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持人话语形象的社会性阐释及实践

◎张庆^[1]

摘要：主持人话语是播音主持艺术语言传播的主体和根本，主持人话语研究是播音主持艺术学科的基础性研究，而主持人话语形象的微观观照又是播音主持艺术学科的现实性研究课题。新媒体时代主持人话语置身于全球化的信息传播语境中，必然要与文化身份议题相关。主持人话语作为主持人的职业话语形态，其生成机制、传播机制与反馈机制都处于一种动态的调和之中。本文主要从主持人话语形象概念的提出、主持人话语的社会角色定位和主持人话语形象的社会性阐释三个方面对主持人话语形象进行论述。

关键词：主持人 话语 话语形象 社会性 文化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对外传播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是主持人话语形象的重要支撑。在英国沃维克大学社会学教授玛格丽特·S.阿彻看来，一旦文化被界定为意义共享的共同体，就会突出了“意义”而略去了“共同体”，稳定共享的实践与一贯共同的意义之紧密联系的观念是旧的、冷的、过去的特征，从迪尔凯姆开始，现代性表现为社会的差异性和观念的多元化。^[2]主持人是我国电子媒介时代的产物，随着广播的诞生就产生了播音员这样的媒介角色，而随着电视的出现，人们对于个性表达自由度较小的播音员的播报已不再满足，媒体工作者开始寻找一种更加贴近民众生活的开放式的表现形式，主持人也就随之出现。媒介的现代性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发生了日新月异的更迭，社会发展更加多元，人们对于事物的理解也更丰富，信息共享的便捷性帮助受众能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并从一个被动的信息接收者逐步转化成信息解码者，受众的媒介素养不断提升，同时，受众观念的多元化带来的是主持人话语形象的多方位改变。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 Gee）认为，人们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使用语言以及其他非语言“材料”来构建身份和活动。“话语”总是被用作表示语言、行动和交流的组合和整合方式，表示思考、相信、评价和应用各种符号、工具和物体的方式，以确定某种社会认可的身份。^[3]话语具有自己的结构和组织形式，所有的话语参与者在话语进程中都承担相应的话语角色。主持人话语属于典型的职业话语范畴，专属于主持人这样的一个职业人群，有别于其他的职业话语，因此，其具有较为典型的职业化特征：其一，主持人话语是大众传播话语；其二，主持人话语是主动导向话语；其三，主持人话语是互动交流话语；其四，主持人话语是文化审美话语。

中国节目主持人的发展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随着传媒形态从广播到电视，再到目前占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的新媒体视频，主持人的身份、地位、角色以及工作方式、职业特征、生存状态等各个层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改变本身透露出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传媒、传媒人所发生的变化，而主持人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有一些层面或向度上的变化，能够投射出话语之外的变化规律与表现形态，最具研究价值的部分非主持人话语形象莫属。

主持人话语形象，是指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主持人通过相应的话语形态进行文化信息传播活动，其话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媒体发展现状的微观观照，作用于传播活动的对象——受众或用户（内容消费者），并在他们的意识层面形成对于主持人话语的整体印象。主持人话语形象，也就是主持人话语在受传者意识中的投射，即话语的发出者——主持人通过一定的话语策略与技巧，将客观世界当中的信息通过语言、副语言等综合手段呈现出来。这里的呈现是一个二度创作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既体现了客观事物的原貌，也反映了话语发出者——主持人自身的能力、素养、特征等，是话语经主持人传播后，抵达受传者，并作用于受传者意识的一种主观形态。

不同的受众或用户（内容消费者）对于相同的主持人话语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继而在他们的大脑里形成不同的主持人话语形象。即使同样的受众或用户（内容消费者）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对于相同的主持人话语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继而使他们形成不同的主持人话语形象感受。因此，主持人话语形象是一个变量，受众或用户（内容消费者）在变，主持人自身也在变化。在主持人话语形象的嬗变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影响因素有：第一，传媒格局的变化在影响主持人话语形象；第二，受众或用户的变化在影响主持人话语形象；第三，主持人的成长方式与选拔机制的变化在影响主持人话语形象。

美国媒体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道：“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4]那么，主持人作为广播电视时代的产物，必然会受到媒介的规约与影响，同时，主持人话语作为大众传播的媒介产品，必然与社会发生某种联系。主持人由于自身文化身份的多质性，其话语的社会角色定位也必然富含多重属性。

