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鱼网络直播平台主持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

◎万鹏^[1]

摘要：“自媒体”的兴起宣告了Web2.0时代的到来——从“传—受”关系到“人人皆为受众，人人都是传者”，再到“用户创造内容，内容创造价值”。“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打破了主持传播话语主体拘泥于权威传播机构的旧话，网络直播平台的广泛应用使得大众可参与、创造、主导主持传播活动。传统的线性、循环传播模型无法准确地诠释数字文化语境下的主持传播。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文化研究的方法，结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网络直播平台场域的媒介规则、网络直播平台的资本转化与博弈、网络直播平台的惯习三方面展开分析，对新媒体时代网络平台的主持传播活动进行解读。

关键词：网络直播平台 文化研究 场域

Web2.0时代，自媒体平台大军突起。网络平台上不仅个体可以自由地发声、创造内容，还进一步演化发展出系统化专门化的内容生产团队。自媒体平台释放了节目的制作权与展演空间，人人可做节目，人人可做主持人，过去在电视等传统媒体平台上不可或缺的主持人角色，在现今的主持传播活动中位置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主持传播学旨在从传播学的角度观察、描述、阐释“主持人”的角色职能在网络传播活动中的转变。相较于播音主持艺术侧重的语音发声、艺术表现研究范畴，主持传播倾向于用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论分析“主持人的传播活动”的规律。在新媒体语境下，爆红的网络直播方式不但凸显了网络空间信息传播主体职能的转变与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播音与主持行业的构成格局与发展态势。

当下，主持人在节目中“缺席”，或是由嘉宾充当主持人传统的报幕人角色。湖南卫视《我是歌手》、浙江卫视《中国新歌声》，主持人或变成嘉宾的助手从旁协助，或干脆变成观众中的引领者摇旗呐喊，或变成点评嘉宾旁白式参与节目。以往主持人传统的“播报职能”被“淡化”。网络上，讨论节目的声音不再聚焦于主持人的个人特征或主持风格，而是更关注表演的主体——演员、歌手等。对表演主体而言，这无疑更凸显了表演者的一举一动。可是对主持人们而言，传统平台新推出的看似千变万化的节目形态却在诉说同一种职业的命运结局，即节目放弃了主持人的“介绍功能”。主持人最基本的一项职能就是“承上启下”，即衔接综艺晚会、娱乐节目中的大小环节，使之自然平稳地过渡。当现今的节目不再需要主持人的串联、介绍时，主持人本身这一角色便成了“鸡肋”。生活的日渐富足带来更强烈的文化需求，然而缺乏新意墨守成规的节目类型、弱化甚至淡去身影的主持人形象让电视等传统媒体平台的节目制作陷入泥淖。

不可否认的是，主持人这一表演者的角色仍广泛存在，不会消失于一时。可主持人的表演职能已发生转变。对主持人的角色要求发生变化的原因如下。

一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为传统平台的主持传播节目收视率带来危机。截至2017年，我国网民数量规模已超七亿，普及率达55.8%，利用电子设备进行网络社交已成常事。多元化的平台、多样化的节目形态让人目不暇接，分流过去为电视台所垄断的收视率。

二是用户参与行为的变化。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16年中国社交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直播功能成为网络社交平台标配。一家人守着一个电视机收看节目的旧话已成明日黄花。截至2018年12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3.97亿，用户使用率为47.9%。^[2]早在2016年，手机是网络直播用户的首要收看设备，使用率为84.1%，排在各设备首位。^[3]

图1 网络直播收看设备占比^[4]

三是网络平台运营方式的助推。以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视频等为代表的网络视频平台通过版权购买、自制网剧等方式分流收视人群的同时，以吸收的素人（未出道的艺人）与网红KOL（有固定数量粉丝的红人）为营销利器，开设秀场直播、游戏解说，与传统媒体分庭抗礼，抢占盈利先机和直播节目市场。

