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持人形象研究：体育节目中的身份展示

◎荀瑶^[1]

摘要：作为体育节目中重要的媒介角色，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女性主持人的形象越来越活跃。这一形象如今也被赋予了丰富的解读：一方面，诸多的女性主持人成为体育传播中的优秀代表，挑战了男性在这一领域的权威，赢得了职业认同；另一方面，多样化的职业角色被受众、媒介转化为可操纵的女性迷思。从体育节目的呈现来看，消费文化的场域将社会文化的期望值转化为女性主持人的压力，并促使其做出遵从这样期望值的行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本文将从社会文化性别的视角，结合朱迪斯·巴特（Judith Butler）的表演性操演理论，分析体育节目女性主持人的媒介形象特点以及身份塑造的逻辑。

关键词：体育节目 女性主持人 身份与表演

依托体育产业的商业价值增长与传播影响力提升，围绕体育赛事转播、体育娱乐消费打造的视听节目为女性主持人的媒介形象探讨提供了丰富的符号与文本，为我们洞察形象建构背后的权力与资源分配和生产语境提供了可能。正如汀·图梅（Ting Toomy）所说，没有人能在真空中发展自我意识……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都是在更大的文化网中被获取和发展的。

身份，即个体在群体、社会中的地位。作为大众传媒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持人被赋予了以拟态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形式向受众传递信息的职责。汀·图梅提出，“身份的两种来源：基于群体的身份和基于个体的身份代表性地影响着个体的日常互动。”^[2]每种身份都会产生角色认同和相应的行为预期。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用“表演”这一术语来描述自我呈现的行为，角色扮演是个体扮演特定形象和应对特定社会情境要求所呈现的性格与特征。一旦选择了角色就会影响到具体情境下的传播方式，涵盖语言和非语言层面——而这也是日常表演中创建性别身份的方式。协调一致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是令受众信服的先决条件。身份可以为日常表演所建构和加强。性别是身份的关键组成部分，男性、女性的行为对应了不同的社会期望预期，而期望也形成了行为规范的压力。背离社会文化期望的表演很可能收到负面的反馈。

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宁辛以大陆地区第一位体育节目女主持人的形象出现在荧屏上，此后，经过缓慢但稳定的发展，女性主持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体育类节目的展演中。在显见的数量不均衡背后，女性主持人在体育类节目中的身份定位值得关注和反思。

从节目内容的呈现场景分析，女性主持人的出现基本可归为赛事解说与演播室主持两种身份设定。

由退役运动员、资深专家以及经过后期培训的媒体从业者组成的女性解说结合了专业背景与女性视角，挑战了男性在该领域的绝对统治，赢得了职业尊重。在独立完成或者与男性解说密切合作的赛事领域，女性解说（主持人）在语言、非语言符号方面都遵循了明晰的身份设定。

1.身份建构的场景界限分明

值得注意的是，体育解说的职业领地划分有着明显的性别鸿沟。在男性解说主导的赛事，诸如田径、足球、拳击、赛车等重竞技赛事中，女性解说（主持人）的出镜率及参与度远逊于跳水、网球、艺术体操、花样滑冰等体育赛事。富有更多高对抗性男性气质的赛事成为女性解说（主持人）较少涉足的领域。

无论是先验式的设想还是依市场反馈而倒推的设计，其背后的性别逻辑往往被选择性地忽略了。尽管女性形象已经在大众传媒行业中不可或缺，但女性主持人的身份在体育类节目——这一男性气质最具统治力的领域——与约定俗成的习惯艰难协商。

与之形成观照的是，没有官方明确的分性别竞技领域——电子竞技赛场，催生出一批家喻户晓的女性解说（主持人）。如曾经的lol四大女解说（主持人）：小米、小楼、苏小妍、小苍等。尽管有次元文化、融媒体语境等多重维度的考量，女性解说（主持人）仍旧成为游戏赛事转播的标准人员配备。事实证明，女性解说（主持人）在这一领域也能够顺利完成竞技赛事专业解说的工作。对抗性的强弱并不是女性进入某项赛事解说工作的合理依据。