主持人话语的社会角色定位是主持人这个群体在社会活动中独特的个性特征，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在一定的组织环境下，主持人话语体制系统基于角色能力、角色权力、角色责任等因素，决定了主持人话语的不可替代性。主持人话语角色能力是其不可代替性的核心，角色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决定角色定位的清晰与否。主持人话语的角色权力和角色责任体现了主持人话语的分量依据主持人角色能力的大小有程度的区分。根据主持人话语的社会角色定位特征，大致有四种最基本的类型：作为汉语规范化的引导；作为传媒影响力的佐证；作为文化传播力的先导；作为社会稳定性的反馈。

汉语的规范化是指根据汉语的发展规律来确定和推广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的标准，以便进一步地发挥汉语的社会交际作用，促使其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在我国的汉语规范化发展进程中，播音员、主持人作为各级广播电视机构中以有声语言为主要工作手段的职业人，理应起到示范带头作用，通过自身的规范化、标准化有声语言传播，引导汉语规范化的进程。各级广播电视机构对于播音员、主持人的日常工作中出现的语音错误实行惩罚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够提高播音员、主持人对于汉语规范化的重要性的认知，也能保证高效的广播电视传播。同时，各级广播电视机构对于播音员、主持人也提出了相应的普通话等级准入门槛，以此作为话筒前、镜头前有声语言工作者的硬性衡量标准。

主持人话语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它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媒体和自媒体的盛行在不断改变着传媒格局与传播生态。前文提到，主持人话语是主动导向话语，主持人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程序化、程式化的特征，即使到了新媒体视频传播阶段，传播内容的时间线性要求虽然被打破，但视频传播中的主持人话语也依然具有强大的导向意识。主动导向、积极引导始终都是主持人在进行内容传播过程中必备的职业素质与传播要求。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人民群众的文化产品提供者之一，主持人应该把引导汉语规范化作为主持人话语的社会角色定位之一，积极地实践好、引导好、完成好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和责任。

传媒影响力主要体现了传播媒介通过自身的传播行为在社会、大众中所形成的广泛影响，以及对这些客体所产生的行为驱动力。而作为传媒中重要一环的主持人，对传媒影响力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主持人话语能成为衡量传媒影响力强大与否的佐证。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播音员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被誉为“美国最值得信任的人”。他经历过许多大新闻，报道过一些具有历史性的现场，他的立场、见解和话语客观、真实，从他开始，电视新闻播报者的名称也开始转向“新闻节目主持人”。克朗凯特改变了美国新闻节目播报的形式，开创了一种新的话语样态，开创了新闻节目主持的先河。

从美国这个案例不难看出，一位优秀的主持人在节目中所展现出来的主持话语能极大地帮助其所处的传媒机构建立极大的传播影响力，正面、积极、权威的主持人话语形象也在这样的进程中凸显出来。在我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也拥有一批极具个人特点与传播风格的新闻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等新闻节目主持人的主持话语都在成为国家级电视媒体新闻话语的一部分。以下是主持人白岩松在2016年3月15日《两会1+1》的节目《陈政高：带着感情谈农民工进城买房》中的一段主持话语，其清晰的思维、对问题核心的把控凸显了一名央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对“两会”重要议题的敏锐洞察力，也将央视的传媒影响力提升到了相应的高度。

其实呢，在感情的背后必须有动作。如果只是仅仅讲感情，而没有一个在相关规划当中明确地去推进的话，那么感情只是一个散文的题材，而不会变成新闻。很重要的一点，在“十三五”规划中，已经明确地有了希望未来的农民工进一步市民化的规划。那么在这个市民化的时候，大家当然要说住啊。这个“住”请注意，今年政府的工作报告中也有一个关于租售结合的信息，那么，就要向符合相关条件的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等等，去开放房屋的租赁市场，这样做又去了库存，又升级了他们住宿的条件，那由租就慢慢解决了很多人在城市的生活质量的问题，将来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尤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他们买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围绕这个房子背后的教育、医疗等等社会保障都能做得更好，所以，市民化看似简单，其实应该是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

以上这段评论式的主持人话语从官员提到的“感情”这个词入手开始解析，用了一个假设式的双重否定句，“如果没有……则不会……”，对问题的剖析十分犀利。第二句话用了一个事实话语来奠定评论的依据，而第三句话则进一步理性分析，层层深入。最后一句话则在更大的知识背景下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结论：市民化看似简单，其实应该是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这句话突出了作为国家级媒体的主持人对于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与做法的坚定支持与信心。

