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尔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出现与转型的早期观点为一种媒介与民主的批判理论作出了瞩目的贡献，尽管他与社会研究所的第一代学者处于不同的脉络之中。哈贝马斯将本雅明所阐释的那一类批判界定为救赎的批判，这类批判在解读文化史时倾向于从剧变中拯救文化史，并“像在文学与艺术中那样”，高度关注“积淀在日常生活的表现性质中的集体幻象”。哈贝马斯明确地强调，本雅明的模仿理论、语言理论与交流理论都是由神学传统所支撑的，这一神学传统乃是对历史的反人道主义弥赛亚观与一种以神话为导向的理解。很明显，本雅明媒介批判的核心特征在很多方面都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针锋相对。体现在两人各自对历史与批判的认识论视角中的不可兼容性，拉开了两种有关公共领域的理论之间的距离。哈贝马斯关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兴衰的观点对我们理解协商民主或对话民主的规范性基础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然而，他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在很多方面都不能令人信服。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作品无法为交流的其他向度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而这些向度与交流的发散向度关联有限。相比于诸如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印刷媒介这类传播媒介所承担的角色，他的公共领域观更接近由印刷所刺激出来的对话与讨论。就像文化工业理论一样，哈贝马斯相信媒介不过是向接受者发送信息的技术设备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联系到政治文化的多种样态，媒介如何能像印刷术一样改变公众的特定性质呢？哈贝马斯过度强调了作为“典范”的18世纪末英国，忽略了其他地域和时代。因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不足以解释其他非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动力学，而这些公共领域是由多种社会行动者产生的。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相信，公共场域是个人言说与行动的形式条件，无论个人的出身与地位如何。而本雅明对娱乐产业的分析却通过将一个更综合的审美公共空间呈现为一种集体经验的社会向度，让诸如公众这样的传统范畴复数化乃至指数化。《拱廊街计划》中所提及的19世纪公共空间的多种形式围绕着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语境，被流行文化中的审美经验与情感交流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些特征都被哈贝马斯对文学资产阶级的公共空间的分析所排除，而他的分析高度依赖认知理性的交流。本雅明认为公共空间是一个游戏空间，这一与众不同的观点也透露了在一个政治与流行文化、娱乐产业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都与政治消费主义和媒介景观之间的动力学紧密联系在一起。(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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