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思想：词与物的关系引发的辩证意象

《创造其标记的局外人》（1930年）

《评克拉考尔的〈雇员们〉》（1930年）

《布莱希特》（1930年）

《与阿多诺有关〈巴黎，19世纪的首都〉的通信》（1935年）

《与阿多诺有关〈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的通信》（1938年）

虽然教职论文的失败意味着本雅明之于德国学术体系仍然是一个局外人，但他也能够与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建立并巩固联系。他是魏玛知识界和文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没有其他原因，自由作家的身份也迫使他必须培养一个庞大而广泛的同事网络，以使他可以从中获得报酬。作为一名文学生产者要在经济上“独立”，需要与编辑、出版商和其他记者保持密切且持续的关系。我们不应该接受本雅明是某种孤独学者的浪漫观念，仿佛他从学院中脱离出来，孤独地制作天才作品，没有朋友和同事。例如，曾在西南德国广播电台工作的恩斯特·肖就在本雅明短暂的广播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先后在法兰克福和柏林任《法兰克福报》编辑的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合适的同事和朋友，那么本雅明在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只靠他自己的打字机维生将是不可想象的。

我建议可以根据本雅明一生发挥作用的许多相互竞争的哲学、文学和文化影响来界定他的思想。理解这些思潮的一种方法是通过本雅明的四个最亲密的朋友、伙伴来进行思考，每个朋友或伙伴都对本雅明施加了一种引力，吸引他朝向他们各自的智识轨道，但却从未完全纳入或排除他人。

这些引力中的第一个也是延续最久的来自他最亲密的朋友，数学家和犹太学者哥舒姆·肖勒姆。虽然本雅明与肖勒姆的关系中，关于到底是谁在影响谁这一点并不是很清晰，但人们普遍认为，肖勒姆在刺激和鼓励本雅明对犹太教神秘的弥赛亚传统的终生迷恋中发挥了绝对的基础性作用。^[1]从最早的关于语言、经验和命名等主题的著作，到最后的作品——1940年的文章《论历史的概念》（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本雅明以高度原创和挑衅的方式借鉴和重写犹太教的神学和卡巴拉主题（cabalistic motifs），质疑世俗和理性主义的世界观。例如，就语言而言，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本雅明热衷于反驳将词汇和名称视为其指称对象的任意指示符的观念，并假定必要而如今已经失去的完美语言是亚当的命名（Adamic naming）。词与物之间关系的任意性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符号语言学的特征，这对本雅明而言并不是语言的条件，而是堕落的人类语言。本雅明思想中最独特且最神秘的一个方面就是这种对今天看来模糊且神秘的神学范畴和概念的关注。

第二个主要影响来自西奥多·阿多诺。阿多诺是本雅明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主要联络人，他们的友谊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两人的通信包含了20世纪30年代塑造本雅明关键文本的一些最重要的讨论。例如，《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与《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阿多诺将本雅明从肖勒姆那受神学启发的主题中拉到更多地汲取德国哲学传统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向上。阿多诺一直对总体性的概念持怀疑态度，并强调媒介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其文化和美学表现之间复杂关系的一种概念化。^[2]例如，艺术品不应被理解为仅仅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力的反映，而是涉及多种程度的中介和转变。本雅明没有分享阿多诺对大众媒介、好莱坞电影和流行音乐的负面看法，而是开始寻找革命的瞬间和开发新技术设备的可能性。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本雅明曾为文化工业（广播和报纸）工作，而阿多诺如此迅速地谴责文化工业背叛了艺术、文化和启蒙运动。

事实上，本雅明对大众文化和媒介的批判性理解更接近于第三个人物——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克拉考尔对城市的现象学、日常生活的具体表现以及流行娱乐都非常感兴趣。克拉考尔还展示了为了从他所看到的现代的精神流浪状态和意义的缺失中拯救出来而重建这个日常世界的救赎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克拉考尔自己的著作描绘了一种现代性的黯淡视野，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超越性的概念，但仍然保留了通过胶片摄影机的义肢工作来获得全新而独特的接近物质世界的承诺。作为齐美尔文化和都市社会学的门徒，克拉考尔分享了对现代大都市细节的关注以及对其积极和消极时刻的敏感认识。^[3]本雅明认为克拉考尔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性拾荒者，因此也是他自己文本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而新颖的模型（《评克拉考尔的〈雇员们〉》，SW2，355-357）。