文化传播力是指文化通过传播方式的组合而得到彰显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力。^[5]话语是社会变化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折射出文化传播的多样性、复杂性。话语是社会变化的最敏感指标，人们通过话语来认知世界和社会当中的许多元素，比如文化的传播。主持人话语恰恰能成为文化传播力的先导因素。通过主持人话语中的新词新语或表达方式的变化，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承。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直以来都是观察我国主持人话语的一个极好的窗口，作为中国人过年民俗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春节联欢晚会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而晚会上的主持人话语更是成为文化传播力的先导。

从本质上说，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影响力既是一种权力，是电视权力的“软化”表现；又是一种效果，是电视文化经由主持人作用于受众的传播效果；还是一种价值，是主持人的文化价值在使用价值上的价值体现。^[6]就在这种大众传播的环境中，主持人话语作为媒介文化的一部分，自然地完成了文化传播力的构建，成为文化传播力的先导。

仪式和艺术（不仅限于高雅艺术而且包括罗曼蒂克的小说和恐怖电影）以某种类似的方式提供了公共和私人领域转换的形式。^[7]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作为我国传统节日春节的一项仪式化的电视综艺，在这种仪式与艺术的转换上，也有诸多值得研究的因素。其中，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话语就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而主持人话语的变迁更是作为社会进步性的反馈，成为我们观察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史料与窗口。比如，在1990年春晚的整台晚会期间，采取了三队竞赛的方式，你方唱罢我登场，整台晚会高潮迭起；主持人也是在节目进程中不断“推波助澜”，将现场的气氛不断地调动起来。可以说，在早期的春晚当中，主持人对现场气氛的调动确实占据了主要分量，主持人话语的煽动性与过年的气氛十分吻合。

在社会语言学里，话语的场景以及说话人所属的阶层、经济地位、性别等都被看作影响言语选择的社会因素。时代可以被看作是个能影响言语的变体，不过，时代这个社会因素是从宏观上影响言语的，也就是说能改变话语秩序，每个时代都能对语言打下烙印。^[8]同时，话语也是社会变化的一面镜子，主持人话语作为职业话语的一部分，作为大众传播行为的一部分，更能清晰地反馈出社会的进步程度，能以适当的方式去反映社会现实。

社会性是生物作为集体活动中的个体，或作为社会的一员在活动时所表现出的有利于集体或社会发展的特性。人的社会性更多地依赖于协同合作的基础，来源于文明的进步。同样，主持人也在从事着分工协作的话语传播工作，通过与传播环节中的其他个体产生关联，将传播目的贯穿于整个话语传播过程中，达到既定的传播效果。与此同时，主持人也在与受众产生着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多地来源于不同时空的“对话”：主持人通过话语传播信息，受众通过接收话语来了解信息，在这传与受之间，主持人完成了个体社会性的进阶。主持人话语形象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主持人话语构建社会文化情景身份；主持人话语体现集体记忆的文化表征；主持人话语融合媒介权力与文化渗透。

美国詹姆斯·保罗·吉教授认为，用第一人称（“我”）说话只是人们通过语言构建身份的众多方法之一。但是，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在语言中构建不同的身份总是涉及不同的社会语言，原因是我们通过嵌入在不同话语中的不同社会语言来促成、表现和识别不同的社会情景身份的。^[9]主持人话语是主持人的职业话语，通过大众传播行为完成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形塑与建构。在不同的节目类型中，在不同的工作环境条件下，主持人话语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性总能彰显出大众传播的文化传播功能与意义的建构路径。

主持人的叙事是重要的意义解读手段，也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法。人们总是把自身重视并愿意了解或实施的问题编码于叙事当中。主持人在节目中所展现出来的情境意义和话语模式在主持人的叙事中构建起了主持人话语的社会情景身份。在主持人不断深入的叙事中，受众可能不会注重主持人话语在逻辑上的一致性等问题，相反，他们更注重主持人话语中试图证明和展开的主题。主持人通过话语来构建属于主持人这个职业特性的社会文化情景身份。

