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前后的几年里，康梁及其同仁深受思想变革的影响。这种变革不仅涉及社会价值观的根本转变，而且也涉及人格理想和道德价值观的根本转变。总之，人们开始向传统秩序里的一些重要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制度提出质疑，甚至挑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变革不再局限于少数孤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中。现在，随着报刊的出版、学校的兴建和学会的成立，新的思想变革的冲击波已扩及到愈来愈广的中国士绅阶层，最终导致19世纪90年代末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的爆发。
这场运动虽然没有经过周密的计划或协调，但它具有真正的、令人震惊的伟大意义，而这一伟大意义通常被低估。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切范围仍有待专门的评估，但现有的研究表明，它是由大量的学会及一些重要的报刊和学校组成的[1]。通过这些固定渠道的传播，这场思想运动无疑具有全国性的影响。
它的最有意义、最为深远的影响，是使迄今一直观点一致的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的确，几世纪来士绅内部并不乏思想冲突：基于对儒家经典的不同的阐释创立了各个冲突的学派，朝廷中各个争斗的派系和集团为某些儒家礼仪的规定和一些具体统治政策的制订争吵不休。但这种分歧很少扩大到传统秩序的基本道德和社会价值观上。并且，传统士绅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他们对传统秩序的一些重要价值观和制度持普遍的、持久的一致的看法。梁和其他人的一些文章已在各个方面向传统秩序的核心提出挑战。这些挑战自然会引起那些旨在维护已遭威胁的价值观和制度的保守士绅们的强烈反应，由此产生的分裂预示着士绅阶级分化的到来。
正是这一分化标志着一个新的重要的社会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通商口岸地区的买办知识分子中吸收了一些孤立的成员，如王韬和郑观应。但那时他们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群体出现。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出现是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那时一批重要的士绅从传统群体中分离出来。这些人是新的思想和价值观的传播者，这些新的思想和价值观与传统的看法如此格格不入，以至这些人再也不能被容纳在士绅的行列。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士绅阶层是一个在思想观念和实际利益都与传统秩序的核心有着密切联系的精英群体。固然，数世纪来士绅群体内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和不和，但争论通常是反对某些具体政策，或个别君主或个别官员的某些具体行为，并且争议总是为了一些重要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的神圣性而展开的。就这个意义来说，士绅可被视为传统秩序的守护人。鉴于这一特点，最好将19世纪90年代新兴的知识分子看成是具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使得他们或多或少对部分乃至全部的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和制度予以抨击。
激烈的思想冲突标志着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梁作为康的主要助手，在这场思想冲突中首当其冲。1898年张之洞发表著名的《劝学篇》，目的就是要否定康梁的左道邪说，试图针对新的思想形势，重新确立儒家的地位[2]。但更能显示这场思想冲突重要性的，是梁在1897年扮演重要角色的湖南改革运动。
1897年秋，梁因来自外部的官方压力及与总经理汪康年在编辑方针上的不一致，离开《时务报》社[3]。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场改革运动正在湖南形成。自1895年以来，湖南一直在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巡抚陈宝箴的治理之下，他热心省内的变革。在两年的时间里，陈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开明的年轻士绅，包括江标、唐才常、谭嗣同和黄遵宪。通过这些人物和湖南其他开明士绅的共同努力，结果进行了大量的制度革新，包括建立新式学校，创办报刊，成立学会，以及开办制造公司和汽船企业。一个中国最保守的省份现在成了维新的中心[4]。
时务学堂是湖南改革运动的一块阵地，它最初由一批湖南士绅倡议，在地方士绅和督学江标的支持下于1897年秋正式开学[5]。因黄遵宪的荐举，决定邀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黄时任湖南盐监，并在改革中起了领导作用[6]。
