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59年，庄子十一岁。三十二岁的卫人公孙鞅（前390—前338）离魏至秦[1]，先后三次分别以“帝道”、“王道”、“霸道”游说秦孝公（前361—前338在位）。秦孝公以“帝道”、“王道”为迂远，闻“霸道”而大悦，拜鞅为相。变法十八年，秦国“大治”[2]。这是秦国一统天下之根基[3]，也是两千年中华帝国史以“霸道”治天下之缘起。
从庄子（前369—前286）物化仙逝，到郭象（252—312）篡改反注，五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大势是：秦始皇以法家之刑教“霸道”一统天下（前221），开启中华帝国史，称帝以后十四年（前207）秦帝国崩溃。汉初以黄老之无为“帝道”与民休息，形成“文景之治”。随后汉武帝以儒家之名教“王道”整治天下，实行“王霸杂用”。两汉四百年，儒学价值耗尽，边际效用递减，“仁义”伪道戕贼天下，专制弊端显露无遗。秦汉士人无不酷爱《庄子》，尤重庄子亲撰的“内七篇”。儒生撰文，频繁征引庄文伟词。佛徒译经，大量借用庄学名相。然而《庄子》仅是士林秘笈，并非庙堂显学。仅当历史进入魏晋之后，“名教”（儒、法）与“自然”（老、庄）孰为真道，始成魏晋“玄学”必须辨明的哲学根本问题。
魏晋“玄学”奠基之作，是魏晋儒生王弼（226—249）篡改反注的《老子注》，宗旨是“名教本于自然”。其名言见于《世说新语·文学》：“圣人（孔子）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然而老聃之反名教一目了然，王弼实为刻意反注。为使反注貌似有理，王弼只能篡改《老子》。
魏晋“玄学”殿后之作，是王弼死后三年出生的西晋儒生郭象（252—312）篡改反注的《庄子注》，宗旨是“名教即自然”。其名言见于《逍遥游注》：“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然而庄子之反庙堂一目了然，郭象实为刻意反注。为使反注貌似有理，郭象只能篡改《庄子》。
王弼对《老子》的篡改反注，铁证见于西汉马王堆帛书《老子》及战国郭店楚简《老子》。作为“君人南面之术”，《老子》被汉初以降的少数庙堂君王激赏，因而随葬入墓。后人考古，挖掘王侯坟墓，顺便抉发“文墓”，王弼的篡改反注已经铁证如山。
然而郭象对《庄子》的篡改反注，证据很难来自考古发现。作为“逍遥江湖之道”，《庄子》问世之后即被庙堂君王敌视，除了心怀异志、被汉武帝逼迫自杀的淮南王刘安，爱庄者均为造不起大墓的江湖畸人。因此郭象篡改的证据，难以寄望于古墓简帛，只能到历代文士大量钞引的异文佚文中去寻找，再用庄学义理论证。古今学者对历代文士大量钞引的《庄子》异文和《庄子》佚文，业已近乎罗掘俱尽。然而在本书之前，尚未有人用庄学义理彻底推翻郭注义理，坚实论证郭象的篡改反注。
王弼与郭象不谋而合的共同宗旨，就是论证“名教”并非伪道，而是“自然”真道，同时论证老庄道家逊于孔孟儒家。王弼之旨，正是所有倚待庙堂的治老儒生之旨，因此王弼成了旧老学的至高权威。郭象之旨，正是所有倚待庙堂的治庄儒生之旨，因此郭象成了旧庄学的至高权威。王弼若非年仅二十四岁短命早夭，必将用篡改反注《老子》之法，继续篡改反注《庄子》。郭象完成了王弼未竟之业，而且远比王弼成功。因为阅读《老子》的主要障碍是义理而非文本，因此义理深湛之士不难总体反诘王弼。阅读《庄子》的义理障碍之大和文本障碍之大，决非《老子》可比，所以从未有人总体反诘郭象，因而郭象的庄学权威性远远超过了王弼的老学权威性。从未有人认为，王弼比老聃博大精深，却有无数人认为，郭象比庄子博大精深。比如现代大儒冯友兰，在其享誉中外的名著《中国哲学史》中，竟然认为郭象是远比庄子伟大的中国第一哲学家。足证郭象的文化犯罪，取得了空前绝后的巨大成功。
先秦有孔孟，必有老庄。魏晋亦然，历代如此。这是一切人类文化固有的生态平衡，庄子谓之“吹万不同”。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的王弼和主张“名教即自然”的郭象，仅是倚待庙堂的魏晋儒生代表，因其谬说得到庙堂力挺，遂成旧老学旧庄学的至高权威。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阮籍，则是拒绝倚待庙堂的魏晋畸人代表，二人对《庄子》均有真知卓见，然而均被庙堂扼杀。嵇康公开被诛，阮籍终生压抑，二人同年而死。嵇康被诛，是庄学奥义被庙堂终极敌视的标志性事件。先秦老庄真道，作为中华文化的根本命脉，此后不断受到庙堂打压，命悬一线，不绝如缕。概而言之，西晋嵇阮遗风，秘传至东晋陶渊明。东晋陶渊明遗风，秘传至唐代李太白。唐代李太白遗风，秘传至宋代苏东坡。宋代苏东坡遗风，秘传至明代刘伯温。明代刘伯温遗风，秘传至清代金圣叹。像嵇康一样公开被诛的金圣叹，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极赞《庄子》是“天下第一奇书”。
有鉴于嵇康被诛，名列“竹林七贤”的向秀为求自保，遂篡改反注《庄子》，向司马氏献媚。仅因死前未能完成并公开流布，遂被郭象窃为己有。由于向秀《庄子注》已佚，今本某处篡改，某条反注，究竟是向秀所为，还是郭象所为，推测无益，姑置不论。郭象既窃向注，不得喊冤。
儒生郭象及其追随者篡改反注《庄子》，究竟是“论之不及”？还是“智之弗若”？[4]
主因是“论之不及”，即价值观迥异。晋人郭象与其两大护法唐人成玄英、唐人陆德明，无不坚执儒学“成心”且“师心”自用，因此即便在某些局部略窥庄学奥义，也非得篡改反注不可。若不篡改反注，庄学奥义就会沉重打击他们终生奉行的儒学价值观及其生命实践。
“为人行薄”的儒生郭象，价值观和生命实践与庄学主旨彻底相悖，却剽窃向秀《庄子注》而一举成名[5]，进而倚待庙堂，贪恋权势，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6]。北齐颜之推予以嘲讽：“郭子玄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耶？”[7]
儒生陆德明同样倚待庙堂，贪恋权势，被唐太宗招为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8]。道士成玄英同样倚待庙堂，贪恋权势，被唐太宗封为“西华法师”[9]。郭注两大护法成玄英、陆德明的价值观和生命实践，也与庄学主旨彻底相悖，由于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其护孔护儒、谄媚庙堂的程度，甚至超过郭象。
魏晋以降的治庄者多属儒生，或者像成玄英一样虽非儒生却全盘接受专制庙堂钦定的儒学价值观，同样倚待庙堂，贪恋权势，因而必然尊奉郭注义理为庄学至高权威。随着君主专制臻于极致，变本加厉的篡改反注也臻于极致。以儒解庄的旧庄学，宗旨并非阐释庄学真义，而是把轴心时代傲立江湖的道家宗师，整容矮化为后轴心时代倚待庙堂的儒学应声虫。
其次才是“智之弗若”，即才学识远逊。治庄儒生即便是儒学“大知”，也仅是庄学“小知”，因而“小知不及大知”，“大知”不及“至知”。旧庄学倾力考订钞刻讹误，饾饤训诂个别字词，目的仅是加固儒学曲说，强化郭象义理，无不越考证越糊涂，越训诂越遮蔽。歧义纷出的旧庄学，添乱作用大于学术价值，把庄义越埋越深，使阅读越来越难。值得一提的，唯有近世两位考订大家。
民国学人刘文典（1889—1958），费时十五年（1923—1938），撰成巨著《庄子补正》，将历代尤其是乾嘉以降的文字考订集大成于一书，可惜未及阐发义理即已殁世。不过其《自序》云：“积力既久，粗通大指。《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可见也颇具儒学成心，因此文字考订疏漏尚多。
台湾学人王叔岷（1914—2008），毕生治庄，把《庄子》异文、佚文搜罗殆尽，先后撰成《庄子校释》（1947）、《庄子校诠》（1986）二书，佚文收集、异文考订远比刘文典更为完备。王叔岷还致力于阐释义理，可惜他是郭象义理的忠实信徒，对治庄者早已普遍抛弃的郭注局部硬伤，仍然曲为之辩。由于刘文典、王叔岷全都不明庄学真义，因此即便正确答案就在自己搜罗的异文佚文之中，仍然常常做错选择题。
晚近以来，偶有治庄者不持儒学成心，无意谄媚庙堂，也不师心自用，乃至认同庄学价值观，然而面对积非成是的三大权威，积重难返的一致谬见，也顶多是在训诂个别字词之时，予以局部驳诘，时至今日尚无一人全盘推翻郭注义理，还庄学义理本来面目。我曾寓目的上百家注疏，讹误失考，字词失诂，句段妄断，义理谬解，无不“满谷满坑”。今语译本则无一可读，即便字词注释全都无误，译文照样完全不通。这一奇特现象的表层原因和学理原因，是治庄者不明“小大之辨”，未窥“庄学四境”。
