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对“心”的解读最根本的转向是叔本华。康德的认识论中关于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转化中突出了“心”的作用，叔本华通过继承康德的思想，揭示当人审视自己内心之时，会发现唯有“心”能昭示答案，即是我们所追求的，不可遏止的，始终处于萌发冲动的生命意志，才是我们真正的内心的永恒追求。[25]梅洛·庞蒂宣称 ：“直觉是我们的整个存在意向”[26]，即是判断我们的心智具有“运动意向性”，并且在他眼中，人类对颜色的觉察都带有先验的“身体态度”“行为指向”在其中。现代对“具身认知”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人类在思考过去的时候，身体会往后略微倾斜，而当人类在思考或展望未来时候，身体角度会不自觉前倾。除去这方面的身体与思想的联系以外，人们对事物的知觉也与该事物施加在身上的重量感直接相关，与质量或重量感成正相关，就是说人们知觉的事物的重量会增强意识的重要感，否则相反。
在中国古代也特别强调音乐的价值，并将“社会人”“自然人”的价值观从一而终地回归到人性发展的探讨，其内在就是“身心合一”的价值观。至此，历经朝代变迁，中国人关于身心的普世价值观出现九个阶段。[27]由此派生中国传统身心观念的九个过程中，受到了多方面的直接影响，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导向、阶层利益冲突等，其中，哲学对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封建时期的传统价值观的核心是“礼”“乐”“仁”之类的儒家道德价值观，历史上受过春秋老子的道法自然的生命价值观，大乘佛家的性本空明的生命价值观，以及明清的程朱理学的影响，但儒家价值观从未真正发生动摇。西周时期“乐教”与音乐教育含义语出同源，包含着伦理宗教、政治教化、陶冶身心的内涵，具有原始的内藏的“身心合一”的价值观念。“乐教”从“教之以事”的学生个体行为与动机、“化成于心”的价值观念切入，做到表里兼修、身心一体，在实践上则与“礼教”互为内外，“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记·文王世子》），可以说是“道德伦理教育与乐舞艺术教育、行为规范教育与审美情感教育的共构一体”[28]。先秦时期对周代“乐教”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在百家争鸣中推陈出新，孔子以“仁”统“中”而至“和”的“中和”的音乐教育价值观；孟子以“人性的和谐之美”为内涵的“仁声”之“和”音乐教育价值观；庄子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的音乐教育价值观。这些音乐教育价值观始终围绕“乐教”，沿着“声和——心和——人和——政和”的脉络，最终依存于“身心合一”的价值取向。(www.xing528.com)
《乐记》中对先秦儒学的“乐教”的系统阐述，在音乐教育的价值观念史上最早提出了“物至——心动——情现——乐声”的教育与音乐的关系本源观点，集中突出了音乐在促进个体“身”与“心”合一的能动价值。[29]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教育价值观是呈现“多元化”，这样的音乐结构初次从宫廷音乐、宗教音乐，下放到民俗音乐、文人音乐，形成“四元化”结构变迁[30]，但传统“乐教”价值观，代表着中国古代音乐思想文化，仍然处于主导权的文化地位。纵观“四元化”价值观之间碰撞与消弭，直接淡化了“乐教”传统的音乐教育价值观。消亡必对应着新生，民间俗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在实践冲突与此消彼长中，形成新的“多元”状态，反而继续践行“乐教”的文化使命。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主张“声无哀乐”，同时也认为“古之王者，成天理地”，在“天人交泰”中，“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强调了“先王用乐之意”是心与理、气与声的“相和”。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在主张“自然之道”的同时，把礼乐思想与“道法自然”的思想相结合，在《乐论》中认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和其体，得其性，则和”，提倡“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其目的还是以“身心合一”的音乐教育价值观。
综上“身心合一”的音乐价值观以魏晋南北朝为历史界线，从先秦时期以“声和——心和——人和——政和”的脉络，以“政和”为人性与乐性[31]追求的最终结果，并以此作为音乐教育的价值观的，进而从魏晋以来，以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为代表的则是从“政和——人和——心和——声和——音和”的脉络，从政治向复归个体精神与身体结合的“身心合一”的价值观。至此，“身心合一”的价值观形成两大支流：一个是以“道德伦理”为内心，从“乐和”通向“人和”最后到达“政和”；另一个是以“人性”为核心，追求“身和”“音和”“心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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