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论媒介与信息产业

《新闻业》（1927年）

《出版业批判》（1930年）

《报纸》（1934年）

《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1937—1938年）

《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1940年）

本雅明对信息产业支配地位的分析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阶段。虽然小说的出现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初期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但报纸的快速发展表明了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中产阶级的优势和大众传媒扩张的高潮。在本雅明看来，信息产业的兴起与社会阶层和大众的分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产阶级的完全支配（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将新闻作为其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出现了一种交流的形式，无论其起源多么古老，都从未如此决定性地影响史诗形式。但如今确实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而最终它面对讲故事的时候就像小说一样，宛如陌生人，甚至以一种更加危险的方式面对讲故事，而且，它带来了小说中的危机。这种新的交流方式就是信息。（SW3，147）

19世纪初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是加速文学实践产业化的决定性因素。在当代传播研究中，与知识区别的“信息”概念与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特征有关。^[20]然而，本雅明作品中的信息概念是在19世纪欧洲的报业和出版业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被使用的。作为早期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信息是一种新的交流形式，是一种“如实传达事件”和事物纯粹本质的报告，而且与故事不同，不被日常生活或传统所吸收（SW4，316）。本雅明从19世纪广泛使用的八卦（gossip）概念中得出了信息的关键特征。八卦是一种在咖啡馆、沙龙和林荫大道上传播的新闻。在文学圈子内，信息的概念被用来表示无价值的故事或知识的一部分。本雅明也不无贬义地用信息来反映被剥夺了生活之深刻的量化经验。

对信息产业兴起的这一重要洞察的核心在于，尽管信息量明显增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的质量在整体上变得越来越差。本雅明强调：“每天早上我们都会收到来自全球各地的新闻，但我们在这些值得关注的故事中表现不佳。这是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事件是在没有以解释进行拍摄的情况下呈现给我们的。换句话说，如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有益于讲故事的事情，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有益于信息。”（SW3，147-148）在20世纪初期，报纸上的自由主义观点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侧重于不同的主题。一方面，那些语用学传统的哲学家，比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或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将信息视为“一种自我否定的体裁和自我放纵的故事”^[21]。另一方面，那些与早期政治传播研究密切相关的理论家，比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和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赞扬通过大众传媒传播信息，视之为舆论和协商民主的强势发展。^[22]与同时代的自由派思想家不同，本雅明已经指出了信息产业的失灵以及舆论生产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位高雅的文学评论家，本雅明把语言的恶化和小说的堕落归咎于报纸：“几乎不可能在书写信息的历史时忽略新闻报道之腐蚀的历史。”（SW4，13）这是经验的传播性迅速萎缩的主要症状。他对信息产业功能不屑一顾的观点与启蒙传统的核心原则相悖，而启蒙运动将不断增长的知识水平与文明的进步联系起来。在对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批评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揭示了启蒙运动的破坏性特征是集体欺骗。^[23]在同一脉络上，本雅明揭示了信息产业发展的矛盾后果，并更进一步去解决现代工业社会中社会经验和交流在质上极度萎缩的问题。讲故事的可靠性要拜古人所赐的传统的智慧，而信息仅仅声称提供可证实性。信息的基础是“新颖、简洁、清晰以及最重要的各个新闻主题之间缺乏联系”（SW4，316）。信息的时效性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关键特征，其中包括分散、瞬间和短暂的性质。因此，信息不会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也不会与日常生活同化。同样，阅读报纸加速了现代大城市中“脱离语境”的空洞经验，也就是都市中产阶级对商品的空洞消费。^[24]

