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传播在移动互联时代的适应性变革

◎王彪^[1]

摘要：回答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持传播的样态，需要从其本体性要素角度分析变动的科技环境下主持实践有哪些主要变革。本文认为主持实践作为一种“仪式化有声语言传播”，其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渠道和传受模式四个要素都具有自身特点。移动互联时代到来后，互动方式、渠道资源和智能化科技等引起了主持传播四要素的适应性变革，产生了主体的平民化转向与唯一性强化、受众会众化、传受中心再造与圈层传播等一系列新景象。

关键词：主持传播 四要素 移动互联 适应性变革

我们可以将主持传播理解为“仪式化的有声语言传播”，与之对应的记者出镜报道、播音员新闻播报可理解为非仪式化的有声语言传播。

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我们发现，古老的巫术、祭祀仪式在主持角色、主持意识等方面孕育了今天的主持实践。而之后主持实践在历史中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远古“萌芽期”、古代“附属期”、广电时代“专业化期”和互联网时代“回归超越期”^[2]。主持实践从“附属”到“专业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传播科技的变革，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主持人历史应从20世纪80年代大众传播媒体，确切地说是广播电视媒体上开始正式出现‘主持人’三个字算起”。^[3]

祭祀、巫术等仪式活动作为主持实践的渊源与本体不仅在理论上可以被论证，并且在今天的实践中也在被印证。人类学研究发现，古老的祭祀仪式具有多元功能，巫师、祭司通过极富象征性和隐喻的言语、动作与他们意识中的神秘力量、自然宇宙与群族成员进行交流，实现知识传承、环境告知、教化规训与观念整合等作用：“仪式是一种知识形态”，传播当时社会精英对世界的理解，“继承传统和传授知识；仪式想影响和控制事物，产生预期效果；仪式还用于显耀一种超自然力量……仪式也起娱乐的作用。”^[4]今天的主持人节目在形式与功能上都与古老的祭祀仪式相似。这并非巧合，而是“仪式化有声语言传播”这个历史本体的固有功能复现，作为具有人类特性的信息传播方式，其具有仪式先天的权力赋予、社会控制、群体整合等优势，在信息、影响力等的传播上更具魅力。与詹姆斯·W.凯瑞传播“仪式观”的学说不同，他是从传播效果出发，描述传播具有的仪式性功能：可以“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5]而我们是从有声语言传播的方式和过程角度，将包含程序性、象征性、人际性等仪式特征的单元化信息传播行为，称为仪式化的有声语言传播。

作为一种仪式化的有声语言传播，主持传播的人际互动特性和“仪式场”效应使其具备了区别于播音员、出镜记者等其他有声语言传播行为的四种要素。

1.“人际化”传播主体人格化——识别的唯一性与高黏度

仪式首先是一个人际传播的过程，在场性与交互性是其传播的主要特性：“仪式可以被视为一个交流和交换的场域。……一方面，仪式的现场性就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易市场’……另一方面，仪式本身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交流与交通。”^[6]这种特性使作为仪式化有声语言传播的主持实践极富人际色彩。约翰·斯图尔特认为人际传播有五种显著特性：（1）独特性——不可替换性，独一性；（2）不可测性——情感、心绪变化具有不可测性；（3）回应性——人际传播中，人总是能动地、积极地对刺激作出回应，且无法预测；（4）反思性——对人际传播中的内容进行不止于表象的感知，而是深层的分析和多角度的回应；（5）表达性——在受到语言刺激之后，可以用语言回应，形成交流。^[7]这五个方面也是非人际性的播音传播和人际性的主持传播的主要差别。其一是作为传播主体——主持人所具有的人格化属性，其二是非预设的互动与多元表达。

首先，主持传播主体具有显著的人际传播特性：人格化与唯一性。与广播电视等有声语言传播主体不同，受众对节目主持人的认知往往超越了单纯的信息传播者，节目主持是立体真实、人际关系中的“人”，他的性格脾气、言行特征、知识阅历、为人处事个性等都和节目一起成为观众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播音传播的主体可以轮值播出而不影响节目收视。而那些具有高识别度与个性的主持人一旦更换则可能改变节目风格、性质从而影响传播效果。从早期王刚离开《东芝动物乐园》到后来崔永元告别《实话实说》，再到毕福剑引咎辞别《星光大道》等给节目带来的收视重创，都印证了这一点。正如曾志华教授所言，“电视媒体品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由人与节目共同组成的。”^[8]