庄子亲撰的“内七篇”，首篇《逍遥游》如此开头：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10]
插入支离其言的若干卮言以后，又是“蜩鸠”寓言：
蜩与鸴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图南为？”
尽人皆知，“鲲鹏”象征“大知”，“蜩鸠”象征“小知”，有紧随其后的“小知不及大知”一节为证。然而奇怪的是，庄子在此节卮言之后，又重述了“大知（鲲鹏）”寓言：
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溟也。
（郭象把“终北之北”篡改为“穷发之北”，详下。）
随后又重述了“小知（尺鴳）”寓言：
尺鴳笑之曰：“彼且奚适耶？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耶？”
至此庄子以卮言点题：“此小大之辨也。”
奉行极简主义写作原则，以“内七篇”寥寥一万三千余字遍说天地万物的庄子，为何不避重复地两述大知、小知寓言？《庄子》传世至今，无人窥破命意何在，因而难明点题卮言“小大之辨”奥义。
奥义藏于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插入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一节末句：“汤之问棘也是矣。”这句卮言，堪称“内七篇”最难索解的一句原文。
郭象反注此句曰：“汤之问棘，亦云物各有极，任之则条畅，故庄子以所问为是也。”郭注比原文更难索解。
郭象版《庄子》问世之后一千六百年，公案毫无进展，因为未被视为公案。这句卮言尽管无人能解，然而治庄者要么视而不见，径直跳过；要么依附郭注，胡乱发挥。
一千六百年后，闻一多在《庄子内篇校释》中，为解开公案提供了关键线索：
此句与下文语意不属，当脱汤问棘事一段。
唐僧神清《北山录》曰：“汤问革曰：‘上下四方有极乎？’革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僧慧宝注曰：“语在《庄子》，与《列子》小异。”[11]
案：革、棘古字通，《列子·汤问》正作“革”。神清所引，其即此处佚文无疑。惜句多省略，无从补入。
可惜闻一多受困于“与下文（按：即重述鲲鹏寓言）语意不属”之卓识，认为上文加点的二十一字“无从补入”，就止步于解开公案的咫尺之遥。
关锋、陈鼓应根据闻一多的发现，把“汤问棘曰”二十一字补入原文，可惜未采闻一多“与下文语意不属”之卓识，没对伪《列子》做深入辨析就视为依据，将“汤问棘曰”二十一字误属下读，遂与揭破郭象公案擦肩而过。
其实郭象版“汤之问棘也是矣”一句，以及补入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均应属上读，理由是补足了“小知不及大知”一节的未尽之意，是自成起讫的完美一体。其完整版如下：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矣。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此节卮言位于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重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前。补入文字使难以索解的“汤之问棘也是矣”疑团尽释，同时揭开了两述寓言之谜。
庄子在“内七篇”之始首述大知、小知寓言，是承认儒墨诸子之成心俗见的相对之“是”。插入卮言“小知不及大知”一节，其末句“无极之外复无极”，是揭示儒墨诸子之成心俗见的绝对之“非”。
庄子认为，儒墨诸子陷溺人间视点和学派成心，才会奉相对之“大”（如大鹏）为绝对之“大”，奉相对之“是”（如儒墨学说）为绝对之“是”。驳斥儒墨诸子陷溺人间视点、学派成心的俗见，指出儒墨诸子眼中的绝对之“大”和绝对之“是”，在道极视点下仅是相对之“大”和相对之“是”，正是庄子亲撰“内七篇”的根本宗旨。
倘若庄子像俗见一样视“大鹏”为“至大”，为何重述大知、小知寓言？倘若庄子仅止于俗见，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小大之辨”？谁还不知道“大”胜于“小”？谁还不明白“大知”胜于“小知”？
认知陷溺人间视点、学派成心的俗见之非，必须获得超越性的道极视点。然而人们总是习惯于用人间视点、学派成心看待一切，很难获得超越性的道极视点。为了帮助读者从人间视点、学派成心转换为超越性的道极视点，庄子不得不在《逍遥游》篇首，引领读者像北溟之鲲那样“化而为鸟”，与大鹏一起展翅升空——从人间视点、学派成心，趋向道极视点。
然而庄子又唯恐读者依然陷溺成心俗见，误以为“大鹏”并非趋向而是已经抵达“至大”，因此在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插入“小知不及大知”一节卮言，然后在此节末句“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背景下重述“鲲鹏”寓言，消解掉首述“鲲鹏”寓言的比喻跛足性，以便让全部“内七篇”从一开始就在“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视点下展开。
在道极视点下，除了绝对大又绝对小的“道”，“道”所萌生的“万物”，不可能绝对“大”或绝对“小”，仅有相对“大”或相对“小”。道之绝对大，就是无一巨物能拥有道之全部；道之绝对小，就是无一微物不蕴含道之局部。
在道极视点下，“小知”之外复有至小之知——“无知”，“大知”之外复有至大之知——“至知”。庄子论述“无知”、“至知”的文字遍布“内七篇”。前者如《齐物论》：“然则物无知耶？”《人间世》：“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应帝王》：“尔曾二虫之无知！”后者如《齐物论》：“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中略。）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大宗师》：“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
“无知”、“小知”、“大知”、“至知/无知”四境，才是“小大之辨”的奥义所在。
尽管万物的“小”、“大”相对性，要到《齐物论》才重点展开：“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但是“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证明万物的“小”、“大”相对性始于《逍遥游》篇首的鲲鹏寓言，贯彻全部“内七篇”的每字每词每句每篇。
庄子帮助读者完成从人间视点转换为道极视点的超越性思想升华，真是举重若轻，美妙绝伦。“小知不及大知”一节，简劲而清晰地阐明：蟪蛄相对于朝菌是大知大年，相对于冥灵则是小知小年。冥灵相对于蟪蛄是大知大年，相对于大椿则是小知小年。彭祖相对于朝菌、蟪蛄是大知大年，相对于冥灵、大椿则是小知小年。因此彭祖是相对的大知大年，鲲鹏也是相对的大知大年。
庄子写道：“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奉行极简主义写作原则而又故意支离其言的庄子认为，不必再写一句：“而鲲鹏乃今以大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只须通过“汤之问棘”引出“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足矣。然而包含这七字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在郭象注本里却无影无踪，因为它们成了郭象曲解反注《庄子》不可逾越的障碍。
那么郭象所见《逍遥游》原文，有无包括“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