四是网红主播的广告价值被开发挖掘，现象级的网红经济反哺网络平台。正当主持人的表演角色看似被弱化时，网络主播与网络综艺主持们的风生水起却又将主持人的表演职能展演得淋漓尽致。以BAT为首的资本打造出汇聚有乐于分享、敢于展示自我欲望的新生代网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打扮新奇靓丽的美女帅哥，有秀“神级操作技巧”的游戏好手，有身怀渊博知识分享读书经验的名人博主……平台为网红们提供表演的场所，在各大新媒体上通过广告链接、算法推荐增加其曝光率，而网红们则利用自身的才艺表演、兴趣技术等为平台招徕流量。资深的网红还会为平台争取优质的CTR（点击率），将流量变现。

高交互性的主持传播模式给传统意义的主持活动带来形式与内容的革新冲击，网络直播的主持活动制造的利润关系更是令人惊叹：网络直播平台“陌陌”网络直播业务仅上线一年收入就占到整体营收的79.1%，网络直播平台“YY”在2016年网络直播元年就收入超80亿元人民币。^[5]

主持人的职业角色诚然已发生改变，其改变程度由表演的平台决定。主持人传统的介绍功能有时代背景烙印。在数字技术欠发展、录像设备简陋的年代，主持人不可避免地成为节目的衔接者与信息的介绍人。主持人业务能力体现在“普通话水平”、播报能力等，主持人是演出平台的前台，是门面。由此，主持人的形象因播出平台而被规训，力求稳重大气又与观众保持距离感。创造了惊人流量与消费动力的网红主播们表现出与传统主持人形象迥然不同的特质。主播们去端庄化去严肃化，他们的节目处理方式追求风趣幽默与娱乐化。网络直播平台的主播们在节目中不仅起着串联的作用，而且还突出、放大了自身的表演职能。在网络直播间中，主播即节目核心，直播节目的一切围绕主播而存在，主播的风格直接决定节目的表现形态，而节目展现的内容则是主播个人的表演结果。新媒体语境下的主持传播活动和过去的主持传播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

网络直播从早期直播1.0时代作为“软色情直播”的代名词到细分为秀场直播、游戏直播等娱乐化的节目形式，再到现如今垂直化发展出直播3.0的专业化生产模式，经历了从散乱、普通、低俗的文化生产形态，到专门化、产业化的工业化生产形态。传统媒体平台为用户提供信息，这些信息权威、系统而井井有条。网络直播平台去中心化地塑造了多元的内容，模仿和吸收传统平台专业化的制播优势，可接入门槛的降低与新媒介技术的应用赋予人更多表达的权力。

主持传播活动是由人创造、由人参与的人类活动。文化研究方法可追溯至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CCCS）的文化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方法，旨在结合当下社会氛围对参与个体的性格特质、行为心理与参与群体的精神状态进行分析。无论是在电视媒体称霸的年代，还是在新媒体泛化的时期，主持传播活动与现代人生活状态息息相关。以文化研究为研究方法，将主持传播活动作为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为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主持传播提供了方向。

文化研究学者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出，宏观的社会世界整体由微观的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网络世界是现实社会在互联网端的延伸，从这个层面看，网络平台的聚合也可看作是与宏观社会世界相对的社群小世界。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由三个彼此关联的核心概念组成，即场域（field）、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

“……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6]场域被视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network）或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提出，宏观世界由无数微观的场域构成，场域的建设由场中的成员依据特定的逻辑要求或称之为游戏规则完成。场域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展开在此进行。场域由成员建设，同时又为身处其中的个体提供竞争规则与选择，个体则通过竞争策略搭配选择。一方面选择体现选择者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框架体现场域对社会成员的强制约束。在主持传播视野中，传统主持人们立足于大众传播场域，而网络主播则栖身于网络平台场域。传统主持人们代表大众传播平台的形象，核心的职能在于传达信息；网络主播们在网络平台各自为政，靠点击率体现商业价值。高点击率换取更优渥的曝光机会和商业项目，如何在一众节目中给观众留下印象吸引更多关注是网络主播的头等大事。

