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奥义：解读三哲学先知

“知识”与“精神”，意蕴相关而关系模糊，“知识”与“时代精神”亦然。本文跳出庄学樊篱，从“知识”入手，考察“精神”、“时代精神”等一系列相关名相，尝试为轴心时代的哲学先知庄子，在人类精神史中找到恰当位置。

人类的“知识”生产，一般要经过个人“新知”、小众“共识”、大众“常识”三个阶段。

其一，个人“新知”阶段，即“知识”生产的开发、设计阶段。

先由论者提出“新知”提案，对已有知识存量即“常识”，提出补充、修正、质疑、挑战，提案提交知识界——相当于“知识议会”。广大读者相当于知识选民，虽不直接参加知识议会的辩论，但其反馈对知识议会具有极大影响力。

其二，小众“共识”阶段，即“知识”生产的决策、投产阶段。

知识界对“新知”提案予以探讨，辩论，赞成，反对，或沉默。大部分“新知”提案，会被知识界多数否决，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新知”提案价值有限，次要原因是知识界通常比较保守——这有利于传承文明，但不利于推进文明，不过盲目的激进确实不如审慎的保守。沉默类似于否决，相当于知识界多数投了弃权票。知识界通常仅仅运用已有知识存量即“常识”来否决“新知”提案，只有社会状况发生剧烈变动、固有知识系统之权威性遭到普遍质疑的特殊时期，才会以采纳某一“新知”提案的方式，否决其他“新知”提案。补充、修正“常识”的“新知”提案，较易获得通过。质疑“常识”之局部的提案，较难获得通过。挑战“常识”之总体的提案，最难获得通过。获得通过的“新知”提案，在进一步补充、修正之后，将在知识界内部形成小众“共识”，于是知识新产品基本成型，可以投产问世了。

其三，大众“常识”阶段，即“知识”的市场推广、零售消费阶段。

知识界小众达成“共识”之后，“新知”就开始向知识界以外传播普及，直到成为大众皆知的“常识”，融入已有知识存量为止，其重要标志是进入大、中、小学教材，类似于进入专卖店、超市、百货公司。中小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向受教育者普及已有知识存量的基础部分，使之成为全民“常识”，通常不注重对“常识”提出补充、修正、质疑、挑战。但是理想的中小学教育，必须培养质疑精神，不能让受教育者盲信“常识”。大学教育则必须具有双重目标，既要向受教育者进一步普及“常识”的纵深部分，又须着重训练受教育者补充、修正、质疑、挑战“常识”的能力，为知识界培养新成员。

每一位知识界成员，既是有权批评其他成员提交的“新知”提案的议员，又是有权提交“新知”提案的论者。“论者”与“议员”，异名同实。知识议会的新陈代谢，促进着知识生产的升级换代和良性循环，兼顾传承文明的知识生产和推进文明的知识再生产。不直接从事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人们，是知识产业的消费者和受益者，也是知识议员的选民和监督者，同时又从事着其他物质产业的生产和再生产，与知识产业形成有机互动和良性循环。

人类知识日益丰富和准确，人类文明日趋完善和高级，循环往复地传承，永无休止地推进。人类就这样成为万物之灵长，造化之奇迹。

“知识”生产分为三个阶段，因此处于三个阶段的三种“知识”，都有可能被视为“时代精神”。于是每一时代，均有三种未必相容甚至相互冲突的“时代精神”。

知识生产第一阶段的“新知”提案，通常保存在个人著作里，不仅大众不知，连知识界也少有人知。在无数的个人著作中，极少数“新知”提案将会或顺利或艰难地通过后面两个阶段，在后一时代成为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界小众之“共识”，并在更后时代成为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大众之“常识”。然而这些个人“新知”在问世之初，就会被极少数人大大超前地命名为“时代精神”，其后时代的共鸣者，也会追认其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其实仅仅是当时的“先知时代精神”。

知识生产第二阶段的知识界小众“共识”，通常保存在大学教材里，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界小众已不陌生，但是未受大学以上教育的大众仍很陌生。这些知识界小众“共识”之一部分（不可能是全部），在后一时代会成为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大众“常识”，然而这些知识界小众的“共识”，也会被知识界小众稍稍提前地命名为“时代精神”，其后时代的共鸣者，也会追认其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其实仅仅是当时的“学院时代精神”。