必有！唐僧神清《北山录》无可置疑地证明：“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必在《逍遥游》原文之中。《外篇·则阳》有一旁证：“（戴晋人）曰：‘臣请为君实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穷乎？’君（魏惠王）曰：‘无穷。’”
那么《逍遥游》原有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会不会在郭象之前的钞刻过程中无意脱简？
必非！宋僧慧宝注《北山录》曰：“语在《庄子》，与《列子》小异。”慧宝必定直接对照过两书，足证未删改本《庄子》迟至宋代尚存于世。
那么是否可能郭象拥有的《庄子》凑巧脱简，郭象不明“汤之问棘也是矣”之义，不得不参考《列子·汤问》中“汤问革”一节，又推测庄子与列子观点不同，从而注曰“亦云物各有极”？
不可能！今传《列子》为东晋儒生张湛用今多亡佚的数种僻书拼凑、敷衍，伪托在先于庄子的战国郑人列御寇名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古史辨”时代已成铁案[12]。况且张湛《列子序》曰：
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按：指永嘉之乱），正舆为扬州刺州，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13]
姑且假设张湛所述是实，姑且假设《列子》八篇全真，那么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永嘉之乱”前，张家仅有《杨朱》、《说符》两篇。“永嘉南渡”进入东晋后，才在江南“复得”《汤问》等六篇，《列子》八篇“始得全备”，张湛这才加注公诸士林，而且张湛注《列子》时参考了郭象版《庄子》，大量引用了郭象注文。因此死于永嘉六年（312年）的郭象，注《庄子》时不可能见到《列子·汤问》，郭注的依据只能是《逍遥游》原文。
郭象必见《逍遥游》原文的“汤问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二十一字，否则不可能凭空注曰：“汤之问棘，亦云物各有极。”今传郭象版《逍遥游》，汤既未问，棘也未答，郭注“亦云”二字自曝真相。郭注“有极”二字则自曝动机：郭象反注之后，发现原文“无极之外复无极”与其注文“物各有极”完全牴牾，无法兼容，于是删去二十一字。随后发现原文“终北之北”又蕴涵“终北之外复有北”，与“无极之外复无极”义理一致，仍与郭注完全牴牾，无法兼容，于是改为“穷发之北”。
《逍遥游》原文“终北之北”，保存在今传伪《列子》里（与庄文、郭注相关者加点）：
殷汤曰：“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不知也。”汤固问。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4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朕以是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汤又问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犹齐州也。”汤曰：“汝奚以实之？”革曰：“朕东行至营，人民犹是也。问营之东，复犹营也。西行至豳，人民犹是也。问豳之西，复犹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极之不异是也。故大小相含，无4穷极也。含万物者，亦如含天地。含万物也故不穷，含天地也故无极。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则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汤又问：“物有巨细乎？有修4短乎？有同异乎？”革曰：“渤海4 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帝凭怒，侵减龙伯之国使阨，侵小4龙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僬侥国，人长一尺五寸。东北极有人名曰诤人，长九寸。荆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见阳而死。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
（张湛伪撰之《列子·汤问》）[14]
这是伪《列子》多存先秦子书（今多亡佚，如杨朱之书）部分之真的又一铁证。
张湛注“终北之北”曰：“《庄子》作‘穷发’。”张湛做注时，参考、引用的是向秀版《庄子》和郭象版《庄子》，可证向秀版、郭象版《庄子》作“穷发”。[15]
上引伪《列子·汤问》，据《逍遥游》原文敷衍发挥，插入女娲炼石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蓬莱五仙山等神奇故事。龙伯大人国、僬侥小人国即据“小大之辨”发挥，尽管想象奇诡，妙趣天成，但是同样不明“小大之辨”，未窥“庄学四境”。由于张湛注文常常不明伪《列子》文义，因此根据《逍遥游》原文而敷衍发挥的始作俑者，当属秦汉之际的神仙家。张湛只是二手乃至多手以后的辗转者。然而虽经几番辗转，依然保存了《逍遥游》原文部分之真。
张湛在用偶然得于江南的神仙家僻书拼凑伪《列子》时，已发现神仙家书与郭象版《庄子》颇多相似，且相似处又有微异，如神仙家书中的“终北之北”，在郭象版《庄子》中为“穷发之北”，但他不知“终北”为真，更不知“穷发”为郭象妄改，反而误以为“穷发”为真，这使他更为放心大胆地采入神仙家书拼凑伪《列子》。
这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两大连环奇案：
一、《庄子》书并不伪，但做注的西晋郭象并非全据原文做注，而是坚执儒学成心故意曲解反注，一旦发现原文不合曲解反注就篡改原文，导致了《逍遥游》原文部分之伪——对此郭象心知肚明。
二、《列子》书属伪撰，但作伪的东晋张湛并非凭空创作伪撰，而是根据偶然得手的僻书拼凑，用于拼凑的僻书之一神仙家书则是根据《逍遥游》原文敷衍发挥，保存了《逍遥游》原文部分之真——对此张湛并不知情。
两大连环奇案纠缠在一起，两案主犯互相不知另一案犯的勾当，然而长期互做伪证：郭象案底的《逍遥游》原文部分之伪“穷发之北”，长期证明张湛版《列子》非伪，张湛得以“逍遥”法外一千六百年，直到“古史辨”派把他捉拿归案。张湛案底的《逍遥游》原文部分之真“终北之北”，长期证明郭象版《庄子》全真，郭象得以“逍遥”法外一千七百年，直到本书把他捉拿归案。
神仙家书根据《逍遥游》原文加以敷衍发挥，必非作于一人一时，是张湛伪《列子》一案的案中案和无头案。秦汉神仙家敷衍《庄子》，晋人张湛伪造《列子》，都是为了倚待庙堂，盗名牟利，但是手段、路径稍有不同。“内七篇”问世以后，秦汉之际的神仙家受到秦始皇、汉武帝的求仙狂热长期驱动，遂将想象神奇的庄子寓言踵事增华，求售帝王之家，如徐芾之与秦始皇，李少君之与汉武帝。积之既久，渐成系统，但是作为衣食饭碗，多属江湖秘传，也有一些浮出水面，录入《山海经》、《淮南子》（张湛均加注引）等书。永嘉南渡以后，张湛在江南偶得神仙家书的珍稀秘传本，遂用于拼凑伪《列子》，得以扬名士林，跻身庙堂，官至光禄勋，作案后销毁极可能为孤本的神仙家书，导致后世失传。而神仙家的徒子徒孙们早在张湛伪造《列子》之前，业已另循江湖秘密路径，把前辈事业越做越大，至东汉末年，发展为张角的“太平道”及张鲁的“五斗米道”，发动黄巾起义推翻了东汉帝国——此中仍可窥见道家哲学虽经道教教义歪曲稀释，依然与专制庙堂天然对立。黄巾起义旋即被曹操、孙坚等汉末军阀合力镇压，形成魏、蜀、吴三国割据局面，于是道教传人追尊张鲁的祖父张陵为创教之祖“张道陵”，更名“天师道”，即道教本名。
作为浸透萨满教巫术迷信、与一神教不可同日而语的多神教，又是全球文化视野内唯一不求彼岸永生、仅慕此岸长生的神仙宗教，道教教义歪曲利用了“古之博大真人”的无神论经典《老子》、《庄子》，而道观形制则模仿了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的佛教。张湛用敷衍发挥《庄子》原文的神仙家书拼凑加工的伪《列子》，问世后竟被神仙家的徒子徒孙与《老》、《庄》并列，尊为道教三大真经。历史竟然如此“ 诡幻怪”！
