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肖像：本雅明论媒介，未来职业及德国戏剧特殊形式

《经验》（1913年）

《青年形而上学》（1913-1914年）

《大学生的生活》（1914-1915年）

《未来哲学论纲》（1918年）

《德国浪漫主义的批评概念》（1919年）

《教职论文大纲》（1920-1921年）

《致克里斯蒂安·朗的书信》（1923年）

《我对大麻第二印象的主要特征》（1928年）

《1931年8月7日的日记，直至我的死期》（1931年）

《破坏性性格》（1931）

《经验与贫乏》（1933年）

《1900年左右的柏林童年》（1938年）

1892年，本雅明出生于柏林的一个中上阶层的世俗犹太家庭，有趣的是，他接受的学校教育远非类似背景的孩子们的典型。1905年，他被送往位于图林根州农村的豪滨达（Haubinda）的一所经过改革的寄宿学校，而不是前往文理中学就读。在那里他加入了由德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1875-1964）所领导的青年运动中的左翼自由派。维内肯倡导的学校改革计划逐步灌输终生的激进教学法和为年轻人寻找替代性教育体系的可能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段时期，一方面是普鲁士帝国的陈腐而保守的资产阶级世界，另一方面是在20世纪初激烈寻求新可能性与机遇的进步激进青年运动，本雅明的青年时期就像他同代的许多人一样，以两者之间的代际冲突为标志。那个时代仍然受到旧的等级制度、传统的社会习俗和长期存在的特权和服从模式所支配。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资产阶级礼仪和偏见的世界，充斥着胜利的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野心。对于许多先进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越来越不合时宜且反动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随后将之扫荡一空。(www.xing528.com)

1912年，本雅明前往德国和瑞士边境，在布赖斯高的弗莱堡大学就读，最开始学习哲学。一年后，他回到柏林，参加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的讲座。齐美尔对商品文化和当代都市生活的社会学分析，在《大都会和心理生活》（The Metropolitan and Mental Life，1903）与《货币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ney，1907）中得到体现，这为本雅明提供了一个持久的理论基础，让本雅明得以详细阐述和说明对商品文化和现代人类经验的批判性考察。然而，对于像本雅明这样寻求知识和政治实践的替代模式的学生来说，“大学根本就不是学习的地方”（C，72），实际上，甚至可能造成主动的伤害，因为大学可能“毒害我们的精神转向”（C，74）。作为柏林自由学生协会（FSA）的主席，本雅明更积极地参与学生运动而不是大学课程。他最早的出版物之一是一篇题为《教育改革——一场文化运动》（Educational Reform：A Cultural Movement）的文章，刊载于1912年柏林自由学生协会在弗莱堡出版的杂志《学生与学校改革》（Student and School Reform）上。他在1914年举行于魏玛的一次学生会议上提交了有关大学新概念的文章。在早期作品（诸如《青年形而上学》《青年的宗教地位》和《经验与贫乏》）中探讨的形而上学主题（如语言、交流和经验的本质）是本雅明对他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时产生的具体社会政治问题进行哲学反思的一部分，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这些文章中，本雅明将德国教育体系的局限性和失败归因于教授和学生之间的等级关系，他将之视为师傅和学徒之间、掌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演说者与聆听者之间单向交流的旧观念之上。本雅明自己受到的激进的学校教育实践使他确信，交流绝不是也永远不应该被简化为“单行道”，而必须始终涉及相互和共同的活动。教育的目的并不是由权威的教师向被动的学生传递信息或知识，而更应是积极参与互惠互动的集体交流。与在世纪之交统治着德国公共教育体系的传统启蒙教育学原则相反（在今天的大多数国家，这些原则可能仍然很强大），本雅明认为教育和娱乐是互补而并非互不相容的过程。本雅明在交流传播、教育和娱乐方面的主题旨在挑战所有形式的既定权力、正统和权威，无论是传统知识、文本、作为师傅的教师，还是包括大学在内的组织机构或当权的政治权力。

在完成学业后，本雅明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职业。尽管蔑视作为组织机构的大学，但他还是决定追求学术生涯，希望成为“一位哲学的文学评论家”：“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但终于接近了。我的目标是成为德国文学的最重要批评家。”（1930年1月20日致好友肖勒姆的书信；C，359）本雅明勉强逃过了德国军队的征兵，搬到了瑞士伯尔尼大学，在那里撰写博士论文，研究早期浪漫主义批评理论的哲学基础（1920年发表的《德国浪漫主义的批评概念》）。在1918年给他的朋友恩斯特·肖（Ernst Schoen，1894—1960）的一封信中，本雅明表达了他对学术生涯的不确定：“我确实想获得博士学位，如果这不应该发生，或者没发生，那么它只能是我最深压抑的表达。”（C，125）本雅明在多大程度上或多么认真地将自己设想为一位教授，我们并不能完全清楚。