场域为其成员提供竞争策略可能，成员在场中的行为表现被称为“性情倾向”“生存心态”或“惯习”。“惯习”看上去与“习惯”的字面相似，正如法语中“habitus”（惯习）和“habitude”（习惯）两个易令人混淆的词一般。但是布迪厄创造的“惯习”应被理解为一种“持续性发展的、动态可转换的”倾向系统。惯习是一种表象，它稳定地扎根在人的心智中，对人的认知、判断与行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惯习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结果，在实践中遵循惯习的指引。大众传播平台的主持人在场中将信息告知观众，网络传统平台的网络主播在场中为博取更多用户关注而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场的转变带动惯习的转变。观众从被动接受的观者到积极参与的用户，他们从缄默贡献收视的无关个体变成拥有话语权与个人身份的独特存在。

场域内散布着各种力量参与竞争，决定竞争的逻辑被布迪厄称作资本的逻辑。资本是个体在场中施展力量进行活动竞争的目的，也是个体用以活动竞争的筹码。布迪厄将这类资本筹码按照表象形式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它们分别以财富的形式、教育资格的形式、为社会所称许的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以市场作为竞争竞价的纽带，象征性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场中交流、交换、交易。主播们通过与商业项目结合获取经济资本，在节目过程中植入广告变现流量，如美妆博主为提高某类护肤品牌的带货率做专题试妆表演让粉丝了解。以考研、雅思出国等信息服务内容为标签的博主通过分享留学知识、海外见闻等被平台推举为教育层面的专家，建立博学的高知形象，聚集有深造意愿与自诩精英人士的网络用户的人气，积累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在网络直播平台这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中，网络主播、网络直播用户、平台运营商等是空间中的社会成员。网络直播平台的运行具有自身的存在逻辑与规则。用户在平台上的收看偏好与个体趣味相关。个体趣味不仅受早期教育取向的制约，还受个体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认知的影响。用户之间就主播播出的内容自发讨论、分享推出热门直播与流行趋势，吸引眼球，让更多用户参与其中，形成直播平台新的潮流，从而对用户的收看偏好产生影响。

网络直播平台正如一个由网络媒介搭建的场域，网络主播、用户在场中作为成员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关系，建构、理解、再建构着场内的内容结构，通过资本筹码的转换进行权力博弈。对它的分析首先要从其媒介规则入手。

在网络直播平台的场域中，用户不仅会积极参与，而且会期待信息的交流互动。网络平台更像是一个由用户兴趣聚合而成的微型社区。在网络直播平台，用户可以任意点击进入某位主播的直播间，成为观众一员，并且在下方的聊天窗口与主播互动聊天。直播间用户可与主播“连麦”，即所有观众都可以听见该用户与主播的语音对话。直播间用户还可以为主播送虚拟礼物，每一个礼物都对应一个在现实社会中可以转换的价值，如游艇、飞机等礼物代表约500至1000元人民币。为支持喜爱的主播，可以在直播间内发布文字、表情，其中每条文字的字数不超过50字。通常为了营造热闹的气氛，用户会选择刷屏，即快速地发送相同的、形式相似的内容表达对主播的认可。用户还可根据自己的偏好关注主播，主播身为直播平台的用户也可以“回关”打赏的用户，以示亲密关系。

主播通常会根据自身的特长构建“人设”，如知识型博主、美妆达人等。他们通过游戏解说、自身才艺表演、即兴互动聊天等直播形式“挂牌出演”。网络直播平台实质就是泛化的微型网络电视台，每一个直播间与置身其中的主播就是微型频道与频道中的主持人。在这方空间中，主播打破主持人传统的代表平台的端庄形象，生产新奇的视听内容。内容的创新为点击率服务，直观反映主播们人气热度的指标就是在线观看的人数、互动刷屏助威的速度以及打赏的数目。具备高粉丝数量、高打赏份额的主播将受到各类商业项目的青睐，如美妆博主李佳琦，作为“将口红涂得比女人还好看”的男性主播在一众美妆博主中杀出重围，其性别属性和鬼畜的试色过程（不断地用戏剧腔呼喊“Oh my God”，“买它”）为其增加不少辨识度而爆红网络。李佳琦带货能力强大，直播5分钟卖掉15000支口红^[7]，被广大口红爱好者戏称作“花呗杀手”。一时间，大牌化妆品纷纷给他抛来橄榄枝，代言费、各种直播广告的植入价格水涨船高。

