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时代主持人意识变迁研究的成果

◎詹晨林^[1]

摘要：新媒体环境下，主持人群体原有的话语权及其符号意义被消解，“主播”“主持人”这些原本有着稳定指向的概念正在发生游移与变形。现实的变化催生主持人职业群体内心的困顿与迷惘，直接影响主持人对自身的认知和主持传播实践。融媒体时代的主持传播，呈现出比大众传播时代更为复杂多元的图景。

主持人的主体意识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又该如何进行培养与规制？本文试图以“自觉意识”为理论依据，尝试回答以上问题，为理解新媒体环境下主持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并提出培育主持人自觉意识的三种路径。

关键词：媒介融合 主持人 自觉意识 培养机制

新媒体环境下，主持人群体原有的话语权及其符号意义被消解，“主播”“主持人”这些原本有着稳定指向的概念发生游移与变形，职业共同体发生结构性改变。现实的变化催生职业主持人群体内心的困顿与迷惘。面对制播分离后大量社会资本涌入，广电行业是彻底投身商业？还是半推半就，在商业性和公共性之间来回摇摆？在文化意义上，超越“语同音”的历史意义阶段，面对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主持传播如何实现自身文化价值？主持人在职业实践中，是延续传统，坚持优质“语言转换”？还是努力实现原创内容生产？这些问题无从解答，只能靠自身摸索、判断。

主持人群体的内心动荡是一种主体性的变动，直接影响主持人对自身的认知和主持传播实践，使融媒体时代的主持传播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图景。新媒体环境下，主持人的主体意识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又该如何进行培养与规制？本文试图以“自觉意识”为理论依据，尝试回答以上问题，为理解新媒体环境下主持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自觉意识”在哲学层面有过较为丰富的论述：黑格尔认为，人的自我意识造就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作为一种矛盾的结构，自我意识是可以调节的。人通过不断地反省，不断地追溯自己的另一个自我，造成人的主体能动性。^[2]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意识是人脑的产物，是外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应。自觉，是人对自我意识的觉察与统领。成为人类，就是每时每刻都要确知自己当下的行为及其原因。^[3]因此，人的自觉意识无疑是一个整体概念，是“身份之和”的整体品格，^[4]并对社会活动起到指导作用。这一整体概念可以进一步延伸出新的理论指向。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认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5]这一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

节目主持人的自觉意识，是指主持人对其创作主体身份有“自知之明”^[6]，明白自身及其主持创作的来历、特质、发展规律、发展趋向。其概念不仅局限于对主持创作过程的认识和把握，还包括主持人作为一种传播角色的发展历史，在新时代呈现的新特质，以及作为一项社会活动主体的自觉意识。

笔者认为，“主持人自觉意识”包含了政治自觉、文化自觉、职业自觉三个部分。原因有三：

第一，电子传播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制度规定性。体制决定了媒体的整体利益取向、价值取向和经营管理方式，也因此决定了主持传播活动的价值取向。“为谁服务”这一问题，一直牢牢占据着主持人身份认同的首位，并贯穿在主持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因此，政治自觉是主持人自觉意识的前提要素，表现为主持人作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主体意识。

第二，文化最主要的符号是语言。选择什么样的语言，意味着认同什么样的文化。播音员主持人作为标准语音的代言人，不但推动国家语音相对统一，还在“标准口语”的塑造过程中完成文化过滤，促进现代文化发展。进入媒体融合时代，作为以有声语言为主要传播手段的专业传播主体，主持人仍然通过语言传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与塑造功能。因此，文化自觉是主持人自觉意识的基本要素，展现出主持人作为文化人的主体意识。

第三，在中文语境中，“专业”是指“以特定知识系统为基础的从业领域”，进入该领域必须习得这些专门知识，获取相应的操作技能，并建立以次评估工作成绩的眼界，也即高质量、高水准的衡量标准的内化。^[7]经过近百年发展，播音主持已经成为一门独立专业，主持人群体也已成为相对稳定的职业共同体，形成一套专业操作规范，共享一系列职业技能、职业标准。政治认同、文化传承最终也都需要通过这一套专业体系来贯彻执行。因此，从专业的角度出发，职业自觉是主持人自觉意识的核心要素，体现为主持人作为传播人的主体意识。

