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奥义：一战国大势与生平绪论

研究战国诸子思想，必先了解诸子共处的战国时代。进而了解诸子之母邦，诸子之个人生平及其思想源流，乃至师友、论敌之母邦，师友、论敌之生平及其思想源流。

秦灭六国之后，尽焚六国史书。司马迁著《史记》时，战国史仅有依据《秦纪》的秦国纪年基本无误，六国纪年只能据《秦纪》推断。除了周室纪年、楚国纪年也基本无误外，其余五国纪年纪事错讹无穷。司马迁排比魏、齐、赵、韩、燕五国纪年纪事时，有时改了《魏世家》，却忘了与《赵世家》、《韩世家》统一，导致五国《世家》互相冲突。有时统一了《齐世家》、《燕世家》，却忘了与《六国表》统一，导致五国《世家》与《六国表》成为错进错出、难以兼容的两个系统。由于牵一发必动全身，司马迁甚至会根据错误排定的五国纪年，把周、秦、楚的正确纪年纪事改为错误纪年纪事。

这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况，本该在西晋太康年间汲冢出土魏国编年史《竹书纪年》之后迎刃而解，可惜此书又于两宋间亡佚。尽管亡佚前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已依据《竹书纪年》对《史记》的战国纪年稍加厘正，但一来厘正极不完备，二来《竹书纪年》止于“今王（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因此战国史至今仍是一团乱麻。虽有诸多学者殚精竭虑的考订勘误，如陈梦家《六国纪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等，至今仍多异说。《辞海》所附《战国纪年表》，既代表学界主流观点，又进一步影响学界主流观点，参考综合了差别极大、均有错讹的各家系统，遂成错讹之集成。《辞海》1999版的《战国纪年表》，对1979版做了一些改动，然而有时纠正了前者之错，有时反将原本不错者改错，有时两者相同而皆错，有时两者相异而皆错。

战国纪年的错讹，使系于战国纪年的诸子生平也扑朔迷离，进而导致诸子学说研究也陷入困境。不少治庄者都用错讹的纪年纪事证明其臆测，由于因果颠倒，师承失序，敌友不分，其所阐释的庄学义理距庄学真义甚远。专治其他诸子者亦然。多数治庄者回避了纪年纪事错讹淆乱的莫大难题，在不了解庄子生平及其学说背景、著书隐曲的情况下，望文生义地妄解臆说，导致庄子与其时代完全脱钩，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而上学。

我为了读懂《庄子》而研究战国史及诸子学二十五年，对任何疑难都不敢回避，稍欠把握就不敢动笔。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理顺了战国时代十九个主要诸侯国的纪年，重点理顺了不属“战国七雄”但研究《庄子》无法回避的宋国史和中山国史。我考定的战国纪年，与学界主流观点差别极大。

研究庄学，必先了解战国大势与庄子生平，弄清庄子为何要这么写，究竟在说什么。

前369年，宋桓侯（前380—前340在位）十二年^[1]，庄周生于宋国蒙邑^[2]。

前340年，庄子三十岁，宋戴公后裔戴剔成弑杀宋桓侯篡位（前340—前338在位），当年改元。

前338年，庄子三十二岁，戴剔成之弟宋君偃逐兄篡位，翌年改元。剔成奔齐，无谥，史称宋剔成君。

前328年，庄子四十二岁，宋君偃继齐、魏之后，成为第三个称王的战国诸侯。称王前在位十年，称王后在位四十二年，总计在位五十二年（前337—前286）。《史记·宋世家》误为四十七年（前332—前286），《史记·六国表》误为四十三年（前328—前286）。

宋王偃是中华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暴君，《吕览·淫辞》记其邪恶残暴：

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

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其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

居无几何，宋君杀唐鞅。^[3]

《史记·宋世家》记其因残暴荒淫而国灭身死：

君偃十一年（案：误后一年。当为十年称王，翌年改元），自立为王。东败齐， 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悬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

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案：误少五年），齐愍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

宋王偃向齐、魏两强挑战，由盛转衰的魏国已无力惩戒，魏在齐、秦东西夹击之下，自保不暇，而且未能保住其属国中山。齐国却不肯坐视，前286年，齐湣王灭宋。宋王偃出奔魏，卒于魏之温城^[4]，谥康。史称宋康王。

齐之灭宋，得魏、楚出兵相助，故魏、楚得以瓜分宋地。庄子于宋灭之年物化，死后蒙邑归楚。因而后世有异说，误传庄子为楚人，成为进窥庄学奥义的一大障碍。

从三十二岁到八十四岁，庄子在宋康王暴政阴影之下，生活了整整五十二年。宋康王是宋国史唯一之王。《庄子》乃至一切古籍所称“宋君偃”、“宋王偃”、“宋偃王”、“宋康王”、“宋王”，均指同一暴君。研究庄学，不能不了解暴君宋康王，更不能不了解庄子的特殊著书方式，与宋康王之残暴有莫大关系。

庄子著书，既要避免母邦暴君宋康王诛杀其身并剿灭其书，又要预防后世暴君剿灭其书，不得不支离其言，晦藏其旨。因此《人间世》曰：“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德充符》曰：“游于羿之彀中，然而不中者，命也。”《大宗师》曰：“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宋康王是第三个称王的战国诸侯，仅次于齐、魏两雄，而早于秦、赵、韩、燕四雄。

东周诸侯称王，楚、吴、越最早，都在春秋时代，均非中原诸侯。入春秋（前770—前482）后，周室积弱渐衰，中原诸侯仍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仅限争霸，不敢称王。霸主无不率领附从诸侯“尊王攘夷”。以田齐篡姜齐（前481）为标志，历史进入战国（前481—前221）。^[5]

春秋末期，晋之六卿争长，直至魏、赵、韩三家分晋。战国首年（前481），田成子弑齐简公，田齐遂篡姜齐。孔子请求鲁哀公征伐未果，两年后去世（前479）。入战国后，周室益衰。前403年，周威烈王（前435—前402在位）不得不承认三家分晋的既成事实，正式册封魏、赵、韩为诸侯。前380年，周安王（前401—前376在位）应魏武侯之请，又不得不承认田齐篡姜齐的既成事实，正式册封田齐为诸侯。从此周室仅存象征性权威，中原诸侯才先后称王，打破“王天下”格局。

战国初期，魏文侯（前445—前396在位）率先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又任用卫人吴起、中山人乐羊为将，拓展疆土。前408年至前406年，担任魏将的中山人乐羊，伐灭母邦白狄中山。中山国从此成为魏国别封，即魏属中山。魏之国威大振，史称“强魏”。魏虽在战国初期称霸中原，但未敢称王。

随后楚悼王（前401—前381在位）任用魏文侯死后遭魏武侯（前395—前370在位）排斥、自魏至楚的卫人吴起为相，实行变法。称霸南蛮，史称“强楚”。

楚自春秋以来，继续称王中原之南。

随后秦孝公（前361—前338在位）任用被魏惠王轻视、自魏至秦的卫人公孙鞅为相，实行变法。称霸西戎，史称“暴秦”。秦虽称霸中原之西，但未敢称王。

魏惠王（前369—前319在位）继其祖魏文侯、其父魏武侯之后，继续为中原最强，起初格于“王天下”的中原固有格局，仍未敢称王。

前353年齐、魏桂陵之战，齐初胜中原最强之魏。齐威王（前357—前320在位）遂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称王。其后齐、魏形成均势，继续争霸中原。前341年齐、魏马陵之战，齐再胜魏。从此齐强于魏，成为秦与诸侯共谋弱之的中原最强国。前340年，秦相公孙鞅领兵攻魏，因功封于陕西商州商洛县，史称“商鞅”。