梁启超的改良活动一再被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挫败。对梁来说，有幸得到湖南地方官员和许多朋友的鼎力相助，应邀参与湖南的改革运动，这无疑是天赐良机。根据某一档案材料，梁去湖南前，在康梁集团内部就梁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推进湖南改革事业问题进行了讨论。梁是继续他的渐进办法，还是放弃渐进办法、赞成激进办法呢？梁的目标是立宪主义还是通过大众教育和种族革命实现彻底革新呢？据说梁和另一些也被邀去时务学堂讲课的康有为的弟子们赞成激进办法。康虽然一度犹豫不决，但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这些弟子们[7]。这一材料虽然不明确，但它暗示梁是带着激进主义的态度去湖南的。
1897年秋，梁在长沙时务学堂开讲不久，督学江标即被徐仁铸取代，徐为梁的密友和康有为“公羊说”的热情支持者[8]。在徐的全力支持下，梁可以在时务学堂的学生中自由地宣传他的思想和学说。梁的讲课内容已如他后来回忆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陆王学派的修身道德哲学和以公羊理论及孟子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思想。梁还要求他的学生们提交读书札记，以便评批[9]。在他的批语和讲课中，梁向那些年轻的湖南人灌输了一些他们前所未闻的东西：把对中国政治传统所作的种种道义上的抨击与对一知半解的作为政治良药的民权思想的狂热崇拜搅合在一起。为向外界宣传这些学说，梁还秘密重印数千册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节本，并附上他本人和他的同伴们所作的评注。梁认为，这对19世纪最后几年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0]。
使梁的教学更具煽动性的是那种明显可见的反满的种族主义语调。在学生札记的批语中，梁不时地毫不隐讳地提到满族人在17世纪征服中国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的这一禁忌的实情。并且，他和同仁还重印和散发了数千册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该书对据说满族人在夺取扬州城时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作了可怕的描述[11]。这部著作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出版之前，也被革命派用来作为重要的宣传品[12]。
梁的激进态度在他上巡抚陈宝箴的一份禀帖中得到进一步证实。他建议，如果有必要，湖南应该宣布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这个建议反映了梁对清廷在对付外国列强侵略时软弱无能的愤慨。他宣称，如果不能鼓动中央政府实行改革，那么免遭外国列强征服的惟一办法便是脱离中央政府。在分裂出来后，才有可能实行各项改革，并彻底地重建一个独立的湖南，将来湖南甚至还可能成为全国最终摆脱外国侵略和征服的基地[13]。
对民权的热情赞美，从种族上对清廷满族血统的非难，以及建议湖南脱离中央政府，这一切使梁及其同伴在湖南期间的政治方案几乎难以与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相区别。就意识形态来说，最好将这场改革运动看成是一组系列。在一极是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在另一极则是激进分子，如谭嗣同、梁启超以及与他们一道从事湖南改革运动的同伴们。从这一角度看，康有为的政治方案虽然最引人注目，但可能只是个中间立场。
梁的激进讲学内容和谭嗣同、唐才常及其同仁们的思想发表在像《湘报》和《湘学报》等刊物上，并在南学会的课堂上得到详细的阐释[14]。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刺激了湖南青年的思想骚动。当这场思想论战的冲力逐渐增强，并影响到一个更为广泛的领域时，它便引起了湖南一般士绅的震惊和反击，并在由一群在地方上甚有影响的湖南人齐心协力发动的一场思想反攻中达到顶点，他们一心要扼杀康梁的异端邪说。
这些湖南人的见解并不完全是保守的，事实上他们包括某些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开明的温和分子。他们中有些人如王先谦开始时也是一位改革运动的支持者[15]。起初他们对湖南的许多制度革新持同情态度，但当他们意识到梁和他的同伴们的一些思想对传统秩序的一些重要制度和价值观产生了实际或潜在的威胁时，他们便不予支持，从此加入保守士绅的行列，向改良派发起猛烈的攻击。为了驳斥他们认为的异端邪说，他们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对康梁的一些激进文章进行攻击。这些文章后来收在《翼教丛编》和《觉迷要录》两本简编里[16]。
在进行思想讨伐的同时，保守士绅还挑起一系列反对改良派的骚乱。于是，士绅内第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冲突开始了，其激烈程度和规模使人联想起19世纪士绅和外国传教士的冲突。虽然这场冲突不久便以改良派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但它揭示了士绅内深刻的思想分化。这一分化，导致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产生。