在中国，广播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牢牢绑定在一起，成为建构国家、促进民族认同的重要工具。播音员作为其中的专业工作人员，自然应该背负起相应的历史责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单一国家所有制的媒体制度，所有的播音员都被牢牢锚定在体制范围之内，作为“党的喉舌”传递国家声音，呈现出鲜明的政治自觉。比如，齐越认为：“我是一个传声筒，但是我传的是我们的党和人民战胜艰难险阻走向胜利的声音，我传的是党和人民政治上和谐一致的声音，我传的是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的真理之声，做这样的传声筒我感到自豪。如果我还有来世，我还要做这样的传声筒，我还要做中国共产党的播音员”。^[8]20世纪80年代，主持人开始出现，而他们的出现正是因为宣传改革的需要。1981年元旦，为了改变对台宣传“声音是高八度，效果是低八度”的状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空中之友》开播。该节目主持人徐曼表示，“同胞这两个字，意味着一母生养的骨肉兄弟。每当我走进播音室，就像走进了台湾同胞的家中，我就是他们的亲人，互相之间以诚相待，无所不谈。”^[9]引领她整体主持风格的，正是作为“党的喉舌”的高度政治自觉。在这一阶段，节目创作以政治逻辑为主导，主持人具有高度统一的政治自觉意识。

当网络传播兴起，媒介融合强势推进时，原本在国有体系下凝聚一体的主持人的政治自觉意识出现分化，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图景。在体制内，一些优秀主持人依然秉承职业的政治责任。白岩松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明确表示做政协委员“不过是换个舞台做记者该做的事”，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须有我”的意识高度。但同时，也有部分主持人缺乏政治意识，以“逐利自觉”代替了“责任自觉”。例如，面对盈利压力，部分网络节目主持人常常自发地将广告商称为“金主爸爸”甚至“干爹”。在《奇葩说》中，主持人马东还将其上升到“节目价值观”的高度。政治自觉的偏离直接导致节目内容出现边界失守、道德滑坡的现象，网络节目屡屡因为主持人言行不当而受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处罚，被要求停播下线整改。但值得警醒的是，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许多体制内节目主持人身上。黑龙江省人民电台的知名节目主持人叶文在接受专访时曾表示：“我们主持人是有话语权的，有这个话语权，你就有这个责任。很幸运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我有这个话筒，我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怎样的。”^[10]然而，就在这场访谈播出后不久，2018年7月，《叶文有话要说》就因为话题涉及灰色边缘、内容把关不严，主持人言语出位，随意贬损听众而遭到停播下线的处罚。曾受到行业高度评价的“金话筒”主持人尚且言行矛盾，足可见在市场冲击之下，主持人群体在政治自觉上的模糊与动摇。

媒介制度是整个社会制度体系中的一个构成要素。^[11]当社会制度体系发生变化，媒介制度也会相应做出调整，进而引发从业人员政治自觉意识波动。因此，探寻主持人政治自觉意识动荡的原因，要从社会制度、媒介制度的变化以及引发的运行逻辑变化进行考量。

首先，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技术革新，市场力量、社会力量逐渐进入传播领域，媒介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1978年，媒体机构“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运营”的模式确立，“盈利”成为评价媒体机构的重要指标。2003年后，民营影视拿到了“许可证”，名正言顺地开始发展。但市场力量的真正爆发还是在网络传播兴起之后。自2010年起，腾讯、爱奇艺等在线视频媒体平台陆续上线，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民营影视制作公司借助互联网平台，迅速成为网络视听节目的主要生产者、传播者，网络自制节目呈现爆发式增长。以综艺节目为例，2016年，全网新上线129档综艺节目，2017年增长到197档，2018年达到了385档。^[12]当市场化运作逐渐主导节目生产逻辑，“盈利”成为唯一诉求，主持人群体的政治意识自然随之发生转变，从追求传播的政治效应全面转向追求经济效益。

此外，基于市场化运作模式，一批完全不同于体制内主持人的职业群体大量涌入，客观上改变了职业主持人的群体结构。他们有的是来自港台、海外娱乐圈的职业主持人，如蔡康永、徐熙娣等；有的则是来自其他相关领域的跨界主持人，如歌手、演员、作家等。另外，主持人与艺人、嘉宾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节目制作公司也更愿意将娱乐主持人当作艺人培养使用。这些类型的主持人受市场逻辑主导，几乎没有经过政治意识培训，整体的政治自觉意识较体制内主持人有很大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对主持人群体的整体政治自觉意识产生影响。

