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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关于学校教育的思考

时间:2023-10-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母亲带女儿来上学大约10年前,她抽出考签[2],不做准备,就出色地通过了历史考试。要是哪位教师以“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为题,突然同八年级或九年级的学生举行一次讲座,他就会被视为怪物。生活要求我们为中学高年级的少男少女开设“家庭关系素养”课。然而,关于人的知识更重要一些。在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即使不是今天,那么明天也会设置人际关系素养的课程,而且将它置于首位,因为我们生活在大写的人的时代。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关于学校教育的思考

(1)母亲带女儿来上学

大约10年前,她抽出考签[2],不做准备,就出色地通过了历史考试。从那时以来,她几乎没有变化。她叫奥莉娅,是班上的骄傲。这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可现在她已经是母亲,带着小女儿来报名上学了。奥莉娅似乎猜到,我很想了解她的生活情况,于是向我讲述起来。

“我本来要大学的,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我已经出嫁,参加了工作,有了一个小女儿……我跟丈夫在一起只过了半年,就分手了……要是把这种不幸讲给别人听,他们要么默默地表示同情,要么拿些毫无意义的话来安慰我。我既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安慰。可对那些在青春时代教育我们的人,我实在十分气恼。”

这女人深深地叹了口气,沉默下来。我感到,使她激动不已的那些思想,这些年来也同样使我焦虑不安,于是我问道:

“是什么惹您生气?”

“他们没有教会人怎样生活。您以为,我们分手是由于彼此对对方失望吧,或者是由于现在常说的‘性格不合’吧?都不是。我们简直不会生活,不会做妻子和丈夫。无论是他,也无论是我——两个人都不会。”

跟年轻母亲的这次谈话,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和心坎里。在这次谈话后,我常常在思考:是的,我们在学校里没有教会最主要的东西,没有教会怎样生活。我们教这教那,我们的学生懂得许多许多有益和有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有时就不那么十分顶用),例如水在5米深处处于何种状态,汉谟拉比[3]国王的法典里写的是什么,星际空间一立方厘米的物质中有多少个原子,什么是重力……但他们对怎样过家庭生活却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样做妻子和丈夫,怎样做自己儿女的父母。要是哪位教师以“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为题,突然同八年级九年级的学生举行一次讲座,他就会被视为怪物。然而,谈论这个话题,远比谈论亚述[4]帝王的陵墓来得重要。要知道,父母的离异,孩子们会流下多少伤心泪啊。

近10年里,我分析了200个年轻家庭离异的原因。189个家庭的离异,就是因为年轻夫妇不善于彼此理解。年轻人结婚时,有关家庭生活要求复杂和微妙相互关系的素养,甚至连一个起码的概念也没有。没有人向他们讲,他们也就不知道,日复一日地生活在一起,住在一个房间里,这种夫妻生活不是令人愉悦的幽会的短暂时刻,而是一辈子待下去,这里不仅有欢乐和幸福,而且有无与伦比的艰辛,需要共同努力,付出全部精力。这要有多大的素养和多大的精神准备,而学校为此又应具有多大的智慧啊!

不管有多么奇怪,但学校里确实没有开展这项工作。生活要求我们为中学高年级的少男少女开设“家庭关系素养”课。要用令人信服的事实在未来父母的面前阐明,夫妇生活的实质,也就是要时时刻刻与人相互影响,首先是丈夫或妻子、与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相互影响,然后是儿女相互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非常复杂和非常微妙,只有用理智和心灵才能领悟这些乍一看来似乎是司空见惯的琐事。我再说一遍,这些琐事要求教师具有巨大的智慧。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生活的繁难复杂展现在少男少女面前,这将有助于他们成为成熟和谨慎的人,再也不会那么轻率,而后者正是我们在许多年轻人的观点和行为中观察到的东西。

