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调查性报道的不同体现

相对来说，我国新闻界出现的调查性报道，尽管有着西方调查性报道的印记和影响，但不可否认，国内新闻工作者本着拿来主义的批判性思维，对调查性报道进行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运用与改造。根据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国内媒体在强调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摸索出有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的实践新思路。总结起来，我国的调查性报道与西方主要国家的调查性报道都强调以事实为依据的报道原则，说到不同之处，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目的有所不同。西方媒体的调查性报道源于国家大选的选战需要，带有鲜明的工具属性，即利用调查性报道来打击参选对手的选情，以此瓦解对手的民众支持，从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的“水门事件”开始，调查性报道呈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我国的调查性报道强调舆论导向上发挥作用，是在维护国家、党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同时采编与发表的具有权威性的调查报道，引导主流舆论的目的清晰明确。

二是利益方有所不同。西方调查性报道直接受益者是部分政客和既得利益者，其揭露黑幕和丑闻的做法正是迎合相关利益方的直接诉求，因此不排除夸大新闻事件甚至操纵舆论的嫌疑。我国的调查性报道则是站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方，事关公共利益，即便是对不正之风或阴暗面的揭露，也带有鲜明的党性原则，强调正面报道的舆论导向。(www.xing528.com)

三是手段有所不同。西方记者采写调查性报道，会采取独立调查的方法和手段，期间不惜使用“侦破”案件的方法和手段，为了获取到私密材料，甚至动员间谍手段等，这使得调查性报道超出了新闻报道本身的内在逻辑和要求。我国的调查性报道，在保证客观公正的前提下，主要以正面报道为主，辅助以“微服暗访”等手段，便于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获取第一手可靠的材料。2019年山东省各地媒体广泛采取的媒体“问政”栏目便是这种调查性报道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