在短暂参与父亲在柏林的古董生意时，本雅明曾设想将贩卖古董和稀有书籍作为职业的可能性。在此之后，本雅明回到学术界，并在1924年5月至1925年4月初就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悲苦剧（German Baroque Trauerspiel）完成了他的教职论文。这篇文章于1925年5月提交给法兰克福大学文学史教授，接着提交给了美学教授，最后被转交给了哲学系的教员，包括后来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的青年教师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这部作品探讨了中世纪之后德国戏剧的一种特殊形式（或观念），本雅明认为这种形式表达了一个被神弃绝的人类世界那忧郁的生存状态。审查者们对这篇论文的共同评价是无法理解，其中不少于600处引文的来源极为模糊。与其面对彻底失败的尴尬，本雅明还是听取了大学方面的非正式建议并撤回了他的论文，从而终结了在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大学体系中任职的机会。然而，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次幸运的逃脱（对所有那些钦佩他作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他宽慰了自己，没有理由认为这不是真的：“总而言之，我很高兴。沿着当地大学的所在攀爬弗兰哥尼阶并不是我的方式。”（C，276）几年后的1928年，他撤回的论文以《德意志悲苦剧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为题刊印出版。与德国学术体系的负面反应相反，他的书在德国和法国的文学界得到了广泛的批评关注和一些正面的评价。

本雅明不再是一名学者，而是越来越多地参与新闻写作，包括评论、文章和其他针对大众读者的短篇，这些体裁和读者群体都受到学术精英和官僚的蔑视。他收集的格言和片段集《单行道》（One-Way Street）与《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于同年问世，但在设计、构思和语调方面截然不同。凭借由达达主义者萨莎·斯通（Sasha Stone）设计的耸人听闻的蒙太奇封面，《单行道》构成并试图表达一种新颖而另类的知识实践模式，并提出了本雅明自己的创新文学批评。这种独特和开拓性的知识分子实践之基本特征是捕捉和记录都市日常生活的时事性。批评家的任务是随时记录并展示此时此地。当前的事件、文化的发展、新的娱乐形式、日常生活的摘录、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存在条件的零碎洞察——所有这些都被以格言、笑话、文学片段、书籍评论、远近城市景观的钢笔画、访谈和其他文本元素所捕捉。所有这些片段都被收集并组成了图形、马赛克、星座以及对主流和传统的体裁、流派、评论家和作家，即所谓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幽默、讽刺和批判性蔑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做法被延续到了他有关19世纪巴黎拱廊街那未完成（或不可完成）的项目中，而这个项目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构思出来的，它并不是要重建过去，而更多的是要呈现当代的意义。在这一线索下，本雅明的知识分子实践可能被理解为“通信员”这一术语，也就是说，一个以与他们时代的规则相对的方式写作的人。他的著作包括紧急、短促、尖锐而严厉的句子，用交织的长短句刺穿魏玛文化中自满的资产阶级伪知识分子圈子的伪装和浮夸。在这种新闻形式中，他不仅写了他自己的时代，也写了我们的时代。这种形式更像是漂流瓶里的急信，而不是冗长之信。

作为审稿人、采访者、编辑和翻译，本雅明的多方面工作以各地期刊和报纸为中心，这其中不仅包括法兰克福（即《法兰克福报》）、柏林（《文学世界》）和巴黎（《世界报》），还有东欧城市如莫斯科（《造物》和《词》）和布拉格（《布拉格日报》）。将本雅明描绘成一个不幸而忧郁的形象或许低估了他作为记者的成功。例如，在他访问柏林期间，法国小说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曾于1928年1月对本雅明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专访。他还采访了其他当时著名的文学作者，比如格林（Julien Green，1900—1998）、玖昂多（Marcel Jouhandeau，1888—1979）、伯尔（Emmanuel Berl，1892—1976），以及超现实主义者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和德斯诺（Robert Desnos，1900—1945）。

创办自己的期刊是本雅明一直坚持的愿望。在20世纪20年代，当一个出版商委托他编辑一本新的文学和哲学批评期刊时，这一切几乎要实现了。他提出的标题是《新天使》（Angelus Novus），取自他拥有的一幅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画作的标题。在他的主编就职前言《〈新天使〉期刊宣告》中，本雅明宣称“期刊的使命是宣扬其时代精神”，探索当代文化政治、戏剧和宗教。但是在经历了各种纠纷和财务问题之后，出版商退出，而《新天使》也从未出版过。本雅明也许能够勇敢面对《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的学术失败，但这一次，他没有隐藏他的苦涩和失望。