但在这场思想冲突演变为一场对改良派的灾难性风暴之前，梁即已退出。1898年的初春，他染上了一场重病，被迫中断讲学，回上海治疗[17]。这时，北京再次成了改革运动的中心。俄国强租大连和旅顺港刺激了北京维新运动的重新高涨。紧接着德国侵占胶州湾，将警钟再次传遍全国。梁在上海经过短期的恢复之后，再次投身改革运动，协助康有为动员和组织士绅支持制度改革的要求[18]。但至此，改革运动总体仍不容乐观。
改革运动一再遭到北京中央政府和上海地方当局的阻挠。在湖南虽有幸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但它还是由于保守士绅的反对而有所削弱。此刻，尽管面临外国列强瓜分的威胁，清廷对改良派的迫切呼吁仍无动于衷。虽然这场改革运动似乎注定要失败，但几年来潜在的发展此时达到顶点，并且一度几乎成功。
这种变化也发生在清廷内部。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以年轻的光绪皇帝为核心的一派与以年迈的慈禧太后为核心的一派展开了一场私下的权力之争。光绪皇帝处在最高地位变得愈来愈自行其是，而慈禧虽然退养，但仍有效地控制着权力。两派之间这种私下的权力之争，为康梁在统治集团找到一个立足之地提供了一条意想不到的途径。因为虽然光绪帝一派不一定就比慈禧一派开明，但他们无权的地位使他们更愿意与革新派联合，对变革现状不那么反感[19]。
也许这种权力之争说明了为什么当时身为光绪帝老师和贴身谋士的翁同龢，虽然丝毫不同情康有为对儒学所作的偏激的阐释，但仍赞赏康有关政治改革的观点，并将康推荐给光绪帝[20]。一旦与年轻的光绪帝建立了个人联系，康很快就赢得了后者的信任，并因此开始了戏剧性的“百日维新”。有关“百日维新”的细节别处已作了详细的叙述[21]。在改良派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后，梁只不过得到了译书局总监这样一个显然不重要的职位。无论怎么解释，重要的事实是，在那个多事的夏天，当年轻的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开始所谓的“新政”的时候，梁启超似乎并没有扮演人们所期待的那种重要角色[22]。然而，有趣的是在这几个月里，梁似乎已预见到他们的活动将毫无结果。他认识到所有的权力是在慈禧手中，他感到失望，一心想离开北京。当改革运动在9月份悲剧性的政变中最后告终的时候，梁到日本使馆避难，并通过日本官员的帮助，逃亡到日本。后来康有为和改良派的其他一些成员也前往日本[23]。
梁流亡到日本，刚好遇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即愈来愈多的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当然，这不是中国学生第一次到国外留学。19世纪70年代，就有一些学生被送往英国和欧洲学习西方科学技术[24]。但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情与19世纪70年代的情况迥然不同。首先，日本取代美国和欧洲，成了想去国外的中国学生的主要地点。日本与中国地理和文化的相近，使中国学生有可能大批前往。更重要的是，19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的留日运动是在一个全然不同于19世纪70年代的思想背景下发生的。70年代，学生的派遣，大部分是由于政府需要有关西方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某些专门人才，而士绅方面对西学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但在1900年前后的10年里，虽然留日运动主要仍由政府倡导和资助，但学生是在维新运动的思想环境中离开的，对新的学问和新的感受兴趣盎然。
结果，中国青年的赴日浪潮起初只涉及极少部分人，但在几年中便发展成为一场持续不断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最后卷入了万余名学生。学生人数的明显增长可由下列数字得到证明——1899年学生人数估计有200名左右，而1906年学生人数达13000名或更多。显然，本世纪的转折时期是东京——横滨吸引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涌入、并成为正在兴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的时代[25]。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学生；事实上，他们中很少有人在那里从事真正的学问，从日本学校毕业的就更少了。据估计，一年里至多只有700名中国毕业生，其中多数人只是通过一些填鸭式的课程[26]。不过这些年轻的中国人在外逗留期间大多数都对政治学产生了炽热的兴趣。他们在日本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学生会和同乡会都具有政治倾向性，他们出版的报纸和刊物都富有思想内容[27]。
在本世纪初，梁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少数几个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首先，梁参与了19世纪90年代末维新运动的一些戏剧性事件，使他几乎与康有为齐名。1899年当康有为因清政府的外交压力、被迫离开日本时，梁的重要性进一步扩大了[28]。康的离开，不可避免地使梁成为在中国和日本的中国改良主义分子中最有影响的人物。