至此，承担体育赛事解说工作的女性主持人的身份建构场景的差异性有了较明晰的脉络：女性解说工作有着“重要的”身份建构隐性要求：在专业性外，不宜以竞争者的形象出现在某些特定体育领域，这种挑战所引发的不适感只有在非激烈对抗的赛事转播中方能消解。居于主导地位的男性气质为女性主持人划定了场景和路径。而这与女性主持人是否事实上能够胜任工作相关性不大。

2.身份建构的社会期望变化

身份的目标选择受环境驱动影响，性别（包括自然性别和社会文化性别）是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的积极反馈为促成个体身份塑造提供了劝服的可能。周围环境的压力决定了个体如何看待和激发自己，身份的确定性本质上是相对的，随着边界的重新确立、差异的放大，身份随之转换与融合。当其他社会成员的态度成为自我身份确认的参考指标，接近这一“期望”就有影响身份塑造的巨大潜力。当然，社会身份的塑造包含了自愿与非自愿，我们倾向于低估不怎么令人满意的身份，这涉及印象管理的问题。^[3]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解说国家队”的组建，到此后的夏奥会、冬奥会、短道速滑世锦赛等大型赛事，女性专业解说嘉宾广受好评，体育赛事转播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展示出个性的多元化。从体操项目解说刘璇、游泳项目解说周雅菲、射击项目解说张山，到射箭项目解说张珊珊、速滑项目解说刘秋宏、排球项目解说郎平等，其在解说中出现的声嘶力竭的呐喊、激动失语与稳重、一丝不苟的媒介形象反差较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情绪控制不足而导致的一系列“瑕疵”得到了行业及受众的理解认可而非否定，这在后续诸多解说嘉宾频繁的出镜中得到了佐证。

女性解说的形象以真实的情绪流露为标签，发生了缓慢却积极的变化。但相较于女性解说嘉宾，同样身为女性的职业解说员并未获得同样的宽容度。专业运动员的履历被允许展现情绪的激烈起伏，而解说员仍被期待为克制、平和的媒介形象。这一区别对待不涉及性别差异导致的刻板印象，但却提出了一种可能，即体育赛事转播中的女性媒介形象不应该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促成积极改变的环境压力在逐渐发挥作用。

1.展示身份的确立

与转播间内的同事不同，此时的女性主持人更直观地被置于观赏和展示的位置，远离了专业的赛事实况，更多地扮演起节目版块串联、转播间隙填补、访谈、暖场等角色。与解说工作不同，女性主持人身份需要面对更多差异性的要求和期望。

首先，女性主持人的自然形象成为关注焦点。非语言行为会发出性别信号，这些受关注的性别信号表现出体育节目中对性别差异的强调。容貌、身材、体态、声音、着装、配饰、表情管理成为女性主持人的讨论标签。从央视体育频道的刘语熙、马凡舒、杨茗茗，再到腾讯视频的小南、小溢等，都因外在形象而收获观众的关注和追捧。在很大程度上，她们是作为取悦观众审美的展示符号而出现的。观众对于她们的评价也集中在“甜美”“可爱”“养眼”“喜欢”“女神”等词汇上。这与男性主持人被关注的焦点差异明显。值得注意的问题并不在于女性主持人因为性别特征而受关注，而在于仅因性别特征被关注。这种身份的确立是系统的、长期的性别不平等的结果，直至成为默认的规范。