一切传播媒体，都承担着传播本民族文化的使命，都应在有效的交流与互动中，加强对自身文化的深层了解，整合深远的文化意境，传承其自身文化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理念。^[13]主持人作为节目人格化传播形象，应具有对主导文化的自觉意识，承担引领社会文化自觉、培育优秀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使命。

在大众传播时代，大多数主持人能够自觉地以传播社会主流文化为己任，榜样式的主持人在全社会都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偶像。而他们自身也对自己的文化使命有清醒的认知。如倪萍曾撰文表示：“我把我的工作理解为传播真善美的工作，我渴望传播美好的事物，这不等于我不正视假、恶、丑，而是我的个性使我倾向于用真善美的事物来打击假恶丑。自始至终我不是具有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主持人，但我对假、恶、丑的事物在骨子里是有明确的价值判断的，这表现为我的正直”。在文化取向上，她更倾向于重视文化品格，提出“文化品格是一种人格，关系到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独特的情感、感受、爱心、真诚、判断力、正义感，等等。”^[14]

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整齐划一的文化取向，媒介融合时代，主持人职业群体的文化自觉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出现了一些责任意识缺失、文化指向多元的现象：

在文化传播的使命自觉方面，一些主持人认为，传播文化是结果，而不是目的，因此做节目并不需要考虑这方面的使命与责任。如主持人马东在接受采访时说：“娱乐是人类的先天本能，而文化其实是沉淀的结果。把文化当作目的去追求，是崇高的，但是是本末倒置的。”^[15]“知识网红”兼主持人罗振宇更是明确表示：“这是一个跑反的时代，谁也别管别人，管自己。”^[16]这种对文化自觉的自我放弃，遑论对整体文化的自知、自觉与回归。

同时，一些主持人避开引领主导文化转型的使命，转向为亚文化代言。例如，许多网络综艺节目显现出强烈的青年亚文化色彩，主持人有意识地大量使用网络语言，用综合谐音、字母缩写、语言混杂等方式，对语句进行拼贴、重组，产生不同于规范语言的语义指向，造成内容上的语义混乱，进而形成理解壁垒，目的就是为了贴近青年群体，形成圈层认同。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主持人群体的自觉意识是分化的，既有放弃文化自觉、代言亚文化的负面因素，也有直面历史的优雅传承。如董卿在《朗读者》中既是语言风格的设计者，又是话语行为的实施者，民族文化的审美意趣成为她的自觉追求。^[17]

人生活在自身所处的文化之中，当社会文化、媒介文化发生变动时，身处其中的主持人必然受到影响。因此，寻找主持人文化自觉意识危机的原因，需要综合考察社会文化、媒介文化的整体变化：

一方面，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时空压缩”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基础性结构，即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大汇集、大冲撞、大综合。^[18]这种剧烈的现代性社会变革和技术变革客观形成了“文化失调”。所谓文化失调，就是说任何文化都有它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被引入之后，不能配合于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19]文化失调会在个人生活上引起相似的裂缝，形成相似的烦闷和不安，追求解脱成为摆脱文化失调的本能选择。摆脱文化失调的欲望，应对风险的主动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倾向结合，形成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并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之下急速扩张。

另一方面，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孕育了各种新的文化现象^[20]。它在构成、风格等方面呈现的平民化、大众化，很大程度冲击着以精英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格局，^[21]逐渐形成多种不同文化各自发声、碰撞融合的多元文化格局。受益于网络传播的结构性特点，基于小型群体交往的亚文化大量兴起，成为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网络视听节目创作的文化指向。加上受窄播化趋势和市场逻辑的影响，迎合亚文化群体，追求群体认同成为一些主持人的文化选择。

然而，“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尽管文化的内容形式丰富多样，“但其中总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22]的文化。在今天的主持人文化自觉意识格局中，主流文化依然起着主导作用，呈现出文化失调与文化调适并存、文化选择从单一转向多元的整体趋势。