梁几乎从一开始流亡便恢复了他的思想活动。甚至在前往日本途中，他就开始学日语，动手翻译柴四郎的《佳人奇遇》[29]。在定居日本两个月后，他设法通过当地中国商人的集资，在横滨创办了一份杂志，这便是有名的《清议报》[30]。1901年该杂志因一场大火停刊后，梁在1902年初春设法着手创办一份名为《新民丛报》的半月刊。几乎与此同时，他创办了另一份称为《新小说》的杂志[31]。《新小说》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刊物一样，非常短命。但《新民丛报》却连续出版5年，直到1907年被关闭[32]。这些杂志的声望使梁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言人。通过杂志这个论坛，梁发表时事评论，撰写政论文章以抨击慈禧太后和她在北京的统治，还通过介绍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承担起民众启蒙的责任。
除办杂志外，梁还关心教育。他在日本安顿下来不久，许多从前在湖南随他学习的学生便设法前来找他。起初，梁在自己的居处为他们提供食宿，并用过去在时务学堂的方式对他们予以辅导[33]。后来这些学生集体进了1899年他在东京创办的高等大同学校，该校也是由在日本的中国商人资助的。这所学校的目的是为较年轻一代的海外华人提供更高等的教育，梁任该校校长[34]。
在这些活动中，梁虽然尚在流亡，但从未放弃通过政治活动实现改革的愿望。一旦与海外华人社团取得联系，康梁自然便考虑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从数百万海外华人中挖掘人力和财力资源的可能性。1899年初夏，康有为由于清政府的压力，被日本政府逼迫离开日本后，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保皇会，作为改良派正式的政治组织[35]。梁自然成了保皇会的一个重要成员。几乎与此同时，梁与康派的11位好友在保皇派内部结成结拜兄弟[36]。
在从事政治活动中，梁不久便遇到了改良与革命这样一个痛苦的政治选择，这也是当时许多其他学生共同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这种两难选择是由这一事实决定的——直至保皇会在海外华人社团中成立时，孙中山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一直活跃在海外华人社团中。固然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革命派的活动大部分局限在海外华人社团、通商口岸和中国南方的秘密社会。但1900年前后，随着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新的学生群体的政治潜力开始引起孙中山的注意，他现在力图改变他的革命策略，争取赢得这些年轻知识分子的支持[37]。康梁自然也急于将这些中国学生吸收到他们阵营中来，并且得决定将孙中山的革命派当作朋友还是敌人。
1903年前，梁总的来说倾向于友好，但没有获得康的批准。事实上，康早在流亡前的几年里，当孙中山的一些朋友试图与他联系的时候，即已对与革命派合作的主意十分冷淡[38]。1898年底，在康梁逃到日本的时候，孙也在日本，并立即计划通过他们共同的日本朋友的搭线接近他们。孙果然成功地会见了梁及康的一些弟子。看来是康阻止了两派本可以达成的重大合作[39]。
1899年初春康离开日本后，两派的接触大为增多。结果改良派与革命派建立了融洽的关系。不久，计划将两派合并为一个由孙中山和梁启超共同领导的统一的党派。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些反对梁与革命派联合计划的改良分子向康告密，康极为愤怒，指示梁马上离开日本前往夏威夷，在那里的海外华人中从事保皇会活动，这显然是为了割断梁与孙中山的联系[40]。
梁与孙中山联合的企图一直有各种解释——将它作为一时的冲动，作为政治机会主义，甚至看成一种马基雅维里的权术。但从梁1898年流亡前形成的政治观中存在的固有的矛盾心理中，可找到一个更合乎逻辑的解释。这种矛盾心理的根源在于改良运动本身的思想方式。正如前面指出的，20世纪初的改革运动没有一个明确和统一的思想基础。表面看来，康有为的改良思想似乎处于主导地位，但事实上这种改良思想隐藏着不同的政治观——从渐进主义直到谭嗣同世界观中包含的政治激进主义。这些政治观必然导致对改良和革命的一种矛盾心理，这不仅反映在梁的政治观中，而且在梁的一些改良派朋友的政治观中也有所反映。因此，争论这一时期梁是赞成改良还是赞成革命毫无意义。鉴于他政治观中固有的矛盾心理和他极其敏感和易变的思想，以及他本人经常承认的生性喜变，所以他上述的每一行为都很好地代表了他思想的某一真实方面。
因此，当1897年在湖南政治形势有利时，改革运动的激进一面便显露出来。1898年北京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于是渐进主义一面成了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改良运动惨败后，流亡日本的现实使清政府不可救药的本质昭然若揭，改良运动固有的激进一面重新抬头，这是非常自然的。这激进一面在思想形态上与当时存在的革命运动毫无区别，因此自然倾向于与革命派联合。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主要正是因为这一倾向，20世纪的转折时期标志着一个思想突飞猛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分裂还没有像后来几年那样尖锐地暴露出来[41]。
1899年底，梁启航赴夏威夷。夏威夷最初只是他北美之行的一个中间站。他准备在北美的海外华人中从事保皇活动。但在梁逗留夏威夷期间，淋巴腺鼠疫正袭击着该岛，以至实行强制检疫，这使非白色人种的外国人很难赴美旅游。这样，梁出乎意外地被迫在夏威夷滞留了半年左右[42]。