如果有人要我编写《家庭关系素养》这门高年级非常需要的课程纲要,我将把人的愿望素养放在首要地位。什么是夫妻生活的能力呢?这首先是调整和控制自身愿望的能力,是为了妻子或丈夫、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以及儿女的幸福放弃自身部分愿望的能力。匆忙离婚的,首先是那些利己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对这些年轻人而言,个人的愿望高于世上的一切。在我的纲要中有一章是《年轻家庭中愿望的协调》。在阐述这一章的内容时,我将详细分析年轻家庭里发生的事情,举出一些富有教益的实例,说明人的愿望的产生,哪些愿望可以满足而且应当满足,哪些愿望则必须善于节制,怎样使自身的愿望服从家庭的共同利益。

我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 “家庭关系素养”这门课程已经存在,我们已经有好几个年头教少男少女如何准备结婚和如何过好家庭生活,这里既包括家庭中相互关系的高度素养,也包括如何抚育子女。当然,教学计划中尚未设置这样的科目,更没有规定课时,在这种条件下讲授这样一门并非容易的课程,难处实在不少。但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还是克服了,因为我们知道,这门课程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其重要性也不亚于数学、物理、化学……这一点你们会做出判断,因为并非人人都能成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可每个人不分男女,都无一例外地会成为父母。

就算有的读者不理解我,以为我在贬低数学和其他学科的作用。是的,不懂得这些学科,就连科学门槛也迈不进去。然而,关于人的知识更重要一些。在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即使不是今天,那么明天也会设置人际关系素养的课程,而且将它置于首位,因为我们生活在大写的人的时代。不管我们想不想设这门课程,这门课程必将开设。对我们学校而言,这个时候来得快些岂不更好。

(2)令人惊异的命运

我跟一个30岁的妇女谈心。她的脸上表现着高尚的神情,显得很美;一对明眸上,有一种炽热和执着的深自内省留下的几道细纹。这位妇女在向我倾吐她的生活经历,在我们今天乍一看来显得令人惊异和不可理喻的生活经历。

“有人差点没把我当成疯子,”她说,“人们常常都觉得我很古怪,叫人莫名其妙,简直是个活古董……特别有人认为,我们今天的人的一切或几乎一切都能解释清楚和探究明白。”

“我是个独生女,父母都信教。但说来奇怪,我青年早期的精神世界,的确很像是奥斯特罗夫斯基[5]的《大雷雨》里女主人公卡捷林娜[6]的精神世界。我冲动、内向、孤僻,对周围世界也同样敏感,也同样期待着某种奇迹……”

“当我上到五年级时,我们照本宣科地学过《大雷雨》……是的,正是照本宣科,”这妇女深深地叹息了一声,重复着。

“我通读过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这部悲剧,正如俗话说的那样,是屏住呼吸一口气读完的。这简直不是单纯的阅读。对我而言,这本书成了一种启示。我仿佛遇见了一个有思想的真实的人,她也跟我一样,感觉到某种莫名的忧虑,在等待着什么,寻求着什么……卡捷林娜掀起了我思想和感情的旋风。要知道,我正如卡捷林娜一样,也虔诚地、绝对地信仰上帝。我相信,上帝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我相信,他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父亲使我接受了这种思想。而现在,卡捷林娜悲惨的死,在我心里点燃了第一颗怀疑的火花;为什么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就得去死?为什么上帝不离嘴的坏人行凶作恶这样得手?

“我多想有人把这个好姑娘复杂的精神世界对我解说清楚,也跟我谈谈我自己。我多么想找到那些折磨我,使我不得安宁的问题和疑窦的答案。我急不可待地等着讲《大雷雨》的文学课。关于我喜爱的作品的第一堂课终于盼来了。使卡捷林娜心焦如焚的感情,也同样烧灼着我的心。原本寓居和跃动在我心房里的一切,如今都变成了怀疑的问号:难道父亲一向奉为吉祥力量的上帝,难道照母亲的说法知道一个人就寝和起床时都想些什么的上帝——难道就是这个大慈大悲和救苦救难的上帝,竟能跟卡巴尼哈和契基[7]同流合污、沆瀣一气?