本雅明关于资产阶级文化解体的文章体现了知识作品在1852至1870年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期间如何受制于信息产业，进而导致了文学领域的崩溃。受到诸如期刊杂志这样的大众传媒的吸引，高雅的文学文化开始急剧变化。通过关注报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巴黎咖啡馆生活的深刻影响，乃至由此导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衰落，本雅明引出了媒介与都市文化交叉的问题。是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的概念定位于媒介、资产阶级文化和协商民主的讨论中心。他的奠基之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1962）重新评估了出版业在现代欧洲早期从绝对主义向自由民主政体转型期间发挥的关键作用。^[25]通过分析政治传播发生的舞台，这部作品阐明了印刷媒体以及咖啡馆和沙龙这样的公共场所，对公众舆论的表达以及形成对传统社会的理性和批判态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某种程度上，本雅明以一种比哈贝马斯的视角更为细致的方式预知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信息产业的崛起中所扮演的建设性角色。本雅明专注于咖啡馆所发挥的“路边社”的角色，在大众传媒被广泛应用之前，信息交流和公众讨论就是在咖啡馆里发生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表达情感和审美沟通的新形式以流行和消费文化表达出来的公共空间。^[26]当报纸仍然是很少人购买的奢侈品时，信息的传播往往依赖于咖啡店常客们的口头咨询。咖啡馆虽然绝不是19世纪的发明，但却成为19世纪巴黎文化的基本体制。咖啡馆代表了由法国大革命释放出来的“社会性”的具体表现和焦点——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关注以及与他人动态交流的渴望。^[27]

本雅明还把资产阶级文化的崩溃与公共领域内信息的市场化和商品化联系起来。他将三个关键创新归功于报业的巨大变化：报纸订阅成本的降低、广告的增加以及专栏内的连载小说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部分被欧洲报纸用于消遣小说和普通娱乐的评论；SW4，13）。在大型报社数量激增后不久，报纸开始需要广告收入以抵消随着流通和竞争的增加所导致的订阅率降低。1828年7月在法国引入的自由立法使得更广泛的读者可以接触到日报和期刊。这些变化导致报纸承担了一定的财务义务，并制定了基于广告和大众流通的新战略。对于本雅明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比当时流行杂志的一个片段更好地说明了订阅和广告成本之间的关系：“我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支付新费用？”报纸问道。“恩，你们会登广告”，有人如是作答[AP（U9，1），585]。在本雅明看来，报纸广告的出现对于技术、市场和公众之间关系的变化至关重要。因此，如今四分之一页面已经变成登载着许多必要广告的公告栏，只有让尽可能多的订阅者看到这些内容，报纸才能保持竞争力。(www.xing528.com)

继报业的这些重大创新以及电报的引进之后，“如今可以从世界各地获得事故和犯罪的新闻”（SW4，14）。个人开始利用报纸价格的降低，现在报纸不仅涵盖了比任何其他来源更广泛的信息，而且还在活动结束后很快发布了报道。这些创新阻碍了公民为了接收和交换信息访问咖啡馆和诸如广场这样的公共场所，从而加速了个人的私人化和隔离。无论他们的私人观点或政治观点如何，报业都试图辐射到这些新读者群体。这鼓励了报纸的功能从进行严肃政治辩论的公共论坛转变为充满八卦和文化信息的娱乐空间。信息产业成为耸人听闻的娱乐业。

