕南书房，未尝一言及此。”无论朱轼的“未尝一言”是否果真不包含服丧的规划，方苞对上意的揣摩都是相当准确到位。

朱轼虽未留下关于此次三年丧议的文字记录，但其意见实与弘历高度统一，而且朱轼本身的为人与为学，可于其著作中略见二三，也足相印证。姑举其以往奏折文字，稍作说明：

窃惟三年之丧，练而祥，祥而禫，历二十七个月而阙，此礼制之通乎贵贱者也。⋯⋯自汉以来，历代帝王有欲行而中阻者，有行之而不终者，有徒循其名而不能尽其实者，古制不复，相沿已久。我皇上至仁大孝，超越万古，自圣祖仁皇帝升遐之后，迄今二十五个月，斋居素服⋯⋯窃谓我皇上居丧之礼，历三年如一日，考诸史策，实所未有。

据行文推论，此折当上于雍正三年（1725）。其中对胤 所谓“至仁大孝”，赞颂备至。就此观之，朱轼会支持弘历服丧，应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此时作为辅佐新君顺利过渡之三朝老臣，除却遵旨议行天子丧服外，朱轼还需以朝局为重，提醒年轻皇帝注意旧规。大臣所上丧仪，将方苞之见由重改轻，或许就出乎此种考虑。

但此议未能获准，恰逢弘历那厢传来皇太后对丧仪不满的懿旨，于是朝臣争端又起。有关第三次争论的记载，仅有如下一事：

今上登极，毅然复行三年之丧，未蒙皇太后俞允，下群臣廷议。公抗声言曰：“三年之丧，贵贱一也。后世所以不能行者，以认理不真故耳。我皇上法尧舜之道，行周孔之礼，立亿万年彝伦之极！”或谓二十七月中不无妨于朝祭大典，公曰：“墨缞视事，越绋以祭，礼固言之，夫何疑？”

此处所称之“公”，指甘汝来。甘氏力争之于庙堂，可见当日争论的激烈程度。史传记载此事者不一，而以上引一条最为详赡。但此文细节颇启人疑窦，以其下言“于是询谋佥同，覆奏准行。凡有仪制，皆自春官主稿。公博考载籍，援古证今，具有条理，而旷古大礼以定”，似乎甘汝来主持礼部之务。然九月初一，甘汝来已由礼部侍郎右迁兵尚，而太后表态之日，其礼部侍郎一职由内阁学士励宗万接任，故上文叙事恐有不确切处。不过依理推测，此次朝臣争论实难避免，甘汝来在其中的作用亦属可信。

此外参与议论的大臣自不乏人，只是今日已难一一考见。有姓名可案者还有李光墺，方志记其尝作建言附议弘历：

乾隆元年，进《三年丧议》，上深嘉之。

此处云“乾隆元年”，盖误。下文载李氏“是冬出督山东学政”，检《实录》，事在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己亥。故知李氏进《三年丧议》，必在十三年年末朝臣争论之时。后来李氏得入三礼馆为纂修，想必与其这段经历有所关联。

以上所述时人态度，以响应、附和弘历本人意愿者为多。然而从侧面记述中能够了解到持反对意见者颇众，且力量不小，满洲勋贵可能反对最多，故虽有三五儒臣襄赞帝意，而最终结果只是折衷方案。不过，这些反面观点，仅上述太后懿旨算是最为明确之表达，除此以外，实在寥寥无几，很少有具体描述，并且语焉不详，尤其满洲大员对此究竟持何种意见，无从探知。这种情况自然与弘历所谓三年丧得以实现后的史料沙汰有关，现今只能从有限记载中，尽量勾勒出当时朝议之一斑。

无论如何，弘历欲行三年丧，应非偶然起意，会试策问三礼亦当与此举有关联。朝野上下对国恤丧仪的重视与群僚之异议纷呈，也确实可能将弘历注意力暂时移驻在礼学之上。

弘历此番执意恢复古礼，践行其心中的三年丧，在清人思想教化中颇有影响。平心而论，三年丧载之《礼经》，素为读书人所诵习，上述数位儒臣全力支持弘历初衷，诚可谓发自内心。虽然与这些竭力维护弘历初衷的儒臣所期望者对比，弘历三年丧可谓有其名而无其实，但是，读书人尊王心切，弘扬礼学心切，在上者苟有些微意思流露，经生儒生即欢欣鼓舞。昭梿“三代后第一美谈”之说也许渲染太过，后世描述或多或少总会追加额外意涵；而甘汝来所赞叹的“法尧舜之道，行周孔之礼”，则属当下的即时反馈，纵是谀辞，亦显真切。新君上台，思图有所作为，从经学礼制方面入手，确可笼络士林之心，影响一时舆论，令朝野咸以为三代盛世可复现于今。实则帝王心术难测，政事万端，又如何能一心秉礼而行？弘历极力否认自己是“欲博行三年丧之名”。今无意苛求弘历本意，然而其所谓三年丧的底里本为满洲旧俗的实情亦无法长久遮掩。服三年丧为弘历继位之后的头等大事，虽宣传效果甚佳，本质却流为一场政治表演，彰显出当时政教实践与清廷提倡经义之举的根本背离。实际上，此一矛盾始终贯穿于乾隆一朝的政治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