魏惠王被齐、秦两强东西夹攻而无力反击，马陵之战后任用主张“偃兵”的宋人惠施为相，与齐和解。前335年，魏相惠施、齐相田婴主持，魏惠王与齐威王在齐地徐州会盟，相互承认称王事实，史称“徐州相王”。魏惠王成为继齐之后第二个称王的中原诸侯，翌年（前334）改元。周天子的象征性权威，从此也荡然无存。

宋君偃称王之年（前328），秦惠王（前337—前311在位）任用魏人张仪为相，第四年（前325）称王，翌年（前324）更元。秦惠王称王后二年（前323），曾与张仪在秦国争事秦惠王失利的魏人公孙衍^[6]，与魏相惠施结为死党，共同游说魏惠王建立中原诸侯“合纵”联盟，与齐、秦两强抗衡。魏惠王在魏都大梁主持了赵、燕、中山称王，与秦惠王同年称王的韩宣惠王也应邀与会，五国相互承认称王事实，史称“五国相王”。《史记·鲁世家》曰：“景公二十九年（前323）卒，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五国相王”是最后一次“王”号大派送。“王”号通货膨胀，导致极度贬值。此后再无诸侯称“王”，已成强魏附庸的卫从未称“王”。^[7]

前353年齐在中原率先称王之年，庄子十七岁。前323年六国皆称王之年，庄子四十七岁。三十年间，庄子亲历“王天下”分崩离析的完整过程，身处“礼崩乐坏”的极度乱世。庄子母邦，摊到了残暴至极又在位甚久的宋康王。庄子本人，抽到了毕生与之共始终的下下签。

战国诸侯称王，有两国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中山与宋。因此汉人刘向编定的《战国策》，除了为七雄各开专章，另有《中山策》、《宋卫策》两章。

齐威王对老牌霸主魏国继齐之后称王尚能容忍，对宋继齐、魏之后称王却难以容忍，而对中山在“五国相王”中称王尤其震怒。《战国策·中山策》曰：“中山与燕、赵为王，齐（威王）比关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侔名于我？’”^[8]

赵武灵王对中山称王的愤怒远甚于齐威王。因为前475年，赵襄子伐灭古之代国，但代国与赵国南部本土中隔白狄中山，无法并入版图，代郡遂成赵国的北部飞地。前406年，魏文侯伐灭白狄中山，但中山与魏国南部本土中隔赵国，无法并入版图，遂封幼子魏挚于中山，中山遂成魏国的北部飞地。代郡、中山、赵国、魏国，由北至南交错。魏无力灭赵连接版图，赵蓄意灭中山打通版图。

魏属中山从未被周室正式册封为诸侯，却凭借与魏同宗，在“五国相王”中直升为“王”。魏惠王组建“合纵”联盟，同时魏氏一宗两王，风头重新盖过强齐。齐威王不承认中山称王，仅是对强魏的象征性敲山震虎，但因五国结盟，并未征伐中山。

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在位）即位两年之后，被迫参与“五国相王”，由于魏属中山横亘赵国腹心而不愿与魏属中山结盟，同时拒绝使用“王”号。《史记·赵世家》曰：“五国相王，赵（武灵王）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

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实行“胡服骑射”变法，开始征伐“盟国”魏属中山。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禅位年仅十二岁的嫡长子赵惠文王赵何（前298—前266在位），自号“主父”，亲自领兵于赵惠文王三年（前296）伐灭魏属中山，国威大振。继战国初期之强魏、战国中期之强齐之后，成为战国后期的中原最强国，史称“强赵”。

魏属中山，共有三王，即中山先王（前327—前310在位）、中山嗣王（前309—前301在位）、中山后王（前300—前296在位）。参与“五国相王”的中山先王魏 ，是魏属中山开国之君魏挚（魏文侯幼子、魏武侯幼弟）之孙，魏文侯重孙，魏武侯侄孙，魏惠王族侄。庄子学派重要人物魏牟，是中山先王庶子，魏文侯四世孙，魏武侯重侄孙，魏挚重孙，魏惠王族孙，魏襄王族侄。赵武灵王于魏襄王十六年伐灭中山，魏惠王早已死去，“合纵”诸侯勾心斗角，魏又渐衰，魏襄王未能保住同宗别封魏属中山，且于同年死去。

前481年田齐篡姜齐，在格于“王天下”旧格局的中原，因名不正言不顺而遭到中原诸侯、诸子鄙视。直到齐威王击败强魏成为战国中期中原最强国，诸侯、诸子才不得不仰视齐国。痛恨“乱臣贼子”的大儒孟子、荀子，均先后游仕孔子力主征伐的田齐，成为稷下学宫的客卿。孟子任列大夫，荀子三为祭酒。但庄子终生未履紧邻宋国的齐地，痛诋田齐为僭窃“仁义”的窃国“大盗”。

齐威王死后四年（前316），燕王哙（前320—前316在位）崇信儒墨长期鼓吹的“尧舜禅让”，禅位燕相子之（前315—前314在位）。三年后燕国大乱，当时游仕齐国且“言必称尧舜”的孟子，竟然怂恿齐宣王（前319—前301在位）趁机伐燕。齐之伐燕，导致燕王哙死，子之逃亡，燕国两年（前313—前312）无君，几乎灭国。“合纵”诸侯共谋伐齐存燕，齐才被迫撤兵。赵武灵王派赵将乐池领兵，护送在韩国做质子的燕公子职回国继位，是为燕昭王（前311—前279在位）。燕昭王为复齐仇，准备了整整二十八年，筑黄金台召贤，中山人乐毅、周人苏秦、齐人邹衍等列国士人纷纷往燕担任客卿。苏秦为报燕昭王厚恩，请缨出使齐国行使反间，信誓旦旦对齐湣王（前300—前284在位）保证燕永不反齐，骗得信任并获重用，遂留齐担任客卿，竭力怂恿齐湣王伐宋，为燕创造复仇机会。

宋康王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拓地三百里，久与强齐、强魏、强楚为敌。齐国伐宋，魏、楚出兵相助。秦国坐山观虎斗，希望中原最强的齐国，因伐宋而师劳国疲。为了促成齐湣王伐宋，前288年秦昭王用秦相魏冉（封穰侯）之策，与齐湣王互尊为“东帝”、“西帝”。然而迫于诸侯压力，两国月余即各自撤销“帝”号。宋为商朝遗邦，作为周朝同宗后裔或周朝功臣后裔的各大诸侯，均未救援，坐视其亡。前286年齐灭宋后，秦国立刻改变战略。其余诸国担心齐国坐大，进而危及自身，遂共谋弱齐。