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称六朝）四百年间，专制庙堂长期未能建立大一统帝业。儒学既失专制庙堂力挺，遂成乏人问津的“丧家之犬”，于是陶渊明、王羲之等大量士人转而信仰道教。然而正如罗马帝国对激烈反抗它的基督教从镇压转为招安最后尊为“国教”，中华帝国也不例外。与庙堂对立的江湖道教，先后被貌为道士、实为儒生的魏晋士人葛洪、南朝士人陶弘景等重新歪曲阐释，把适合江湖民众的符箓派道教“改造”为升级版，变成适合庙堂士林的丹鼎派道教，于是道教再次回到其神仙家远祖为专制庙堂服务的传统老路，失魂落魄的何晏、王弼等魏晋名士得风气之先，大量服用当时的“高科技”产品——丹鼎派求仙炼丹的副产品“五石散”。随后李唐帝国重新一统天下，因其杂有胡人血统而欲自饰为纯正汉人，遂利用世传老聃姓“李”而攀附为家族始祖[16]，进而把奉“太上老君”（即歪曲改造后的老聃）为教主的道教尊为“国教”，于是唐太宗李世民钦封貌为道士、实为儒生的成玄英为“西华法师”，而唐玄宗李隆基又钦封王弼版伪《老子》为“道德真经”，钦封郭象版伪《庄子》为“南华真经”，钦封张湛版伪《列子》为“冲虚真经”。[17]对抗庙堂的江湖道教，就此被彻底整合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庙堂意识形态之中。已被篡改反注的郭象版《庄子》，又被道教进一步歪曲改造，庄学奥义终于被埋入古典中国的文化底层。中华文化的历史真相，从此变得扑朔迷离。
清扫这一奥吉亚斯牛圈中堆积如山、臭气熏天的巨量牛粪，破解全球文化视野内独一无二的古典中国之谜，揭开“东方神秘主义”的重重面纱，是任何个人都无法独力完成的浩大工程，而且在1911年帝制终结以前不可能开始。“古史辨”是1911年帝制终结以后立刻开始的初步清扫工作，其一大成果正是张湛伪造《列子》被定为铁案，尽管案情细节尚未尽得其详。
闻一多为“古史辨”同时代人，必知伪《列子》铁案，但是未详具体案情，不明庄学奥义，因此不敢补入“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关锋、陈鼓应稍后于“古史辨”时代，竟已不明伪《列子》铁案，尽管根据《北山录》正确补入“汤问棘曰”二十一字，但又根据伪《列子》而将补入文字误属下读。三人之所以失误，根本原因是没想到郭象竟敢篡改《庄子》。
旧庄学仅知：今传《庄子》三十三篇本是郭象删残本，异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庄子》五十二篇本。然而旧庄学不知：郭象版《庄子》三十三篇本，已被郭象肆意篡改、任意增删、故意妄断，没有一篇是全真原文。
儒生郭象及其追随者，坚执儒学成心，故意反注原文；为了自圆反注，又反复加工原文，居心险恶，手段卑劣。全部郭注义理，均属故意的系统谬误，恶意的全盘反注，与庄学义理彻底相悖。未删改本《庄子》迟至宋代尚存，然而郭注义理的两大护法，唐人成玄英、唐人陆德明，以及见过未删改本《庄子》的唐宋儒生拒不采纳，坚执儒学成心，维护郭注传统越走越远。再经一千年至今，未删改本《庄子》终于全部亡佚，郭象版《庄子》删改本终于通行于世，郭注义理遂成难以撼动的庄学至高权威。郭象竟成中国哲学史上不可或缺的“玄学大家”，应验了庄子《逍遥游》豪情万丈的预言：“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
庄子在“内七篇”首篇《逍遥游》开头即阐明：大知小知均“犹有未树”，均“犹有所待”，均属有待者，均未得逍遥；只有至知至人，才是无待的逍遥者。然而郭象却反注曰“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18]始解即错，续解皆错；初注已误，后注全误。原文不合其反注，郭象便无知无畏地妄删妄改。
郭象反注之时肆无忌惮，处处与庄子对着干，但是自圆反注而篡改原文之时却颇有心计，对庄子亲撰的“内七篇”和庄门弟子后学所撰的“外杂篇”区别对待。比如《逍遥游》下文尚有“犹河汉而无极”，与其反注“物各有极”完全牴牾，他就没敢篡改。又如《齐物论》曰：“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字对儒生郭象极其刺眼，但他没敢删改，而是反注曰：“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并起，各私所见，而未始出其方也。”儒生郭象把学派专名曲解为比喻性通名，道士成玄英还不满意，竟说《齐物论》之“儒”指的是《外篇·列御寇》“儒墨”寓言的主角“郑人缓”，违背学术良知地把无人不知的学派专名，曲解为寓言人名。
郭象篡改“内七篇”之所以有所收敛，是因为魏晋士林无人不知“内七篇”为庄子亲撰，无数士人极其谙熟“内七篇”，比如谢灵运《山居赋》曰：“哲人不存，怀抱谁质？糟粕犹在，启縢剖帙。见柱下之经二，睹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朴，救已颓于道术。”[19]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亦曰：“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然而后世读者甚至治庄专家被郭象误导之后，反而不知庄子亲撰的仅有“内七篇”。
郭象担心对“内七篇”删改过多必被人知，删改较少则人们会疑为“别本”。唐宋以前尚能见到未删改本的历代治庄者、读庄者，正是疑为“别本”。由于未删改本《庄子》尤其是“内七篇”极为难懂，而郭象版“别本”有了貌似融贯的郭注义理，还有成玄英、陆德明为僻字僻典所做的详尽疏、释，似乎好懂多了，于是郭象版“别本”逆淘汰了所有未删改本，包括可能已经篡改《庄子》的向秀注本，终成今日唯一传本。幸而郭象篡改“内七篇”有所顾忌，动作不大，因此郭象版“内七篇”基本仍属原貌，仅须考订出少量郭象篡改之处，就能还“内七篇”以本来面目，进而抛开郭注义理，彰显庄学奥义。
由于担心露馅，郭象没敢整篇删除“内七篇”，只敢整篇删除士林既不熟悉又不重视的“外杂篇”。郭象先对“外杂篇”做了弃精取劣的逆淘汰，整整删除了不利其反注的十九篇，郭象以前的《庄子》五十二篇，遂成郭象版《庄子》三十三篇。郭象又把删残的二十六篇“外杂篇”重新排序和重新分类，把有利其反注的劣篇排在“外杂篇”靠前的位置，然后无所顾忌地篡改妄断，甚至打乱重编，加工到有利于支持其反注。
然而被郭象篡改删残的二十六篇“外杂篇”，仍然无处不在反驳浅陋至极、漏洞百出的郭注义理。比如郭象篡改删残的《外篇·在宥》曰：“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正是对郭象反注“物各有极”的直接反驳，弱智的“玄学大家”郭象，竟然懵懂未觉。即便郭象版“外杂篇”那些不合庄学义理的篇目段落，其原意也与郭注义理完全牴牾，义理层次远在“郭象玄学”之上。而郭象版“外杂篇”保留的那些不见于“内七篇”的庄子轶事和庄子卮言，则无不符合庄学义理，只是经过郭象妄断反注之后，后人误以为并非庄子之言，而是该篇撰者之言——这样曲解就更方便。若不恢复原文并纠正错误断句，就难以用不合“内七篇”义理来驳诘其曲解。但要纠正一处篡改或误断，牵涉极繁，论证更难。即有知者，面对积非成是、积重难返的权威谬见，也视为畏途。(www.xing528.com)
郭象版“外杂篇”有四处批评“杨墨”倡导“仁义”，分见《骈拇》、《胠箧》、《天地》。主张“为我”的先秦道家思想家杨朱，何曾倡导过“仁义”？即便在郭象版《庄子》中，无论“内七篇”之《应帝王》，还是“外杂篇”之《山木》、《寓言》，老聃传人“阳子居”（即杨朱）均为正面慕道者形象。倘若杨朱倡导“仁义”，孟子就不会妄诋杨朱、墨子是“无君无父”的“禽兽”。“杨墨”仅是儒书《孟子》的口头禅，先秦别书皆无，汉后诸籍罕见。因为杨朱之书早在先秦已被基本剿灭，《汉书·艺文志》已无著录，此后无须追剿。郭象竟不顾庄学源流，无视上下语境，硬把“儒”字妄改为“杨”字，有注文为证；哼哈二将成玄英、陆德明当然装傻帮腔，有疏文、释文为证[20]。如此不合史实，而且义理不通，一千七百年来的旧庄学家竟无一人起疑。