信息产业的商业化也加速了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领域文学实践本质的变化。本雅明特别关注专栏的发展。他强调，报纸通过小说连载完全涵盖了文学。报纸甚至还吞噬了文学：通过关注19世纪40年代两位最受欢迎的法国作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和欧仁·苏（Eugène Sue）的例子，本雅明仔细审视了连载对作者地位的影响。[SW4，14/AP（U8a，3），585]。《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中的文章《闲逛者》开始揭示作者与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一旦作家进入市场，他就像在全景画中一样环顾四周。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抓住了作家首次自我定位的尝试。这就是全景文学的体裁。”（SW4，18）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里的全景图代表了现代娱乐业的原型，其中感知的主要属性在于震撼体验和集体观众的分心。在耸人听闻的大众文学成长的背景下，本雅明强调人类感觉器官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源于细致阅读小说，而不是在阅读时分心。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曾经说过：“阅读晨报是一种现实的早祷。”这表明早期报纸的体验基于定期和日常的细心思考，就像祈祷一样。然而，即使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阅读一份在大众中流传的报纸也与一种与祈祷完全不同的体验形式有关。正如伯曼所指出的那样，市场扩张不仅导致了“文学公众的分化”，而且导致了文学机构所表达的“社会关系的去人格化和客体化”，以及“写作的去主体化”^[28]。在阅读报纸时，读者更像是作为消费者在“购物”，而不是专注于故事。连载小说不适合私人空间中的文人，它吸引了大城市街头的公众读者。图书自身的传统形式开始发生变化。在大城市文学中，“不起眼的平装口袋书”开始在街上贩售（SW4，18）。对书的态度也根据其社会地位而改变。报纸读者将文学视为“娱乐、保持活力和深化社会性的工具”（SW2，290）。例如，随着向专栏作家支付的稿酬增加到每行两法郎，“作者通常会写尽可能多的对话，以便从行间的空白中获利”[AP（U9a，1），586]。本雅明对专栏出现后作者地位变化的分析强调了文人的衰落，即小说家的死亡。在一个报纸意味着文学、名望甚至成功的时代，这变得“必须”，并且不再是以前曾经存在的“可选择的额外”——“在每一张可怜的废纸由成千上万副本发行的时代，名望是一种累积的条件。很简单：作家越不成功，他的作品就难读到”（SW2，145）。本雅明将文学去神秘化，并通过将文学展示为区区商业的大众产品来驱散资产阶级文学公共领域的光晕。同样，在本雅明看来，文学领域中专栏的增长加速了文学与出版业的融合。

本雅明对闲逛者（flâneur）的著名描述主要集中在一个新的社会主体的兴起，这个主体在都市商品文化急速发展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感知模式。闲逛者的概念是由波德莱尔和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等作家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主要是指城市街道上和商店里游手好闲的人。本雅明对闲逛的兴趣深受他的密友兼合作者弗朗茨·黑塞（Franz Hessel）的影响。黑塞对闲逛最重要的特征描述如下：

闲逛是一种对街头的阅读，街道里的面孔、柜台、橱窗、露天咖啡馆、有轨电车、汽车和树木成为大量与字母表同样有效的字符，它们共同产生了一本常新之书的词汇、句子和页面。为了进行闲逛，人们必须不事先在脑海里笃定任何事情。^[29]

虽然它具有各种细微的意义和用法，但闲逛的核心特征是一种新的行为和感知形式，包括观察那些由新都市空间与媒介技术所创造的景观。对这一系列观察的有效交流与都市消费空间和娱乐业的兴起及建立密不可分。这一都市景观提供了一个庄严却商品化的公共空间，让闲逛者深陷其中，这就是诞生波德莱尔诗歌的大都市空间。对于本雅明来说，波德莱尔真正了解文人在信息产业时代的真实状况——站在市场中顾影自怜。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尤其）将闲逛者用作信息产业时代记者的模型。从其早期的写作开始，波德莱尔就对艺术世界不抱幻想。也难怪深知文人真实前景的波德莱尔经常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作者描述为“娼妓”。波德莱尔对商品化作家的思考给本雅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他对受教育中产阶级之衰落的批判性描述。在此，本雅明说明了作家只是一个文学工作者和一个文字匠人，创造性天才的概念完全受到破坏，作者的真实本质被残酷地显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认为新闻行业是“闲逛的社会基础”[AP（M16，4），446]。这就是本雅明对大都市生活和媒介的交叉与城市主体的现象分析中的独到之处。记者-闲逛者是都市的观众或都市生活的“相面师”，将大都市空间视为一个娱乐景观，同时也视之为文本。波德莱尔将巴黎描绘成一种“眼睛的盛宴”，将闲逛者描绘成“具有意识的万花筒”（SW4，328）。消费文化的兴起通过为其提供视觉娱乐而让他们表现得像公共空间中一种新的社会形象。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虽然街道上的闲逛者的存在可能与诸如拱廊街这样的商业空间之增长有关，但是其衰落却被快速的城市规划加速了，特别是在奥斯曼改造巴黎城之后。同时，百货商店产生的大众消费文化之兴起也是重要原因。