网络主播与传统的主持人的角色职能分化源自主持功能的差异。大众传播平台的主持人们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代表播出平台的媒介形象，在个性化与权威门面的诉求中游走。传统主持人的主持旨在服务节目，传达信息，是大众传播系统中的承接部分。传统的主持传播活动凸显主持人的舆论引导职能，将主持人划归于与宣传内容一体的语境下，就算是在娱乐性的综艺节目中，主持人的形象仍受到传播平台性质的约束。克制、大方、得体的传播主体形象是传统主流的主持传播表现形式。网络直播平台的主持传播主体网红主播，实际上就是网络平台的主持人。与传统大众媒介平台的主持传播形态不同，网络直播平台为主播们提供更加轻松自由的播送环境，主播们的个性、特色等均成为直播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放的空间中，主播们可以随性地展演与表现，与观众即时互动，卡顿、轻微的措辞不当不再是专业能力的污点，搞笑的鬼畜视频、表情包有时还可将这些磕绊的瞬间剪辑成段子，赢得直播用户们的刷屏支持。在网络直播的场域里，主播们通过个性化的表演积累早期社会资本，即粉丝量与点击率。在拥有强大的数字支撑后，换取经济资本，通过商业项目的合作推广变现流量。不断积攒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为网红们提供攫取文化资本的机会，主播亮相各大综艺晚会，吸引更多粉丝关注，确立自身在领域内的地位。

图2 李佳琦与马云比拼卖口红

网络直播平台的开放性为所有的网络用户提供了接入的端口，实时更新的流量数据由网络直播用户们一同创造。网络直播平台的即时性让直播的曝光率、节目的点击率成为直播节目是否受欢迎最为显性的量化指标。数字的背后隐藏着网络直播平台的游戏规则。首先，直播间的收视率直观反映主播人气。其次，主播获得礼物打赏的数量与主播的收入直接相关。打赏的金额化为数字，不断攀升的数值弱化了用户们对金钱流动的直接感官体验，使得用户之间为体现与主播的关系而进行的打赏竞争更像是一场由数字建构的网民狂欢。愿意为主播花钱的粉丝越多，主播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动力越强。拥有庞大粉丝数量与打赏背景的主播为其网络商业推广活动的表现背书。由此，网络平台的游戏规则由粉丝关注量与礼物获取数定格。网络直播平台场域中的阶层划分有了凭据：直播间人气旺盛、获得的虚拟礼物多，说明主播的业务能力强，该主播也会较普通的主播获得更多被推上直播首页、直播排行榜的机会吸引更多的关注，从而跃升为网络直播场域中的“上流阶层”。而这些众所周知的规则和默默运行的条件，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网络直播平台场域中的惯习的形成，为社会成员资本追逐提供参照。

根据布迪厄对资本的分类，网络直播平台场域中也存在上述三类资本。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呼应，经济资本满足低层级的生理安全需求，社会资本给予个体爱和归属感，而文化资本提供个体尊重与自我实现。

经济资本涌入网络平台，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经济资本的投入是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价值。与大众传播的平台相比，网络接入门槛低，收看群体广泛，利用用户偏好cookies和算法推荐可以精准营销，短平快地将信息传递给更愿意付费的人群。

