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竞争与进步

被梁作为新民理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德的第二部分内容，来源于力本论理想，力本论在梁流亡前的几年里便是他人格理想的核心。流亡日本后与西方思想接触的不断增加，使他有可能清楚地表达这一尚未定型的思想。

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观必然导致他接受这一思想，即竞争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个无情的事实。并且，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人们所渴望的，因为根据梁的观点，它揭示了西方国家进步的奥秘。同样，中国停滞的根源也可归咎于比较缺乏竞争和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反竞争文化传统^[42]。梁有时甚至仅仅根据竞争概念看待中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异。在欧洲和中国不同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梁声称中国上古时代直到周朝与西方的历史发展相似，即是从血缘种族时代过渡到封建主义时代。在周朝封建时代，中国被分裂为彼此经常发生战争和竞争的不同国家。与在西方一样，正是这些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说明了周代末期文化鼎盛的原因。

欧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相似点到此为止，此后各自遵循不同的历史道路。梁认为，罗马时代之后欧洲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周代之后的历史发展的区别表现在两个差异上。其一是罗马时代之后的欧洲历史以好几个国家间的竞争为特点，而中国周代之后则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另一差异是罗马时代之后的欧洲社会被划分成不同的阶级，而周代之后的中国社会始终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中国的大一统和无阶级社会对中国民族表面看来是一件好事，但梁强调说，这实际上是因福得祸。因为正如欧洲社会历史发展清楚表明的那样，多国的情况和阶级社会有利于竞争，而竞争证明是进步的最有力的催化剂。同理，中国的大一统和无产阶级社会必然窒息竞争，因此对中国现在的衰弱负有责任^[43]。

显然，梁当时摈弃了为传统所称颂的谦逊平和的价值观，而接受了竞争的价值观。但他的接受绝不是没有问题的。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群”、集体的能力和群体的凝聚力。鉴于对这样一种集体主义的关注，使梁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真正感兴趣的，是它设想的人类群体陷入一场殊死的生存竞争的世界意象。梁理解和欣赏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所称的“达尔文式的个人主义”，而是他所称的“达尔文式的集体主义”^[44]。用梁个人的术语来说，他最为关注的竞争是他所称的国际间的竞争——“外竞”，而不是指一个国家内的竞争——“内竞”^[45]。

固然，当梁撰写《新民说》第一部分内容时，“外竞”和“内竞”的区别在他的思想中还不突出，梁对竞争是一个普遍有效的价值观的思想似乎深信不疑。但人们认为在这个阶段，梁的信仰是基于这一未明确说明的假设：一个群体内每个成员间的竞争将增强个体的实力，并因此最终提高群体的实力。梁将一个群体从事“外竞”的能力取决于由“内竞”自发产生凝聚力和实力的思想看成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内竞”最终被看作只不过是一种对付不可避免的外界和人类生存条件的工具。这样，梁的竞争观掺入了模棱两可的成分，它后来导致梁改变对竞争的估价——当他意识到竞争与他最关心的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发展并不一致的时候。

梁接受达尔文竞争的价值观与他对近代西方另一价值观——进步的信仰密不可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梁接受竞争价值观，主要因为他相信后者是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与他接受竞争价值观的模棱两可和只看重竞争的工具性不同，梁对进步价值观的信仰是终极的和无条件的。

梁对西方进步思想的兴趣必须追溯到他流亡前的几年里。在那段时期，主要通过康有为和严复的影响，“进步”对梁已是一个富有魅力的理想，并且以康有为“三世说”的形式，成为梁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梁到日本后，由于接触到西方思想，神秘的“三世说”逐渐失去对他的影响力，但渐进变化的思想在他的思想中仍占主导地位。他用一种以近代世俗进化思想为基础的历史观取代今文经学派的进步思想，指出世界上存在两种变化，即循环的和进化^[46]。

进化的变化是指沿着一定方向持续不断地进步，但它只限于人类和有机界，而循环的变化则适用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梁也称这种进化的变化为历史的变化。但梁也指出，历史的变化并不一定是直线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螺旋式的变化，因为历史的变化经常以前进一大步后退一小步的形式出现，变化的大方向仍指向进步。没有这种区别，人们可能错误地将螺旋式的变化等同于循环式的变化^[47]。孟子说人类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治乱的重复。梁解释说：“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面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48]

梁指出，人类思想进步概念的基本参考点总是群体的，而不是个体的。在天赋和能力方面，一个单个的现代人不一定胜于单个的古代人，胜于古代社会的肯定是现代社会。就生物的进化来说，人类是动物进化的最高点，就人类个体生物的成长来说，成年人是最高点。人类取得的任何更高一步的进化都必须在群体范围内发生。因此，对梁来说，人类的真谛就如同人类历史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在于他们的社会进化能力^[49]。(www.xing528.com)

为了阐明与进步思想有关的集体主义观点，梁不久就迷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家本杰明·基德（Benjaminkidd）的思想，他的思想在20世纪的转折时期一度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思想界深受欢迎^[50]。在基德的社会思想中，梁似乎找到了一种有效办法，能矫正对达尔文的适应和竞争思想所作的广泛的个人主义的解释。首先，梁指出，基德谴责人类追求个人利益的天性是“个人的”、“非社会的”和“非进化的”^[51]。一个充满生机的有机体竞争的目的不是自身的利益，而主要是为它的种族求得未来共同之生存。正如梁理解的，基德的社会进步思想实质上是指“不可不牺牲个人以利社会，不可不牺牲现在以利将来”^[52]。根据基德的社会思想，梁得出了一个激进的集体主义的社会进步观。