这个闲逛者的形象也与侦探的形象相吻合，以美国诗人和编辑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笔下的侦探杜邦为例，他在《莫尔格街的谋杀案》（1841年）、《玛丽·罗杰之谜》（1842年）、《失窃的信》（1844年）、《人群中的人》（1840年）这些故事中扮演着无形观察者的形象。记者、闲逛者和侦探都在这丛林般的大都市中享有猎人般的特质。像对闲逛者一样，本雅明特别强调记者在人群中漫步的方式：“记者急切地向闲逛者学习后者在人群中移动时表现出来的技巧和冷漠。”（SW4，322）

波德莱尔和本雅明都在康斯坦丁·吉（Constantin Guys，1802—1892）和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1808—1879）这两位法国漫画家那找到了记者-闲逛者观察方式的原型。波德莱尔关注发行量极大的英文期刊《伦敦新闻图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康斯坦丁·吉为克里米亚战争拍摄的快照。波德莱尔评论说，他已经能够“阅读”一份“关于克里米亚战役的详细报道，比其他任何我所知的报道都要好得多。”波德莱尔称赞康斯坦丁·吉是“现代生活的画家”^[30]：“任何能够在人群中无聊的人都是傻瓜。我重复一遍，傻瓜，还是一个可鄙的傻瓜。”（SW4，19）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康斯坦丁·吉的图像证实了他将现代性描述为“暂时的、逃亡的、偶然的”^[31]。

当康斯坦丁·吉以忧郁的角度将资产阶级公众描述为“无害”和“完美的友善”时，奥诺雷·杜米埃以一种更讽刺的方式展现了都市的日常生活。对于波德莱尔来说，杜米埃能够回应娱乐公众的日常要求，不仅在漫画领域而且在“整个现代艺术”中也是“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32]在本雅明看来，杜米埃最后在日报中为城市相面师提供了系列图像，而公众可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接触到这些图像。这些新读者包括“资产阶级、商人、顽童和家庭主妇，都笑着一扫而过，往往甚至都没瞥见他的名字——多么忘恩负义！”^[33]杜米埃“用作品《长胡子的老鼠》（Ratapoil）讽刺支持波拿巴主义的流氓无产者”[AP（b1，9），741]，他提供的形象既不具有侵略性也非苦涩，但对报纸的读者来说具有恶趣味。

值得注意的是，以康斯坦丁·吉和杜米埃为代表的记者-闲逛者，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或解读者，而是作为文学和新闻文本的生产者而发挥更为复杂的作用。关键的区别在于记者的观察基本上与文本的生产有关，而闲逛者的视觉愉悦则与对这一文本的消费有关。矛盾的是，记者通过在报纸这样的媒介空间中提供媒介化的闲逛来削弱闲逛者，而城市居民通过记者的眼睛来体验都市景观。这种媒介化的闲逛不仅引起了观察者的警觉，而且分散了阅读信息和都市景观的注意力。^[34]

本雅明对记者-闲逛者的描述也关注其在文学产业市场中的商品地位：作家-商品。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观察城市并将其作为文本阅读的记者不能从市场中脱离，必须将他的信息作为商品来生产和销售。接着，他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商品。记者是有偿闲逛者的原型，位于作家和广告商之间。^[35]文人和记者之间的区别仅在于他们不同的感知。记者已经认识到自身作为作家的商品化地位，而文人仍然不愿自我推销（即使他最终注定要出售）。记者是与商品化的闲逛者类似的形象，就像那些身体上挂着广告牌走街串巷宣传的人们，而这些宣传造势的人们也是“闲逛的最后化身”[AP（M19，2），451]。当闲逛者自身商品化时，就到了闲逛的尽头。记者完全转变为商品，也如此成为城市无穷无尽景观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