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象、拟像与景观：本雅明论媒介

本雅明对媒介的惊人新见解早于媒介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后者以让·鲍德里亚的作品为代表。通过阐释“技术复制”的观点，鲍德里亚称赞本雅明是第一位把技术理解为媒介而没有理解为“生产力”或“新一代意义的形式和原则的理论家”。鲍德里亚透露，他的模仿理论深深地吸收了本雅明的复制论和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观念：“本雅明与麦克卢汉的分析处于复制与模仿的边界，指示性的理性消失了，而生产被晕眩所占据。”他主张，在后现代社会的时代，新的媒介饱和文化占据了“真实”世界的主导地位，取代了建立在工业政治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关系。效法本雅明对艺术作品的展览价值的分析，对政治经济学的使用与交换价值在后现代时代被符号价值所取代，而符号价值将商品重新设定为一种用以消费和展览的“符号”。随着网络空间和新媒介技术的诞生，生产被复制所取代，以拟象为符号，以超真实为真实，介于真实与幻觉、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传统区别在其中彻底消失。在这一语境下，鲍德里亚认为本雅明对“光晕”消退的分析预知了拟象的理论。对鲍德里亚来说，艺术作品的光晕并不注定消亡。他主张，只要原件还存在本真性的光晕，就同时存在“本真的模仿”与“非本真的模仿”。本雅明所谓光晕消亡的观点对鲍德里亚来说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绝望的结论”，导致了“忧郁的现代性”。

凭借对拟象的无休止复制，后现代消费社会进入了超真实的世界，简而言之，超真实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种“假比真还真”的情况。鲍德里亚使用了超真实这一概念形容诸如拉斯维加斯和迪斯尼这样的娱乐场所，强调迪斯尼这种大众文化形式导致美被俗气的矫饰所消费。此外，鲍德里亚的“冷文化”看起来也与本雅明（和克拉考尔）对消遣文化的表述有关。当然，他对超真实所占主导地位的分析看起来回应了本雅明的如下观点：娱乐产业乃是一个完美却也在技术上可复制的真实。

鲍德里亚更进一步把本雅明的幻象观念与景观的观点联系起来，而景观则是由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始人居伊·德波（Guy Debord，1931—1994）所提出的。这样，鲍德里亚就按照不断自我复制的真实，为真实与幻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激进的新定义。幻象、景观与拟象的观点是现代性分析的基本方面，因为这与媒介、商品和政治的复杂交叉有关。在他影响深远的作品《景观社会》（1967）中，德波所定义的景观并非“意象的收集”，而是塑造人们社会关系的“媒介化意象”。对德波而言，景观是物质上重构的幻觉，它的产生符合商品的逻辑。在景观社会中，生活的全部被表现为景观的急剧堆积，并变成了纯粹的表象。值得一提的是，德波所谓现代文化的视觉化并未超脱出卢卡奇关于物化、拜物教与异化的表述。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宣称超现实不再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或商品拜物教所主张的那样，属于错误的意识或表象、梦幻与错觉，鲍德里亚彻底区分了超现实与政治经济动力学、商品拜物教这些概念。与此相对，他宣称超现实象征着一个更进一步的阶段，只要超现实抹除了真实与想象的区别；超现实只属于“真实与自身的幻觉式相似。”(www.xing528.com)

幻象与拟象在两位作者之间的共同基础上划出了一个场域。虽然鲍德里亚的拟象与符号价值这双重概念看起来与本雅明的幻象与展览价值这双重概念之间有紧密的亲和力，它们之间还是有决定性的差异。首先，鲍德里亚隐蔽地区分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本雅明对现代性的观点则依赖于新与旧、过去与现在、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时间之间的辩证关系，这被他概括为“当下”（Jetztzeit）。其次，借助政治经济学，鲍德里亚错误地宣称生产关系的终结，这样他的拟象概念就捕捉到了这个复杂社会维度的一部分。出于同样的原因，鲍德里亚错误地宣称我们正在见证透视空间与全景空间的终结与景观的废除。相反，本雅明对幻象的分析需要全景的规训维度与娱乐维度共存，透露出多种社会控制机制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娱乐产业的各个方面都无法离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巨大逻辑，也不必被贬低为意识形态或商品拜物教。鲍德里亚的理论无力深入地分析了除了规训与娱乐之外，当代的先进媒介功能是如何以多种方式重塑感官的。最后，如果鲍德里亚将他自己界定为一个“行动的虚无主义者”，那么他的后现代理论看起来则有点“消极虚无主义”的味道，因为他无法看到一个集体主体可能在拟象的范围内被重塑，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集体主体。至于新主体的形成，鲍德里亚关于“惰性大众”的提法看起来更像一个集体闲逛者。当然，在他看来，人类主体是一个被塞进传播的消极主体，既缺乏自主性，也缺乏反思能力和批判性判断力，而这个主题被沃卓斯基兄弟（Wachowski brothers）所导演的科幻电影《黑客帝国》（1999）所使用。在此，鲍德里亚的拟象理论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分享了同一个观点：现代大众的消极与惰性。不同于鲍德里亚，本雅明对娱乐产业的分析致力于发现听众、观众与消费者的幻象经验是如何创造出形成新集体主体的动力学的。与鲍德里亚对超真实文化中主体的笼统观点相反，本雅明分析了一种新的大众公共性是如何在一种新的媒介公共空间中崛起的，这引领我们理解诸如“融合文化”这样的当代电子文化的核心方面与媒介受众的多种形式（比如粉丝、博客、玩家、社交媒体用户等等）。就其在现代性幻象中寻找媒介的解放潜力而言，本雅明的媒介批判与后现代的媒介理论有本质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