主播在经济资本的支持下参与网络直播进行社会实践，直接目的仍是为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但是在获取过程中，资本间的转化尤为生动。网络直播平台受政治元场的调控，主播需合法经营并服从平台的管理条例。在此基础上，受经济资本支持的主播更容易得到首页推荐从而获取更高曝光率。经济资本直接影响主播的收视人气。主播通过秀场的才艺与技能展演博取固定粉丝常驻，粉丝集群悄然而生。追求经济更大化的过程中，主播必须吸引更多的粉丝关注，以此肯定自身的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不可否认，赢得粉丝群体认同、获取受关注的社会身份是主播们流量变现的保证。点击量数字为主播业务背书，粉丝热情为主播追求经济利益助推。经济资本帮助主播们攫取更大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而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又推动主播们吸引更大的经济资本关注。

现实社会与网络直播平台的资本追逐取向存在微妙的差异。现实社会的经济资本往往易于转化为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然而在网络直播平台上购买水军刷屏、组织控评操作、交易换取热搜排行等重金投入式的行为，只能是偶尔地炒作并不能营造稳定的粉丝经济。网络直播平台上的经济资本投入与关注量的增加、用户们的观看兴趣并不总是呈现积极的正比关系。网络平台的营销方式利用经济资本的投入伪造潮流趋势，实际上是以经济资本换取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为目标。

网络直播平台的文化资本更容易转化为社会资本。一个在美妆界默默无闻的美妆博主可能因为某次主持传播活动为网络贡献了某个搞笑的片段，被网络用户制作成动态图片或视频而在网络社区上被广泛地传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博取了眼球经济，获得大量的追随者。以该主播为代表的相关产品，包括图片、视频、综艺节目等，都深深地烙印了该主播的主持传播风格，被诸多网络用户追捧。喜爱该主播的个体则以周边产品的传播和使用相互识别、汇聚，形成同好关系网络。

同时，网络直播平台的社会资本获取，比起现实社会更为简单。主播们互刷礼物，获取游艇、飞机等打赏礼物的主播在自己的主持传播活动中植入赠送者的传送门（直播间地址），公然地引流被看作是一种网络社区的礼尚往来。2018年8月5日，艺人王祖蓝在快手直播两个小时，主播“二驴”单刷了40多万元的（独自赠送了价值40多万元的）礼物，据不完全统计，林林总总收到了不少于价值300万元的礼物。^[8]主播互赠礼物的举动是为了开蹭热度、涨粉，即“我给你刷礼物，你给我涨粉丝”。然而不谙交往潜规则的王祖蓝从头至尾没有念过礼物榜上的名字，惹怒了赠送礼物的主播们。有主播直接在公屏展开骂战。

网络直播平台社会资本的获取方式使得主播之间的关系网络有了一丝“差序格局”^[9]的味道，即主播之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某个圈层的粉丝活动范围。作为网络舆论平台、有众声喧哗的“泄洪阀”支撑的微博看似可以让用户自由发声，却不可否认地仍体现着明显的资本分化。聚集大量粉丝的红人博主发起的话题通常总是更快、更多地获得关注度和影响力。现实社会中的草根们在微博场域中依然处于话语权力的底层；现实中拥有复杂社会关系和文化资本的明星、名人们将权力优势的筹码转接入网络场域，仍在利用早期积聚的资本主导此公共领域的话语权。与微博的关系网络相比，网络直播平台也有提供专业化的垂直信息，如荔枝微课、财经直播等，发言人往往确是专业、职业的从业者。然而网络直播平台的秀场直播、游戏直播等内容对主播的专业化程度并无硬性要求，无法用教育背景、业务技能等的标准衡量主播，更不存在用于预测该主播人气的标准。

网络直播平台带来了主持泛化的机遇。这不仅为普通用户提供了发声的窗口，更为寻求新奇刺激的年轻人们指引了一条道路。《人民日报》（海外版）对时下年轻人的择业态度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95后”最向往的职业排名前几位分别为网红（包括网络主播和电商模特等）、配音员、化妆师、游戏测评师和cosplayer（角色扮演玩家）。逾五成的受访者有意向将来从事网络主播行业，给出的理由是主播职业“可以展现真我”，且“收入颇丰”。^[10]年轻人向往主播职业，追求“自我认同”与“尊重”，实际上就是在追逐网络直播平台带来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

图3 “95后最向往职业”^[11]