2.“人际化”传播过程生成性——非预设互动

人际化传播的“不可测性”“回应性”“反思性”与“表达性”都根源于人际传播本身的“生成性”：在预设的程序下的开放性交互，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测性、反思性等。这一点在仪式化有声语言传播中体现为“非预设互动”——虽然主持人节目有程序与内容的预定性，但主持人、嘉宾、观众等在节目中的情绪、心境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积极、主动的言行回应却不可真正地预设，这一切都是生成性的。这也是仪式化传播“交流与交通”属性的集中体现。近年来各类“真人秀”主持人节目的火爆便印证了这一点。而其中最典型和极端的“非预设互动”就有2015年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中孙楠的突然退赛和主持人汪涵的即兴救场。

3.“场”化效应带来的传播客体拟态参与——从“受众”到“会众“

仪式传播的在场性使得主持传播具有了“场”效应。“场”是物理学的概念，用以描述在一个空间内其中具有某种性质的物体能对与之不相接触的类似物体施加一种力并产生力的作用于反作用效应。

仪式场让每一位拟态空间内的受众与传播主体之间产生交互力的作用——从心理上的在场产生拟态的“场化”——受众泛参与和拟态参与了仪式过程。从第一届春晚的四部热线电话互动到2017年各地方卫视春晚互动量破亿^[9]；从最初广播电台“听众来信”到互联网主播屏幕上不断翻滚的网友留言、点赞与礼物等功能互动、即时音视频交流……主持人节目的演进呈现出显著特点：纯粹的观看者越来越“少”、实际的或拟态的参与者越来越“多”。看似主持传播不断将纯粹的观众变为参与仪式的会众。其实是仪式化传播特性的不断复苏：仪式场内没有纯粹的旁观者，观众就是仪式的一部分，是仪式传播的内容之一。

4.“场”化效应下的传播模式网状化——多层、多向交互传播

在物理学的场效应中，任何一个粒子都存在和周围粒子的相互作用——相吸或者相斥。仪式场内的个体之间也存在这样的类似互动——参与者不仅仅与主持者交互，其相互之间也在不断地、积极地互动。“集群效应”中提到的情绪传染其实就是场内积极的多向、多元互动的效应之一。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种受众相互之间的传播、交互所形成的主持传播中以主持者为核心的多向、多元传受格局，如同一个围绕中心点的三维网状系统，每一个传播客体不再是孤立个体，而是构成系统功能、具有系统属性的一员。节目一旦启动，信息在系统中不断多向度流动、形成聚合化的效应，而最终呈现也是系统性的信息集合与传播。这同样是有别于非仪式化传播的“点—面”单向传播的要素。

当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结合之后，传播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4G的普及和WiFi的广泛覆盖使人们之间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元化信息互动成为常态。技术革新带来的信息传—受样态的变化，给主持传播带来了显著变化，仪式化有声语言传播的四要素也在这种变化中适应与变革。

1.从“拟态自循环互动”到“非拟态外循环交互”

广播电视时代，仪式化有声语言传播的人际传播属性与“场效应”更多时候处于模拟状态，主持人通过“拟态互动”来模拟人际传播与构建传播仪式场。但由于信息反馈、受众表达受限，多数时候人际传播总是受限且“场效应”也无法实现。例如在演播室节目中，主持人都是靠着“假想受众”来传播的。这种想象既是对受众个体的静态想象，也是对传播微观语境、接受状态与反馈、传播噪音等客观的、动态多元因素的想象。主持人用主观的想象构建起了传播活动的客观过程，并在假想的世界中进行自我“内循环式”的调适。但实际上，现实中人际传播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的认知建立过程是具体而真实的。“约哈里之窗”模型中提到的“开放的自我、盲目的自我、隐藏的自我和未知的自我”^[10]的意识形成和变化是在具体而真实的人际互动中完成的，在拟态互动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人际传播的重要成果——“关系构建”在拟态互动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千万次的电视主持传播之后，主持人还是远离参与者的陌生人，无法从一个冰冷的符号质变为一个存在于真实关系中的社会的人。

移动互联时代改变了仪式化有声语言传播中的人际性与“场”化效应，主持传播主体真正实现了从“拟态自循环互动”到“非拟态外循环交互”的转变。例如在网络直播中，主播和用户通过文字、图片、符号、音视频的多元互动，让参与者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立体地接近和认知传播主体，构建起了逼近真实人际交往、互动的关系，传播主体也在真实的外循环中自我认知与调试。最终，传播主体的人际传播特征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得到极大强化。同时，受众参与的频度、广度与深度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实现了“在场”。其实，在网络传播的初期就有学者敏锐指出了其特性中的受众参与的“高主动性”和“高互动性”，^[11]移动互联时代更是为受众打开了表达的通道，表达、交流需求得到释放，参与传播的需求得以满足，这也解释了为何多数网络主播并没有广播电视主持人专业的传播技能和素养却仍得到大量粉丝追捧的原因。用户的目标除了网络主持人本身外，还想成为这种仪式化信息传播的表达者、参与者。“非拟态外循环交互”同时使“非预设互动”成了主持传播的新常态，主持人需要转变的绝不仅仅是表象上的语态、表情或是互动终端等技术的操作，而是要从语境感知、语用规则、播出状态与语句结构等层面进行深层次的转变与适应。

