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奥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一部传统中国文人宝爱无已的语言极品被张远山坐实了。支离破碎的文字被理顺了，晦涩难懂的文字被明确了，意象丰富的角色被格式化了。这是一般读者的幸事，是大众的幸事。

如同张远山自己的文字是审美叙事和科学叙事的完美结合一样，庄子的文字经张远山的揭示，也不再属于先秦中国的前逻辑叙事，而是审美、历史和科学的完美结合。

在当下无数的写作者中间，张远山称得上独特。他不属于各种类型化的职业写作：比如专业业余一类的作家、学者学子教授、知识分子、报刊评论员、自由撰稿人，等等。写作之于他多是一种生活的经验和表达，是一种生命的完善形式。因此，不仅他的文章当得起“敬业”，而且他的尊严、敏感也直接向读者呈现。因为属人而不属类，他跟世界的关系更多是一种自然的呼应，他的存在之声更多是自然而然的收获。他没有暴发、暴热、爆炒。他的写作范围极广，政治、语言、思维、文化、经济、影视、国际关系，他都有所涉猎，但他又极为固执地守着启蒙时代的言说风格，即一个作家的本色，朴素、明理，他拒绝征圣作文，代圣立言，以学理分析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思维坚实的生命体，他自己就是学理。

这是我几年前在一篇未完成的小文里所写的一小段，后来因故没有写完。我跟远山联系不算多，但大概知道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写作目的性极强，我在最初的交流中隐约猜到他的关怀，借用马悦然先生的一句话说，他的心在先秦。借用张远山读者的话说，他有“试图恢复先秦诸子思维的磅礴思力”，有“脚踢三山五岳的气概”。借用庄子的话说，他由现实出发，变化多端，怒而飞，终则将徙于先秦或说“南溟”。

在近年的写作里，张远山开始点题，他一再提及庄子对他的影响，甚至说他写任何书都是为了弘扬庄学。由此可见先秦诸子尤其庄子在张远山心中的重要性。

读张远山的《庄子奥义》，跟着张远山的思路看一遍庄子。最初的印象是想起了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明确宣告的：“我要叙述的是往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描述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这部历史目前就能加以讨论。因为必要性本身已经出现。未来正以一百种迹象倾诉着自己。”

张远山明确告诉我们：他要叙述的是千年间被遮蔽的庄子奥义。《庄子》一书遭到了以郭象为首的儒家注疏者长达一千七百年的篡改曲解，致使庄学奥义千古沉埋，鲜有知者。在刘文典、闻一多、王叔岷等庄学前辈的基础上，校勘出近真的庄子。经他校勘的“内七篇”，总计补脱文98字，删衍文82字，订讹文67字，移正错简114字，更正文字误倒15处。厘正通假字、异体字198字，篇内重复不计。纠正重大错误标点10处，小误不计其数。复原近真的“内七篇”，总计13723字。^[1]

张远山笔下的庄子是尼采那样的先知，张远山坐实的庄子如此明确宣言：他要叙述的是往后千年间的中国历史。他要描述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物：专制主义的降临。

这样还原性的发明发现在张远山那里不可胜数。跟道教尊奉南华真人不同，跟传统中国文士喜好庄子不同，张远山的工作，是把庄子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提供给中国社会的精英大众，甚至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人类。

传统文明经典的命运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旧约》、《新约》的正典化、经典化就经历了几百年的过程，一批圣徒、使徒、贤士、牧师前赴后继，翻译、辩经、问难、会议，从而不仅确立了基督教的经典体系，而且给社会大众提供了立身处世的背景文本、生存共识，或说思想资源。同时，《圣经》的确立，也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经典体系的进化，起到了直接促进的作用。这些文明社会无论如何与时俱进，他们的精英和民众有一个可通约的文本资源，他们的经典。

轴心时代的中国经典传播大概算是一个例外，老子庄子是早有预感的先知，庄子预言说，道术为天下裂。除了孔子学说演变为“儒术”为人所尊，大部分经典的传播“花果飘零”，在师徒、书院之间流布，墨子、公孙龙子等等甚至无人传承，惠施、杨朱更是文本都失传。即使传统中国儒术在皇权的推动下进行普及，我们的士农工商阶层从中得到的仍只是片断，是如黑格尔说的“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何况即使这样的片断，也有着见仁见智的分歧，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跟《圣经》具有的神正目的论和彼岸世界不同，传统中国人很少能从自家的经典中获得一个完整世界的图景。即使体制化后的儒术，也有着汉儒、宋儒的分别，从董仲舒到朱熹，每个人强作解人，成就了其为秕糠陶铸下的圣贤。

