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史：臣下进言或断自宸衷？

1.史书记载含混

三礼馆本末，《清史稿》不载，《高宗本纪》甚至对此只字未提，不知《史稿》编者是无心之失，还是认为乾隆鸿业并不在此，故对纂修《三礼义疏》一事毫不看重。《礼志》倒是对所修《义疏》不吝推崇，其文以为：

世祖入关，顺命创制，规模闳远。顺治三年，诏礼臣参酌往制，勒成礼书，为民轨则。圣祖岁御经筵，纂成《日讲礼记解义》，敷陈虽出群工，阐绎悉遵圣训。高宗御定《三礼义疏》，网罗议礼家言，折衷至当，雅号巨制。若《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其经纬礼律，尤见本原。③

后文遂历叙《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之纂修，直至光绪朝设立礼学馆事迹，借以描绘清廷礼制建设的整体历程。显然，《礼志》编者乃是将三礼馆放在有清一代礼制全盘规划中来看待，用心良善。此外，则仅在数名纂修人员本传中稍稍提及其任职年月而已，至其原委，更付诸阙如。

从《清史稿》的零碎记录中难以获得进一步认知，尤其是设立缘由不甚清晰，有碍于今日研究者深入研讨三礼馆的性质与意义。三礼馆是否如《清史稿·礼志》叙述脉络所示，确属清代礼制建设的一着好棋，还应结合其开馆时之政教氛围重加审视，特别要探寻出高宗弘历甫一即位便设礼馆之动因所在，才能对此作出切实评价。具体而言，三礼馆之设立，究为弘历登极后有心之举，抑或单纯受儒臣鼓动，随意为之，此一问题看似是小，却牵涉到对整个事件性质的认定。皇帝态度如何，实为理解朝廷文化事业的键钥所在。

提及三礼馆设立缘由的文献无几，最显著者当推《三礼义疏》原书卷端乾隆十三年（1748）十月朔日御制序文。此序略述缘起，以为：

我皇祖圣祖仁皇帝表章群经，既御纂《周易折中》，而《诗》、《书》、《春秋》则以分授儒臣，纂辑《义疏》，颁布海内，惟三礼未就。朕御极之初，儒臣上言，今当经学昌明、礼备乐和之会，宜纂辑《三礼》，以蒇五经之全。爰允其请，开馆编校。④

弘历追述圣祖玄烨“御纂四经”之功业，且以步武先祖、蒇全补阙自命。文中说“儒臣上言”，又说“爰允其请”；另一《御制日讲礼记解义序》，写作时间稍早，为乾隆十二年二月初一日陈邦彦奉敕书，其中也出现同义词句，⑤似乎表明纂修《三礼》动力肇始于臣下进言。周启荣主张，开馆修书之议无疑受到帝师朱轼或其他大臣影响，应非弘历自己对儒家礼经特感兴趣。⑥此说并未标明其立论依据何在，从上引御制序文来看，似乎确实能得到某种程度印证。唯需指出，御制序文作于开馆十余年后，乃是追忆，可靠与否，尚难遽判，历史实情是否果真如此，也便值得考量。

必须回到乾隆元年。《实录》载明，当年六月十六日己卯，皇帝“命纂《三礼义疏》”：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以《大全》诸书驳杂不纯，特命大臣等纂集《易》、《诗》、《书》、《春秋》四经《传说》，亲加折衷，存其精粹，去其枝蔓，颁行学校，昭示来兹。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朕思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昔朱子请修三礼，当时未见施行，数百年间学者深以为憾。应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诗》、《书》、《春秋》四经并垂永久。其开馆纂修事宜，大学士会同该部定议具奏。⑦

此一上谕又见《乾隆朝上谕档》，云“乾隆元年六月十七日奉上谕”，⑧乃大臣奉到明发上谕之时，故较《实录》所载推后一天。举此上谕与前引《御制三礼义疏序》比照，可知二者内容大体相同，或者该序竟实即据此谕改写，亦未可知。然而此谕未见“儒臣上言”之语，仅说弘历本人重视五经，因为《礼经》能够指导人伦日用，遂降旨修书，命大学上会同相关部院详细奏明。就此番自述看来，纂修《三礼义疏》似乎是弘历本人自出机杼。