2.人格化传播与人工智能并存

进入数字化时代的主持传播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可以被描述为：使用计算机科学技术来代替人的智慧和能力的科技。在中国传媒大学曾志华教授牵头创办的学术沙龙“播博汇”中，曾有一次相关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人文、艺术、审美等方面的“变化性”是难以被取代的，曾志华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确实给播音主持带来了挑战和影响（而且这个局面会一直发展下去），但是我想，至少目前，人类的思考能力、创造能力、审美能力，还是我们的‘堡垒’，我们的‘护城河’。”^[12]

“智能”之“智”是心理过程，而“能”是生理机能。其中，生理的外观和机能可以通过对理化性能的测量来模拟，例如肤色身高、音高-频率、音色-波形、动作速度等。从这个层面上说，人工智能是可以替代人工的。并且，由于人工智能的实质是建立在统计学、神经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上的、对人类言行的概率性计算与模拟。其对机械化、规律性的传播行为具有高度的模拟能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主体本身的“生理机能”。例如AI主持人的声音可以更加有磁性、发音规范度可以达到100%、备稿时间可以缩减到零等。

但一方面，生理机能的输出方式、规律、结果取决于心理过程的支配，人作为一种在流动的时间和运动的环境里、在动态的互动和变化的刺激中不断变化着的生物体，其在各种交互、交流之中体现出的变化更为繁复与多样。这是人工智能的最大瓶颈：模拟的前提是可以认知并描述，而目前计算机对人的心理过程的认知仅停留在对现象的统计和概率的计算上，缺乏对心理触发、非规律性变化、心理过程等深层机制的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目前也止步于更深层次的研究与发现，心理科学的上限就在于人类智能的上限：“我们试图使用我们的大脑来理解我们的大脑。这就像一把钳子试图夹住自己一样。”^[13]人类对自我心智认知的无力感曾被很多学者表达过，例如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和史蒂芬·平克的感慨：“我一直都在设法寻找隐藏于语言的含义和语言使用之中的思想、情感以及社会关系的主要类型。难道它们就是一直禁锢着我们心智的洞壁幻影吗？”^[14]另一方面，移动互联时代主持传播中传受双方互动的多元与频繁、参与的广泛与深入，使得受众对人格化传播主体的认知更加立体与深刻、动态与真实。这种被强化、细化与动态化的主体人际认知，让本来就带有认知与描述瓶颈的人工智能技术完全替代传播主体的企图变得更为渺茫。

由此看来，主持人面对的人工智能的“堡垒”“护城河”不仅是坚固的，而且是长久的，人工智能与人格化传播将长期共存。

3.从“有限渠道”到“无限渠道”——去中心化与再造中心

首先，信息渠道和内容的极大丰富结束了“大热门文化”时代，传播主体的“精英化”被“平民化”取代，专业边界正在模糊化。

广播电视时代的主持传播主体，其影响力与号召力巨大，在公众心里的分量与价值早已超越了一名普通的传媒工作者，尤其在早期频道较少的年代，屈指可数的几位主持人更是万众瞩目。这种“精英化”的现象与传播渠道的有限是直接相关的。克里斯·安德森认为，在“有限渠道时期”，货架、波段等资源极为有限。用户的注意力被限制在少数的“大热门”产品上，而互联网带来了无限的渠道资源，“大热门现在正与无数大大小小的细分市场展开竞争……一种产品遍天下的时代正在结束。”^[15]零门槛传播、数据共享等传媒新景使以往寥寥数位文化精英统治人们精神生活的文化金字塔逐渐被磨平，互传共享的平面文化时代到来。一份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短视频用户使用总时长同比增速达311.3%，……短视频移动端用户日活达6300万，每日使用次数达7亿次。”^[16]与此相应的是“高手在民间”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成了平民阶层通过网络传播挑战精英层的普遍现象。随着生产工具——精神文化类产品的制造硬件、软件的普及，传播成本的不断下降和受众搜索、追寻成本的降低，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业余生产者，“无尽市场”^[17]由此诞生。这让以往“潜藏的大多数”^[18]成为“大规模平行文化”^[19]的消费者，并争夺了以往主流文化的消费者，最终导致了传播从精英化转向平民化。于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主持人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被瞩目，有些“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意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往总会引起大众广泛热议的“央视春晚主持人名单”越来越没有焦点效应，媒体也不再以“春晚主持人”为吸引点来做报道。