“这一点我很想问问老师,但却羞于启齿。而老师本人也没有对我做出解答。他讲的大多是剧作家体现在主人公形象里的社会思想。我回到家里问父亲:怎么上帝能无动于衷地眼看着一个正直的人就这么死去?要知道,卡捷林娜是在向上帝祈求拯救和帮助呀?总之,为什么常常发生这种事情,上帝不仅对恶势力熟视无睹,而且好像还姑息纵容?

“父亲微微一笑,温和地说: ‘放心吧,我的孩子。如果世界上没有恶,上帝也就不存在了。怀疑上帝的大慈大悲和救苦救难的心肠,这是可怕的罪孽啊。不应该议论上帝,要真心诚意地信奉上帝。课堂上对你讲的东西,别往心里去。记住,能做出回答也就罢了,但不要挂在心里。’

“父亲还跟我谈了很久。他告诫我,为了拯救灵魂,不要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他再三对我说:‘要善于封闭自己的心扇。’

“从那时起,我开始过着一种奇异的生活。在我身上,似乎有两颗心……我令人惊异的命运,其根源就在这两颗心。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一所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有毕业证书上的评定为凭),毕业后立即进了修道院,当了一名修女……

“我知道,我的熟人们在千百次地彼此探问:这是什么缘故?许多人认为我不诚实,是个伪君子,不相信我是出自一片真挚的感情。他们在寻思: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与宗教,生物学、达尔文主义基础以及这些科目的优秀成绩与信仰上帝——难道这些水火不容的东西可以并行不悖吗?也有人认为,我的生活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一定有什么失恋之类的个人悲剧。

“但一切并非如此……也许,还是会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中学里讲的达尔文主义基础,大学里讲的自然科学,对信仰上帝的我来说,全都是中立性课程。照我现在的说法,这两颗不可调和的心在我身上似乎是和解了。

“您会问:‘这怎么理解呢?’

“在我置身于修道院院墙内以后,我弄懂了宗教世界观和宗教道德的实质。我这样说是很自信的。学校培养(更准确地说,是试图培养)我具有科学唯物主义观点。而父母培养我却是宗教观点。这一点他们做得更成功。我将说明这其中的奥妙。为了我的‘第二颗心’与‘第一颗心’和平共处,我的父亲费尽了心机,可学校为了科学唯物主义信念与伪善和虚假的宗教精神进行斗争,却没有做出什么努力。这就是我的命运的根源之所在。害我的是父亲那貌似疼爱的絮叨: ‘我的孩子,你在课堂上听到的关于死亡、宇宙、善恶的说法,不要记在心里。你相信的只能是圣经里教给你的东西。’

“现在我才明白,我原来一直只是一架记忆和复现知识的活机器(那时我当然还没有形成这种看法,虽说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在中学里一课复一课,在大学里一讲复一讲,全是关于物质、时间、空间,关于基本粒子,关于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关于遥远的太阳系里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关于宇宙的起源等科学道理。而讲授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首先是为了记住,保存在记忆里,然后回答。能回答问题,能陈述知识,就能得到好分数。于是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这样一种精神需求方式:积累知识是为了在考试以后摆脱知识。我也是这样。在中学里回答完教师的问题,在大学里回答完教授的问题,我也就摆脱了知识,感到一阵轻松,然后又准备吞下一份又一份的新知识。

“学到的一切,不知怎么的,全是些在思想表层一掠而过的东西,既未能使我感动,也未能触及我的切身问题。在教师和教授的话语里,我听不到一句是对我本人说的:请你思考思考,请你琢磨琢磨,请你验证验证,请你体验体验,请你考察一下周围的世界和人。

“而与此同时,信教的父母却以他们非凡的洞察力,注意到了我的每一个念头,每一种感受。

“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我研究的都是周围的世界,但很少研究人。对于人,我们知之甚微,因此对自己也很不了解。我过去和现在都喜爱文学。我认为,这是一门有别于其他课程的学科。这理当成为跟学生畅叙人生的侃侃交谈,而不是过些时候得个好分数就可从中摆脱出来的让学生生吞活剥的一份知识……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为他人的幸福而斗争,而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加这种斗争。如果教师在讲授《大雷雨》时能使我充满这种崇高的信念,我的生活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不至于无可挽回地浪费掉青春年华。然而为了这一点需要做什么呢?需要学校在我身上培养的第一颗心(科学唯物主义的心),不是第一颗,而是唯一的一颗,需要使这颗心与伪善和虚假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这样一句话:善应与恶较量才称其为善。这就是说,为了让我准备好为最壮丽的真理(我们的思想真理)而斗争,就应当这样跟我谈心,就应当这样教育我。