为将社会资本通过网络直播节目转化为文化资本以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有的主播选择“博出位”的表演形式。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提出组成个体的两个部分，即表演者和角色。表演者是易受干扰的主体，是为制造人设形象全心投入赋予人性的表演工作者。角色是被表演的对象，是表演者挖空心思打造的人设形象，且一般都是美好的、正面的形象。舞台表演活动让附加在各个演出角色之上的坚实自我显得更像是源于表演者体内。传统的主持传播主体受平台的制约，大众传播平台代表权威话语形象，与之相对，传播主体需以社会普遍认可的、为传统主流所赞扬的价值标准呈现自身理想化的形象。传播主体戴上面具展演，在表演仪式中完成对共同道德价值的表达性复述和强调。因此，大众媒介平台上，主持人的言行举止为将自己理想化的形象展现给观众，必须隐藏与理想自我和理想化表演不一致的活动、事实和动机。网络直播平台的主持泛化浪潮则让主播们得以选择另一种解放天性的舞台——突破主流定义的端庄大方形象，以自嘲、冷幽默、亲近粉丝即时互动等形式博取观众缘。卸下外在的传统主持人形象枷锁，主播们在网络直播平台这个场域中仍在表演，可是表演的边界却更为广阔。通过在平台上的社会交往，如互刷礼物、直播间引流等，主播们获取社会资本；而通过表演，主播聚集了一众追随者，并利用粉丝经济与流量数据将社会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

布迪厄提出，场域并不会漫无目的地野蛮生长，任何场域都受到“政治元场”的制约。“政治元场”对应“政治资本”，在网络直播平台场域具体表现为社会规章制度和网络环境监管权力。网络直播这一表演形式在我国的网络社区上方兴未艾，相关的管理法规仍在不断地摸索与修正，利用监管漏洞博取眼球经济的越界行为偶有发生。

2018年7月31日，江苏网警（官方微博账号）发布微博称，“接网友举报，斗鱼直播平台主播‘陈一发’在早年直播过程中，曾公然把南京大屠杀、东三省沦陷等民族惨痛记忆，作为调侃的笑料”^[12]。还有网络用户爆料称主播陈一发曾在游戏中，将游戏人物动作戏称为“参拜靖国神社”。随后斗鱼紧急封禁陈一发的直播间并在官方账号道歉，主播陈一发也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就自己的不当言行向公众认错。

诚然，网络直播平台上的网红主播们拥有大量的粉丝与打赏，动辄获取令人咂舌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他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社会身份、利益关系网络仍在时刻制约着其在场的表演内容，与代表传统平台脸面的主持人一样，违背主流意识的敏感信息与话题是禁区。即便是网络红人，其看似灵活的话语权同样受到“元场”的限制。

进入网络直播平台的用户易于为首页的宣传与热门的榜单所吸引，他们结合自身的趣味爱好选择节目观看。在观看过程中，用户直接或间接参与直播间的弹幕，接触式习得应援主播的规则，如刷屏、送礼物、点赞等。积极主动的用户甚至会生产原创的文字与音视频内容上传至平台增加主播的话题热度。(www.xing528.com)

主播们根据自己早期教育积累形成的趣味与审美配置选择直播内容，寻找以相同爱好为纽带的网络社区入驻，并通过现实社会中羁绊的关系和平台上的交往潜规则，建立以人情与兴趣为纽带的关系网络。在一次次网络直播活动中，主播们根据平台制定的播出条例规则和自身实践活动中感悟的播出经验感知场域。游戏主播PDD（原名刘谋）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英雄联盟职业选手，2014年，PDD选择在职业巅峰期转型做网络主播。赛场上他刚猛凶悍，业务能力突出，场下精灵古怪直播捧哏，一身肥膘加上锃亮的光头，他迅速笼络了大量的粉丝用户。PDD的一些直播日常被人录下来，有的进了英雄联盟集锦，有的成了鬼畜视频素材，火出圈的鬼畜视频《我就是全英雄联盟最骚的骚猪》在B站有近1800万的播放量。^[13]