知识生产第三阶段的大众“常识”，通常保存在中小学教材里，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大众已不陌生。无须超前命名，也无须事后追认，每一时代的大众“常识”，就是真正的时代精神——“大众时代精神”。

“先知时代精神”的基本品性是激进和反叛，由于站在人类知识最前沿，所以全盘批判“学院时代精神”和“大众时代精神”。学院把“新知”转化为“共识”时，必将充分过滤其激进性。大众把“共识”接受为“常识”时，又将充分过滤其反叛性。从未有过激进反叛的“常识”，更未有过激进反叛的“时代精神”。激进反叛的“时代精神”，必非真正的“时代精神”，必属“先知时代精神”，是时代精神的制高点。

“学院时代精神”的基本品性是激进与保守的折中，由于已经部分吸纳了前一时代的“先知时代精神”，并致力于补充、修正、完善、发挥、传播、普及，所以不自知保守，反而以进步自居。在社会变革期，“学院时代精神”会暂时具有貌似“先知时代精神”的激进反叛表象，甚至比社会稳定期的“先知时代精神”更激进更反叛；一旦社会变革期过去，“学院时代精神”就会复归其保守品性，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和最低点之间游移不定。

“大众时代精神”的基本品性是怠惰和顽固，由于其知识水位落后于“先知时代精神”两个阶段，落后于“学院时代精神”一个阶段，因此不加批判地反感“先知时代精神”，又不加批判地仰慕“学院时代精神”。“大众时代精神”是真正的“时代精神”，然而最缺乏精神内涵，是时代精神的最低点。

“先知时代精神”与“学院时代精神”相较，显得离经叛道；“先知时代精神”与“大众时代精神”相较，显得大逆不道。

“学院时代精神”与“先知时代精神”相较，显得保守落后；“学院时代精神”与“大众时代精神”相较，显得绝对权威。

“大众时代精神”与“先知时代精神”相较，显得愚昧无知；“大众时代精神”与“学院时代精神”相较，显得纯朴可爱。

每一时代均有共时性的三种时代精神，但是不同时代会把共时性的三种时代精神之一，视为本时代的时代精神。那么我们所处的时代，视共时性的三种时代精神之哪一种为时代精神呢？欲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先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下个定义：大众传媒时代。

大众传媒热衷于高举“时代精神”大旗，而其宣扬的“时代精神”，一定属于共时性的三种“时代精神”之一。只要弄明白我们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属于共时性的三种“时代精神”之哪一种，也就弄明白了大众传媒所宣扬的“时代精神”，属于共时性的三种“时代精神”之哪一种。

人类精神史，可以分为三大时代：前传媒时代，小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时代。三大时代，对共时性的三种“时代精神”之选定，完全不同，依次递降，而且与历时性的三种时代精神，正好一一对应。

前传媒时代，个别先知的“新知”就是“时代精神”。其他人要么没有“精神”，要么是先知精神的无条件追随者，相当于没有“精神”，所以前传媒时代就是先知时代。

小众传媒时代，小众或精英的“共识”就是“时代精神”。其他人要么没有“精神”，要么是小众精神的无条件追随者，也相当于没有“精神”，所以小众传媒时代就是精英时代。(www.xing528.com)

大众传媒时代，大众的“常识”就是“时代精神”，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精神”，整个时代都没有“精神”。

先知时代没有传媒，然而尽人皆知谁是先知。

精英时代有了小众传媒，然而不仅大众不知道谁是先知，连精英也不知道谁是先知，即便偶然知道也视为有病，因为先知已经“不符合时代精神”，也就是不符合精英精神，所以先知被边缘化了。

大众传媒时代的传媒已经彻底大众化，然而大众除了继续不知道谁是先知，甚至也不再知道谁是精英，即便偶然知道也视为有病，因为精英已经“不符合时代精神”，也就是不符合大众精神，所以精英也被边缘化了。

任何时代都有先知和精英，而且任何时代都需要先知和精英。然而精英时代却是先知时代的精神递降，大众传媒时代又是精英时代的精神递降。由于先知在精英时代被边缘化，因此精英时代的先知由精英扮演——当然是伪先知。而精英在大众传媒时代也被边缘化，因此大众传媒时代的先知和精英由庸人扮演——当然是伪先知和伪精英。