在赴夏威夷前，梁倾向与孙中山合作。去夏威夷时，他携带了一封孙中山的介绍信，当时孙的兴中会在当地的华人中已有相当巩固的基础。孙中山的介绍信对梁在海外华人社团中建立联系可能起了些作用，但我们尚不知道程度如何。梁本人在海外华人中也是一位知名的人物，这也可帮助他得到海外华人的欢迎。并且，梁还加入了当地的三合会——一个在海外华人中非常有势力的秘密会社。根据梁的观点，夏威夷的大多数华人都属于这个秘密会社。在他成为三合会的成员之前，很少有华人加入他的保皇会，尽管他本人在当地社团中享有盛名。在梁加入三合会并被选为领头之后，许多人变得愿意支持保皇会。梁甚至声称，作为当地三合会的首领，所有的成员都在他的控制之下[43]。因此，对他和保皇会来说，夏威夷之行显然十分成功。
保皇会势力的扩大必然要牺牲孙中山的兴中会。当孙意识到这一点时，便写信给梁表示愤慨，指责其背叛去夏威夷之前他们明确达成的合作协议[44]。梁的答复模棱两可，这种模棱两可一直是他政治观的特点。1900年春，在一封答复孙指责他的信中，梁为他在夏威夷的政治活动的合理性辩护，声称他现在采取的政治方法是因形势变化所需的一个折中办法。他向孙保证，原则上他仍赞成将反满作为实现民治政府理想的工具。但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以保皇的名义推进这一理想更为便利。梁提到了因慈禧太后强迫废弃光绪帝拥立于她有利的法定继承人而激起的民众的愤怒。
在梁看来，利用民众的愤怒情绪并将他们联合在保皇事业的周围，才能发动一场民众的反清起义。在保皇和推翻慈禧统治成功之后，选举光绪帝为总统，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共和主义理想。于是他力劝孙采取灵活的现实主义态度，与他联合。因为他们的合作有助于他们共同事业的最终胜利[45]。梁的劝说显然失败了，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进一步联系的迹象。这样，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合作彻底告终。
梁给孙中山的信不应被解释为只是一种掩饰，因为那时他和他的同伴们真诚地从事发动一场以保皇为名的民众起义，这便是有名的1900年的汉口起义[46]。发动一场反对慈禧太后统治的起义计划最初是由唐才常设想的，以为在1898年慈禧发动政变中牺牲的密友谭嗣同报仇。唐是一位开明的湖南士绅，是1898年前湖南改革运动的热情支持者[47]，主要是依靠康梁集团中他的一些改良主义旧友的支持。1898年在梁赴夏威夷前，唐去日本与他协商了有关起义的方案。通过梁和其他的渠道，唐还与孙和革命派取得联系[48]。根据某一材料的记载，唐确乎想与孙中山合作，甚至计划将他在长江流域的起义与孙中山革命派在广东地区的活动相呼应[49]。
如果还记得许多改良主义者在有关改革和革命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思想混乱的话，那么这种对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区别的淡漠就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惊讶。唐的态度后来在他为成立正气会所草拟的宣言中得到进一步的反映，正气会后改名为自立会，作为这次有计划起义的联络处。在这份宣言中，宣布起义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并重新拥立光绪皇帝。但十分奇怪的是，宣言也带有一些反满特征的革命言论[50]。
虽然自立会思想上自相矛盾，并据称与革命派有着联系，但就它的成员和资金来源来看，自立会主要还是改良派的一项事业。几乎整个保皇会都被动员起来支持这一事业。梁不仅在为起义筹集资金和寻求外国政府可能的同情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在为整个行动制订长期的军事和政治策略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51]。但使梁大为失望的是，整个起义最终因准备不周而失败。起义在汉口被清政府扑灭在萌芽中[52]。
因此，梁的政治活动至此没有表明他那时认同改良。事实上，直到1903年当他从思想上的迟疑不决变为坚定认同改良主义政治目标的时候，他才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选择上打定主意[53]。随着10年岁月的流逝，梁显然已成为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中最有号召力的领导者。康1899年被迫离开日本，周游世界，不可能再有梁在舞台上那样的影响力[54]。并且，由于梁自1898年离开中国后用他那支令人生畏的笔尖发表了大量作品，他现在已成为当时最有声望的作者，他的文名甚至使康有为也黯然失色。
作为20世纪最初10年里最有声望的作者，梁的作用不能仅仅根据他在改良派内的地位来衡量，而必须放在中国知识分子兴起这一思想背景下予以估价。中国知识分子被划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两大对立阵营，但两派是同一社会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还有着某些共同的思想和价值观，这些共同的思想和价值观胜于他们表面的一些思想分歧。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梁的文章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基本观点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必须注意的是，在本世纪最初的10年，梁生活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日本的思想和社会政治环境对梁思想的发展必定会产生某些影响。日本影响的性质是什么？与一直制约梁氏思想发展的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的冲击相比，日本影响的相对分量如何？