进入近代、现代，先秦经典的命运更为曲折。一切经典都是历史叙事，所谓六经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谓世界是平的；但近现代中国上演现代化叙事而有着可观的权宜之计，这一现代化进程先后宣布了跟传统、西化等等文明资源的决裂，先秦经典因为科举被废除以及随后的新文化运动而遭到废弃。丰富的经典及中国史被简化，以至于今天中国人谈论自家文化，号称有五千年或万年历史，但生存之简陋实如无家教之人。

关于传统中国经典，最可叹息的事实仍在于，现代化进程有百年启蒙之功，但经典仍是一笔糊涂账，一笔众说纷纭的烂污账。以学人士子角度，读《论语》有钱穆的、杨伯峻的、李泽厚的、南怀瑾的、李零的等几十家版本，读《老子》有任继愈的、陈鼓应的、杨鹏的等几十家版本……学子如此“往而不返”，不免伊于胡底，那么大众呢？老百姓呢？他们也只能得到一点儿教训了。

我曾经断言：“我国知识精英的一个误区，就在对经典的态度上过于着相。也许他们想过要传播大道，但他们有意无意抬高了大道之圣境，他们也更多地希望自己的名字跟大道、圣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论语》也好、《道德经》也好、《周易》也好，中国先秦的经典仍属于‘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式的各家各派的。由此想到了历史上中国的高僧大德为翻译佛经的故事，还有中外传教士翻译《圣经》的传奇，他们都做了了不起的工作，但他们大多是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他们很少把自己的名字硬放在经典的首页或扉页，他们的态度是虔敬的。他们是经典和大众之间真正的中间物，是桥梁。他们一方面熟习经典，一方面面对大众。”

这样比附中国经典跟圣经佛经，当然有所偏颇。何况传统中国经典的现代转化过程远未完成，借助于其他经典文明的思维工具，对传统中国经典的把握甚至有优势捷径。虽然整理国故的提倡者多走了弯路，但我们可以肯定，传统中国经典，无论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等，都最终属于大众，属于文明社会的每一个体。就像不少出国门者对人家问起孔子老子有印象一样，我们中国人也最终会对自家的先贤致以敬意。

在无体制或学术圈的支持下，张远山孤独地研读庄子数十年，这种收获的初步成果就是《庄子奥义》。与其说张远山是以学者的姿态进入庄学领域，不如说他是以一个现代普通中国人的身份与庄子交友。数十年的交情非浅，因此张远山谈论庄子自不同于一般的学者。如果说一般学者谈论庄子多是客观的表述，远山的谈论就带了感情；一般学者多是神而玄之，故作高深，远山的谈论则要通俗得多。庄子这样的经典叙事，在张远山笔下，仍只是先知个人因时应世的寓言式表达。如果一般学者谈论中国经典让人更多想到的是“附会”二字，那么张远山谈论庄子更多让人想到的是坐实。

张远山被人称为当代中国最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作家。他坐实的庄子奥义在其思维层面几乎完全自恰，从考据、训诂、义理、词章等角度来挑剔他的庄子也似乎无济于事。学究们爱较真于庄子的一字一句的本义，诗人们则被庄子语言的迷离汪洋所吸引，人们都从庄子宝山各有所得。而张远山则是试图站在文明史的制高点上，对庄子进行总体性解释，还原了一个轴心时代中国人所具有的与上帝争胜的人生创造。

在西周、春秋数百年间“板荡”的过程中，所谓礼乐崩坏，中国人的思维意识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崇天”一类的对上帝、天的信仰，在此期间转化为对其怀疑，以及对人道的看重；《诗经》中出现了不少对天的咒骂诗句。“民为神主”的原则，甚至“人定胜天”的思想也开始产生。封建礼治时代的终结，使得遵循千年之久的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故，巫史、公门、贵族、大夫、士等阶层人物成为过去，上层社会甚至出现了一系列先知为这个时代送行。从芮良夫，到叔向，到季札，这些先知预言人事的机会和能力空前绝后，但他们大多无补于时，无济于事，无力为一个衰败的季世及其未来立心立命；他们多只是为随后来临的老庄孔墨孟韩诸子开辟了道路。在当时，人生多艰，民众更只是君王争霸游戏中的工具而已。

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庄子，可以说四顾苍茫，一无凭借。如果说先知们还有公门巨族，有贵族传统，甚至有君王们可以依靠，孔子墨子们对君王还有幻想或权宜，新时代的鄙夫小人可以暴发地忠实于军功王霸等富贵小康游戏，那么庄子则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因为一无依傍使他能够大鹏扶摇九万里背负青天看到天地正色。他在无数先知们的基础上，获得了人的自觉。这种自觉使他较同时或先后的先秦诸子更彻底地把握了文明和人性的秘密，他看到了先知们所依靠之虚妄，也看到人性的宿命，人的无知和有限之知会导向一个什么样的王权统治。