齐灭宋两年之后的前284年，担任燕将的中山人乐毅（为魏伐灭母邦的中山人乐羊后裔）率六国联军攻齐。六国兵至，齐湣王车裂苏秦，出逃至莒，被楚将淖齿杀死。乐毅占领齐大半国土六年，导致齐六年（前283—前278）无君，几乎灭国。前279年燕昭王卒，继位的燕惠王（前278—前272在位）为储君时与乐毅有隙，遂命骑劫代替乐毅为将。乐毅从齐逃亡至赵。前278年，齐将田单在孤城即墨以火牛阵反攻，收复失地，扶佐齐襄王（前277—前265实际在位）复国。然而强齐从此一蹶不振，无力再与暴秦抗衡，强赵遂被推上了抗秦最前线。

前269年秦、赵阏与之战，赵将赵奢大败秦军。前258年秦、赵长平之战，赵孝成王误用赵相平原君之策，以“纸上谈兵”的赵奢之子赵括代替廉颇为将，导致赵军断粮并战败投降。四十余万赵军降卒，被秦将白起全部坑杀。赵国壮丁为之一空，再也无力阻止秦兵东进。此后秦灭六国只是时间问题，再无悬念。

长平之战次年（前257），秦兵进围赵都邯郸。齐人鲁仲连正在“围城”之中，阻止了赵、魏等国情急之下欲尊秦王为“帝”促其撤兵之策，史称“鲁仲连义不帝秦”。前256年，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领兵救赵，邯郸围解。平原君欲接受其侄赵孝成王增赏封地，被长期供养的公孙龙谏阻，公孙龙由此得罪平原君。稍后孔子六世孙孔穿从鲁至赵，前中山公子魏牟从秦至赵，齐人邹衍从齐至赵，分别对平原君猛烈诋毁公孙龙，平原君黜退公孙龙。不久，平原君（前308—前252）、公孙龙（前325—前250）相继去世。

战国中期诸侯纷纷僭称“王”号，导致了五大结果，无不与庄子撰著“内七篇”及其理解命运具有重大关系。

其一，诸侯称“王”导致战国中后期的封君或卿相，也水涨船高地僭称“公”。庄子不承认俗君为“王”，认为有德无位的“至人”才是真“王”，谓之“王德之人”，弟子后学谓之“素王”。这对理解《应帝王》篇名之“王”及全部庄学，至关重要。

其二，秦昭王与齐湣王不愿与称“王”诸侯平起平坐，一度于前288年僭称“西帝”、“东帝”。庄子时年八十二岁，亲见此前仅用于天神的“帝”号被人间君主僭用。这对理解《应帝王》篇名之“帝”及全部庄学，至关重要。

其三，称“王”诸侯无不变法。变法的实质是实行富国强兵、拓展疆土的军国主义，因此六国称“王”之后，逐鹿中原的血腥战争更趋白热化。交战双方兵力，合计常近百万，死伤数万乃至数十万，在同时期全球视野内绝无仅有。直到两千年后冷兵器时代终结，高效率杀伤武器问世，记录才被打破。这对理解“内七篇”尤其是《德充符》中充满刑余、肢残之人，至关重要。

其四，东周称“王”诸侯，共计十一国：楚，吴，越；齐，魏，宋，秦；韩，赵，燕，中山。越灭吴，楚灭越，赵灭中山，齐灭宋，剩余七王，即“战国七雄”。秦王嬴政灭六国，即杜牧《阿房宫赋》所言“六王毕，四海一”。卫国因未称“王”，直到前209年卫君角死后，才被秦二世胡亥取消国号。

其五，一统天下的秦王嬴政，既不满足于像商、周那样称“王”，也不满足于已被秦昭王、齐湣王一度用过的“帝”号，因而兼用儒墨竞相鼓吹的“三皇五帝”，号曰“皇帝”，开启了长达2132年的中华帝国史，永为世界记录。庄子对君主专制的超前批判和惊人预见，因而长期有效，永垂不朽。

简述战国大势之后，再略述庄子生平及相关诸子生平概要。

宋康王逐兄篡位之年（前338），庄子三十二岁。此前，庄子在其故乡蒙邑担任漆园吏，是其近距离观察君主专制运作方式及其悖道本质的重要经历。

庄子亲传弟子蔺且所撰《外篇·山木》记载，有一天庄子在雕陵的栗园里游玩，看见一只异鹊从南方飞来，翼展七尺，眼大一寸，翅膀扫过庄子额头，停息在栗树林里。

庄子说：“这是什么鸟啊？翅膀很长却不能飞远，眼睛很大却视力不佳。”提起衣角快步跟去，手持弹弓留意其举动。他看见一只蝉，正躲在树叶荫蔽下纳凉而忘了真身。一头螳螂在树叶遮蔽下正伺机捕蝉，由于将有所得而忘了真形。而那只异鹊正准备捕杀螳螂，因为将获其利而忘了真性。

庄子惊叹说：“唉！万物原本互相牵累，每一物类均会招致更强物类的捕杀。”于是扔掉弹弓转身就跑，结果招来了疑心庄子偷摘栗子的守园人追赶斥骂。

庄子回到家里，三天心情不好。

蔺且问：“夫子为何这几天心情不好？”

庄子说：“我只知守护肉身，反而忘了真身。我习惯了在浊水之中认知肉身，在清泉之中看见真身反而感到迷惑。况且我早已听老师说过：‘沉溺俗世之中，就会盲从俗见。’如今我在雕陵游玩就忘了真身，那只异鹊的翅膀扫过我的额头令我惊醒。我在栗林里游玩又忘了真性，栗林守园人还怀疑我偷窃而侮辱了我，因此我心情不好。”

“异鹊”似为《逍遥游》大鹏的生活原型。据此概括的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把“异鹊”改为“黄雀”，导致异鹊与大鹏的关系隐而不显。蔺且是唯一确知的庄子弟子。《山木》当为蔺且所撰，所以自书其名，与庄子在《齐物论》中自书其名相同。这是古人著书的署名方式。

《外篇·山木》的“材与不材”故事，与《内篇·人间世》主旨吻合。这一故事当属弟子蔺且亲见亲闻，而非寓言。庄子一方面有感于“物固相累，二类相召”，另一方面适逢母邦发生宋康王逐兄篡位的宫廷政变，因此不愿继续依附专制庙堂。《人间世》曰“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必与庄子一度供职漆园有关。由于不愿像漆树那样任人宰割，庄子遂弃漆园之职。弃职后曾西游魏，东游鲁，南游楚，北游赵。广泛的游历见闻，使他对天下专制制度有了无人能及的深刻洞察。

弟子后学所撰“外杂篇”记载，庄子娶过妻，生过子。其妻先他而死，子嗣隐逸无闻。庄子居于陋巷，编织草鞋；钓鱼授徒，逍遥江湖。在其漫长一生中，庄子与“天之君子，人之小人”相交相知，对于民间疾苦感同身受。这是仅知钻营庙堂、逢迎君主的其他诸子不可能做到的。没有一部先秦子书，如此广泛涉及鸟兽虫鱼。没有一位先秦诸子，如此谙熟洞悉百工技艺。这是仅知钻营庙堂、逢迎君主的其他诸子不可能具备的，因此司马迁赞扬庄子“其学无所不窥”。