随着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并臻于极致，连力排杨墨、“政治正确”的《孟子》也被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删掉了八十五章，因此，对专制庙堂的屈服程度同样臻于极致的治庄后儒，越来越不满意郭象加工《庄子》的不够彻底，又继续胡改、乱删、妄添郭象版《庄子》原文，不顾文言常识地妄加句读，甚至用骈文作法替庄子“修改”文章，使之处处符合对仗，汪洋恣肆、不拘俗套的先秦散文极品，遂被整治为形式至上、义理混乱的后儒蹩脚八股。治庄儒生的胡作非为，把郭象版《庄子》原文进一步弄得真伪杂陈，面目全非，诘屈聱牙，难以卒读。
更有甚者，今传郭象版《庄子》的郭注，也不完全是郭象原文，因为随着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并臻于极致，治庄后儒也越来越不满意郭象曲解《庄子》的不够彻底，又进而篡改加工郭注，其铁证保存在长期为郭象版《庄子》做伪证的张湛伪《列子》中。伪《列子》张湛注，共引《庄子》郭象注文二十二条。以杨伯峻《列子集释》与收录郭注全文的郭庆藩《庄子集释》相较：六条全同。十二条小异，姑且假设是钞刻讹误。二条《列子集释》少于《庄子集释》，姑且假设是张湛引文不全。然而有二条郭注，竟然《列子集释》多于《庄子集释》[21]。张湛既已伪造《列子》原文，为免启人之疑，不可能再添加、伪造当时广布士林的郭象《庄子注》，因此张湛所引且多出的郭注，必为郭象原文，但被篡改郭注的治庄后儒删去。这同时证明，十二条小异者，未必全属钞刻讹误，必有治庄后儒故意妄改者。
郭象篡改反注《庄子》的重点，是与儒学明显抵触的部分。治庄后儒最为不满的，正是郭象对这些部分的篡改反注不够彻底。而伪《列子》所钞《庄子》，均属与儒学无明显抵触的部分，《庄子》与儒学明显抵触部分的相关郭注，张湛不可能引用，因此治庄后儒删改相关郭注的确切证据，在张湛《列子注》中也不可能找到。但是根据上例，可以推断必有删改——这是郭象版《庄子》一案的案中案和无头案。由此可见，“古史辨”主将顾颉刚所言“层累造伪”，也同样适用于郭象版《庄子》一案。
综上所述，由于郭象篡改《庄子》原文，反注《庄子》义理，不明“小大之辨”，未窥“庄学四境”，因而导致庄学奥义沉埋千古。
庄子亲撰的“内七篇”，末篇《应帝王》如此结束：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厚。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浑沌”寓言深意何在？为何置于“内七篇”最后？
“浑沌”就是造化初境，倏、忽（喻时间）为“浑沌”凿出七窍，意味着人类脱离动物界后，开始了打破造化初境之后永无止境的文化过程。造化初境“浑沌”是一切人类文化（包括庄学）得以展开的终极起点。全部“内七篇”，均处于这一终极起点之后。全部庄学，均属造化初境之后，主张超越性复归造化初境的“文化”。不理解“浑沌”寓言，就不可能读通“内七篇”，连一字一词的正确理解都不可能，遑论每句每篇。
尽管庄子对造化初境予以正面评价：“浑沌待之甚厚。”但是庄子也对人类文化一劳永逸地改变了“造化初境”予以充分认知：“浑沌死。”因此庄子从未主张人类文化简单退回造化初境。与颇有复古倾向的老聃不同[22]，庄子不仅没有复古倾向，《大宗师》还明确反对儒墨诸子的复古倾向：“无古今。”“内七篇”找不到《老子》津津乐道的“小国寡民”或“至德之世”，仅在“外杂篇”里才有。“外杂篇”以老解庄的篇什多有复古倾向，但是也有不少反对复古的正确发挥。比如《外篇·知北游》：“古犹今也。”《外篇·外物》：“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外篇·天运》：“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欤？周、鲁非舟、车欤？今祈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可见攻击庄子反对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受郭象误导的莫须有罪名。庄子不可能幻想“浑沌”复活，更不可能主张开历史倒车退回“造化初境”。
庄子认为，“浑沌死”后的人类，在远离造化初境之后，其“文化”包括顺道文化与悖道文化两部分。对顺道文化必须予以哲学建构，其建构公式是：
无知↗小知↗大知↗至知而对悖道文化必须予以哲学解构，其解构公式是：
无知↘小知↘大知↗无知
然而“内七篇”并非条分缕析的枯燥讲义，而是晦藏其旨的支离其言。因此庄子常常在建构某一名相的顺道文化之时，也同时解构这一名相的悖道文化。而且通常侧重解构，偶尔侧重建构，建构之后也必立刻解构。比如《逍遥游》初述“大知”寓言是建构，重述之时又以“无极之外复无极”解构，所以主角必须同为鲲鹏，内容也基本相同；而“小知”寓言都是解构，初述、重述的主角无须相同，所以前为蜩鸠，后为尺鴳，内容也有差异。
庄子建构顺道文化、解构悖道文化采用同一思想范式，即庄学四境的基本公式：
无知→小知→大知→至知/无知
“无知”表示“造化初境”，“小知”表示“文化小境”（含顺道、悖道），“大知”表示“文化大境”（含顺道、悖道），“至知/无知”表示“文化至境”。
吊诡的“至知/无知”表达式，是老聃创立的道家思想的终极表达式。老庄的一切终极思想，无不符合这一终极表达式。不过整部《庄子》中，仅有《外篇·至乐》出现过一次终极表达式：“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前四字是该篇篇旨，后四字是引用《老子》。“内七篇”从未在某个局部清晰完整地使用过终极表达式，而是把终极表达式的前件“至知”和后件“无知”，支离分开在上下文甚至前后篇。就局部而言，或晦藏前件“至知”，或晦藏后件“无知”。只有透彻理解庄学四境，尤其是透彻理解庄学至境，再联系上下文乃至前后篇，方能知其晦藏，窥其奥义，否则就会被局部字面骗过。晦藏终极思想的终极表达，正是庄子的终极晦藏。如果每次论及一项文化名相的文化至境，都完整清晰地使用终极表达式，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的意图就无法实现，“内七篇”也不可能成为语言极品，而会与深刻而枯燥的《老子》一样，变成卡夫卡眼中的一堆“格言玻璃球”。
“至知/无知”之前件“至知”，与造化初境名相不同，因为文化至境高于造化初境。“至知/无知”之后件“无知”，与造化初境名相全同，然而意蕴不同。造化初境“无知”之“无”，训“没有”；文化至境“无知”之“无”，训“致无”。
文化小境、文化大境异于但未必高于造化初境。顺道的文化小境、文化大境固然高于造化初境，然而同时也远离了造化初境。悖道的文化小境、文化大境已经低于造化初境，因为背离了造化初境，也就是背离了天道。因此文化小境、文化大境无论顺道、悖道，都必须通过文化反思，认知自身“犹有未树”，“犹有所待”。悖道的文化小境、文化大境，必须通过文化反思剔除悖道成分，转为顺道的文化小境、文化大境。顺道的文化小境、文化大境，必须通过文化反思致无其知、知其无知，继续超越性地顺道前行，抵达“至知/无知”的文化至境。倘若没有文化反思，压制文化反思，文化小境、文化大境就会自居尽窥天道之全部，从而以悖道自居顺道，最终以伪道僭代真道，把整个社会置于伪道统治一切的悖道绝境之中。
造化初境不自觉地合于“道”，没有文化反思能力，同时不可能反对文化反思。文化小境常常不自觉地违背天道，文化反思能力较弱，反对文化反思的能力也较弱。文化大境常常自觉地违背天道，文化反思能力较强，反对文化反思的能力更强；通常不反对与其无关的文化反思，然而常常反对与其有关的文化反思，甚至借助专制极权扼杀与其有关的文化反思。文化至境自觉地合于“道”，主张文化反思，是扼杀文化反思的一切悖道文化的终极天敌。
处于文化小境、文化大境的人类文化，包括儒墨百家之学，不可能纯粹悖道，必有其历史合理性；处于文化至境的人类文化，包括道家之学乃至庄学自身，也不可能纯粹合道，必有其历史局限性，因此庄学四境把建构顺道文化、解构悖道文化予以合论。
所谓顺道而行，就是以“道枢”（《齐物论》）为圆心的旋转式上升。当人类文化顺道而行完成一个圆周时，文化至境就在更高层次上抵达造化初境的上方——从道极视点俯视，文化至境就与造化初境重叠，实现文化与造化同功。这是以庄学为源泉，贯彻一切中国艺术的普遍通则：尽去雕饰，无斧凿痕；“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23]。古典诗话、古典画论中，同类语无穷无尽。文化至境是对造化初境的超越性复归，不是面向过去的历史倒退，而是面向未来的永恒“复归”。文化至境既非返于始，也非至于终，而是《大宗师》下语精确、不可移易的“返复终始，不知端倪”。周而复始的旋转式上升，永无止境。