“大热门文化”时代终结的另一个结果便是专业边界的模糊化。广播电视时代的主持行业是有较高门槛的，是有限性的，这是“供给匮乏时代”的特征。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分非常明显。受众也同样认为专业的主持人只存在于“大热门市场”，“利基市场”里那些潜藏的主持人被忽视了。当我们用广电时代的视角去观察网络时代的主持实践时，就会产生对“专业边界”的纠结感——专业的界定是出自行业专家的认可还是受众市场的承认？而事实上，专业和非专业的界限已经开始淡化，甚至包括对“专业”的定义也在解构。广播电视时代的“专业”界定遵循的是广电传播格局的秩序性规定，而互联网时代正在打破的就是这个秩序。换言之，能够掌握互联网主持传播技能、素养和市场的主持者，其“专业性”需要在互联互动、人际传播等语境而非传统大众传播的语境下考量，——这是不一样的两套系统、两种体系。

其次，从用户角度看，个性化与自由化的用户定制叠加了强参与性，由此推动了用户从“大众传播”受众逐渐转变为人际化“圈层传播”的参与用户。

广播电视时代，节目单塑造了受众的信息接受习惯，也规定了媒体接触的次序：19点从央视《新闻联播》中知悉天下大事，19点31分在《天气预报》中掌握第二天气象信息……移动互联时代，受众获得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选择自主权，媒体集中为受众编订内容、组合节目的“席桌”传受方式，被用户私人订制、个性化组合的“自助餐”传受方式取代。内容和渠道从“供给匮乏”时代进入了“丰饶经济学”时代，过去受众被限制和压抑的个性化精神文化消费需求被释放。个性化、差异性的媒体消费格局改变了广电时代受众群的“二八分布”，逐步变为“长尾分布”。并且在移动互联的主持传播中，有着相同、相似个性与喜好的用户积极、深度的参与传播，主持主体与用户、用户之间等交互频繁，这种人际化的交流方式使过去在大众传播时代分散而孤立的个体逐渐结成了一个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有着独特个性的“圈层”，“联结这个团体的是精神的共鸣和相同的兴趣而不是既定的广播节目表……而是我们的兴趣爱好。”^[20]。圈层传播，应该是移动互联时代的信息传播区别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最显著标志之一。

大热门时代的结束、长尾效应的出现与圈层化带来的是整体主持传播格局的“去中心化”，但“去中心化”的传播变革并非让以往“点对面”的传播完全分散成原子性个体的传播。“去中心化”是一种从大众集中传播到不断圈层化、人际化传播的过程，由过去有限的“大中心”分化为几乎无限的“小中心”。其实，这种过程并非当前才有。从电子传播开始，去中心化就已经在同一层级内展开：从一家电台、电视台到多家电台、电视台的“去中心”，从一个综合频道到多个差异化频道的“去中心”……受众的分层、分圈其实早就开始了，但由于过往都局限于一个传播层级内，且频道资源、平台资源有限，去中心的力度、广度并不大。而今移动互联网传播在极短时间内增加了无限中心再造的可能性。未来的主持传播将更具有“亚文化”特色和“圈层”特点，精准适应受众、专业性更强、人际性更真实的传播形态将会出现。

4.从“单元点面传受”到“传受多元共存”——网络部落仪式再现

到2018年年中，微信的用户已经达到10亿以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微信为大家“建造了稳定舒适的数字社会基础设施”，用户“用各自的一种生活方式，共同构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碎片化的生态系统。”^[21]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素养”这个专业教育领域的词汇已经随着工具、渠道的普及延伸到了一般互联网用户，“信息的发布越来越简易化、平民化、自由化。”^[22]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的时代。广电时代“传—受”身份清晰的划分、“点—面”单元传受模式与移动互联时代的“传—受”身份相融合、个体交互传播等多元传受模式并存。这是网络传播的必然结果，“唯有庞大的网状结构才能包容形态的真正多样性。其他结构，如链状、金字塔状、树状、圆形、星形等，都无法包容真正的多元化。”^[23]正如心理学家谢里·特尔克所说：“科技是我们的‘第二个自我’”^[24]科技的进化是人类这种生物的对象性再现，未来的主持传播的一个重要趋势便是多元性信息的交互传播将更为密集。在时间、空间、类别和方式等多方面，主持人与其受众的交互信息传播会越来越丰富。在大众传播时代的主持传播中，由于传播技术限制而离散的仪式场的会众会因为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而再次聚合。移动互联网传播构筑起了一个个犹如远古人类群族聚集的广场，主持传播日益呈现出了“部落仪式传播”的倾向。