寓言是“内七篇”的最大特色和文本主体，但是寓言并非庄子苦心构思才可能有。生活中的庄子，面对猝然遭遇的外境外物，均能不假思索地立刻用寓言予以嘲谑反讽，口才便捷，张嘴即来。

庄子在宋康王篡位以后辞去漆园吏，安贫乐道，滑稽放言；寓言讽世，痛诋专制。从“外杂篇”记载的庄子言论来看，庄子撰文时尽管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生活中却极为敢言，毫无畏惧。

庄子亲传弟子蔺且所撰《外篇·曹商》^[9]，记载了庄子对宋康王的评论：

有人游说宋康王，得到十乘马车的赏赐，以此向庄子炫耀。庄子说：“河边有人家贫，靠编织苇席维生。儿子潜入深潭，采得千金宝珠。其父对儿子说：‘拿石头把宝珠砸了！那千金宝珠，必定藏在九重深渊，而且含在黑龙嘴里。你能采到宝珠，必定恰逢黑龙打瞌睡。倘若黑龙醒着，你怎能侥幸得手？’如今宋国的水深火热，决非深渊可比。宋王的凶猛暴虐，也非黑龙可比。你能得到马车，必定恰逢宋王打瞌睡。倘若宋王醒着，你就粉身碎骨了。”

庄子深知，宋康王一旦明白庄学奥义，自己必将粉身碎骨。庄子又预知，后世“宋康王”一旦明白庄学奥义，其书必将片简无存。

或许有人会想：庄子生不逢时，母邦君主恰为暴君，倘若宋君是儒家倡导的仁义明君，或许庄子也会出仕？战国时代的无数士人确实都“有奶便是娘”地游仕异国，但是庄子并未“楚材晋用”地游仕异国。《外篇·曹商》记载的另一则故事，足证庄子轻视俗世功名，粪土庙堂富贵，与所遇君主是否“明君”无关。

有个宋人叫曹商，宋康王派他出使秦国。使秦之前，宋康王给他十乘马车。到秦之后，曹商博得秦王欢心，获赐马车百乘。返宋之后，曹商嘲讽庄子：“住在偏远狭窄的陋巷，窘困地编织草鞋，脖子枯槁如树枝，耳朵蜡黄像死人，我不擅长。见一次万乘大国的君主，随从马车就变成百乘，我很擅长。”

庄子立刻反击：“秦王得了痔疮请医生，能挤破痔疮消除脓肿的，赏车一乘。肯用舌头舔舐痔疮让他杀痒舒服的，赏车五乘。治疗的方式越下贱，赏赐的马车越丰厚。你大概替秦王狂舔痔疮了吧？否则怎会赏车如此之多？去你的吧！”

庄子与专制制度强硬不合作，既不出仕母邦，也不游仕异国，而且对取富贵于母邦异国者，均予猛烈批判和无畏嘲笑。庄子认为，无论母邦还是异国，当时的整个天下都是专制制度。他既不愿被专制君主役使，更不愿对专制庙堂屈服。

生活中的庄子，无所顾忌地痛斥宋国庙堂为“九重之渊”，无所畏惧地抨击宋康王“猛过骊龙”，因此他用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的特殊方式撰写“内七篇”，决非出于胆怯，而是为了传道后世，使崇尚自由、批判专制的不朽思想传之久远。

与庄子同国同时声名最著的宋人，是年长庄子十一岁的墨家信徒兼名辩大师惠施，游魏成为客卿，长期担任魏相，辅佐一代霸主魏惠王。

《外篇·秋水》记载，庄子辞去漆园吏以后，曾经西游魏都大梁，往访同国大贤惠施。惠施或许早已听说母邦宋国出了一位奇人庄周，其左右又妄加猜度地进谗：“庄子来大梁，恐怕是欲谋魏国相位。”

惠施担心起来，派人在大梁城里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到大梁后，并未急于拜见惠施，而是四处游历，了解魏国民风。听说惠施正在搜捕他，就直接去见惠施，又即兴开讲寓言：“南方有鸟，名叫鹓雏，你听说过吗？鹓雏从南海飞到北海，不是梧桐就不停，不是楝实就不吃，不是甘泉就不喝。有只猫头鹰得到一只腐烂的死鼠，正好鹓雏从它头顶飞过，就仰头向天大喊一声：吓！莫非你也想用你的魏国相位来吓我吗？”

这是庄、惠初识^[10]。庄子对惠施大失所望，并未与之定交。

《外篇·山木》记载，魏惠王也已风闻庄子大名，主动召见庄子。结果庄子把魏惠王和惠施都骂了进去，面斥为“昏上乱相”。^[11]

庄子是否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外篇·曹商》、《外篇·秋水》以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均曾记载庄子峻拒楚王聘相的史实，综述如下。

楚威王听说了庄子大名，派两位大夫持千金去宋国聘他为相。庄子不在家。楚大夫找到在濮水岸边钓鱼的庄子，说：“吾王想请先生为相。”

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地说：“听说楚有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把神龟的骸骨精心保存，供奉在庙堂之上。这头神龟，究竟愿意死了留下骸骨，被当做宝贝呢？还是宁愿活着，摇着尾巴在泥滩上爬呢？”

楚大夫说：“宁愿活着，摇着尾巴在泥滩上爬。”

庄子笑了：“千金，固是重利；卿相，固是尊位。但你们没见过祭祀用的牺牛吗？被豢养几年后，就披上五彩绣衣，牵到庙堂宰杀献祭。到那时，再想做普通的牛还可能吗？你们走吧，不要污辱我！我宁愿在污泥之中快活游戏^[12]，也不愿被君主役使。我将终身不仕，以快吾志。”

濮水在蒙邑附近，一称沙水。《水经·淮水注》：“濮水即沙水之兼称。”沙水流经今安徽涡阳、蒙城一带。涡阳是蒙城旧名，今另有涡阳。今蒙城县、涡阳县相邻，同属安徽省亳州市。

《外篇·曹商》、《外篇·秋水》没提楚王是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则明言“楚威王”。楚威王熊商，前339年至前329年在位，正当庄子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一介布衣的年轻庄子，峻拒强楚千金聘相，一反儒墨士人之同善共趋，立刻“恶骇天下”而名动六国。宋人蔺且、前中山公子魏牟等弟子后学，遂慕其风而广之。

惠施年长庄子十一岁，未及庄子成年，已经离开母邦游仕魏国。魏将庞涓在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和前341年的马陵之战中，被齐将田忌、孙膑两度重创。魏太子申还亲自领兵投入马陵之战，与庞涓一起战死。魏惠王无力报杀子之仇，才不得不拜客卿惠施为相，接受其“偃兵”主张，与齐和解。惠施于前335年辅佐魏惠王称王并得到齐威王承认，因此被魏惠王长期倚重。由于儒墨两家大力鼓吹“尧舜禅让”，欲自比尧舜、博取声名的魏惠王，曾经假惺惺地禅位惠施。

惠施识相地拒绝了。^[13]

宋人惠施担任魏相长达十九年（前340—前322），堵塞了魏国士人的仕途，于是魏人张仪游仕秦国，于前328年担任秦相，并于前325年辅佐秦惠王成功称王。前322年，张仪向秦惠王请缨出使母邦魏国，游说魏惠王联秦伐齐。魏惠王刚于去年（前323）“五国相王”中组建抗齐联盟，今又得到秦相张仪许诺强秦助魏伐齐，遂将主张“偃兵”的惠施罢相，转拜张仪为相。