在大众传媒时代，伪先知成了大众的精神医生，伪精英成了大众的精神牧师。然而伪先知和伪精英像大众一样毫无“精神”。大众固然追随伪先知和伪精英，竭尽全力媚雅，但是伪先知和伪精英同样追随大众，竭尽全力媚俗。三者相互追逐，像无头苍蝇一样六神无主。大众传媒所宣扬的“时代精神”，就是“大众精神”。大众传媒高举的“时代精神”大旗，就是没有“精神”。

“常识”同样分为三个层次：精神先知的常识，未必是知识小众的常识。知识小众的常识，未必是普通大众的常识。甚至普通大众的常识，也未必是知识小众、精神先知的常识——不过他们并非不知道，而是视为“迷信”。

“常识”就是一切迷信的大杂烩。每个时代的大众常识，都包含着自古以来的迷信和最新时代的迷信。迷信与已有知识存量几乎是等价物。尽管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掌握全部已有知识存量，但是每个人的知识都是已有知识存量的一部分，因此每个人掌握的“常识”，就是每个人固守的“迷信”。

与常识分为三个层次一样，迷信也分为三个层次。普通大众的“常识”，其核心是古老的“迷信”。知识小众的“共识”，其核心是当代的“迷信”。而少数先知的“新知”，又将成为未来的“迷信”。

“迷信”并非贬义词，正如“常识”并非褒义词。两者互为对词，又互相转换，是知识史之不同阶段，对同一知识的不同判断。先知的“新知”，尚未被视为“知识”，仅仅被视为“独到见解”，甚至被视为“奇谈怪论”。先知的“新知”一旦推广为小众“共识”，就成了“知识”。小众的“知识”一旦普及为大众“常识”，就成了“迷信”——不过此时尚未被视为“迷信”，要到后一时代才被视为“迷信”，尽管它已具备了“迷信”的全部特征：不可质疑，不许挑战。

大众常识，是当代迷信的总和。小众常识，是当代知识的总和。先知常识，是当代反叛的总和。由于知识小众的知识比大众领先一个时代，先知的知识又比知识小众领先一个时代，因此大众信奉的当代常识，往往被知识小众视为古老的迷信，认为应该破除迷信，用更新锐的知识予以更新。知识小众信奉的新锐知识，往往又被先知视为当代的迷信，认为应该破除迷信，以更新锐的思想予以升级。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知识与迷信的混杂，其知识可能是最新锐的，其迷信却可能是最古老的。既可以说教育是传授知识，也可以说教育是灌输迷信。两者几乎是同一件事：教育在破除古老迷信的同时，也在灌输当代迷信。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说：“知识就是权力。”其实常识比知识更有力量，更有权力；迷信又比常识更有力量，更有权力。因此知识的力量就是迷信的力量，知识的权力就是迷信的权力。知识与迷信的博弈，一开始常常是迷信获胜，然而知识最终会战胜迷信，于是知识又成了新常识、新迷信，从而成为更新锐知识的对手。

知识一旦成为常识，就所向披靡，任何对常识的质疑和挑战都要冒巨大风险。常识一旦成为迷信，就战无不胜，尽管它依然叫“常识”，但已成了不可质疑、不许挑战的绝对权威。只要是“常识”，那么你若是不知道，就应该羞愧，若是不赞成，则被千夫所指。当常识作为知识破除了旧迷信之时，常识是知识的结晶，社会进步的动力；当常识本身变成了新迷信之时，常识就是迷信的渊薮，社会进步的阻力。

随着时代进步，古老迷信会被部分扬弃，但是不可能全部扬弃，很多迷信亘古不变，然而知识却不可能亘古不变。无数的迷信，自古至今被大众信奉；而无数的新知，又不断加固着迷信的城墙。没有知识，人类就不会进步；没有迷信，人类就不会进步得如此缓慢。人类固然凭借知识获得了极大的物质进步，然而又由于固守常识和迷信而精神停滞。一方面，知识增量强劲推动着物质的飞速进步；另一方面，知识增量却难以改变精神的亘古如斯。因为物质和财富可以积累并直接传代，而知识与精神可以积累却无法直接传代，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必须从零开始学习知识，逐渐获得精神——或曰“灵魂”。直接继承物质遗产是轻松愉快的，因此没有人会拒绝成为物质遗产的继承人；然而间接继承精神遗产却是艰难困苦的，因此许多人拒绝成为精神遗产的继承人。于是随着知识增量导致的物质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人被物质泯灭了精神，越来越多的人用物质埋葬了灵魂。