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是中国一档著名的综艺娱乐节目，其主持人何炅、谢娜、维嘉等人也成为中国内地炙手可热的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尤其主持人何炅更是以“快乐家族”核心主持人的角色统领节目的进程，成为节目的灵魂人物。以《快乐大本营》（2015年12月12日）的一段主持话语为例，主持人何炅在《快乐大本营》的这期节目中始终处于话语传播的核心位置，无论是对小嘉宾甜馨的采访，还是对整场节目的串联，他都在用自己的主持方式进行协调。主持人在这个时候为我们搭建了两个平台：一个平台是联系着节目嘉宾和现场观众，另一个平台是联系着整场晚会的元素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主持人话语在不断地叙事中建构着意义，这里的意义既是信息，也是传播本身。

情景是主持人话语语篇得以实现的外部环境，这是一个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的语言学概念。我们不能把“情景语境”简单地理解为对周围事物的声音和形象的记录，而应该从主持人话语语篇的总体范畴的角度把它理解为对环境的抽象的反映。我们要把主持人话语构建的社会文化情景纳入社会语言学的概论中来，我们可以从更加抽象的层面来解释它，并且有必要把它想象成为一种类型，而不是具体的情景，也就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所说的“社会语境”。情景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结构，它是构成文化的符号系统所产生的意义的集合。^[10]受众如果能够根据正确的已知信息对主持人将要表达的意义做出合理猜测，那么，这里所谓的“正确的已知信息”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语境。它包括情景的总体特性，这些特性共同决定了语篇的内容，因为它们具体确定了主持人在既定的语境类型中所进行的语义配置。在以上的案例中，主持人何炅在由他的主持话语完成的综艺娱乐节目和脱口秀节目语境中，通过对嘉宾的访谈或与搭档的插科打诨来完成主持话语的语篇内容，并在其相应的节目语境中进行合理的语义配置，以达到形塑其主持人话语社会文化情景身份的目的。(www.xing528.com)

集体记忆是一个总称，它涉及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历史与纪念标志，另一方面是人们对于过去的看法、情感与判断。如此看来，集体记忆并非“共同记忆”，甚至也不是大多数人都认同的解释，它是指个人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进而形成关于过去的看法。^[11]而文化表征则是指文化是通过表征和意指实践构造出来的，文化涉及的是“共享的意义”，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12]主持人话语就是这种载体的独特形式，通过主持人话语与受众反馈之间的互动，受众产生了对于过去的集体记忆。目前较为流行的口述史就是一种体现集体记忆的历史研究方法，而主持人话语语料就是极好的体现受众集体记忆的研究素材，经由主持人话语的表征对大众共享意义的生产过程至关重要，其所代表的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体现了作为同一国家、同一族群的人们的共同生活方式。

在《鲁豫有约》中，主持人访谈一位明星或草根人士，与他们在节目中探讨人生或与当下较为贴近的话题。主持人陈鲁豫温暖感性的话语和善于把控谈话场域的特点，不但成就了《鲁豫有约》这档知名的电视谈话节目，也使自己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之一，被媒体誉为“中国的奥普拉”。以《鲁豫有约》（2015年12月17日）“沈腾，我不能消费我自己”的开场主持话语片段为例，主持人陈鲁豫在《鲁豫有约》节目中与嘉宾互动，通过提问和聊天的方式，试图向观众揭示一个“不为人知”的嘉宾的内心世界。这里的观众既包括现场的观众，也包括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而嘉宾、现场观众与主持人共同构成了传播信息的主体。主持人通过主持话语与嘉宾以及现场的观众互动，进而形成对“过去”的共同记忆与看法。这里提到的“过去”指的是节目中请来的嘉宾通过口述的形式与主持人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于已发生而观众未知、欲知的信息要素。比如在鲁豫访问演员沈腾的过程中，沈腾一边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一边向观众讲述自己在已经公映结束的《夏洛特烦恼》这部影片中的一些情况等，这些都属于“过去”的概念。这些“过去”中有一些信息要素属于受众已知的信息，比如这部影片取得了极大的票房成功，这部影片让沈腾的知名度迅速提升，等等。这些信息构成了现场观众或电视机前观众的集体记忆，而主持人话语则是这集体记忆的文化表征。

媒介是一个可供交流的地方，它由新闻语言和主持人话语等信息要素建构并结合而成。媒介中的传者，我们这里要谈的是主持人，不仅仅花费大量的精力与受众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在谈话中，主持人还一直在确认，信息的双向交流如何被体现，媒介的权力如何被主持人的话语元素所释放，文化的要素又是如何渗透的，这些共同组成了媒介传播行为的社会关系。在这其中，主持人话语就起着融合媒介权力与文化渗透的作用。