庄子对文化至境的正式命名，就是《逍遥游》结尾的“无何有之乡”。“无何有”三字千古无解，其实是“至知无知”的变文转辞。造化初境是“无”（没有）之境。文化小境、文化大境是“有”之境。文化至境的前件“至知”，也是“有”之境；然而文化至境的后件“无知”，却是从“有”之境向“无”之境的超越性复归，并非造化初境的自在之“无”（没有），而是超越自矜之“有”的自觉之“无”（致无），《齐物论》谓之“寓诸无”。致无一切自矜之“有”以后，文化至境遂成“无何有之乡”。
庄学四境，也可简化为“无→有（含小、大）→致无”三境。《外篇·天下》开篇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4，为4不可加矣。”（郭象误将“有为”二字连读。）意思是说：道家之外的诸子百家均自矜其“有”（无论“小境”、“大境”），从而把本门拥“有”的学说拔高到“不可加”的至高之境。然而文化至境不可能是“有”之境，只可能是“致无”之境。因为除了“道”，“道”所生“万物”皆属“德”——得之于“道”，“道”分施其部分于天地万物。人类是“道”所生“万物”之一，因此一切形而下层面的文化现象和形而上层面的文化名相均属“德”。顺道文化是真“德”，悖道文化是伪“德”，但是无论真“德”伪“德”，都不能拔高为“道”。“致无”之境也不能与“道”等同，而是无限趋近于“道”。
一切文化竞争，均在“有”境之中争“大”论“小”。争“大”论“小”原本有其合理性，即不执成心、不计私利地客观探讨谁相对更具真理性，也就是谁相对更近于道。一旦发现己有所非，便无条件服从真理，哪怕有损一己私利。若是争“大”论“小”时坚执成心，乃至欲谋私利，把所持真“德”伪“德”拔高为“道”，把相对真理夸大为绝对真理，就是对“道”的背叛和亵渎。儒墨诸子陷溺伪道俗见，而又各执门派成心，“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此为庄子所批判，旧庄学无论褒庄贬庄，全都谬解为庄子所主张），最后儒家借助庙堂权力剿灭了墨家、名家和道家激进派杨朱之学。唯有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的庄子幸免毒手。一切文化竞争，借助庙堂权力一方必定更为悖道，永无例外。
科学是“道”被人类知性认知而且得到实证的通用部分，是“文明”的核心。哲学是“道”被民族悟性认知而且得到认同的独特部分，是“文化”的灵魂。形而下层面的文化现象，其“小大之辨”的正确答案，必定合乎通用科学。形而上层面的文化名相，其“小大之辨”的正确答案，必定合乎作为民族文化灵魂的独特哲学。
只有合乎独特哲学之思想范式的文化形态，才会在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文化竞争中脱颖而出，积淀成为民族文化的特质。因此一个民族选择怎样的独特哲学，按照怎样的独特思想范式建构其文化，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形态、特质和标高。幸运的是，古典中国的江湖顺道文化选择了庄学作为范式。然而不幸的是，古典中国的庙堂悖道文化选择了儒学作为范式。由于儒学得到专制庙堂力挺，所以与其长期博弈的庄学，表面上始终处于下风，尽管实际情形正好相反。
顺道文化必定合乎已知科学，但又必然超出已知科学，其超出已知科学的部分，未必能得到同一时代的已知科学支持，但必然能得到未来时代业已发展了的科学之支持。引导“文化”的独特哲学，就这样与引导“文明”的通用科学携起手来。哲学悟性与科学知性，由此成为人类理性的双轮，“以神为马”（《大宗师》）地驶向造化与文化同功的通衢大“道”，但是永远不可能抵达终点，因为“无极之外复无极”。未来已来之后，复有无尽未来。
庄子深知，业经“文化”的人类永不可能简单退回“造化初境”，为了强调“文化至境”是对“造化初境”的超越性复归，在表述文化至境时常常晦藏“至知/无知”之前件“至知”，而仅仅表述为后件“无知”。由于造化初境与晦藏前件的文化至境名相全同，而庄子又不断强调对“造化初境”的“复归”，因此许多未窥庄学四境者不明白“复归”的超越性，误以为庄子主张简单退回造化初境“浑沌”。这一源于郭注义理的根本误解，导致郭象版《庄子》对中国文化的形态及其特质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这些不良影响只能记在文化罪犯郭象头上，不能算在文化宗师庄子头上。
建构、解构并举的庄学四境，在作为文化源头的轴心时代，一举完成了古典中国之顺道文化的建构范式。其强大的建构功能，使后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在形态及其特质方面，呈现出迥异于其他民族的奇妙品质。两千余年来，古典中国之顺道文化的建构与创获，无不与《庄子》息息相关。然而庄学四境的强大解构功能，对后轴心时代中国悖道文化的实际解构作用，却因儒生郭象及其追随者的篡改反注而被极度削弱，以致对古典中国之悖道文化的解构至今尚未彻底完成。破解庄学四境，彰显庄学奥义，必将有助于彻底解构悖道文化，使中国文化再次大放异彩。
尽管庄学四境有强大的建构、解构功能，但是庄学异于其他中外一切哲学的伟大之处，是其终极解构特质。因此庄学建构的一切，包括庄子亲撰的“内七篇”，也被庄子用庄学四境予以终极解构。因为一切文化名相，充其量是无限趋近于“道”的“德”，“内七篇”所及一切文化名相，以及儒墨诸子所及一切文化名相，包括一切人类语言，均无可能终极表达“道”之究极，因此庄子亲撰的“内七篇”不仅是对悖道文化的彻底解构，也是在对顺道文化予以建构之后的超越性解构。“内七篇”立足于仅有相对之“是”的此岸之“德”（天地万物、人间一切），远眺作为绝对之“是”的彼岸之“道”（宇宙总规律，已知科学仅为其极小部分）。庄子像任何人一样，不可能一语道破“道”是什么，“内七篇”是轴心时代的中华文化宗师庄子美妙无比、登峰造极的“道”之唱赞。
掌握庄学四境这一思想范式，首先可以读通“内七篇”的每字每词每句每篇，辨析出郭注义理错在哪里，乃至郭象做了什么手脚。其次可以读通“外杂篇”的每字每词每句每篇，辨析出“外杂篇”和相关郭注义理何处合于“内七篇”，何处悖离“内七篇”。再次可以超出庄学，解答庙堂中国、江湖中国的双重之谜，消解迷雾重重的“东方神秘主义”。最后可以超出古典中国，辨析古今中外一切思想学说，理解天地万物，进窥宇宙至道。
理解庄学四境的最大益处，就是培养对“道”即客观真理永无止境的开放心态和至高敬意。任何伟大文明和高级文化都离不开对客观真理的开放心态和至高敬意。正是凭借轴心时代的不朽《庄子》对客观真理的开放心态和至高敬意，后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在上有庙堂专制、下无逻辑利器的双重不利条件下，依然在近代以前抵达了文明与文化的双重高峰，创造了全球文化视野内独一无二的中华奇迹。
被专制庙堂钦定为意识形态的儒家官学，是支撑庙堂中国的专制制度僵化为奇迹般超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因此《十三经》成了庙堂中国的政治圣经。这是中国之谜的一半谜底，业已为诸多国人了解，也已被迷惑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邦人士部分了解。
与儒家意识形态彻底对立的庄子哲学，是支撑江湖中国之文化形态发展出奇迹般中华特质的主要原因，因此《庄子》成了江湖中国的文化圣经。这是中国之谜的另一半谜底，远未为国人了解，更未被迷惑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邦人士充分了解。
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全球化时代至今五百余年，异邦人士最先接触的是儒学，异邦大知哂笑不已[24]，殊不知儒学仅是供奉在庙堂上层的古典中国之文化小境。异邦人士稍后又接触了老学，异邦大知笑容渐收[25]，“东方神秘主义”之名由此产生，因为老学是沟通庙堂上层与江湖下层因而若隐若现的古典中国之文化大境。异邦人士接触全球文化视野内独一无二的庄学尚需时日，因为庄学是深隐于江湖底层的古典中国之文化至境。
奉郭象为至高权威的旧庄学，句读段落也不通，字面显义也未解，遑论支离其言背后晦藏的精深奥义。以郭注义理为依据的现有一切《庄子》外文译本，不可能不谬以千里。或许仅有极少数异邦大知，方能凭其天才直觉，从谬以千里的《庄子》译本中窥破一些消息。[26]