其次，在节目的分工设计中，女性主持人的从属角色明显。她们所承担的多是介绍嘉宾、流程切换、抽取幸运观众、读取观众留言、穿插个人观感等工作，且皆以男性主持搭档为调控节目的“节拍器”和“指挥者”。有观点认为，体育节目中的女性主持人在类似读取观众留言的环节中扮演了信息“把关人”的角色，以此来阐明女性主持人在体育节目中地位的提升。这一逻辑事实上忽略了演播室节目制作的基本原则，主持人是在后台确保风险可控的筛选过滤后随机选择观众留言或图片，这与信息“把关人”身份相去甚远，而这反衬出女性主持人身份的尴尬。以腾讯体育的NBA赛事转播为例，派送球衣、读取观众留言环节都设定在暂停间隙、中场休息时间，且随时可能被打断以保证实况赛事的转播。女性主持人的个人掌控空间极为有限。女性形象的介入为调剂赛事的紧张气氛和单调的体育话题找到了合适的人际传播方式。女性主持人身份因为其性别形象在男性视角主导的体育节目中被扁平化和固化，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女性主持人参与其中以及参与时长、曝光频率等，而在于以怎样的方式出现。来自男性的凝视给予女性主持人的身份定位在男女主持人同时出现时表现得更为直接，也提供了更多的可供研判的文本。

2.性别身份在语言中的体现

首先，与赛事相关的专业剖析不再是女性主持人主要的职能。这一职能由节目嘉宾或者男性主持人完成。在主持语言的设计上，女性主持人的语言集中在个人感受的描述、外行的疑问、对男性运动员的仰慕、单薄的知识储备导致的戏剧效果、对场外消息的女性视角解读等。与其他主持人、嘉宾不同，女性主持人的语言是偏娱乐性的。科茨的研究证明，女性在谈话中会比男性使用更多的模糊限制语。女性倾向于使用包容性的词，减轻指令；男性更倾向于使用加重的指令，使用祈使句。^[4]

例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播出的《豪门盛宴》节目中，主持人马凡舒（女）在串联词中多次提及“感性”“作为女生看球”等，与另一位主持人张斌（男）语言的差异明显。尽管这项运动有着数量巨大的女性观众，但在节目流程设计中，女性主持人不会触及对赛事的“核心概念”解读，首发阵容、战术设计、技术风格、裁判执法等都是属于男性主持人及嘉宾的掌控范畴。我们无法否认女性形象参与了话题，但女性形象——特别是女性主持人仍旧体现的是令人担忧的媒介形象期望值，尽管“她”始终存在，却可有可无，更不可能以非从属的积极身份左右会话风格。

其次，与节目中的男性主持人相比，女性主持人较少成为“话轮”的发起者。男性主持人和女性主持人都倾向于将话题转到男性主持人身上，女性主持人的话语常常被忽视直到被男性主持人所关注和重复。

这里有一个例子，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2018年7月15日播出的《我爱世界杯》节目中，两位常设主持人邵圣懿（男）、杨茗茗（女）以及嘉宾刘嘉远（男）在节目开始后的7分59秒至13分45秒间有一段完整的互动交流。其中由邵圣懿（男）发起的“话轮”有5次，刘嘉远（男）有2次，杨茗茗（女）有0次。类似的情境在整个播出期频繁出现。女性主持人只有在男性搭档提供“话口”时才能完整表述。

语言的创造性决定了女性经验挑战男性话语权威的可能性，但我们首先需要正视媒介在男性气质影响下对女性话语的沉默和边缘化影响。女性主持人在体育节目中的从属性和不完整的身份经由语言得以反映，而女性主持人身份的积极建构也需要经由语言符号完成，这也将改变女性主持人与男性主持人、受众的互动关系。

主持人的表演即转播工作中的符号化呈现，既受到个人性格、经验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受众期待的制约。如何建立和维护传播者的角色，使表演完成，是传播者的传播技能。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表演性操演理论认为，性别、身份概念都是相当社会化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常表演与他人的互动。符合社会文化预期的重复的表演可能建立一个永久的性别的自我幻想。

从体育节目女主持人预设的身份中，我们可以梳理出表演的“惯习”。

这一点着重表现在赛事解说过程中，作为体育赛事的解说员，语言务求准确，情绪表达务求适当。同时因为赛事转播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女性解说（主持人）非语言层面的展示机会，使得观众更多聚焦于赛事信息的传递和解读上。