至于当时儒臣参与议奏，是否曾有建言，则不可考。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胤禎暴卒，弘历继位，十月，命总理事务处兼理军机处事务。⑨时任总理事务王大臣庄亲王允禄与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以及协办大臣朱轼，后来皆于三礼馆任职，但未闻诸人在皇帝降谕之前就曾对此有所建白。目前所见乾隆初年奏章数量有限，也未寻获有其他大臣请纂《三礼义疏》之踪迹。弘历于礼学略知一二，确有可能是受朱轼影响。此人既作过弘历师傅，而其礼学素为时人所称，所谓“公著书多，尤精于三礼”，又称“湛深经术，尤邃于礼”。⑩不过朱氏即便曾与弘历讲经论礼，恐怕也是在后者尚为皇子之时，逮其于雍正十三年九月四日奉诏还京，辅佐新帝，十月上“除开垦”、“省刑罚”两疏，为时所称，期间并未对礼学显示特别关注。当然，历史记录并非历史的全部，绝不能排除臣工曾就《三礼义疏》有所建言而史文不载的情况出现，但目前尚无足够佐证。以朱轼而论，次年七月，他虽充任三礼馆总裁，但八月间一病不起，所上遗折谆谆强调理财与用人，对于纂修《三礼》却只字未提。如果此议自朱轼而起，他断不会如此这般毫无意见。

2.一道元年会试策论

不过，若干史料却提醒后人，高宗下诏以前，儒臣之间确曾对此有过议论。

乾隆初元，正逢礼部公车之年。丙辰科会试在三礼馆开设前四个月举行，这是弘历登极以来的一桩大事，天下士子皆欲据此觇窥新朝风向。特别是其中的策问环节，在科举考试内地位虽似不如四书文，但在铺陈论述的基础上发而为问，以论代问，囊括经史时务，涉及领域宽广，尤为清廷所重视，故其题目往往出乎心裁，而入乎世事。如元年殿试策问即以“中道”为言，与乾隆一朝宽严相济的治国方针适相吻合。尽管会试策问的重要性无法与殿试策问相比，但导向性仍相当鲜明。

遗憾的是，乾隆元年会试策问暂未访得。不过参加此次会试者皆曾作有相关策论，其中一篇尚存，于纂修《三礼义疏》事宜特有关系，须稍加分析。

此一策论全文近三千字，以“三礼之兴，自汉始”破题，先述“三礼始兴之大概”，次分论“三礼源流之大概”，又言及历朝历代以三礼选举取士之大概。随后，此篇策论又就策问议题展开论述，略云：

今执事谆谆下询，所称“《仪礼》十七篇为未完之书”者，谨按⋯⋯所存十七篇则皆由士礼而推之天子⋯⋯先儒以为未完之书者，所以尊朝廷也。所称“《周礼·冬官》未尽亡”者，谨按⋯⋯先儒以《冬官》未尝亡者，所以尊圣经也。所称“《戴记》词无诠次，事涉晚近，非先王之制”者，谨按⋯⋯先儒以语无诠次，又以事涉晚近者，皆恐其乱经，亦所以重经学也。

此言先儒三礼观皆源于其尊重朝廷、崇奉圣经之理念。经学本出乎王官，蕴育此种观念，颇为自然。作者随即针对三礼弃其二、独悬《礼记》为功令的前朝科考陋习，表达强烈不满，作者秉持“《仪礼》之为经也，其由来旧矣”、“《周礼》是周公遗典，殆未可轻议”、“唐太宗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亦不专取《戴记》”的观念，进而指出：

以生愚见论之，凡古圣之经，皆有可信，凡诸贤之论，皆有可采，特以颁之学官，则惟《礼记》一书，本末精粗已无不该，而学者于《仪礼》、《周礼》二书皆宜穷究，斯为完备。

同治三礼，斯为完备，此一观点植根于极其深厚的经学理论沃土，一直为历代大多数经师儒生所信仰，称之为常识，亦无不可。其实非但三礼而已，依照传统经学理论，经乃圣人所作，故经书虽别，但蕴含之义理则一，各个经文之间也圆融无碍，是以治经则贵在贯通。本段策论所言大抵不出此范围。实际在该文末尾所引当时策问题目中，已特别向应举士子提示此意：

至所称“《诗》、《书》、《易象》、《春秋》同条共贯”，旨哉言乎！⋯⋯大抵经虽各别，其理皆同。⋯⋯

这与弘历诏开三礼馆上谕中所言“朕思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一句，简直是异口同声。

当然，策论作者着意发挥之处，还在礼学，文曰：(www.xing528.com)