美国传播学者阿特休尔教授在他的著作《权力的媒介》里提到，任何媒体都并非独立，媒介从来都是被某些权势挟制的工具。控制媒介的权势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既可能表现为政治上的党政集团，也可能体现在经济上。这段描述其实已经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那就是媒介必须依附于一定的权势，可以是政府组织，或者是经济团体，而依附于这些权势的媒介也就天然地具有了媒介权力。同时，媒介的主要任务是传播信息，这些信息代表了时代发展中重要的文化方向，主持人话语作为媒介语言中很重要的一种，其传播功能会融合媒介权力和文化渗透。在不同的传播平台，主持人话语所展现出来的话语质地和话语形象具有很大的差别。

央视主持人柴静就是一个很好的主持话语研究案例。她之前在中央电视台从事新闻节目主持工作，随后辞职以自媒体人的身份出现在了大众视野。在央视《新闻调查》任主持人期间，柴静主持和采访了众多具有标志性和话题性的新闻专题，其中从《北京：“非典”阻击战》《一只猫的非常死亡》这两个不同场景的主持话语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中央级媒体的主持人，柴静很好地担负起了宏大叙事与人文关怀的主持话语的责任。从个人特点来看，柴静十分擅长用设问的方式来激发受众的求索欲，让受众不断地产生思考，这种极富悬念色彩的设问方式也成为主持人柴静最显著的主持话语特征之一。除此之外，柴静还擅长用细节的铺陈将新闻的闪光点挖掘得淋漓尽致，让受众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可以全面地掌握事件的发展脉络。

通过对主持人柴静在中央电视台和自媒体两个不同传播平台的话语传播行为对比，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础性的结论，如表1所示：

表1

以上表格中的内容为我们揭示了主持人柴静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在自媒体传播两种状况下的不同表现。首先，随着播出平台的转换，主持人自身的媒介话语权力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中央电视台代表的是国家级媒体发出声音，主持人个人的话语行为将会做出更多规范式的修正，简言之，主持人在国家级媒体中不能过多表露主持人自身的“心声”，而是要把大众传播的媒介责任放在首位。但是在自媒体上发布的时候，主持人柴静更多地展现了她个人的一些心路历程，比如个人隐私，这些在“公”媒体中是绝对不可能呈现的，但在自媒体的发布平台，这些信息要素的呈现会使发布的信息更易被接受。其次，主持人柴静的呈现方式从传统电视媒体中的“口播主持+新闻画面”转向了“现场发布+引导受众”，整个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一种演播室的“虚拟传播”转换成“现场发布”。最后，在主持话语的风格呈现上，主持人在中央级媒体上可以有宏大叙事、精英话语，但在自媒体平台上必须自我解读、平实表达，从评论体转向阐述体。这里说到的主持人话语特征的转变仅仅只是最直接的、最可感的表征变化，仍有一些内在的运行机制在支撑这种变化，比如媒介的公信力、影响力等。

主持人话语是播音主持艺术语言传播的主体和根本，主持人话语研究是播音主持艺术学科的基础性研究，而主持人话语形象的微观观照又是播音主持艺术学科的现实性研究课题。话语分析在西方与我国都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部分话语分析者开始将重点转向职业话语分析。话语分析不只需要了解话语的表达，还需要深入意义和行为的范畴，在话语的语境中考察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研究语言使用者建构和理解话语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话语角色的建构和话语策略的使用。

主持人话语置身于全球化的信息传播语境中，必然要与文化身份议题相关。主持人话语作为主持人的职业话语形态，其生成机制、传播机制与反馈机制都处于一种动态的调和之中。我国的主持人话语传播必然受到我国传媒性质与传播发展的现实影响，同时，在更大层面上也要受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多元的层层制约。主持人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体现共享意义的文化表征，正在不断影响着主持人话语形象的解构与重构。

[1] 张庆，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播音主持艺术、视觉文化。

[2] 雅各布斯，汉拉恩.文化社会学指南[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7.

[3] 吉.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22.

[4] 波兹曼.娱乐至死[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

[5] 叶继海.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传播力的构建[J].新闻爱好者，2011（12）.

[6] 曾志华.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影响力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2.

[7] 霍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6.

[8] 赵一农.话语构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28.

[9] 吉.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152.

[10] 韩礼德.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语言与意义的社会诠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0.

[11] 雅各布斯，汉拉恩.文化社会学指南[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17.

[12] 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