可以预见，由于科技和人文的互通效应，信息量的增加会体现出类似于“摩尔定律”的规律性递增。未来VR虚拟技术所带来的变革不亚于电视对视听信息仿真传送所带来的变革，多感官仿真传播对主持传播的主要影响是多元信息的交互传播，进一步实现了拟在场传播。未来的主持节目现场的观众范围可以扩展到所有连通了VR虚拟技术的受众，每一个受众都拥有逼真的在场感。主持理论、主持技能和主持节目的形式、流程、互动方式等都会随之变化。场控、驾驭和信息的传播在仪式层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限空间。参与者之间可以同时感受到彼此的在场感，节目的进行更具有共时空的生成性。

总之，移动互联时代，主持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过程与传播模式都在新技术的应用与普及中呈现出了新的变革：或是适应，或是转向，这种变革大致可以用图1表述：

图1 传播主体、客体、过程、模式的变革

主持传播走向未来会怎么样？或许我们可以做如下的假设：(www.xing528.com)

1.合生物学进化规律的主持传播

历次的传媒变革背后都有着科技发展的因素，从“媒体是人体的延伸”到“科学是人体的延伸”，我们似乎感到了人类信息行为选择性发展后的制动因素。科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凯文·凯利认为，“科技由三种力量塑造出来。最主要的驱动力量是早已命定的发展——科技想要的东西。第二种驱动力量则是科技历史的影响，……就像马轭的大小决定了太空火箭的尺寸。第三股力量则是社会用来塑造科技体的集体自由意识，也就是我们的选择”。^[25]和生物的进化一样，科技的进化也满足了“三角法则”。（如图2、图3所示）^[26]这样的论断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其决定因素最终是以现实存在为基础的。和生物的发展演进一样，科技的发展也是建立在世界根本物质性质、运动规律基础上的发展，其中社会集体的自由意识起到有限的干预作用。那么主持传播的未来发展首先是宏观的必然性趋势：仪式化信息传播——“主客体互动”与“立体网状交互”的强化；其次是自身的发展沉淀性制约：历史的影响，例如早期的祭祀传播、后来的广电传播等；最后是主持传播的现实适应力制约。生物进化是物竞天择，科技进化是自由意志选择，而主持传播则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综合社会因素下的“能动性适应生存”（图4所示）。

图2 生物进化的三角法则

图3 科技进化的三角法则

图4 主持传播演进的三角法则

2.主持传播的“网络共产主义”初现端倪

“长尾效应”和“维基现象”似乎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言在某些层面接近甚至相似：“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27]“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8]。实际上，网络所具有的无限复制、无限分享和信息产品的几乎零成本传输等特性，带来的是网络产品的极大丰富和交换成本的极大降低，网络使用者无须再为获得网络产品而为这个极大丰富的产品库付出被迫的劳动。在网络产品的生产中，出现了大量“随着自己兴趣”而付出的劳动。如今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涉及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各种网络原创“充分涌流”，呈现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网络共产主义”端倪——如果可以这么比喻的话。摆脱了物质困顿的人性展现出共美、共生和共享的一面——这正是低物质性的互联网带给大众的体验。主持传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传播主体或许会从今天的“平民化”走向“全民化”——主播不再是哪个行业的特殊专利；传播圈层或成为主流传播模式，更多专家型、专业化、领域化且非功利化的主持传播社群将出现；传播主客体界限趋于模糊，以主持人身份、状态出现的传播行为成为生活的需要——似乎又回到了远古“人人皆巫”的时代；主持基本技能的培养趋于社会化、普及化，而更多社会组织、规训的功能将被主持传播所肩负。

[1] 王彪，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教研室主任，陕西省朗诵协会理事，陕西省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委员，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主持学、有声语言艺术。

[2] 王彪.从萌芽、附属、专业化到回归超越—域外审视和历时视野下的“主持”初探[C].2018中国主持传播研究.第一届中国主持传播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18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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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凯利.科技想要什么[M].严丽娟，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212，205，206-207.

[26] 凯利.科技想要什么[M].严丽娟，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212，205，206-207.

[2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5.

[2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4-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