对他来说，日本一直是他感兴趣的对象，甚至在1895年流亡之前。其中原因不难找到。他的两位启蒙老师康有为和黄遵宪，都是日本研究的热情倡导者[55]。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重要的是，日本在1895年与中国的战争中获得令人震惊的胜利。与那时其他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梁既感到耻辱，但同时也被日本表现出来的国力所吸引。1898年底当他开始流亡生活时，日本不再只是他思想方面感兴趣的一个对象，而是成为他生活环境的直接实体[56]。
梁去的日本显然在好几个方面影响了他的思想观点，因为他有机会就近观察明治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发展。对他来说，日本可以设想为一个社会实验室，在那里可直接观察到西化的价值观以及固有传统与西方冲击之间的各种相互影响。并且，日本大规模吸收西学比中国早数十年，到19世纪末积累了大量西方译著，使梁有可能获得用中文撰写的西方词汇，这套词汇有利于他认识和宣传西方思想。
除了明治日本社会这样一些无法估量的影响之外，人们可能会问在明治日本是否有某些具体的思想人物或学派对梁思想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在梁的文章中，他经常提到他所读书籍的一些日本作者。这当中，像福泽谕吉、加藤弘之、德富苏峰、中村正直等人的名字尤其突出[57]。详细考察和全面分析这些日本思想家对梁的影响不是本书的研究范围，但可以尝试得出某些一般的结论。为了估量他们对梁的影响，必须在梁动摇不定的实际考虑和工具价值观与他的基本的道德和社会政治价值观之间作一区别。
无疑，梁与日本社会和日本思想界的接触是造成他改变某些实际考虑的一个因素。正如他本人承认的，他为宣传他的道德和政治理想而写的一些人物传记和小说，即是受了当时日本盛行的“政治小说”的鼓励[58]。梁在许多作品中采用的文体具有糅合古文和白话文的特点。正如日本一位学者所说的，这一直是德富芦花（1868—1927，日本小说家，本名健次郎。——译注）所创立的特有的文体[59]。梁在到日的最初几年倾向政治革命，这与伊藤博文提倡的“破坏主义”有某些关系[60]。他对立宪政府组织结构观点的改变，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受到小野冢喜平次氏、穗积八束、笕克彦、美浓部等日本思想家的影响[61]。梁在流亡日本期间，以对国家财政问题的兴趣而闻名，他对这一问题上许多想法即来自日本[62]。总之，梁与日本人作品的接触拓宽了他的思想视野，并一再决定了他对许多实际问题的态度。
但在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方面，日本对梁的影响并不清楚。如果我们集中探讨日本传统的影响，那么要注意三个事实。首先，日本的武士道是鼓励梁提倡尚武精神的一个重要根源[63]。但不是惟一的来源，因为他欣赏尚武精神也来自他阅读古代斯巴达的历史[64]。并且，在德川幕府和明治日本时期，梁看到王阳明的道德哲学和大乘佛教的传播也十分有利于培养进取者和严于律己的人物[65]。尽管如此，但人们一定记得，这两种思想对梁来说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早在童年时代他便研究了陆王的道德哲学和大乘佛教[66]。因此，在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方面，传统的日本思想没有单独对梁构成重要的影响。它的影响主要是将梁思想背景中本已存在的某些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成分结合起来，并得以加强。
除传统的日本思想外，梁还通过日文的转译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思想。问题是将一种思想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时，免不了要失真。正如一些语言学家如本杰明·华夫（Benjamin Whorf）和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指出的，不同的语言包含着不同的世界观；因此翻译过程几乎不可避免存在不同程度的篡改。根据这一理论，翻译实质上是阐释。那么接着产生了一个问题，梁阅读的日本西方译著是否存在阐释，以至于影响他最初对西方思想的理解？这是一个目前不能予以确定回答的问题。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史家们还无法确切地知道语言和思想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没有任何有关论述日本西方思想译著的作品能以确定的方式帮助我们回答这一问题。
在热情、大力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不仅求助于对西方思想和理想的翻译，而且也求助于对它们的阐释。众所周知，梁阅读了不少日本人对西方思想的阐释作品。日本人对西方思想的阐释是否对梁产生了这样一种影响——它完全是日本的，因而必须将它与西方思想对梁的影响区别开来？这个问题是目前历史研究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有关日本的思想史中，还没有分析性的作品足以弄清楚梁所阅读过的那些著作的日本作者在阐释有关西方各种观念和理想的原始意义中是否作了曲解。