庄子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尽管他有弟子，但他和弟子们都知道，这不是他们的时代。庄子和弟子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表达秘密和真相，以待来者，如君子明夷之际而待另外时空的知己，能够叩访，能够悠然神会，莫逆于心。

这个工作是如此出色，以至于中国文化千年幽暗，仍有庄子安慰了向上的精神。庄子成为“轴心时代”东方大陆上进行“哲学突破”的最高峰之一。相比于其他高峰，庄子思维大大超前了。如果说所有为人类社会立言立法的宗教领袖、巨子圣贤都能及物，及时地用世报世，至少能被王朝、阶层、民众等假借，但庄子是最不可被假借的。他超前于时代，超前于文明社会，也超前于遭受文化污染和匮乏之苦的精英和民众。

庄子是先知意义上的尼采、布莱希特、帕斯捷尔纳克。尼采已如前述。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诗中开篇即说：的确，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则借耶稣之口同样坚信，“三天后，我将复活”：所有的时代将从黑暗中涌出，像木排，像商队的木船，依次涌来，接受我的审判。是的，所有那些秕糠般的尧舜、朝三似的猴子、嗒焉丧圣人父母如丧天下的民众，以及那些代大匠斫的大知小知们，都接受了人性的最高审判。(www.xing528.com)

庄子同样是先知意义上的哈耶克和波普尔。后两者贴近极权社会观察，可以从容思考《通向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和《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所有这些命题都在庄子那里考虑过了。庄子没有观察的对象，只有片断的历史、名词和形迹可疑的人性萌芽。但庄子以简驭繁，完全把握住专制社会里的种种丑态和罪苦的命运。比起西方哲人的繁复论证，庄子有着寸铁锻造拷问人心的力量。

庄子也是先知意义上的海德格尔和萨特，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在庄子那里有着最温暖的关怀。

从张远山还原的庄子看来，两千年来的读庄者都误读了他。

有意误读的郭象就是要把他读成儒学的应声虫，即使那些积极的仁人志士也误解了庄子，他们把庄子提供的生命哲学当作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消极者、人生失败者的呓语，直到今天，老庄虚无几乎成了中国学术的常识。比如当代中国的学校教育在谈到《兰亭集序》时仍不忘贬评庄子：“作者接上文‘死生亦大矣’提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观点，认为‘有生就有死’，对于生死说得如此痛切，虽有悲观消极情绪，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批判了老庄哲学中的虚无主义世界观。”那些在专制罗网里突围不得的文士们则把他读成了虚无主义者。在谈到苏轼的《前赤壁赋》时仍不忘贬评老庄：“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作者认为，若以不变的观点看事物，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的。既然客观世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又何必去羡慕滔滔长江的无穷尽呢？何必自寻苦恼去哀叹人生的短暂呢？由此，作者的忧愁得到解脱。这番含有哲学意味的议论，说得多么旷达超脱！可使人们的胸怀开阔，从人生无常的苦恼中解脱出来。当然，作者受时代的限制，其“变”与“不变”的观点，不是唯物的，是老庄哲学中虚无主义思想的表现。

这种可笑的误读使得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对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悬置不论，对似乎“从来如此”的人生社会很少追问。合群而大而热闹的社会及其专制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前提，个性自由和精神独立的天性被遮蔽了，而专制中国也就成为孔孟道德遮羞下的丛林社会，成为刑名交错、意识形态粉墨登场的潜规则社会。庄子的自由情怀因此只是少数先觉心中的秘密，庄子成为他们生活在如万古长夜梦寐中的知己。

张远山在书中揭示了自由中国的信仰情怀。在张远山看来，传统中国的辉煌，多仰赖于庄子留下的精神火种。“两千余年来，热爱自由、痛恨专制的无数爱庄者，即便未能融会贯通，但偶得一鳞一爪，便足以安身立命。正是百行诸业的无数能工巧匠、江湖豪杰，以及陶渊明、李笠翁、金圣叹、曹雪芹等远离庙堂、逍遥江湖的间世异人，还有司马迁、嵇叔夜、阮嗣宗、李太白、苏东坡等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文化巨人，创造了绚烂璀璨的中国古典文化。”“郭象的篡改曲解，丝毫未能撼动《庄子》成为江湖中国至高无上、无可替代的文化圣经。”

在所有的误读中，真正的核心价值不会被误读，真正的读者甚至在误读中参与了天才及其作品再创造的过程。在这方面，中国经典的误读是有名的。像《易经》的“元亨利贞”四个字被误读就是一个例子，早在汉朝，京房就知道“贞”只是占卜之意。但这不妨碍我们一流的文化人给“贞”字添加、寄托最美好的义理。这些义理也确实有效地发挥了作用。