郭象及其追随者对《庄子》的篡改反注，仅是庄学奥义沉埋千古的表层原因。历史之父司马迁与一代文豪苏东坡判断庄学主旨的分歧，无可辩驳地证明：庄学是专制庙堂及其意识形态的终极天敌，才是庄学奥义沉埋千古的深层原因和根本原因。《庄子》传世两千余年，儒家士林能够提交、专制庙堂乐意接受的，只能是错误答卷。洞悉庄学奥义者，对此只能被迫沉默。
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认为，庄子“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却把司马迁斥为：“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中略。）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世上竟有此等奇事：越敬佩你就越贬斥你？越援助你就越挤兑你？苏轼论证其诡辩的荒谬逻辑是：“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按：指《庄子·天下》）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不屑齿及，竟然是“尊之至”！那么《天下》未曾齿及先于庄子的列子等无数人，也未曾齿及与庄子同时的孟子等无数人，难道也是“尊之至”？何况《天下》决非庄子亲撰，“内七篇”并未对孔子不屑齿及，而是出场最多的第一反角。古典中国屈指可数的文化巨人苏大胡子，难道也是陷溺儒学成心的陋儒？
千年以来，治庄者都误以为这是苏轼的真心话，因而盲从郭注的治庄者赞其卓识，反对郭注的治庄者斥其糊涂。两者均未听懂苏东坡私下所说的真心话：“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27]苏轼不得已而作的违心谬论，仅仅说明了两千余年中华帝国史的残酷真相：与刚刚开始“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同时的汉人司马迁直言《庄子》的反孔主旨，危险尚小。然而宋人苏东坡倘若胆敢挑明《庄子》的反孔主旨，就必有两个结果：其一，己身罹祸，如同“非汤武、薄周孔”的嵇康那样遭到诛杀；其二，殃及《庄子》，如同墨家、名家、杨朱之书那样遭到剿灭。因此酷爱《庄子》的苏东坡，不得不对《庄子》“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表面上说庄学是儒学友军，实际上却“有见于中，口未能言”。即便谨慎如此，苏轼依然因其“一肚皮不合时宜”而身陷“乌台诗案”，遭到终生迫害。倒是欲灭《庄子》而后快的理学家程颐不惮直言《庄子》之实质：“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28]这位头脑冬烘的腐儒尽管嗅出了庄学异味，一来对庄学奥义缺乏论证能力，二来深入论证必将涉入专制禁区，因此也像郭象、张湛一样，不敢向皇帝告密而邀功请赏，无法借助皇权剿灭《庄子》，只能笼统指控庄子“叛圣人”，然后人格分裂地恨恨而死。
1911年帝制终结之前，洞悉庄学奥义并能求其甚解地加以严密论证者，其实不乏其人。经由苏东坡褒扬才无人不知的陶渊明即为最佳代表，其《五柳先生传》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与苏东坡“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一样，陶渊明的“不求甚解”实为“不告甚解”，所以他在《饮酒》诗中暗藏玄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诗被誉为“陶诗之冠”，无数士人言彼意此地赞扬此诗的另外两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然而仅凭这平淡无奇的两句诗就把陶渊明捧到天上，过于莫名其妙。除了人云亦云的耳食之徒，发自内心的赞陶者无不明白陶诗的弦外之音，因为陶渊明的可贵之处首先不是绝妙诗文，而是对庄学义理的终生履践：“不为五斗米折腰”地远离庙堂，傲立江湖。
“竹林七贤”中，深谙庄学奥义的并非杨朱般激烈峻急的嵇康，而是庄子般支离其言的阮籍。嵇康的《养生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足证他对庄学奥义的感悟已经超过全部旧庄学。而阮籍的《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足以使全部旧庄学变成废纸，因此旧庄学未曾引用一字一句。阮籍的《咏怀诗》，在不明庄学奥义者眼中，是晦涩难解的千古诗谜，其实阮籍早已自道谜底：“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29]古典中国的所有文化哑谜，谜底无不与庄子息息相关。
西晋阮籍的“咏怀诗谜”，东晋陶潜的“不告甚解”，北宋苏轼的“口未能言”，与先秦庄子的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理由完全相同：一避生前己身被害之祸，二免身后己书被灭之厄。支离其言、晦藏其旨必然有得有失。其失有二：极为难懂，易被曲解。其得也有二：语妙天下，必传后世。通天彻地的庄子预知：千年篡改曲解之后，终有绝地反击之日。
古典中国的文化巨人，无不洞悉庄学奥义，无不视《庄子》为至爱秘笈，因为《庄子》是专制时代渴望自由的士子唯一的灵魂圣地和精神氧吧。除了《庄子》，找不到另外一部曾被所有大诗人、大画家引用过的先秦子书。因此士子们宁作违心之论，也不愿专制庙堂剿灭《庄子》。直言《庄子》之实质，必被他们视为可耻的告密。这一中国文化的最大秘密，竟被他们无比默契地集体保守了两千年之久。
李白《上李邕》曰：“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作为陶渊明之后的又一位著名道教徒（实为隐藏道家本质的迷彩），李白时代郭注已具莫大权威，因此诗中的“直上”二字已被郭注误导。李商隐《锦瑟》曰：“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此诗千古无解，其实深藏庄学奥义。义山诗风扑朔迷离，尽得支离其言、晦藏其旨之三昧。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的最新实例是，钱锺书虽用《外篇·秋水》的“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命名《管锥编》，却在历论吾国主要经典的此书中，对《庄子》“默存”始终，不设专章。
晋人陶渊明、唐人李太白、宋人苏东坡等后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巨人，无一不在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宗师庄子的引导下，抵达了古典中国历史困境下的文化至境。帝制终结之后的现代中国或未来中国，同样可以在庄子的引导下，抵达现代中国、未来中国的文化至境。尽管帝制终结至今百年，战祸动乱无有已时，大知小知又纷纷“旋其面目，望洋而叹”，倾其全力于西学新学，无人再祭庄学冷灶，然而匆匆百年不过是瞬间“小年”，中国文化必有重建辉煌乃至超越古典中国抵达更高境界的未来“大年”。
两千余年来，热爱自由、痛恨专制的无数爱庄者，即便未能融会贯通，但是偶得一鳞一爪，足以安身立命。正是百行诸业的无数能工巧匠、江湖豪杰，以及陶渊明、李笠翁、金圣叹、曹雪芹等远离庙堂、逍遥江湖的间世异人，还有司马迁、嵇叔夜、阮嗣宗、李太白、苏东坡等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文化巨人，创造了绚烂璀璨的中国古典文化。即便是庙堂文化的辉煌，也无不仰赖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地应庙堂之召的江湖异人，比如天安门、三大殿等紫禁城主体建筑的设计者蒯祥[30]。这些身怀绝技却隐姓埋名的文化英雄，无不浸透庄学精魂，他们是“游刃有余”的庖丁、“得手应心”的轮扁、“惊犹鬼神”的梓庆、“解衣褩礴”的画工、“不失毫芒”的钩匠、“运斤成风”的匠石之嫡派传人[31]。《庄子》的汪洋恣肆和妙到毫巅，确保了不持成心俗见、不被郭注污染的爱庄者“欣然忘食”地默然心会，“得意忘言”地“目击道存”[32]。郭象的篡改反注，丝毫未能撼动《庄子》成为江湖中国至高无上、无可替代的文化圣经。诚可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一千七百年来，郭象蒙骗、愚弄了无数读庄者、治庄者、爱庄者、批庄者。然而真相不可能永远掩盖，阴谋不可能永久得逞。任何犯罪都会留下蛛丝马迹，一切罪犯终将接受历史审判。在审判开始之前，我愿意真心诚意感谢郭象。因为郭象的篡改反注，无意之中为很难躲过专制庙堂剿灭的《庄子》涂上了一层完美保护色，护送它安全穿越了漫长的中华帝国史。正当郭象穿过历史“小年”的黑暗隧道，站在炫目的阳光下长吁一口气，得意于完成了一件震古烁今的完美犯罪之时，历史“大年”拘捕了这个完美罪犯。略有损毁的赃物被没收并有待修复，永无追索时效的历史审判开始了。随着审判的深入，中华文化史，中华文明史，中华哲学史，中华艺术史，必将全部重写。[33]