固然，对一些日本思想家如福泽谕吉、加藤弘之和德富苏峰的思想和梁阅读过的一些著作的初步考察，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往往因为对“富国强兵”的关注，用一种集体主义的语调来阐释西方的社会和道德理想。梁的许多文章显示出的一种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这一事实，很容易导致人们认为梁在这个问题上是受了日本思想家的影响。但这是一个不可靠的推论，因为梁流亡前的文章就带有这种集体主义倾向的特征。因此，这种倾向可由相同的国家形势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和那时的日本知识分子共同怀有的民族主义的关切得到更好的解释。
固然，日本对西方冲击的回应经常为保留文化认同的需要所左右。在这个问题上，梁的思想与许多日本人的思想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我们能否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梁在这方面的思想是日本影响的结果呢？总之，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经常面临多少有些相似的国家形势和近代各种文化的挑战，因此他们自然都具有某些共同的思想关切和心理需求。这一事实使得人们很难将影响归于某一方或另一方。
所有前述的思考表明，虽然日本的影响在决定梁启超的许多实际考虑层面发挥了作用，但不能肯定它对他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思想也具有同样意义。至少，在这方面，日本的因素不能与固有的中国传统和作为一个独立思想流派的西学相比。
【注释】
[1] 汤志钧：《戊戌变法时的学会和报刊》，《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20—270页。
[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集》第17册，文集之七十五，第29页。
[3] 汤志钧：《戊戌变法时的学会和报刊》，《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31—234页。
[4] 《初稿》，第1册，第42—43页。邓潭洲：《十九世纪末湖南的维新运动》，《历史研究》1959年第1期，第17—34页。查尔顿·刘易斯：《湖南的改革运动》，《历史论丛》1961年12月第15期，第62—86页。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76—342页。
[5] 《初稿》，第1册，第42—43页。
[6] 同上。又见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1—286页；皮鹿门：《师复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第4期，第68页。
[7] 《初稿》，第1册，第44页。
[8]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6—287册；苏舆：《翼教丛编》，卷四，第1页。(www.xing528.com)
[9] 《初稿》，第1册，第42—44页。
[10] 同上书，第43页。又见梁的《清代学术概论》第62册；苏舆的《翼教丛编》卷五，卷八；梁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第96页。
[11] 苏舆：《翼教丛编》，卷五，第8页；《初稿》，第1册，第43页。
[12] 同上书；冯自由：《革命逸史》（重庆，1943年），第1册，第10页。
[13] 《初稿》，第1册，第45—46页。又见梁的《上陈宝箴书》，载苏舆《翼教丛编》附录第1—3页。
[14]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94—295页。
[15] 同上书，第281—285页。
[16] 《初稿》，第1册，第77—79页。有关保守派反对改良派的详细情况见苏舆的《翼教丛编》卷五、卷六和叶德辉的《觉迷要录》。
[17] 《初稿》，第1册，第48页。
[18] 同上书，第49—54页；又见约翰·斯兰克：《保国会：1898年的一个改革团体》，《中国论丛》1960年12月，第14期，第50—64页；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6—260页。
[19] 萧公权：《翁同龢和1898年的改良运动》，《清华学报》1957年第1卷第2期，第136—149页。
[20] 同上书，第149—179页。
[21] 同上。
[22] 《初稿》，第1册，第61—62、65—67页。
[23] 同上书，第57—58页。
[24]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查佩尔希尔，1966年），第41—50页。
[2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集》第17册，文集之七十五，第31册；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东京，1960年），第35—110页。
[2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集》第17册，文集之七十五，第30—31页。