本雅明第二次试图出版自己的期刊但仍以失败告终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时他与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合作密切。本雅明和布莱希特认为，面对新的大众媒介，资产阶级的艺术和文化形式已经崩溃。随着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新艺术形式的兴起需要同样创新的批评类型。第二次期刊的拟议标题《危机与批评》（Krise und Kritik）表明了他们认为传统审美实践和范畴崩溃的基本见解。本雅明和布莱希特计划纳入各种著名的左翼文化批评家和作家的作品，如卢卡奇（György Lukács，1885—1971）、科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和德布林（Alfred Döblin，1878—1957）的作品。但又一次，由于经济困难以及两人之间的编辑分歧，计划没有实现。

本雅明有过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版自己期刊的尝试，但这是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做出的。1939年，本雅明作为一名敌侨被拘禁在维尔努歇城堡（Chateau de Vernuche），他试图与一两名营地囚犯合作制作一本出版物。这并不是作为一种发展知识实践的方式，更多的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并以此在集中营里生存。

本雅明在担任媒介理论家之前是媒体从业者。他不仅是一名记者，为报纸和杂志工作，而且还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积极参与无线电广播工作。这一时期，德国广播行业迅速发展，广播作为一种新的大众媒介备受欢迎并达到顶峰。与主要致力于在理论上讨论无线电可能性的其他德国知识分子不同，本雅明在广播中担任重要角色，有时作为导演，有时作为主持人，有时作为编剧。尽管他对无线电广播的参与是由于他迫切需要收入，但他对媒体的参与是开创性的。广播被许多德国知识分子视为“大众”传播的贬值形式。本雅明的广播播送的内容并不涉及高雅文学或知识教养（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不同），而是流行文化中最被嘲笑的领域之一——儿童节目。

本雅明意识到，新公共文化的可能性永远不会来自高雅艺术的衰落，而只能来自新的“大众”文化产业的中心内部，诸如广播和电影。在大众媒介中，他看到了新的机会，可以超越基于启蒙原则的疲软教育体系，并找到他自从青年运动时期以来一直关注的教育问题的潜在答案。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本雅明不仅创造了一种教学实践理论，而且创造了面向年轻观众而将教育和娱乐结合在一起的实际节目。本雅明开始将无线电广播视为一种可能的媒介公共领域，在这种领域中，他可以扮演并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本雅明的无线电广播涵盖了各种风格、形式和主题，包括游记、书评、文化史（例如玩具的历史）和信件收藏。他在1926年12月至1927年2月期间的莫斯科之旅通过他的电台谈话（《俄罗斯青年作家》）和日记（《莫斯科日记》）进行了宣传。1932年纳粹夺取政权后，左翼和犹太裔的导演和制片人都被解雇了。本雅明是最早一批离开的：他离开了在柏林的无线电工作并流亡巴黎。

本雅明知识分子实践的最后一个化身涉及他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批评模式。本雅明认识到，大众媒介的新时代需要重新将批评家的任务概念化，其中审美范畴和判断被揭露为政治的，并且从属于政治。在致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一封信中，本雅明强调需要一种新形式的批评：“问题在于文学批评在德国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严肃的体裁，50多年来一直如此。如果你想在批评领域树立声誉，那么这最终意味着你必须将批评重新创造为一种体裁。”（C，359）在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致力于提出一种另类的批评形式，与不断变化中的沟通性质相对应，并重点关注艺术、媒介和政治领域中最激进的试验。这些将是他对媒介理论最独到而知名的贡献，时至今日仍然是激烈讨论的主题。本雅明关于摄影、电影、广播、戏剧和受众的著作经常被视为他对美学和政治的原创研究。这些著作受到许多遭遇和经历的启发。布莱希特对技术进步的积极适应也促使本雅明考虑知识和文化实践的确切物质条件。在超现实主义、包豪斯和俄罗斯实验电影制作等各种前卫运动的作品中，本雅明认识到了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新时刻，这个时刻将审视迅速发展的媒体和文化生产的技术设备。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看到的那样，在这些运动中，本雅明看到了人文启蒙运动这一规划最终消亡，而尚未完全形成却可识别的新革命集体主体正在出现。媒介批评家的角色被视为革命政治的先驱，而在一个彻底改变的文化领域中，公众将作为分心却具有批判性的观众而占据舞台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