在魏国与张仪冲突失利的惠施，与在楚国与张仪冲突失利的屈原境遇相似。激烈反对张仪的惠施，差点被魏惠王诛杀，凭借化装才逃离魏国，投奔屈原母邦楚国^[14]。由于惠施是兼相秦魏、权倾天下的张仪之政敌，楚怀王不愿得罪张仪，更不愿得罪张仪的靠山秦惠王、魏惠王，于是赠以车马，把惠施送归母邦宋国。^[15]

惠施由楚归宋途中，庄子正在宋泽孟诸钓鱼。庄子看见惠施从车百乘，遂将多钓的鱼也扔进湖里，对倚待庙堂谋取多余之财的惠施表示不屑^[16]。庄子时年四十七岁。直到此时，庄、惠二人仍未定交。

宋康王对长期担任强魏权相的本国大贤惠施，也曾十分仰慕^[17]，但是现在惠施已老，兼已失势，况且墨徒惠施主张偃兵，不对穷兵黩武的宋康王胃口。惠施没能在母邦重新出仕，蛰伏了三年。庄子所居蒙邑，仅距宋都商丘咫尺之遥。失意的惠施遂与闲居的庄子朝夕盘桓，逐渐从针锋相对的论敌，变成了惺惺相惜的畏友。这是庄、惠交往的第一时期（前322—前320）：庄子四十八岁至五十岁，惠施五十九岁至六十一岁。

惠施罢相归宋第三年，前319年魏惠王卒。六十二岁的惠施立刻离宋赴魏，图谋复相。继位的魏襄王果然信任惠施而不信任张仪，但是张仪罢相之后，继任魏相的并非宋人惠施，而是齐人田需（前318—前310在位）^[18]。未能复相的惠施，只能倚老卖老地教诲田需一番^[19]。前314年齐宣王伐燕之时，魏襄王派遣惠施出使赵国，请求赵武灵王伐齐存燕^[20]。此后惠施继续流连大梁，逐渐淡出政治而转向学术。大约前305年左右，惠施提出著名辩题“历物十事”，引致天下辩者群集大梁辩论，其中就有年仅二十一岁的赵人公孙龙。公孙龙与韩人桓团等辩者前辈在大梁辩论中又提出“二十一事”等新辩题，合力击败了惠施。惠施在政坛失意之后，继以学术失败，再次返归母邦，与庄子朝夕盘桓。这是庄、惠交往的第二时期（约前305—前300）：庄子六十五岁至七十岁，惠施七十六岁至八十一岁。

庄、惠晚年频繁斗嘴的两个时期，惠施在宦海沉浮的漫长一生中积累的丰富政治阅历，成为庄子深入了解天下君主专制的重要间接经验。惠施八十一岁死于宋，葬于宋。《外篇·徐无鬼》记载，庄子曾过惠施之墓，并对弟子感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与言之矣。”惠施死时，庄子七十岁。庄子用其十四年余生，完成了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的“内七篇”。

名家巨子惠施，是“内七篇”明确提及并与庄子直接对话的唯一同时代大家。

王孝鱼据此认为，“内七篇”专为驳斥惠施名学而撰。这一谬见极度削弱了“内七篇”的普遍意义。其实《齐物论》的“指非指”和“（白）马非马”，隐讽的是惠施论敌公孙龙的独家辩题。《大宗师》的至人“孟子反”之名，隐讽的则是与庄子同时的大儒孟子（前372—前289）。(www.xing528.com)

隐晦不提论敌之名，是诸子惯技。比如儒家集大成者赵人荀况（前313—前238），与名家集大成者赵人公孙龙（前325—前250）同国同时，不可能不知道这位比自己年长十二岁、早已名震天下的当世第一辩者。然而整部《荀子》不厌其烦地激烈诋毁名家学说，说来说去总是“惠施邓析”，根本不提公孙龙。

邓析（前545—前501）是与孔子同时的春秋末期郑国人^[21]，死后一百二十年，惠施（前380—前300）才出生。荀况为何始终把邓析列于惠施之后？因为“邓析”是公孙龙的隐晦代词。而惠施比公孙龙年长五十五岁，因此得以列名“邓析”之前。所谓“惠施邓析”，实为“惠施公孙”。

荀况为何要用“邓析”晦藏公孙龙？因为荀况渴望出仕母邦，不敢得罪长期担任赵相的平原君赵胜（前308—前252）。平原君的一再决策失误，导致了长平之败和邯郸之围，所以《史记·平原君列传》说：“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邯郸几亡。”然而《荀子·臣道》竟说：“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罔顾事实地把“国之大患”、“国之大害”平原君，谀词妄赞为“解国大患，除国大害，尊君安国”的模范辅臣。即便如此，平原君仍然不喜儒家而服膺名家，崇信并供养公孙龙长达半个世纪，大儒荀况从未得到赏识。荀况只能时而东游齐国，时而西游秦国，时而南游楚国，闲得无聊又授徒韩人韩非、楚人李斯，好不容易在楚相春申君黄歇那里谋得兰陵县令一职，很快又被撤职^[22]。荀况不愿断绝母邦仕途，不敢得罪平原君，所以不敢明攻平原君崇信的公孙龙，遂以隐语“邓析”替代^[23]。这一曲折的隐语，导致后世误将邓析视为名家始祖。^[24]

《齐物论》隐攻公孙龙，仅涉辩题，未及其名，是因为“内七篇”已经明攻名家巨子惠施。作为前辈大佬，庄子不愿再明攻比自己小四十四岁的名家晚辈公孙龙。《大宗师》暗讽孟子，用“孟子反”来“反孟子”，是因为“内七篇”已经明攻儒家始祖孔子，兼及儒门圣王尧舜，因此庄子不屑齿及远逊孔子的同时代大儒孟子。

撰写“外杂篇”的庄门弟子后学，慕效其师文风，也没有明攻大儒孟子、荀子，仅仅明攻儒家始祖孔子，明攻儒门圣王尧舜。但在总论先秦学术源流的《外篇·天下》中，孔、孟、荀均未被提及。

撰写“外杂篇”的庄门弟子后学，同样慕效其师文风，一方面明攻惠施，另一方面又把“内七篇”仅涉辩题、未及其名的公孙龙亮了出来。《外篇·徐无鬼》记载，庄子曾对惠施说：“儒、墨、杨、秉四，与夫子（惠施）为五。”公孙龙字子秉，“秉”即公孙龙。《外篇·惠施》则明确提及公孙龙：“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外篇·秋水》又记载了魏牟对公孙龙的当面痛斥。

魏牟（前320—前240）是庄子学派的重量级人物，也是战国后期的道家代表人物。《荀子·非十二子》痛诋六组十二位诸子，魏牟与今已不详学说的它嚣同列第一组。《汉书·艺文志》列《公子牟》四篇于道家，汉后亡佚。由于班固误以为“外杂篇”的撰者也是庄子，因而妄书曰：“先庄子，《庄子》称之。”其实是比庄子小四十九岁的魏牟，在《外篇·秋水》中极赞庄子。赵灭中山之年（前296），中山王之子魏牟二十五岁，庄子七十四岁。《外篇·让王》称魏牟为“中山公子牟”，又因中山曾经称王，而称为“万乘之公子”。^[25]