1.语言层面

女性解说（主持人）在体育赛事解说中，语言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与男性解说（主持人）的风格趋同，推崇理性的预判、及时的分析以及热情却保持克制的感情表达。从对前国手杨影解说乒乓球项目的日常纠错、抱怨，再到对花样滑冰项目解说陈滢所引诗句“容颜如玉，身姿如松，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由衷赞叹，受众对主持人专业程度的关注并未因女性解说（主持人）的身份而有所降低，在惯例化分割的解说领域，受众对于主持人的专业要求远高于女性气质展示的要求。换言之，女性解说（主持人）需要承担的角色是权威专家、观察员而不是围观的体育迷——如同男性解说（主持人）一样。她们所面临的压力挑战不逊于男性，而这也是她们赢得职业尊重和关注的唯一途径。(www.xing528.com)

女性解说（主持人）的话语权在解说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尊重，无论是与男性解说搭档还是独当一面，女性解说（主持人）无须按照男性主持人支配的角色表演来说服受众。在角色化的设定中，女性解说（主持人）共享男性主持人作为引领者的权力，与其说是弱化了女性气质呈现，不如说是在有限的选择背后，仍然被规制的气质，或者说向男性气质靠拢的表演。

2.非语言层面

就电视节目主持人而言，因为不存在与受众的空间交集，缺少身体接触，非语言层面的展示主要包括外貌、表情（情绪传达）、手势。围绕这几方面，女性解说（主持人）的印象管理呈现出弱化的女性气质，向权威、客观、中立的角色靠近。

首先在服饰配搭上，女性解说（主持人）选择裤装、西服套装的频次明显高于演播室场景；在妆发上，短发形象的女性解说（主持人）也不少见，如中央电视台的童可欣、张萌萌、杨茗茗等。裤装与短发不是判断女性气质或者男性气质的唯一标准，但对比演播室的女性主持人服饰及造型，就可以发现两个场景下女性主持人形象塑造的差异。至少在解说的工作场景下，务实、干练的角色设定有更大的空间与宽容度，与受众的期望值更吻合。

其次在情绪管理上，女性解说（主持人）需要通过减少女性感性流露来贴近表演角色的要求。我国的电视解说工作一贯以客观、平衡的报道原则为基础，这与男性气质对自身的要求有天然的重叠，也给女性解说（主持人）带来了一些麻烦。如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解说（主持）陈滢所言，“解说需要时刻保持冷静，但女性本身就是感性的，因此要完成一次解说，她需要比男性解说花更大的力气去控制自己，调整自己的思维。陈滢说，她的性格都因为职业发生了改变，遇到问题，开始以理性的方式来分析，‘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男人了’。”^[5]

体育赛事转播对女性解说（主持人）并不友好和合理的限制弱化了女性气质在节目中的展现，却在演播室类的体育节目中，让女性主持人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究其原因是消费主义的影响至深与男性和女性在体育节目中的权力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1.作为消费符号的表演

作为流行文化的标志，带有炫耀性的体育活动是消费社会积极推动的生活方式之一。体育节目对目标受众构建自我认同起着关键作用，需要满足受众渴望，帮助其建立自己的形象和身份。作为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也需要通过创建一个与节目契合的形象，完成对他人的表演。被消费主义所笼罩的泛体育娱乐节目让女性主持人被物质化的倾向日趋严重。女性主持人或是迫于外部的社会环境压力，或是出于“潜在获利”欲望的驱使，强化性别差异的表演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促成更多的“性的凝视”。

梳理演播室类体育节目中的女性主持人形象，我们不难发现，推崇专业与资历的这一节目形式对于女性主持人的要求与男性主持人迥异。她们所呈现出的往往都是青春靓丽、一知半解却富有好奇心的一面。自觉或是不自觉的，她们成为体育娱乐化的“视觉福利”。她们在“颜值即正义”的流行文化潮流中，为体育节目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女性主持人的信息输出只是表演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与对体育节目主体受众的分析不谋而合。女性形象设计符合体育节目投受众所好的生产逻辑。