传播人的职业自觉，是主持人自觉意识的核心内容，它是指主持人作为一个传播角色，需要对自身在融合时代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功能有自觉的体认和觉察，了解主持创作的来龙去脉，明白主持传播的核心优势与局限性，看清未来发展的走向，并对自身在职业角色中的特长与短板、空间和限制有不断更新、修正的意识。

主持人职业的核心功能、核心价值是什么？张颂认为，节目主持人是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出头露面”驾驭节目进程的人。^[23]在广播电视时代，这一概念明确清晰，易于操作。明确主持人承担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用语言“驾驭节目进程”。一直以来，主持人的自我职业认知也是如此。倪萍认为，“主持人所起的作用应该如同穿起一串珍珠的那根线。观众看见的是珍珠，但这串珍珠链是什么样子，松点、紧点就看主持人了”^[24]。

进入媒体融合时代，主持人的职业自觉意识悄然发生变化。曾经作为享誉全国的晚会主持人的董卿，在创办《朗读者》时这样自述：“21年了，似乎应该到了一定的时候，我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做一档自己想要做的节目”“我们在读我们自己，我们把这个世界读给大家听”^[25]。从董卿的这些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她的自我意识中，自己是“生产者”与“表达者”的结合体，她不仅驾驭节目，还生产节目。在新媒体平台上，大量短视频节目都以播创合一的形式出现，节目主持人实际上就是创作者，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定位自身的。例如，网络短视频节目主持人姜思达在访谈中直接提出自己的定位就是“不受限”的“年轻的内容生产者”^[26]。

在媒体融合背景下，音视频节目的叙事逻辑发生巨变，视听逻辑、互动逻辑全面取代了文字逻辑，音视频节目的叙事节奏加速、信息量加大，仅承担串联、衔接、叙事功能的主持人已经不足以满足用户的信息接收需要了，主持活动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的重要性被大幅削弱。为了提高节目内容效率，将“内容生产”与“内容传达”合并成为必然选择。比如，在《歌手》节目中，音乐串讲人就是歌手；在《奇葩说》里，主持人可随时下场辩论；在《吐槽大会》上，主持人的主持词本身就是“吐槽”的一部分，主持人自己就是“吐槽”大军中的一员。在一些极致情况下，有的节目甚至不需要一个单独的“主持”角色，只需要将主持功能拆解给一些参与节目的嘉宾即可，由此出现了“主持人”的概念混淆现象。例如，《歌手》节目中的“音乐串讲人”、《声临其境》节目中的“发声者”、《国家宝藏》节目中的“001号讲解员”，此外，还有一些商业和自媒体平台的游戏解说员、美妆、音乐主播等。

论语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只有正其名，方能安其分、尽其力。主持人的职业称谓混乱，恰恰说明主持人的职业核心价值正在被重构，同时，其功能也从“节目驾驭者”转向了“节目驾驭+内容生产”的复合功能。

实际上，这在黄金时代的电视节目创作中已有呈现，例如，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等著名主持人，身兼“主持人”和“记者”两个角色，他们就是将内容生产与表达相结合的典范。只是在大众传播时代，这样的典范凤毛麟角。进入融合时代后，网络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模式，主持传播从“谈话”走向“对话”，“人”的传播再次复兴，人格化传播成为更加普遍的审美需求。如今的受众热切期待着，每一场对话的另一端都是一个有充分自觉意识的独立个体，具有完整的自我人格，他不一定完美，但一定要真实，在传播中展现个性魅力，与观众建立亲密关系。这种传播方式与原始口语时代的人际传播有很高的相似度。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随着技术传播媒介的发展，它们倾向于更多地复制真实世界中前技术的或是人性化的传播环境。”^[27]未来，真正有影响力的主持传播将必然更接近原始口语传播的样态，全面实现内容生产和内容表达的合体。

在媒介融合时代，因为媒体属性、节目形态、价值取向之间的差别，主持传播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培养主持人自觉意识，建构主持人自觉，成为主管部门和媒体机构不可回避的责任。

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的社会格局、经济格局、舆论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面对这一现实，单纯用“党的新闻工作者”来定义所有主持人职业群体的整体政治身份未免有些不切实际。和一刀切的管制相比，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尊重多元价值选择，采用宏观规制和微观调节相结合的弹性管理显得更为高效。用法规限定底线、用政策微观调节的组合式管理，促使主持人群体自觉调适政治意识。处于体制内的媒体主持人，依然坚持承担作为“党的喉舌”的义务与责任，“高举旗帜、引领导向”。而在市场化节目制作机构的主持人，则必须遵循正确的政治导向，自觉形成边界意识，在明确政治导向的前提下，开展主持人政治自觉意识培养的路径建设。