赵灭中山（前296）以前大约九年（前305），惠施在魏都大梁与天下辩者辩论，年仅二十一岁的公孙龙（前325—前250）在辩论中击败惠施而名震天下。“不恤国事”的中山公子魏牟时年十六岁，优游宗主国国都大梁而亲睹盛况，遂成公孙龙信徒。

伪《列子》多存先秦史料部分之真。《列子·仲尼》记载了魏牟与乐正子舆的辩论。乐正子舆攻击公孙龙“行无师，学无友，佞给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与韩檀（按即桓团）等肆之”。

魏牟则为公孙龙竭力辩护，痛斥乐正子舆：“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

然而中山为赵所灭后，前中山公子魏牟性情大变，转而迁怒于一度崇信的赵人公孙龙，或者直接成为庄子的晚年弟子，或者师事庄子弟子蔺且，也可能先拜詹何（前350—前270）为师，后拜蔺且（前340—前260）为师。

《外篇·让王》记载了詹何对魏牟的教诲。

魏牟失国后流落天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巍阙之下”。曾经西游秦国，受到主张“远交近攻”、出任秦相的魏人范雎（前267—前255任秦相，封应侯）礼遇。前256年邯郸解围以后，魏牟预知范雎因掣肘白起导致秦围邯郸失败，即将失去秦昭王信任，于是辞别范雎，行前忠告曰：“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26]稍后齐人蔡泽游秦，也规劝范雎激流勇退，于是范雎主动向秦昭王辞去相位，免除了后患。蔡泽游说得逞，遂代范雎担任秦相。^[27]

魏牟离开秦都咸阳，转往赵都邯郸拜见平原君，又再次见到平原君的著名门客、魏牟年轻时的偶像公孙龙。《外篇·秋水》记载了已从公孙信徒转为庄子信徒的魏牟对公孙龙的当面痛斥，谓之“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的井底之蛙，盛赞“内七篇”是“极妙之言”，讥讽公孙龙“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

《外篇·秋水》是有助于理解《内篇·齐物论》的重要篇什。根据撰者自书其名的著书惯例，撰者当为魏牟。“外篇”的重要篇什，主要撰者当为蔺且、魏牟二人。

研究庄学，不能不了解庄子晚年挚友惠施和庄子学派重量级人物魏牟，也不能不了解与惠施、魏牟关系重大的名家集大成者公孙龙。

除了郭象的故意篡改、系统反注，理解“内七篇”的另一障碍，就是庄子的故意支离其言，晦藏其旨。

庄子既然著书，为何故意不让人懂？因为庄子崇尚自由，反对专制，然而在专制制度下批判专制极其危险。避免母邦暴君宋康王诛杀其身还难度较低，庄子可以像哥白尼临死之前才公布“日心说”那样，生前不流布其书。避免后世君主剿灭其书，才是不易成功的莫大难题。庄子必须做到：既让被后世君主压迫的庄学之友读懂，又不让后世君主和依附君主的庄学之敌读懂，甚至读懂也无法剿灭其书。为此庄子采用了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的特殊写作方法。具体而论，就是庄文三言：寓言，重言，卮言。

庄子死后，庄子亲传弟子蔺且为“内七篇”撰序一篇，就是《外篇·寓言》，把“内七篇”概括为“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庄子再传弟子魏牟又为“内七篇”撰跋一篇，就是《外篇·天下》，把“内七篇”概括为“以卮言为蔓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并且点题曰：“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奥义是：庄学是专制天敌，倘若直白易懂，专制庙堂必将剿灭《庄子》，就像剿灭杨朱之书一样。

“寓言”之义人人能懂：寓有深意的故事。“寓言”名相，正是庄子弟子蔺且所撰《外篇·寓言》发明，或许得自庄子亲传。

“卮言”之义非常难懂，至少有三。

其一，“卮”借为“至”，卮言就是至言。言之四境是：无言→小言→大言→至言。卮言是最为重要的至言，但其奥义极其隐晦。

其二，“卮”为酒器，空则上仰，满则倾覆。隐喻庄子借用寓言、卮言述道，其意述满之后，又予倾空致无。读者亦当如此，借助庄子卮言，理解庄子寓言；理解以后，还须丧忘。是为庄学奥秘“得意忘言”。为何得其真意之后，必须丧忘其言？因为若不丧忘，就会招致专制庙堂诛杀；倘若挑明奥义，又会殃及《庄子》遭到剿灭。

其三，“卮”借为“支”，意为支离。寓言是圆的，人人理解不同。因此西方寓言家伊索、拉封丹讲完寓言，必定点明寓意。然而庄子身处专制语境，不能讲完寓言点明寓意，只能“卮言日出”：让点明寓意的卮言，天女散花地“蔓衍”各处，与寓言“支离”分开。“内七篇”六见“支离”，既有言说义理的“支离其形”，“支离其德”，也有寓言人名“支离疏”，“闉跂支离无唇”。“外杂篇”二见“支离”，均为寓言人名，即《外篇·至乐》的“支离叔”，《外篇·列御寇》的“支离益”。

“内七篇”的义理核心是卮言，文本主体是寓言。若不明白“卮言”晦藏的暗示，就无法理解“寓言”的支离寓意。

“寓言”、“卮言”之中，均有“重（chóng）言”，因此“寓言十九”与“重言十七”有所重叠，不构成计算错误。“重言”就是“重复之言”，既是对“卮言”晦藏之旨的重复强调，也是对“寓言”支离之义的重复暗示。读者对“卮言”晦藏之旨和“寓言”支离之义的感悟，必须得到“重言”印证，才可确认为庄学真义。是为“以重言为真”。

郭象误读为“重（zhòng）言”，谬解为“借重”尧舜孔老等名人以“自重”，毫无证据。出场最多的尧舜孔，是“内七篇”的主要贬斥对象。“内七篇”中的老聃之言合计103字，如何借重？而且无论怎样统计，也不可能拼凑出十分之七的“借重之言”。“重复之言”占十分之七，却符合实情。按理十分之七的“重复之言”会使阅读极其单调，然而阅读“内七篇”决无单调之感。因为仅有极少量重言是字面相同的标准型重言，大多数重言都是字面不同的变文转辞。不过变文转辞在避免了单调的同时，又大大增加了理解的难度。

《外篇·寓言》启发读者逆向思考：“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奥义是：倘若庄子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地支离其言、晦藏其旨，其书必被专制庙堂剿灭，怎能传之久远？

《外篇·天下》则对读者正面透底：“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奥义是：庄子寓言极其有趣，庄子卮言极为难懂，庄子重言极难辨识。

无论寓言，重言，卮言，“内七篇”一切文字的根本特点均为支离其言。支离其言的目的，正是晦藏其旨。

上文略述战国大势与庄子生平，得出两条主要立论：

其一，庄学是专制天敌，因此庄子既要避免自身遭当世君主诛杀，又要预防己书被后世君主剿灭，不得不采用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的特殊写作方式，导致庄学奥义千古难明。