从2002年韩日世界杯央视女主持人因阿根廷一哭成名，到2014年巴西世界杯刘语熙哭着痛斥苏亚雷斯“为什么咬人”，从被球迷热捧的腾讯视频NBA赛事的六位美女主持，到因面容姣好而走红的央视主持马凡舒、杨茗茗，诸多女性主持人的积极自我呈现也促成了刻板印象的进一步固化。展示不够职业的情绪、卖萌、示弱等等无意识或者下意识的表演，实质上都是消费主义对女性身体控制的体现。女性主持人变成了那个未必熟悉专业规则，却乐于听你解释并陪你围观体育赛事的人——虽然这只是暂时的表演。她们被迫或者巧妙地隐藏了自己更为复杂的、多层次的媒介形象，放大了性别差异带来的吸引力，完成了媒介活动中的表演。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从戏剧的角度分析日常生活，强调培养一种特定印象时，需要十分小心谨慎地建构外观。观众在赛事转播以外，降低了对女性体育主持人职业性的要求，转而变成一场情绪宣泄的狂欢，而没有什么比一个“美丽”的主持人更容易引领这一切。性的审美愉悦驱动着观众将一个又一个合乎期许的女性主持人推到关注的焦点。发型、服饰与化妆风格的变化都是表演的强化手段。女性主持人被赋予了更多的展示价值，而作为表演的展示，具有一定的模式化与稳定性。朱迪斯·巴特勒在讨论性别身份时认为，身份被建构、维持和最重要的修改是通过重复性表演来完成的。我们可以预想到每位女性主持人具有迥异的个性，但在媒体内容的呈现上却大多似曾相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的《豪门盛宴》节目安排了当时人气高企的两位女性主持人直播连线，两人诉说工作的不易并彼此鼓励。这一强化性别差异的场景隐藏了本质性事实，女性主持人面临的困难或许在于顺从媒介消费文化的重复表演，而这恰恰是不便言说的不易。

2.男性权力主导的表演文本

从《豪门盛宴》《NBA最前线》到腾讯体育的NBA赛事转播，节目在预设的职能中强化了男女主持人权力的二元结构，分别按照前辈—晚辈，专业—初学，理性—感性这样的关系设定表演文本。不了解文本是如何传达难以触及的深层欲望或如何提供娱乐的，就不能充分理解传媒中的意识形态运作。^[6]

在这样的设定中，男性主持人掌控着整个节目的节奏和情绪基调，女性主持人将专业性讲解让位于男性主持人及嘉宾。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女性角色的存在消解了节目的紧张感，调和了单调的节目流程；另一方面也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女性主持人扁平化的角色设定背后是怎样的性别权力关系。置身该角色的女性主持人表演的效果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这样的权力分配模式。在这一位置上，我们看到的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女性形象，并习以为常，却很少能够遇到有机会展示诸如理性、智慧、果断等性格特质的女性主持人。在散发女性魅力的同时，她们更多是亦步亦趋地配合男性在体育节目中的优越感展示，女性主持人的角色也“退化”到永远不及男性、永远处于善意的嘲弄和施舍式的知识分享窠臼中。女性主持人在体育节目中的表演预设反映的并不是女性的所谓专业劣势，而是权力不对等带来的徒劳无功。被男性气质主导的体育节目所依赖的角色设计惯习如果说是遵从了市场规律，那也是印证了受众群体对男女性别权力地位的默认。

尽管女性主持人具体的媒介形象有着显著差异，但作为被再创造的社会性别符号，媒介形象再现的是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体育节目中的女性主持人的媒介形象并未得到应有的认可。

作为娱乐消费产业的体育界，充斥的是“霸权的男性气质”，本就不平衡的性别意识在这一领域中更加失衡。即便女性在竞技体育中的地位逐步提升，但女性主持人在相应体育节目中的现状却未见明显改善。不平等的权力地位在体育节目内容生产中实质影响着女性主持人的表演与身份塑造，性别差异成为可操纵的迷思。