【注释】
[1] 魏相公叔痤临终，向魏惠王推荐其门人公孙鞅继任魏相，不用则杀之，以免为别国所用而危及魏国。魏惠王笑其昏悖，不用也不杀公孙鞅。公孙鞅遂自魏至秦。参见《史记·商君列传》。
[2] 庄子死后六年出生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进一步把“霸道”推向极致。参阅拙著《寓言的密码》中卷论韩非。
[3] 汉人王充《论衡·书解》：“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4] 语见《外篇·秋水》。
[5] 《晋书·郭象传》（撮引）：“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未竟而卒。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又见《世说新语·文学》。
[6] 语见《晋书·郭象传》。
[7] 《颜氏家训·勉学》。
[8] 陆德明，名元朗，以字行。苏州人。隋、唐之际儒家学者。历仕陈、隋，为国子助教。入唐，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拜国子博士。
[9] 成玄英，字子实。陕州人。隋、唐之际道教学者。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李世民召其至京师，加号“西华法师”。
[10] 本书《庄子》引文，均据经我校勘标点的《庄子复原本》。
[11] 《北山录》，唐代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撰，北宋沙门慧宝注。
[12] 参见罗根泽编《古史辨（四）》之马叙伦《列子伪书考》等文。另可参考杨伯峻《列子集释》之《附录三：辨伪文字辑略》。
[13] 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版，279页。
[14] 杨伯峻《列子集释》，148页—157页。《外篇·则阳》：“柏矩学于老聃，曰：‘请之天下游。’老聃曰：‘已矣！天下犹是也。’”与此处引文“四海之外，犹齐州”，“营之东，复犹营”，“豳之西，复犹豳”义同。
[15] 张湛之时，向秀《庄子注》与郭象《庄子注》是两本书。今向本已佚。即便向秀篡改在先，剽窃向注、并未复原庄文原貌的郭象也是同案犯。
[16]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17] 唐玄宗还钦封根据《庄子·庚桑楚》伪造的《亢仓子》为“洞灵真经”，钦封大量抄袭《淮南子》而伪造的《文子》为“通玄真经”，合称道教“五子真经”。
[18] 后句不见今本郭象注，而见于《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
[19] 谢灵运自注：“柱下，《老子》。濠上，《庄子》。二、七是篇数也，云此二书最有理。过此以往，皆是圣人之教，独往者所弃。”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307页，商务印书馆1999。参看钱锺书：《管锥编》（四）1288页，中华书局1979。
[20] 详见拙著《庄子外杂篇精义》（待出）。
[21] 其一，《列子·黄帝》：“夫内诚不解，〔注〕郭象曰：外自矜饰，内不释然也。”杨伯峻《列子集释》77页。《庄子·列御寇》：“夫内诚不解，〔注〕外自矜饰。”郭庆藩《庄子集释》1037页。其二，《列子·黄帝》：“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而犹若是。〔注〕郭象曰：权轻利薄，可无求于人，而皆敬己，是高下大小无所失者。”《列子集释》77页。《庄子·列御寇》：“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而犹若是。〔注〕权轻利薄，可无求于人。”《庄子集释》1038页。
[22] 老聃虽有复古倾向，但不如已被王弼篡改的今本《老子》严重。如河上公、王弼版《老子》十四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诸本皆然。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均作“执今之道”。河上公为汉文帝时人，其时崇尚黄老，无须篡改，当属后人据王弼版倒改河上公版。详见拙著《老子奥义》（待出）。
[23] 前语见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后语见明人计成《园冶》。
[24] 黑格尔说：“在他（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9版，第一卷119页—120页。
[25] 卡夫卡说：“在孔子的《论语》里，人们还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但到后来（指《老子》、《庄子》），书里的东西越来越虚无缥缈，不可捉摸。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对我却依然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后我却发现，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游戏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实只发现了我的思想槽非常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这是令人沮丧的发现，于是我就停止了玻璃球游戏。这些书中，只有一本我算马马虎虎读懂了，这就是《南华经》。”古斯塔夫·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赵登荣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版，174页。
[26] 王尔德说：“这部中国书尽管完成于两千多年前，但对欧洲人来说依然是个早产儿。”酷爱《庄子》的博尔赫斯，深得支离其言、晦藏其旨之妙谛。参见拙文《与美国朋友谈〈庄子〉》。
[27] 语见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28] 语见《二程遗书》二十五卷。
[29] 语见阮籍《咏怀诗》之三十八。
[30] 蒯祥生平事迹，参阅《辞海》或拙文《紫禁城的建造者》。
[31] 庖丁见《内篇·养生主》，轮扁见《外篇·天道》，梓庆见《外篇·达生》，画工见《外篇·田子方》，钩匠见《外篇·知北游》，匠石见《外篇·徐无鬼》（《内篇·人间世》之匠石，为庄子贬斥）。
[32] “得意忘言”见《外篇·外物》：“庄子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郭象以降均妄断为非庄子之言。“目击而道存”见《外篇·田子方》。
[33] 本文删节版，刊《书屋》2006年8期。今已修订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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