其二，庄子必须创造几乎不可能的奇迹：既让庄学之友读懂，又不让庄学之敌读懂。即便庄学之敌嗅出异味，也难以证明甚至不敢证明自己读懂，因而无法剿灭其书。

仅用庄子之书果然没被专制庙堂剿灭来反证我的立论，显然缺乏说服力，因此必须至少举一个例子——更多例子详见单篇奥义。

《齐物论》有一则著名寓言：

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

众狙皆怒。

曰：“然则朝四而暮三？”

众狙皆悦。

寓言有趣至极，然而寓意难明，因为庄子在打哑谜。猜破哑谜的人并非没有，只不过道破谜底的方式，依然只能打哑谜。

晋人张湛在其伪造的古书《列子》中，改编了庄子哑谜：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而怒。俄而曰：“与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按：张湛知道庄子是宋人，故加“宋”字。）

张湛猜出了庄子的谜底：狙公与众狙，隐喻庙堂君主与江湖民众。

张湛同时认为：庄子站在狙公即君主一边，拥护君主专制。

张湛如此阐释：狙公深爱众狙，养育天下众狙。狙公不惜让家人过苦日子，也要满足众狙的贪欲。由于众狙生养日多，狙公粮仓将空，才不得不限制众狙口粮：早饭三颗橡子，晚饭四颗橡子。贪心不足的众狙发怒了。爱狙如子的狙公，于是顺天应人地改口：那就早饭四颗橡子，晚饭三颗橡子。感沐圣恩的众狙转怒为喜，伏在地上三拜九叩，山呼万岁。

明人刘基在其寓言专著《郁离子》中，也改编了庄子哑谜：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欤？”曰：“否也，天生也。”曰：

“非公不得而取欤？”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悟。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按：刘基误信庄子为楚人，故改“宋”为“楚”。）

刘基也猜出了庄子的谜底：狙公与众狙，隐喻庙堂君主与江湖民众。

刘基同时认为：庄子站在众狙即民众一边，反对君主专制。

刘基如此阐释：并非狙公养活众狙，而是狙公“养狙以为生”。狙公每天让老狙带着众狙到山里劳动，剥削他们的剩余价值。“赋什一以自奉”，隐晦挑明了庄子原文“狙公赋芧”之“赋”的奥义：庙堂与江湖的本质关系是抽取什一税。江湖众狙对庙堂狙公“皆畏苦之，弗敢违也”。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说真话的小孩那样，一只小狙道破了真相，于是众狙奋起反抗，挣脱了狙公的魔爪。狙公饿死了。

张湛、刘基的阐释尽管针锋相对，至少对狙公、众狙隐喻君主、民众并无分歧，说明二人全都明白庄学奥义。只不过儒家士人张湛反对庄学奥义，因而予以逆向歪曲；而道家异人刘基赞成庄学奥义，因而予以隐晦挑明。无论是庄学之友刘基，还是庄学之敌张湛，全都受困于专制语境而无法直言，不得不像庄子一样打哑谜。

儒家士人张湛，急于依附专制庙堂，渴望分享民脂民膏，所以在其伪造的《列子》中抄袭庄子，然后用反注反击庄子。张湛为伪《列子》加注以后公诸儒林一举成名，得到专制庙堂奖赏，官至光禄勋。张湛并非孤例，比如还有郭象、成玄英、陆德明及其众多追随者。

道家异人刘基，助朱元璋一统天下，按其功劳足以像徐达、常遇春那样封王封公，但他不肯依附专制庙堂，不愿分享民脂民膏，为免被疑二心而遭诛杀，才不得已逊受“诚意伯”，全生远害地隐于庙堂。江湖传说，他成了风水祖师刘伯温。刘基也非孤例，比如还有春秋范蠡、汉代张良。范蠡助勾践灭吴，不愿受封受赏，而是飘然不知所终。江湖传说，他成了富可敌国并三散巨财的陶朱公。张良助刘邦灭楚，不愿像萧何、韩信那样封王封公，为免被疑二心而遭诛杀，才不得已逊受“留侯”，随后飘然不知所终。江湖传说，他追随赤松子游仙去了。

或问：既然刘基像庄子一样反对“狙公”，为何要助朱元璋打天下呢？其实刘基隐晦挑明庄子哑谜，正是为了譬解此疑：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当时的历史格局下和时代困境中，与其听任众多狙公竞争者旷日持久地厮杀不休，不如尽快确定“一统天下”的庙堂狙公，这样对江湖民众稍稍有利。

庄子深藏奥义的支离其言，经过郭象篡改，变得支离破碎，经过郭象反注，变得完全不通。庄子寓言尽管迷住了无数读者，却常常背离庄子卮言而被歪用。成语“朝三暮四”，遂被离题万里地用于形容花心男人的见异思迁，与形容美貌女人的“水性杨花”成了一对。庄子屠龙宝刀，居然仅供杀鸡。

在君主专制之下，反对君主专制的庄学之友刘基抉发庄学奥义，也只能像庄子一样打哑谜。因为刘基与两千年头号庄学之友陶渊明一样明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不得不像庄子一样主动打哑谜。倘若直言，即便你“逍遥”山林，海捕文书一下，也跑不了。《人间世》早有卮言：“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那么在君主专制之下，拥护君主专制的庄学之敌张湛反击庄学奥义，为何也只能打哑谜呢？因为张湛与刘基智力难分伯仲。尽管刘基身在庙堂，心在江湖，而张湛钻进庙堂，跪于丹墀，然而跪下仅让张湛的人格变低，不会让张湛的智力变低。张湛的智力足以让他明白：决不能直接批判庄子奥义，更不能向皇帝告密，即便告密的同时大表忠心，仍然难逃杀身之祸。

聪明绝顶的张湛必能预见，愚蠢透顶的皇帝必会这么想：别人都没看出庄子有这意思，偏你看出庄子有这意思。朕看来看去，还是看不出庄子有这意思，莫非是你自己这么想？

即便张湛竭力辩解：陛下圣明！庄子反动透顶又狡猾至极。他的支离文字充满隐语，全是密码，他的恶毒攻击和犯上渎圣，轻易看不出来。

皇帝还是将信将疑：那你又从何得知密码？莫非你与庄子一般肚肠？

张湛决不敢拿自己聪明绝顶的脑袋，愚蠢透顶地到皇帝那里冒险。因为庄学奥义不仅难以领悟，更加难以证明，而且涉入了专制语境的绝对禁区，仅仅告发庄学奥义，就会触犯专制禁忌。

就这样，庄子创造了人类写作史上几乎不可能的奇迹：大部分庄学之敌读不懂“内七篇”，极少数聪明绝顶的庄学之敌虽能嗅出异味，而且必欲灭之而后快，但是他们无法向皇帝证明自己的灵异嗅觉。聪明绝顶的儒生郭象，与聪明绝顶的儒生张湛一样，知道庄子彻底否定君主专制，同时知道庄子彻底否定了儒生的人生价值取向，却不能向皇帝邀功请赏。他们原本天生聪明难自弃，才不甘寂寞地自售于庙堂，然而这份足以嗅出庄学异味的绝顶聪明，竟然不能折合为现金。既然“胜物而不伤”的《庄子》使他们陷入了人格分裂，沉入了痛苦深渊，而且他们不能借助专制皇权剿灭《庄子》，那么他们只能通过篡改反注来泄愤，用伪庄学遮蔽真庄学。