尝自十来岁读经，至《戴记》既卒业，即欲各从其类，自为一书。又窃观《唐书》所载，有魏徵《类礼》二十卷，元宗时又令元行冲更次颁行，今皆不可复见。而吴澄之书又删削任意，且私自撰目，尤为非经。遂取其原经，仍其大纲，遵其篇目，就其参错互杂者，条分缕析，使为《礼记从类》，不敢以示人，惟藏之于家。至陈澔《集说》，尚多渗漏。当博采汉、唐、宋、元诸儒解说，择其精要，删其繁冗，汇为集注，颁示学官，以为士子程式。至《周礼》、《仪礼》则别为纂辑，各成一书。我皇上聪明天亶，右文重学，不敢以自秘。倘蒙执事以其言可采，愿藉手以为当宇献。

作者在此篇策论结尾发出两点呼吁：一是纂辑三礼，各成一书；二要博采汉、唐、宋、元诸儒解说。而这恰恰就是后来编纂《三礼义疏》所要达成的目标。

策论作者金门诏，曾佐陈梦雷修《古今图书集成》，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顺天乡试中举，游走鄂、张两阁臣门下，跻身《明史》纂修官，与翰苑词人同列，但于科名尚仍抱憾。这篇策论即为其乾隆元年参加会试时所作。依例，会试在当年二月举行，试题由考官公拟而经皇帝钦定。今策问原题已不可得，仅有“《仪礼》十七篇为未完之书”、“《周礼·冬官》未尽亡”、“《戴记》词无诠次，事涉晚近，非先王之制”数句为金氏征引。所见策问原文有限，目前无法指认题目中是否明确询及三礼关系或编定《周礼》、《仪礼》二经增入科考之事，但从中也能窥知策问必以经学为核心内容，尤其问到三礼源流、性质与历朝用以取士之大概情形，而且很可能透露出重编三礼至少是重编《礼记》之意图，故而金氏在文末特别陈述相关见解。

在三礼馆开设前夕，如此垂询应考举子，绝非巧合。金门诏本次会试原已失利，但三月十四日戊申，上谕傅鼐：

朕闻今科会试遗卷内，尚有佳卷。目今场事已竣，朕于科场事宜，不能深悉。应如何加恩增中之处，尔可会同大学士鄂尔泰、朱轼议奏。

随后，鄂尔泰等奏：“各房荐卷，尚有文理明通、可以取中之卷，应拣选进呈，续出一榜，准其一体殿试。”旋得旨，令鄂尔泰、张廷玉、朱轼、邵基、张廷瑑、方苞公同阅看。鄂、张等人会同考官搜拣遗卷时乃将金门诏此卷挑出荐上，才准其殿试，也成了进士。张廷玉对金氏策论颇为欣赏，事后还回想：

丙辰会试，予奉命搜遗卷，见有《三礼策》，凡二千余言，心殊异之。及阅其全卷，博洽该通，湛深经术，知其必为耆儒宿学。比拆名，乃金生也。遂钦点翰林。

等到本年七月，金氏之名便出现在三礼馆拟选纂修官的奏表当中。

3.三礼馆之先声

虽然，尚不能据此将引发三礼纂修事业之人坐实为金门诏。策论不过是针对策问所作之回答，必先上有所思、所问，才会下有所议。在问与答、庙堂与考生之间，无疑是前者起决定作用。当年会试考官为鄂尔泰、朱轼，副考官为邵基、张廷瑑。案查诸人行历与存世文字可知，此数人多次出任会试考官，策问题目往往收入个人别集之中，唯独乾隆元年丙辰会试题目，诸家皆未收，令人不解。

颇疑此次会试策问三礼，其意即出自弘历本人，至少曾经弘历指授命题，故而诸家皆不以策问收入集中。此次会试，乃乾隆纪元登进之始，弘历有理由特加重视，如此，则纂修三礼之事确乎曾盘旋弘历脑际。惟此事并无积极证据可以支持，姑蓄此疑于此。无论如何，三礼题目既入于会试策问，自然代表上意。

况且金门诏提出纂修三礼意见，未必为唯一持此见解之考生。同榜士子所作策论今多不存，但朝廷纂辑三礼、考生同治三礼此一提议，并非金门诏独得之秘。从康熙年间御纂《四经》后，朝野上下续修他经之呼声早已涌动，帝王焉能充耳不闻。兹举若干早于金氏之例，借以对当时学界此一思潮有所认知。

