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论媒介：全球媒介景观批判分析

《简历1》（1925年）

《简历6——本雅明博士》（1940年）

1940年9月，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年仅48岁的瓦尔特·本雅明自杀身亡。那时，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媒介世界尚且处于萌芽状态：很少有人拥有电话；电视作为一种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至于电影，默片的时代记忆犹新，而彩色片仍然是一种新奇的事物；印刷品、报纸、杂志和期刊仍占主导地位，而广播已成为它们主要的电子竞争对手。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无线”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大约70年后，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各种电子通信技术主导的全球化世界：移动技术、各种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卫星频道、即时全球电信、博客、社交网站、推特、即时接入互联网的平板电脑和音乐播放器。那么，本雅明的作品能告诉我们这个21世纪无处不在的数字媒介世界什么呢？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即时全球通信、即时获取信息、即时下载、游戏图形、3D、HD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观看电视直播和无所不在的广告都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更不用说思考它们了？而对于这部分读者而言，本雅明的作品提出了怎样的挑战与问题呢？

在这本书中，我想说明，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媒介时代，但本雅明的著作仍然批判性地分析了当今全球媒介景观的基础。这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因为本雅明关注的是媒介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之间的密切关系；其次，因为他以技术创新与人类感官和经验转变的紧密交叉为前提，而这些联系在他不幸逝世后的70年里将愈演愈烈。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对本雅明有关媒介的著作感兴趣。几年后，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重读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核心文本，并震惊于本雅明之于我们当代媒介景观分析的持久相关性。例如，传统的观念认为媒介不过是向接受者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而本雅明是为数不多的批判性地挑战这一观念的早期思想家之一。此外，我在本雅明有关媒介的著作中发现了强烈的政治参与感，因为他试图探索它们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环境与后果。虽然针对这些问题有很多争论，但对我来说，本雅明的见解表明他受惠于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下工作，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灾难的非人性、不公正和不平等来说，他也是一位深刻而往往显得忧郁的批判者。本雅明的作品总是面向为人类解放而交流的可能性，他不是以一种天真的方式将现代媒体视为便利的工具，即一种技术发展，而是视为他长期思考调整和协调人类、技术和自然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一部分。(www.xing528.com)

将本雅明本人描述为一位“失败的”学者是事实，虽然这略显苛刻。如果我们指的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有偿雇员，那么他从来就不是学者。他从未在大学保有过职位：当他被迫于1923年在审查委员会审议时撤回他的教职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他获得教职的希望就破灭了。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那样，他的论文被德国学术体制的大师们视为不忍卒读、难以理解和无法接受，可这些大师们的名字如今却早已被遗忘或近乎被遗忘。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本雅明被大学体系突然且毫不客气地驱逐使他或者说强迫他开始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当然也是一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他不再写作他所鄙视的“大部头”或“重磅作品”，而是写作各种各样的散篇、评论和其他片段，以向报纸、杂志、期刊的专栏投稿，这些都是本雅明文学活动的出色阵地。报纸而非演讲厅是他传达观念和思想的主要场所。的确，在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本雅明花了很多时间来完成他所挚爱的作品《拱廊街计划》，以典型学术的风格在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档案中挖掘材料。但他也不断将自己在柏林、巴黎和其他地方经常光顾的咖啡馆称为自身知识生产的关键场所。我们可能会联想到那些端着笔记本电脑和拿铁咖啡坐在今天已连上Wi-Fi的大都市咖啡店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本雅明也是他们的先行者。

因此，让我以一些略显不同的形式来介绍本雅明博士，他不是一位孤独地躲在灰尘飞扬的图书馆阅览室里，研究着注定为最独特的精英知识分子读者所阅读的晦涩而乏味的材料的学者，而是一位参与政治的批评家，我们将在许多不同的环境、历史时刻、生活情境以及生产场所（虽然不太可能）中遇到他。

从1939年起，本雅明正式开始无国籍身份的生活，但更早于此，他已经被接受为“左翼的局外人”：从1934年春天开始，他就依靠纽约社会研究所每月500法郎的津贴维生，并不断同出版商争论稿费。即使在作为知识分子难民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他仍然与任何学术机构或政党无关。他既不是社会研究所也不是共产党的成员。然而，这种边缘立场并没有阻止他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例如，1935年，本雅明出席了第一届国际作家大会，这次大会旨在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家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政权。1935年6月22日，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本雅明就他的论文《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表了演讲，这是由巴黎的德国作家联盟组织的一次活动。在政治动荡中，本雅明受到法西斯研究所的邀请，就文学形式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发表了演讲，这一演讲的内容之后被汇编成了开创性的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他的文章《巴黎来信》于1936年在莫斯科的杂志《词》（Das Wort）上发表。该出版物被盖世太保所禁绝，导致本雅明的德国公民身份被撤销。在任何意义上，本雅明都没有办公室和私人空间。他总是出现在公共场所：他在图书馆读书，在咖啡馆写作，并在书店演讲。他是一位公共的人，城市的公共空间就是他的工作空间。

尽管不希望将本雅明的生活感情化或浪漫化，但是其作品的吸引力仍然在于大学系统和学术界之外的边缘而非主流。他从来不是一位局内人。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我首先想要传达一种感觉是，本雅明是一位充满能量和兴奋感的作家，是政治参与和禁忌的作家，是一位专注于尖端技术、新世代和新政治形式与可能性的思想家。他的观念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新颖的，直至今日也仍鼓舞着我们。本雅明也是一位现代性（modernité）的作家。这也是他可以历久弥新的原因。因此，让我们通过本雅明所扮演的四种角色来结识他：学生活动家、记者、媒体从业者和媒介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