1.以党组织建设为引领

首先，大力推动党组织建设，尤其是民营影视企业的党组织建设，以党组织为抓手，提升主持人政治自觉意识。近年来，处于行业领军地位的民营影视企业或平台已相继成立党组织，2016年，腾讯还获得中央表彰，成为百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之一。但从总体来看，党建在民营影视企业中的作用发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一方面，所在地党组织应鼓励、督促民营影视企业尽快建立党组织；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已有的民营影视企业党组织建设。例如，广泛吸纳表现优异的主持人加入党组织，通过党组织活动及时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高体制外主持人的政治意识。需要注意的是，在民营影视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必须将对意识形态的引领和具体的创作业务进行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党员在具体业务活动中的模范先锋作用，带动主持人群体提升政治自觉意识。

2.以职业共同体建设为基底

在媒体融合时代，所有的机构传播行为都是舆论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即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大众文化产品。然而，目前的《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只对广播电视机构的主持人进行了资格管理，并没有将多种形态的网络主持人及以其他名义从事主持工作的人员纳入管理范畴，这导致主持人行业对自身政治身份认知产生撕裂，政治自觉意识的培养也无从落地。因此，建议主管部门应尽快修订相关管理规定，将体制内外的主持人归入相对统一的职业群体，将政治自觉的培养融入主持人行业统一的职业精神、职业纪律、职业责任及职业荣誉体系之中，推动政治自觉成为主持人群体的集体自觉。

文化自觉“既是一种文化意识，又是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文化实践论。”^[28]培养主持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可以从文化意识、价值取向、语言规范三个维度展开：

1.培养文化意识

通过相关管理机构、协会组织有针对性地展开相关培训，让主持人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充分意识到优秀文化的地位作用、传播规律以及自身承担的责任，提升主持人文化素养。如上海文广集团开设“艺术讲堂”“人文讲堂”等形式的培训活动，组织主持人团队参观艺术展览、人文遗址，组织开设传统戏曲、书法、舞蹈、绘画等讲座与入门体验课；邀请作家、社会学家、资深记者等与主持人交流等。在深入了解传统文化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主持人对全球化处境中的中国文化形成更深的关切与思考。

2.确立价值取向

主持人的文化传播并非个体行为，而是制作团队、播出机构等各个环节共同造就的结果。可以说，媒体机构自身的文化价值选择就是对主持人文化自觉的方向性指引。因此，培养主持人的文化自觉，需要从建构媒体机构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入手。

价值选择是一种正向引领。在经历过了浅层次的发展阶段之后，高质量、高文化内涵的节目更符合人们的精神追求。近年来，能够引发社会情绪共振，实现口碑与流量双丰收的视听节目，都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彰显与价值观的引领。因此，媒体机构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引导资源向代表主导文化的节目倾斜，用通俗又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节目取代低级庸俗的语言游戏，为主持人搭建起文化传播空间。(www.xing528.com)

价值选择是一种边界维护。媒体机构在内容创作过程中，对利用低俗文化获取关注度的行为如何处理？对肆意狂欢的戏谑、无厘头的喧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坚决摒弃？这需要机构审查部门在日常节目创作过程中时刻葆有文化价值边界的意识，及时遏制踩边踏界的行为。通过正向引导与边界维护共同作用，在组织内部形成正确文化导向，促成主持人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时代文化风潮为己任，提升文化自觉意识。

3.把关语言规范

语言是主持人文化传播实践的主要载体，也是主持人文化自觉意识的外化体现。“普通话”是进行社会动员、形成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之一，^[29]播音员主持人的标准语音、规范语言对文化建设起到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因此，从职业实践维度培育主持人文化自觉意识，需从语言规范意识出发，通过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在业务规范方面的规制，形成主持人语言规范“把关人”“塑造者”的自觉意识。