时代精神的三阶段递减，与物质生产的三阶段递增相应：先知主导的前传媒时代，是物质极端贫困的上古时代。精英主导的小众传媒时代，是物质相对丰富的中古时代。大众主导的大众传媒时代，是物质更为丰富的近现代。

在物质极端贫困的上古时代，全部物质在全民之中平均分配的结果是贫困，所以平均分配根本不可能，必须用知识和精神分出高下等第。只有极少数上等人能够得到多于全民平均分配的份额，摆脱物质贫困；极大多数人只能得到少于全民平均分配的份额，陷入物质赤贫。因而摆脱物质赤贫成了学习知识、培养精神的最大动力。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极少数人中的极少数，不再以摆脱物质赤贫为目标，他们通过学习知识达至精神制高点，成了轴心时代的伟大先知。

在物质相对丰富的中古时代，全部物质在全民之中平均分配的结果依然是贫困，平均分配依然不可能，仍然必须用知识和精神分出高下等第。但是能够得到多于全民平均分配之份额、摆脱物质贫困的不再是极少数人，而是数量略有增加的小众即精英。不能跻身小众即精英阶层者，只能得到少于全民平均分配的份额，陷入物质赤贫。由于跻身数量略增的小众即精英阶层，比跻身数量极少的先知容易得多，因而尽管摆脱物质赤贫依然是学习知识的最大动力，但是无须达到先知时代的精神制高点，只要成为小众和精英就行。于是精英们学习知识、培养精神的进取心下降，小富即安，惰性适时而至。

进入物质更为丰富的近代以来，全部物质在全民之中平均分配的结果不再是贫困，因而平均分配已经可能而且有过大规模社会实践，比如始于二十世纪初、终结于二十世纪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事实证明效果不佳，效率低下，不利于生产力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平均主义幻想已被全人类普遍抛弃，但是公平原则由于大众力量不断增强而日益得到体现，因此在不平均的物质分配中哪怕仅仅得到较低的份额，也未必陷入赤贫。对于二十一世纪以后的民众而言，摆脱物质赤贫不再是学习知识、培养精神的最大动力。即便连小众、精英的有限知识水准、相对精神高度也达不到，受惠于生产力之高度发展和分配之相对公平的大多数人，照样可以摆脱物质赤贫。于是不爱学习知识、拒绝培养精神的“天之戮民”大面积出现，精神懒汉甚至以无知为荣，人类的精神进取心普遍下降，惰性大获全胜。

进入现代以来，先知受到嘲笑，精英遭到奚落，绝大多数人全面放弃了精神追求。不要说达至精神制高点的真先知，即便是仅及精神中流的真精英，也被大众视为对其贫乏知识、孱弱精神、空虚灵魂的羞辱。大众不会振奋精神，不会改变怠惰，只会把真先知甚至真精英视为“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大众之敌。只有谄媚大众的伪先知、伪精英，才会成为大众之友、大众情人，乃至大众偶像。

物质贫困时代盛产身体奴隶，物质丰富时代盛产精神奴隶。在大众传媒时代，身体奴隶制日益受到谴责，精神奴隶制却日益得到强化。崇拜伪先知，迷信伪精英，是大众传媒时代的普遍现象，知识贫乏、精神孱弱、灵魂空虚的影星、歌星、富人、名人、罪犯、媚俗者、无耻者、跳梁小丑、哗众取宠者、作奸犯科者，无不成了大众偶像。然而大众偶像不再具有先知时代、精英时代的偶像所具有的精神高度，因而大众对其毫无敬意。大众传媒时代的大众偶像，实为大众玩偶，因此大众对待“偶像”如同对待“玩偶”：窥其隐私，玩于股掌；喜新厌旧，始乱终弃。

反叛原本只有在精神制高点才有可能，然而大众传媒时代的反叛却从精神最低点发起。真正的精神反叛，是把人类精神向更高的制高点推进：谁的精神制高点更高，谁就获得更多的人们爱戴，谁就获得更高的精神荣誉。大众传媒时代的反叛，却是降低人类精神高度的权力反叛：谁的精神制高点更低，谁就获得更多的大众拥戴，谁就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

在知识增量急剧提高的表象之下，精神死了，先知疯了，精英病了，大众赢了。从未赢得如此全面，从未赢得如此彻底。大众传媒和大众偶像，正在把人类精神推向没落。在大众的凯歌声中，蒙昧主义正在收复失地，悖道文化正在卷土重来。^[1]

【注释】

[1] 本文刊《书屋》2006年1期，今已修订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