[27] 哈罗德·史扶邻：《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伯克利，1968年），第255—299页。
[28] 《初稿》，第1册，第86—88页。
[29] 梁启超译：《佳人奇遇》，《合集》第19册，专集之八十八，第1—220页。
[30] 《初稿》，第1册，第83—85页。
[31] 同上书，第148—150、163—165页。
[32]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上海，1957年），第23页；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台北，1966年），第203—206页。
[33] 《初稿》，第1册，第90—93页。
[34] 同上。冯自由：《革命逸史》，第1册，第72—73页。
[35] 《初稿》，第1册，第88页。
[36] 同上。
[37] 哈罗德·史扶邻：《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300—302、306—309册。又见他的文章《孙中山之谜》，载芮玛丽编：《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纽黑文，1968年），第419—474页。
[38] 《初稿》，第1册，第35—40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1册，第47—49页。又见“西报选译”。《时务报》1896年12月14日，第15期，第12—13册和1897年3月3日，第19期，第14—15页，以及“东报选译”，《时务报》1897年3月23日，第21期，第22—24册。整个故事情节见郝延平：《改良派与革命派合作的流产》，《中国论丛》1961年12月，第15期，第93—95页。
[39] 同上。
[40] 《初稿》，第1册，第88—89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册，第31—32页。
[41] 哈罗德·史扶邻：《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255—282页。
[42] 《初稿》，第1册，第93、111—112页。
[43] 同上书，第89—90、102页。
[44] 郝延平：《改良派与革命派合作的流产》，《中国论丛》1961年12月，第15期，第101页。
[45] 《初稿》，第1册，第140—141页。
[46]同上书，第99—138页。又见琼·史密斯：《自立会：一些中国人及其他们的反抗》，《中国论丛》1958年12月，第12期，第51—67页。
[47]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湖南历史资料》第3期，第98—108页。
[48]同上。
[4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1册，第74—75、82—83、85—86页。也见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湖南历史资料》第3期，第107页。
[50]冯自由：《革命逸史》，第1册，第74页。琼·史密斯：《自立会：一些中国人及其他们的反抗》，《中国论丛》1958年12月，第12期，第60—61页。
[51]要了解在支持自立会中康梁改良主义集团动员的情况，见1900年梁与他的同伴之间的通信，《初稿》，第1册，第99—134页。
[52]同上。
[53]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见本书第八章。
[54]罗荣邦（音译）编：《康有为：人物传记和专题论文集》（图森，1967年），第179页。
[55]理查德·霍华德：《日本在康有为改革方案中的作用》，载罗荣邦（音译）编：《康有为：人物传记和专题论文集》，第288—302页。
[56]关于梁流亡期间日本对梁思想的影响的讨论见菲利浦·黄崇志：“儒家的自由：梁启超的行为和思想”（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1966年），第4章。
[57]《自由书》，《合集》第2册，专集之二，第8—9、21、28—39、47、82—87、126—129、133—137。亦见《新民说》，《饮冰室丛著》，第1卷，114—115页。
[58]《自由书》，《合集》第2册，专集之二，第41—42页。
[59]中村忠行：《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台大文学》第八卷，第2、4、5号（1942—1944），第3部分，第86—152页。
[60]《自由书》，《合集》第2册，专集之二，第25—26页。
[61]《开明专制论》，《合集》第6册，文集之十七，第13—83册；《杂答某报》，《合集》第6册，文集之十八，第59—131页。
[62]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页。
[63]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合集》第6册，专集之二十四，第1—60页。
[64]《斯巴达小志》，《合集》第4册，专集之十五，第1—19页。
[65]《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合集》第4册，文集之九，第45页。
[66]《三十自述》，《合集》，第4册，文集之十一，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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