在淡化性别差异的赛事解说中，女性主持人因为趋近男性主持人的职业表现而得到赞赏。一方面，女性主持人被驱离男性掌控的赛事领域，协助维持“完整”的男性气质；另一方面，在可被接纳的赛事领域中，女性主持人要弱化自身的女性气质而向男性气质靠拢，否则就有被指不够“职业”的风险。这种建构起来的权力地位差阻碍着更多元的媒介形象形成。当标准的出发点是“习以为常”的男性视角，很难说女性主持人取得了有效的话语权。更多时候，她们作为男性设定的媒介形象，准确地完成了对男性气质的模仿。

在数量更为庞大的泛体育类节目中，我们能够看到更加深刻的性别歧视与物化女性。女性主持人面临着更高的沦为性符号的风险。扁平化的媒介形象设定将女性主持人与非专业之间画上了等号，并将性别差异圈选、放大。而这一系统性的压制与当下的消费文化相互佐证，人们对流量和关注的需求放弃认真严肃的探讨，女性主持人的媒介形象需要迅速变现为注意力回报，然后在娱乐消费欲望的驱使下，不断强化自身作为幻想对象的媒介形象，如此反复。这样的媒介形象是消费欲望的表达，或者说，消费欲望以这样的媒介形象表现出来。媒介内容再现的表象背后是，媒介霸权制造某种“共识”，“对性别的意识与描绘依然没有超越传统的文化陈规，反而在充当鼓励女性成功扮演被男性倾慕、爱恋角色的助手”^[7]。

在每一种媒介话语中，都潜藏着深层的未说出的话语，这些话语以未说出的方式在场，支撑着已经言说出的话语，并使受众自然而然地去接受，似乎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而这未被说出的，正是我们所需要重点分析的意识形态内涵。^[8]在主流媒介内容中，女性的身体继续为消费主义所垄断，物质化更趋严重。这些媒介话语确定了社会性别秩序里许多结构化了的不平等。体育节目中的女性主持人自然无法幸免。体育领域因为长久以来形成的对女性的系统性排斥，使得女性媒介形象在其中的地位被固化于附属和娱乐的维度。如何改变体育节目业界不公正的社会性别制度，同时避免产制新的受压制的女性主持人媒介形象，我们需要将问题放在社会情境中来考虑。我们要认识到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发展阶段，权力与资源被重新分配后所导致的对媒体产业评估的标准产生的深远影响。

纵观近些年的世界杯赛事转播，从商业广告到新闻资讯，每每成为群嘲女性不懂足球，女性应该如何照顾男性伴侣围观比赛，男性应该如何通过消费补偿女性伴侣，各参赛队“太太团”花边新闻，足球宝贝争奇斗艳等信息的爆发期。在这样的明示、暗示下，女性主持人的媒介形象成为被窥视、消费的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表面上来看，体育节目中的女性主持人获得了超过其他领域女主持人的关注度，却很难说得到了与之相匹配的尊重。如此看来，社会建构的性别观念不过是用另一种审美形式添加给女性新的约束和限制，男权与商业经济仍然支配着社会性别观念。^[9]

从既有的体育事业到方兴未艾的电子竞技产业，女性主持人的媒介形象不可或缺，对于促进体育节目多元的媒介形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女性主持人的身份与表演受深层次的社会性别逻辑支配。如果这一形象持续地被失衡的性别观念和消费主义左右，则将会削弱体育类节目的传播效果和体育事业本身的积极社会价值。

[1] 荀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广播电视实务，媒介文化。

[2] 安尼·希尔等.人际传播关键主题—文化、身份与表演[M].刘蒙之等（译）.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6：45

[3] 希尔，等.人际传播关键主题——文化、身份与表演[M].刘蒙之，等译.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6：66

[4] 希尔，等.人际传播关键主题——文化、身份与表演[M].刘蒙之，等译.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6：116

[5] 单炜炜.矛盾的女评论员陈滢：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男人[EB/OL].（2012-08-25）[2019-01-02].http：//sports.163.com/12/0825/17/89P6KKQ300051CAQ.html.

[6] 吉尔.性别与传媒[M].程丽蓉，等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10.

[7] 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45.

[8] 和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流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75.

[9] 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