同样，尽管群体、集体无意识误读了庄子，但个体一旦诚实地面对庄子，即使他仍误读，他也能从庄子那里有所得，能够恢复、打通、发掘自身人性创造的潜能。据说，西方人曾有一人漂流海岛、一家在蛮荒或冰天雪地里生存的经验，他们远离了来处的社会，但无论如何困苦，他们心中有《圣经》，他们借《圣经》度过漫漫长夜，并重建文明。庄子亦然，无论中国人的诗人士子，如何被王权扭曲、窒息，被打压，被边缘化，但他们有庄子，他们就不会孤独，他们能够乘庄子而游心自然，能够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即使他们误读庄子，或只读懂了庄子的片断，那些所谓的虚无就是他们应对王权社会最坚实的自由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远山为司马迁、陶渊明以来的中国文化巨人背书，证明了《庄子》作为文化圣经的地位。

而张远山的庄子还原可能也是一种误读，但这种误读却是迄今为止最精彩绝伦的。比如庄子不太可能预知人类社会将会兴起盛大的平民思潮或大众狂欢，他的言路永远指向师徒传承的主体间性，永远指向孤独的个体；庄子似乎只熟悉先秦思维那种问答式方法、寓言式逻辑。张远山对四知四境的揭示却类似于现代基础教育，以“大众逻辑”的方式重叙庄子。这是一种不得已，却也是最见研究者或知己功力的地方。

在对庄子的解读中，张远山所做的工作是多样的。但最重大的解读贡献乃是对庄子总体结构的把握。正如张远山自己所说：理解结构是至高理解。

张远山的逻辑是强大的，但他的表述又是极为明晰的。他告诉我们，大家熟悉而陌生的庄子有着思想范式式的庄学四境，即造化初境（无知）、文化小境（小知）、文化大境（大知）、文化至境（至知）。如同张远山自己的文字是审美叙事和科学叙事的完美结合一样，庄子的文字经张远山的揭示，也不再属于先秦中国前逻辑叙事，而是审美、历史和科学的完美结合。如张远山说，庄学四境是理解庄子的万能钥匙。

一部传统中国文人宝爱无已的语言极品被张远山坐实了。支离破碎的文字被理顺了，晦涩难懂的文字被明确了，意象丰富的角色被格式化了。这是一般读者的幸事，是大众的幸事，也未必不是文人或自由精神个体们的幸事，就是说，人们生存的归宿和认同将有更为明确的参照。那些意象丰富的角色在庄子的四境范型的比较中，将跟现代人类知识中的正义正当等观念一样发挥作用。

张远山的工作可圈可点。

最可圈点的乃是远山生活本身，他示范了独立不依的间世可能，并取得当代中国文化精英多难望其项背的人生成就。寻找庄学钥匙，于他只是牛刀小试。但此一成绩，足证当代中国众狙及代大匠斫之小知大知们的虚浮虚妄。中国的大舞台上演了很多游戏，或文化革命，或经济致富，或现代化，或互联网，这些朝三暮四的现象，众狙多以为实在，在其中乐不思蜀往而不返。远山却以身试验，丧我而得吾，从而成就了一个千年后仍能与先贤相知的自己。

重要的还在于，远山虽以雄心毅力为世人称说，他投入的却是实在的笨工夫。这再一次证实，无论文明如何发展，无论知识演进如何规范化，无论电脑如何成为字典或图书馆之后的资料库，人类求学问道之路仍是艰难逼仄的，仍与取巧或自大形如陌路。

汉语知识作为一种地方知识，如何参与以西学为主导的世界知识演进，是一个问题。换句中国人常说的，中国人也要为世界做出新的贡献。这一思路，从梁启超、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有过考虑。他们很少考虑的是，中国人为世界和平、繁荣和进步做贡献，有哪些实在具体的路径。中国和中国人能否以及如何为国际社会提供生产生活资料，能否以及如何为国际社会和文明人类提供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等等，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以至于中国和中国人至今从身体到精神都处于分裂状态。如前所说，以至于中国现代转化一百五十年之久，现代启蒙百年之久，汉语知识仍是一种方言性的知识，一种世界知识的附庸。

改变这一状况的路径确实不止一种，“拿来主义”已经百年，整理国故也近百年，只是成就不齐而已。张远山显然自觉于此，他不由自主最终也认定了庄子，他的努力已经给我们显露了冰山一角。

作者简介：

余世存，1969年生，学者，作家，代表作《非常道》、《类人孩》、《老子传》、《大民小国》、《家世》等。

【注释】

[1] 此处八个数字为本书初版时统计结果，与本次修订版统计结果小异。参见本书ⅩⅩⅡ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