影响本雅明的四位关键人物中的最后一位是著名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布莱希特以“粗暴思考”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路径吸引了本雅明，他将所谓的史诗剧视为对教学法、传播、分心和中断这些概念的重要示范，视为戏剧性或政治性局势突然裸呈的停顿，被识别为且变得具有决定性（《布莱希特》，SW2，365-371）。这种瞬间启迪和政治动员的结构激发了本雅明“辩证意象”的概念，这正是他在《拱廊街计划》中的主要历史原则。令阿多诺感到沮丧的是，布莱希特独特的革命无产阶级教学法和政治标签在本雅明那里也变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本雅明对于集体经验的关注、新政治主体的形成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这些方面。本雅明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作品对布莱希特的许多核心主题都进行了理论上的改写。(www.xing528.com)

那么，如何描述这四种人对本雅明产生的构成性影响呢？

（1）犹太神学和神秘主义（肖勒姆）；

（2）德国哲学传统、美学理论批判、碎片、先锋派和现代主义的概念（阿多诺）；

（3）日常都市体验和电影（克拉考尔）；

（4）革命教学法、阶级斗争和政治实践的概念（布莱希特）。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本雅明的作品存在于四种主义的交汇点：弥赛亚主义、现代主义、都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此外，我还想增加第五种——媒介批判（media critique）。

在本书中，我将使用“媒介批判”这一术语来描述本雅明独特的媒介和经验观的本质特征，这反映了在各种媒介正在成为大众现象的时代下批评的危机。媒介技术的新形式在20世纪初期出现，加上激进先锋艺术运动推动的实验技术与实践，使人们质疑艺术、文学、品位和美学的既定概念。这个文化转型时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可能性，特别是导致了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危机。在目睹资产阶级文学文化的崩溃的同时，本雅明试图提出一种与媒介文化新世界相对应的新型批判实践和承诺。

本雅明的媒介批判涉及对媒介“美学”的批判性欣赏，而“美学”这一术语在艺术史和电影理论领域中被广泛使用（尽管显得很含糊）。至关重要的是，在本雅明的作品中，“美学”并不是一种精致艺术理论的部分，即试图在艺术品中识别美的本质，相反，它描述了与某种形式的技术相关的感知和感官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美学的希腊认识论词根aisthētikos就是指对人类感觉器官的研究。本雅明对电影的关注并不等同于对电影表现和叙事进行文本解释，而是对涉及技术、图像和身体的多个交叉的影像接收过程进行批判性分析。他概述了这个交叉点的一个关键理论问题：“电影凭借其震撼效应，倾向于它们接收的形式。在这方面，它也被证明是目前最重要的主题，特别是对于感知理论，而希腊人称感知理论为美学。”（SW3，120）本雅明的媒介批判就感知变化的本质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媒介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扩展了审美体验的可能性，并找回了被异化和分裂的人类感觉器官从而重新组织了新的主体？他的媒介批判旨在把握感知的不断变化的本质和媒介对新公众的建设性作用。

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媒介批判也引出了本雅明独特的“批判”观念，反映了传播和批评的危机。本雅明不是传统的媒介“理论家”，他并不认为媒介是一种结构或制度体系，也没有努力通过数学或定量方法提供对传播技术的功能分析。相反，他从非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媒介，并从他自己独特的唯物主义人类学视角审视了各种传播技术模式与各种形式的人类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本雅明正确地理解到不仅需要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遍政治和经济背景下探索媒介，而且还要关注公共领域的转变，尤其是联系到人类感知和能力的重新配置。

我们应该记住，本雅明的观点新颖而富有争议。这就是它们如此有趣的原因。他可能不会给我们提供明确的答案，但包括技术的作用、身体的经验、空间的组织、注意力集中和分心、传播与信息在内，他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和主题都是我们在数字技术时代仍然关注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去世70年后我们仍然需要阅读和理解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