书之难懂，通常的原因是作者思力太弱，原本糊涂，而且笔力太弱，词不达意。然而“内七篇”难懂的原因是庄子笔力超强，强到支离其言、晦藏其旨也能达意；同时思力超强，强到预知读者如何反应，无论读者是友是敌。庄子预知，在君主专制终结之前，庄学之友为了避免遭到诛杀并殃及《庄子》，肯定不会抉发庄学奥义。庄子预知，在君主专制终结之前，庄学之敌为了避免批判“毒草”反噬自身，必然不敢揭发庄学奥义。庄子预知，在君主专制终结之前，庄学奥义必将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秘密，因此《齐物论》说：“万世之后而一遇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庄门弟子预知，在君主专制终结之前，伪庄学必将长期遮蔽真庄学，因此《外篇·天地》说：“至言不出，俗言胜也。”^[28]

【注释】

[1] 《史记·宋世家》：“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宋世家索隐》：“《纪年》作：桓侯，璧兵。”璧通辟。宋桓侯，名辟兵。《史记》不知其谥，误称为“辟公”。

[2] 《史记》仅说庄子是“蒙人”。高诱《吕览·必己》注、《淮南子·修务训》注均曰：“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皇甫谧《高士传》同。

[3] 参阅拙著《寓言的密码》二十九章“言论是否永远无罪——唐鞅招杀”。

[4] 参见《史记·魏世家》魏昭王十年。

[5] 战国首年，史家多取周元王元年（前476），实应取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因为春秋时代虽有弑君，继代之君均非异姓，故田齐篡弑姜齐为历史转折点。况且孔子所撰《春秋》终于此年。

[6] 公孙衍字犀首，时人称“犀首”而不名。曾任韩相。“合纵”首倡者，与“连横”首倡者张仪齐名。《史记》以降，误传苏秦为“合纵”首倡者两千年，自1973年长沙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出土始明。

[7] 魏、卫音同，称述不便。故前365年魏惠王为避秦锋而从安邑迁都大梁之前，魏别称“晋”（赵、韩弱于魏，不得袭晋号），此后别称“梁”。

[8] 魏、韩均于“五国相王”前称王，故齐威王仅提初称王的燕、赵、中山。燕为姬姓旧侯，赵为战国新侯，中山为战国新侯魏之别封，资历有差，档次有异。

[9] 《外篇·曹商》为郭象所删刘安版《庄子》五十二篇本的十九篇“外杂篇”之一，不见于郭象版《庄子》三十三篇本。本书“外篇”、“杂篇”的分类及其篇目，均从张远山《庄子复原本注译》，多与郭象版《庄子》（即除了《庄子复原本注译》以外的一切《庄子》注本）不同，下不另注。

[10] 《太平御览》卷四六六《庄子》逸文：“惠子始与庄子相见而问焉。庄子曰：‘今日自以为见凤凰而徒遭燕雀耳。’”足证《秋水》所记为庄、惠二人初见。

[11] 面斥魏惠王的庄子，不可能主动求见。唯恐庄子得到魏惠王赏识夺其相位的惠施，也不可能主动引见，因此必为魏惠王主动召见庄子。

[12] 司马迁记述“游戏”名相出于庄子之口，必有所本。且为汉语史首见，必为庄子首创。当在郭象所删篇什或现存篇什的被删段落中。

[13] 《吕览·不屈》：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

[14] 《吕览·不屈》：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

[15] 《战国策·楚策三》：张仪逐惠施于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冯赫谓楚王曰：“逐惠子者，张仪也。而王亲与约，是欺仪也。臣为王弗取也。惠子为仪者来，而恶王之交于张仪，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也；今之不善张仪也，天下莫不知也。今为事之故，弃所贵于仇人，臣以为大王轻矣。且为事耶？王不如举惠子而纳之宋，而谓张仪曰：‘请为子勿纳也。’仪必德王。而惠子穷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为仪之实，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纳之宋。

[16] 《淮南子·齐俗训》：“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许慎注：“孟诸，宋泽。”

[17] 见上注［3］：“宋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也。”

[18] 杨宽《战国史》认为公孙衍继为魏相，实继为魏将。惠施死党公孙衍，也是张仪之政敌，魏襄王逐张仪后，公孙衍始得为魏将。前310年田需死后，公孙衍才与因秦惠王死后被秦武王驱逐归魏的张仪、因与齐宣王有隙而离开齐国的孟尝君田文，成为继任魏相的可能人选。因楚相昭鱼担心“张仪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韩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齐而左魏”，遂请苏秦之兄苏代游说魏襄王，导致三人均未继任魏相，而由魏太子自任魏相。参见《史记·魏世家》“魏相田需死”。

[19] 《战国策·魏策二》：田需贵于魏（襄）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也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之，则无生杨矣。故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今子虽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则子必危矣。”

[20] 《战国策·赵策三》：齐破燕，赵欲存之。乐毅（时任赵相）谓赵（武灵）王曰：“今无约而攻齐，齐必仇赵。不如请以河东易燕地于齐。赵有河北，齐有河东，燕、赵必不争矣。是二国亲也。以河东之地强齐，以燕、以赵辅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齐。是因天下以破齐也。”王曰：“善。”乃以河东易齐，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

[21] 参阅拙著《寓言的密码》二十八章“长短其说的纵横家——赎尸诡论”。

[22] 参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史记·春申君列传》。

[23] 今人谭戒甫最早猜测《荀子》之“邓析”晦藏公孙龙，其《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纂余第十》（中华书局1996版，170页）曰：“（荀子）言时必并称‘惠施邓析’而不一称‘邓析惠施’者，以其所詈意实在龙，不在析也。尝单称惠子（案：《解蔽篇》），或同称‘慎、墨、季、惠’（案：《成相篇》），而邓析一人未尝独及焉，亦不为无因者。（中略。）古书类多施、龙并举；而惠、析并称，惟见《荀子》。然则荀卿之言，隐寓他意，从可知矣。”谭戒甫嗅觉灵异，可惜对相关诸子生平、战国重要史事的确切纪年所知有限且颇多错讹，缺乏坚实史证，仅凭义理推断，论证极不充分，未能使其假说成为定论。公孙龙研究者中，仅有栾星注意到谭戒甫假说，却认为证据不足，粗疏辨析后即以“谭说尤曲”否定。参见今人栾星《公孙龙子长笺》，中州书画社1982版。

[24] 上当的后人，据此伪撰《邓析子》。有学者认为《邓析子》原有，后亡佚，再伪造。也有学者认为，前后两部《邓析子》均属伪书。我倾向于后者。因为“孔子之前无私人著述”是难以推翻的基本史实，而邓析比孔子早死二十二年。老聃尽管稍长于孔子，但《老子》是战国中期才由老聃后学写定的老聃口传语录，并非老聃亲撰。

[25] “千乘”指诸侯，“万乘”指王。

[26] 参见《战国策·赵策三》。

[27] 参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28] 本文删节版，刊《书屋》2006年10期。今已修订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