鉴于这样一种社会进步信仰，必须找到一切办法，抑制追求个人利益的天性。梁十分欣赏基德的这一提法——在战胜人类根深蒂固的自利嗜好从而促进社会进步上，宗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宗教总是鼓励人们牺牲个人的目前利益，以谋求更大的集体未来之利益^[53]。但最使梁着迷的是基德的集体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死亡观。梁指出，死亡是一个最令每个人困惑、害怕的普遍问题。一个人不管如何杰出，如何英勇，他的态度几乎不可能不受他对死的含义的看法的影响。因此，人们给死赋予的含义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有着重大关系。因为这种社会意义，死的含义成了世界上所有重要宗教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根据基德的看法，世界上各种宗教在死的看法上存在的问题是，他们都倾向从彼世的观点看待死的含义。基德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探究死的含义，从现世的观点讨论死的含义。因为这个理由，梁认为基德作出了大多数世界宗教不曾作出的重大的思想贡献，揭示了死亡的作用与社会进步之间的联系^[54]。

梁指出，死在任何地方都被视为恐惧和痛苦的。但常被忽视的是基德在死的现象中所发现的积极意义，即死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必备条件。其中的理由是典型的达尔文式的。当外部环境处在剧烈变化中的时候，社会需要频繁的调整以适应外部的变化。通过缩短旧的生命从而为新一代让出道路，死亡具有推进和加速变化的功能。这种世代的变化促使人们接受新的习惯和性格，它们更适应于正在变化中的环境，且有利于社会的进化。如果不是因为死亡影响世代的变化，旧的态度和习惯就会继续存在，结果导致缓慢的变化。就人种来说，这意味着缺乏适应环境的能力和在生存竞争中的败北^[55]。

这种以社会进化为根据的死亡观因基德对那些较为低级的种类所作的观察得到加强，即这些低级种类的继续存在不涉及任何个体死亡。他指出，那些较为简单的有机体只是一种单细胞的集合体。他们通过分离和繁殖这些细胞进行再生产，通过这种办法，无数新的细胞从原生细胞再生产出来，而这些原生细胞不必死去。因而这些较为低级的有机体可被看成具有“无限的生命”。相反，那些进化程度很高的有机体在这种意义上是有限的生命，即他们有一个有限的生命期。换言之，一个较高级的种的单个有机体比较低级的种的单个成员的生命要短得多，但较高级的种可通过进化渠道延续更长的生命^[56]。

在那些单个成员生命有限的较高级的种中，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胜利总属于那些世代变化更快、从而具有更能适应环境能力的种类。在指出基德的这一观点时，梁情不自禁地唱了一首死亡赞美诗：“故死也者，进化之母，而人生之一大事也，人人以死而利种族，现在之种族以死而利未来之种族，死之为用不亦伟乎！”^[57]

在这种死亡观背后的不仅是一种激进的集体主义，而且也是梁所称的未来主义^[58]。基德强调，这不只是关系到作为整体的种的集体利益，而且关系到集体未来之利益。并且，未来取向是区别高级种和低级种的一个显著特征。作为对这一观点的一个形象说明，梁指出这一事实，即较高级的种，特别是人类，一般比那些较低级的种投入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抚养他们的后代。作为该事例和其他一些事例的推论，梁下结论说，愈是为未来而努力工作的种，其进化的程度也愈高。同样，一个群体愈是为未来努力工作，它的地位也愈高^[59]。

通过基德思想中的这种集体未来主义，梁最终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采取了一种尖锐批判的思想立场。在基德看来，近代西方思想的主流是“平民主义”，其实质不过是政府为谋公众利益之机构的思想。但遗憾的是，这种“平民主义”往往只顾及人民的目前利益，而忽视未来。这种对未来的忽视在以功利主义的道德理论为基础的传统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中似乎尤为突出。英国的自由主义可被视为“现在主义”的一个极端发展^[60]。有趣的是，被梁挑选出来作为现在主义代表人物的不仅有约翰·穆勒，而且还有赫伯特·斯宾塞。梁承认斯宾塞提出了一套社会进化理论，但因为他过于注重现在，而忽视了这一重要事实，即现在肯定要消亡，可依靠的总是将来。因此他的思想不能称为真正的未来主义。在对斯宾塞的批评中，包含着对霍夫施塔特所称的“达尔文式的个人主义”的否定^[61]。

在基德看来，“现在主义”不仅渗透到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中，而且也渗透到19世纪末的德国思想中。那时，德国的主要思想流派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尼采的个人主义。虽然两者在思想上都是值得尊敬的学说，但他们过于以现在为取向，而缺少一种未来意识。用梁的话来说，基德断言，“十九世纪者，平民主义之时代也，现在主义之时代也。虽然，生物进化论即日发达，则思想界不得不一变，此等幼稚之理想，其谬误固已不可掩。质而论之，则现在者，实未来之牺牲也。若仅曰现在而已，则无有一毫之意味，无有一毫之价值”^[62]。在这样一种对未来主义热情的、坚定的信仰背后，无疑存在着对社会进步的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