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育：产教结合的社会定位及新世纪教育观念与举措

任何国家的本科大学——尤其是设有研究生院的本科大学都担负着不断冲击学科前沿的责任。我国传统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社会定位是产学研结合，即高新技术产业化、教学开发与科学研究的结合。这个定位适应我国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需要。这里的产学研三者都有靠近学科前沿的成分。与此特点相适应，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实行学衔制即教授、副教授制度。与此相关，这些高等学校享有国家科学研究经费并得到来自产业界的开发资金。这些投入是实行产学研结合的必要条件。

我国的高等专科教育属于不授学位的低于本科的一种教育层次，其教学开发谈不上靠近学科前沿，它与社会的联结本不适于用产学研结合概括。但事实上，我国高等专科教育在最近20年中一直是用产学研结合作为与社会联结的纽带。与此相适应，其内部也实行学衔制。这有其历史的原因。

一是我国的本科教育资源相对匮乏，需要用较低层次教育资源补充。20年来有不少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大学，有的甚至是由中等专业学校升格为高等专科学校不久又升格为本科大学的。把与社会的联结定位于产学研结合并实行学衔制，有利于高等专科学校顺利融入本科大学。目前，这个补充过程仍在继续之中。

二是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因素。这种因素误导了教育界对人才结构的估计，使得高等专科教育的社会定位出现高移现象。

三是对包括高等专科学校在内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实行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多年来这种充分就业的制度掩盖了高等专科教育社会定位高移所带来的问题。这至少是1995年出现大专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之前的情况。

在高职试点阶段，像职业大学这样的高等职业学校也曾被定位于产学研结合并实施学衔制。多年来的办学实践表明，这些学校取得的成绩多与介入产业服务相关，而难于摆脱“本科压缩型”的窘境则与产学研结合这个社会定位以及学衔制有关。这是由职业大学的教育内涵距离学科前沿尚远这个基本事实决定的。而这个事实从经济与社会发展对职业大学的要求来说是难于改变的。尽管如此，由于职业大学多属地、市一级政府兴办的，而我国地、市一级政府多有将所属职业大学改办成本地区综合性本科大学的期望，因此，同高等专科学校一样，要让职业大学放弃产学研结合的社会定位和学衔制，不是近期能够实现的。

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规模办学的时候，人们有理由关心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定位以及是否实行学衔制的问题。(www.xing528.com)

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定位或者说与社会的联结关系应确立在产教结合上，即产业服务与教学开发相结合。所谓教学开发包括专业建设与课程开发。与此相适应，在师资队伍内部不宜实行学衔制，而应代之以某种有利于推动产业服务与教学开发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的职务等级制。

如果沿用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大学在过去20年中实行的产学研结合的社会定位和学衔制，将会在高等职业教育中产生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学生的就业期望如何塑造的问题，二是教师的价值取向如何引导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和基础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规模将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越大，越要求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做好可员可工的就业准备。这种实实在在而非虚晃一枪的准备是就业机制中的某种“调节器”和“安全阀”。1995年我国开始出现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若干年后，几倍于目前高等专科教育规模的高等职业教育若不摆脱产学研结合的社会定位和学衔制，又如何从制度上、环境上和条件上保障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塑造学生的就业期望？

在传统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在产学研结合和学衔制条件下，教师们争项目、搞研究、出成果、写论文、评奖、升教授这一系列活动十分活跃。我们可以在这些实践中概括出一个“争名倾向”来。这种“争名倾向”符合向学科前沿冲击的需要，同时也符合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应传统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师资队伍的“争名倾向”，高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则需要一个“创利倾向”。学校应依照专业特点将教师们组织到相关产业服务中去，并保证产业服务获利的大头让教师占有。如果说大学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科学研究上的成果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衡量的话，则高等职业学校在产业服务上的成果可以直接用全校教师年度人均个人所得税的数额来衡量。这个数额越高，说明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应该鼓励高等职业学校教师在有组织的产业服务中致富，并以此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创业致富的愿望。

产学研结合与产教结合相辅相成，“争名倾向”与“创利倾向”并行不悖。有这样的态势才会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有这样的态势也才会有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