语言规范并不意味着语言僵化。“人类语言其实一直就处在规范与失范的对立统一中”^[30]，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发生相应变化。语言学家陈原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加以区分：对有利于语言发展的积极的变异，要加以吸收；对不利于语言发展的消极的变异，要加以摒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语言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31]。根据这一原则，主管部门和创作单位在专业培训、管理中应加强引导，鼓励主持人自觉判断在各类网络用语中，哪些是有益于汉语健康发展的新文化符号资源，并且能够为语言艺术创作提供资源，促进主导文化的更新与完善；哪些是无意义的语言杂芜，会对社会普遍交际起到负面效应；进而使主持人在不断的实践中不断反思、界定，形成相对稳定的语言创新空间，实现语言规范性和艺术性的相对统一。

在融合语境下，主持人的职业核心价值、核心能力、身份认知都在发生急剧变化。从当前现实出发，应以理念革新引领教育体系和培养机制改革，塑造主持人的职业自觉。

1.以“核心再造”引领教育体系改革

播音主持的职业化教育体系一直以从文本到有声语言的“转换”为核心训练内容。这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主持人和播音员一样，核心能力是在声形俱佳的前提下，面对镜头的语言转换能力。

在融合传播时代，主持人与播音员的职业分野进一步扩大。播音员在有声语言的表达艺术上充分发挥，专注于将文本内容转化为精准的有声语言。而在主持范畴，仅靠读稿、背稿来完成任务的主持人，几乎处于被淘汰的边缘。“内容生产者”“节目驾驭者”的双重角色现实，急需理论研究重新总结提炼主持人的职业核心能力，以理论建设带动教育体系改革，从内容创意能力、内容生产能力、语言文字能力、口语表达能力、临场应变能力五个维度全面升级，促进教育核心体系从“语言转换能力”向“话语生产能力”转化，从人才培养的基础阶段就开始培养融合时代主持人所需的职业自觉意识。

2.以“人的完善”引领培养机制改革

在主持人的使用与培养方面，不少媒体机构仍停留在“工具论”的层面，将主持人当作出镜出声的工具，忽略了主持人作为“人”的根本价值属性。但传统的这一培养取向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用户对主持人的心理期待，也无法唤起主持人应有的职业自觉。改进媒体机构的主持人培养机制，培养主持人职业自觉，应以“人的完善”为核心，把主持人真正当作一个饱满、丰沛、具有创造欲望的个体，才可能激发主持人的内容创作意识、内容创作能力，形成符合融媒体时代需要的职业自觉。

人格的形成，受环境、经验、学识的多重影响。在提升业务技能水平的同时，从知识和经验两个层面，帮助主持人实现自我人格完善，引领职业自觉。在社会实践方面，可要求新入职的主持人广泛参与新闻采访、节目策划、文本创作、地面活动等。在熟悉节目创作流程的同时，积累更多“接地气”的社会经验，在碰撞中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如中央电视台规定，新入职的毕业生必须在央视从事两年采编工作后才能通过相应程序成为播音员主持人。在学识累积方面，则应大力支持主持人攻读非本专业的更高学位，如经济、管理、文学、心理学等专业，完善主持人的知识结构，加速人格成熟，激发创作活力。

对于已经具备融合传播能力的主持人，则需要媒介机构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制度改革，鼓励、支持他们勇于创新，以主持人为内容创作核心，打造富有传播力、影响力的优秀节目。如向外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建设主持人工作室制；向内重组流程，打造主持人内容中心制，加大主持人对内容生产的参与广度与深度，为培养主持人新时代的职业自觉创造制度基础。

在融合传播时代，“人”被急剧放大，成为最基本的传播单位。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主持人行业的发展，需要每一个创作主体具有高度自觉意识，从政治、文化、职业三个层面，对“主持人”和“主持创作”的历史、当下和未来有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并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更新、不断扬弃、完善认知，实现自我迭代更新，再由更新后的理性意识指导理性实践。由此反复轮回，不断推动历史前进。但这一自觉意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媒体融合日渐深入、传播格局动荡变化的当下，主持人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需要主管部门以基本规制对主持人群体进行协同引领；媒体机构以优秀文化价值选择与不断完善的管理体系，实现主持人作为一个传播“人”的培养和使用。以上二者共同构成主持人自觉意识生长的肥沃土壤，催化主持人自觉意识形成，引领主持传播健康发展。

[1] 詹晨林，浙江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主持传播、融合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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