现存雍正朝一份《翰林院庶吉士姚之骃奏请纂修礼记以成全书折》有如下文字：

臣幸生文明之代，叨读中秘之书，窃以圣人之道载于六经，自《乐》书散佚，五经颁之学宫。先帝好古敏求，于《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皆命儒臣纂修成帙，一蒙宸衷指授，大义昭然，为万世不刊之制。独于《礼记》一经，因其书浩繁，尚需时日。⋯⋯臣之愚鄙，恭请敕下诸臣开《礼记》之馆，分修成书，上呈御览。凡是非疑似，更祈手定而甲乙之，俾《戴记》有所折中，五经于焉大备，扩充唐人《注疏》之义，超越明代《大全》之书，以昌明圣人之道，以上承先帝之心，其所系似非浅鲜也。然《礼记》虽传为七十子所撰，而汉儒之纂辑为多。至《周礼》传于河间，《仪礼》出于孔壁，显为三代之遗著。程子尝谓《周礼》一编乃周公致太平之大法，朱子则自为《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纲，而附《礼记》于后，则二书之关乎圣道不小。若得并考三礼，各成一书，使三千三百之精意焕然如揭日月而行江河，则于盛朝表彰圣经之巨典，尤为完善。

此折不署年月，但其中称圣祖玄烨为“先帝”，复有“大孝思慕，犹在读礼之时”等语，可知约在雍正初年。考雍正元年癸卯（1723）十二月十一日丙辰（1724），姚之骃散馆授编修，则其上奏必在此之前。姚氏所说非常明确，即恳求胤禛敕开“礼记馆”修书，并钦定经义，以与康熙《四经》相配，共成五经之全；《周礼》、《仪礼》一样关乎治道，如能同修三礼，各成一书，尤为美善。科考有《礼记》而无其他二礼，故姚氏重点在谈《礼记》，除此点不同外，与三礼馆动议相当接近。

还是雍正初年，同是翰林院庶吉士的冯谦上奏以为：

学礼宜博取三经也。前明取士，专用《礼记》，本朝因之。伏惟我皇上竭诚尽制，悉遵《仪礼》之文；体国经野，动合《周礼》之法。海内士子渐摩圣化，岂无博通三礼者乎？请以雍正二年为始，凡科、岁试命题，于《周礼》、《仪礼》内各出一道，有能通晓其义者，即准入学。乡、会试亦于五经之外，令习《周礼》、《仪礼》者预先报名注册，正额外酌量取中一、二人，以宏礼教。

“学礼宜博取三经”，明确提出科考中礼经不当限于《礼记》一书。在本篇奏文中，冯氏未曾提及由朝廷出面纂修三礼事，但对已有成书之《易经》，则倡议“宜遵内府定本”即《周易折中》，而《春秋》一经因《春秋传说汇纂》兼用三传，故科考也应以三传为程式而不必专依胡《传》。可以说，冯、姚二人奏议的核心思想实际非常接近，都希望由朝廷纂修礼经注解，以使科场五经全遵时王之书。

然而较此更早呼吁纂修三礼者，并不乏人。江苏丹阳举人姜兆锡尝于雍正九年（1731）出版《周礼辑义》，书前收录已故文渊阁大学士王掞序言。王序写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其中对姜兆锡褒奖有加，称誉姜氏著作可为将来续修礼经作出准备：

今群经之籍已成，三礼之馆待设，而在下士蚤已搜罗抉剔，纂次成书。此诚郅隆之化，洋溢熏蒸，以故士之应运而兴者，至此捷以神也。某叨赞大廷，自先文肃公以来，世以一经相授，遂谬主麟经之馆，方愧未能阐圣翼经，以扬至治，而姜子之书适成⋯⋯

王氏曾任《春秋传说汇纂》总裁官，姜兆锡后来亦入三礼馆。“三礼馆”之称是否以《周礼辑义序》“三礼之馆”为最早，不必深究，但至迟在康熙年间即有三礼馆先声出现，则毋庸置疑。此外，林存阳称顺康以来，朱鼎蔳、熊赐履、陈紫芝等朝臣曾先后上疏要求重振礼制、编辑礼书；王丰先指出魏裔介、李光地皆有纂修经书、弘扬礼乐之倡议。上述各家意见均以经学出乎王官，必得庙堂制作，阐明圣学，与清廷绾合道统、治统为一之意形成呼应。诏开三礼馆实乃这一思路的正常延续，恰可完成康熙朝纂定《周易》、《春秋》等四经后所遗留的课题，乾隆续修三礼，当属有心而为，绝非贸然轻易之举。

当然，推测乾隆元年纂修《三礼》举措直接受以上诸人影响，或有过当；但若说弘历及其辅臣有可能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对此种呼吁有所了解，恐怕并不为过。就此而言，在开馆当时是否有一位或几位儒臣进言提议已不重要。值得深思的倒是，虽然此前屡有续修三礼之提议，历经康熙末年和雍正一朝十三年，为何终究没有落实？显然，决定纂修事业开展与否的关键推手，并不在儒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