由于2016年起，网络直播平台迅速增多，2016年被称作“中国网络直播元年”^[14]。2016年之前，网络直播的收看端口多为个人电脑（PC），移动端的普及让网络直播内容更加多元化发展，除垂直细分的“直播+”专业内容外，还引入了结合VR等元素的场景直播形式。从早期以PC端（个人电脑）为直播展演窗口的时期到移动端直播软件兴起的初期，网络主播还是“软色情”的代名词。部分主播为了使主持传播的内容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点击，选择以身体作为节目文本的创作要素，一时之间，女主播带有隐喻的出位语言与偶尔展露自己的身体部位成了众所周知用于博人眼球的秘密。移动端的加入使网络直播细分出更多专业化的节目类型，主播们有团队在后台安排大小事务，精准营销形成固定粉丝群体，与粉丝们分享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如此，网络平台直播的主持“游戏套路”潜移默化地规训成为与这个场域契合的惯习，又作为另类的潜规则被写进了游戏。然而要想在形式千篇一律的直播间中脱颖而出，引起尽可能多的新粉的关注，就必须在内容上寻求一种“反叛”。

出位是一种与传统主持传播风格迥然不同的选择。根据主持人在传播活动中，为加持大众媒介平台的权威感而克制与观众交往的亲切感，保持不冷不热的社会距离，使观众无法完全了解表演者而深感神秘，从而产生一种敬畏的心理。博取内容的反叛是反神秘化的手法，主播们往往通过独特的表述方式、强烈的情感共鸣与创新的词语使用等获取文化认同与社会定位。

已被广电封禁的“MC天佑”以“喊麦”表演《一人我饮酒醉》风靡一时。喊麦与打碟调音和数来宝风格相近，又不同于传统说唱，喊麦主播伴随节点密集的DJ音乐背景，套用古诗词对麦克风呼喊，状态十分随意。既不是歌唱也不是Rap说唱，喊麦被视作一种毫无技巧却十分带动直播气氛的制胜法宝。主播喊麦打破了传统音乐表演的形式，网络用户们推波助澜剪辑编辑一系列病毒式传播的“恶搞”视频。喜欢者拥护喊麦，将其视作“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与精英主义反对者的鄙夷不屑对抗，主播与粉丝“合谋颠覆”“解构”传统价值观，体现了鲜明的狂欢式亚文化特征。从外在表现形式看，“直播间人数”和“粉丝互动刷屏量”是网络直播节目成功与否的标志性因子。无论是在直播间观看直播，还是以间接的方式在社交账号上分享直播片段，都可带动“路人转黑/转粉”，二次传播参与讨论。无论是真爱粉还是路人粉，都可为网络直播平台的场域注入更多的鲜活力量。狂欢的个体通过参与刷屏与转发“在场”自嘲式地接受自身“大众”的身份，消极地发泄对现有社会阶层配置的不满感。

中国接入互联网已有20多年，我国网民数量迅速增加，网络建设成就斐然，中国正在从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15]手机因其小巧轻便与多样的价格选择一跃超过IP电视、笔记本等电子设备成为收看网络视频节目的第一终端。^[16]依托网络平台，主持传播活动可随时展开、随时享受，内容的创作权限完全交付给创作者。网络直播平台为众多专业人士提供属于自己的展演平台，网络直播平台场域成为一个主播、网络用户和信息监管者等相互交错影响的网络。

5G商用应用于VR与无人驾驶等产品，电子通信产业的升级换代给网络直播平台提供更多可能。网络主播生产的内容不再仅仅是才艺表演、游戏解说，而转向更为专业化的集成圈层。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主播逐渐形成或依附团队入驻平台，吸引固定的用户群体，发展和经营自己的粉丝。

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提出，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映射，向来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的本质在于互联，信息的价值在于互通。只有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铺就信息畅通之路，不断缩小不同国家、地区、人群间的信息鸿沟，才能让信息资源充分涌流。^[17]算法推荐制造的信息茧房^[18]让用户偏安一隅，盲目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而散布低俗信息，利用用户的猎奇心理，这都是网络平台亟待解决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企业将营销预算与网络直播领域勾连。表面上看，网络直播平台上的主播利用差序格局与粉丝圈层在吸取流量，甚至达到以往论坛、微博等场域的意见领袖难以企及的高度，然而实质上流量的竞争是经济资本在直播平台背后推波助澜的博弈。经济资本可以决定什么被看见，什么被看见得更多。在某种意义上，经济资本这双无形的手正在为我们的网络社会设置议程。

英国评论家邓宁格说，只要有一成利润，资本就会到处被人使用；当有五成利润，便会引起积极的冒险；十成利润就会使人不顾法律；而翻倍的利润则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被绞首的危险。有的网络平台为吸引流量而纵容主播“打擦边球”。除主播自律与平台规定约束，网络直播的信息实时传播特性导致内容监管难以全面覆盖，利益驱动平台的模式让不规范的节目类型野蛮生长。目前网络直播盈利模式尚未成熟，主播盈利方式仍停留在用户刷礼物平台抽成的形式。

网络直播作为典型的“互联网+”业务，其监管不应局限于直播平台自身监管职能，还应建立严格的外部监管与立法惩治等监管制度。直播平台也应积极提升审查技术水平，改变传统的“人工审查”“关键词屏蔽”的审查方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的智能监控模式对直播内容进行识别。行政监管方面应当整合行政资源联合司法资源，明确公安部、网信办、广电部门、工信部门等各组织职责分工，协同监管。同时，刑事立法规定应不断地完善，对网络公共秩序的含义及其新型网络犯罪危害性进行界定，对危害网络公共秩序的新型网络犯罪行为予以严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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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鹏（1995— ），男，湖北荆州人，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文艺与传媒专业研究生，主攻媒介批评方向。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中国社交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EB/OL].[2017-12-27].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sqbg/201712/t20171227_70118.htm.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9-02-28].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中国社交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EB/OL].（2017-12-27）[2019-02-28].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sqbg/201712/t20171227_70118.htm.

[5] 搜狐娱乐.2016年直播全行业收入150亿，YY收入80亿[EB/OL].搜狐网，[2017-01-14].2017.

[6]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2.

[7] 运营研究社.5分钟卖出15000支口红，“口红一哥”李佳琦有何带货秘密？[EB/OL].[2019-03-13].36氪，https：//36kr.com/p/5184942

[8] 猫扑网.王祖蓝快手直播，二驴壕刷48万，助理让给喊关注，祖蓝不予理睬[EB/OL].（2018-08-09）[2019-02-20].http：//mz.mop.com/a/180809113424301.html.

[9] “差序格局”一词由费孝通提出，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水面上泛开的波纹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

[10] 人民网.网络催生新职业，青年择业路更宽[OL].[2017-11-22].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7-11/22/content_1818496.htm.

[11] 人民网.网络催生新职业，青年择业路更宽[OL].[2017-11-22].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7-11/22/content_1818496.htm.

[12] 人民网.斗鱼女主播调侃南京大屠杀，江苏网警：勿僭越法律红线[EB/OL].（2018-08-01）[2019-02-28].http：//js.people.com.cn/n2/2018/0801/c360303-31881482.html.

[13] 骆北.消失400多天后PDD斗鱼复播但却已判若两人[EB/OL].[2019-03-27].刺猬公社，https：//mp.weixin.qq.com/s/oK9dBT7ATENWraWaZ2qH7w.

[14] 梁亚宁.网络直播对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发展的影响和启示[J].新闻爱好者，2017（12）：50-53.

[15] 新华网.“平语”近人：关于互联网，习近平做过这些重要论述[EB/OL].（2016-04-20）.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0/c_128911200.htm.

[1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中国社交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EB/OL].（2017-12-27）.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sqbg/201712/t20171227_70118.htm.

[17] 新华网.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2015-12-16）.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6/c_1117481089.htm.

[18] 指人们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