“我不是专家,不能妄议怎样教文学,但我懂得,文学课的目的应当是认识他人和认识自我,了解人的爱好、思想、感情。

“我现在才弄清楚,父亲是怎样教我热爱文学的。他照他宗教观点的要求行事。这其中挑选书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种带着偏见的选择。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一个道理:我觉得,应慎重考虑由谁来编写学校的文学大纲。真奇怪,为什么在文学大纲里没有以巨大的力量反映出人的复杂精神世界(他的思想、激情、感受)的作品?为什么高年级大纲里没有柯罗连科、列斯科夫[8]的一篇作品?为什么没有迦尔洵[9]、乌斯宾斯基[10]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1]、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12]这样一些如此洞悉人心的作家的作品?对托尔斯泰契诃夫、涅崔-列维茨基[13]和科贝良斯卡娅[14]那些揭示人的不幸和痛苦的力作,为什么也不学习,甚至不推荐为课外读物?这些作品不是有助于认识人的精神生活吗?为什么也不学习《堂·吉诃德》[15]?排除《堂·吉诃德》这部行善的百科全书,这部表现人的欲望、思想和激情的深邃世界的百科全书,又怎么能设想去培养人呢?

“大概,我对人的精神世界兴趣之强烈,其原因就在于我想更深入地认识自己。父亲对这一点了如指掌,于是给我弄来了没有良师指点不易理解的作品,人的命运、爱好、行为在这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靠自己是很难分析清楚的。(www.xing528.com)

“我懂得,《堂·吉诃德》不是惊险小说。对我而言,堂·吉诃德的形象成了包罗人一切善行的化身。我是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阅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样几句话:当人类在上苍面前为自己的业绩做出说明时,他将首先呈现出塞万提斯的这本书作为自己积德行善的证明。我伏在《堂·吉诃德》这本书上哭泣过,我把它反复读了几次,在家里,在那个困囿着我的复杂环境里,这本书确乎成了我的第二福音书。

“我的命运是奇特的,因为我学院一毕业就进了修道院……除此之外的一切,则毫无奇特之处:一个人落到了宗教世界观的影响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恍然大悟的。在修道院里,我曾试图强迫自己读宗教书籍,并想从中找到对人的赞美,但越往下读,我越是深信:宗教损害人的尊严,把人贬低到如同草芥尘埃。

“于是发生了在学校求学时本当发生的事情。我终于在书里找到了在中学和大学被忽视的对人的赞美。在我的小居室里,出现了《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浮士德》,以及契诃夫、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的作品。我以全新的情怀重读了这一切。在我的记忆里,又浮现出我在中学和大学听过的课,读过的书。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我的武器,成了向我在宗教里发现的贬低人这种最可怕的恶势力猛刺过去的武器。从前,我以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探求宗教的理想,而现在,我从另一种观点来对待生活和人。我觉得,在伟大的艺术作品里确立了一种正确的看法:人热切向往的幸福不在彼岸世界,而在这里,在人间。

“我懂得,塞万提斯以悲怆的笔调描写堂·吉诃德行善的幻想时,他是在赞美人。浮士德与魔鬼订立契约,也是为了人。杀人犯因自己的罪恶行径而感到万分恐怖,这痛苦也是因人的善良本性而引起的内心斗争。

“修道院有个失明的修女,天性十分聪颖,十分机敏。我为她朗读了《盲音乐师》[16],她的心豁亮了。她懂得,就连黑暗也阻挡不住一个人——人是能够认识世界的,因为他是人。

“当我明白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在赞美人和提高人时;当我的心为我是一个人而充满自豪感时;当我豁然大悟人高于某些人所臆造的神时,在中学和大学里学习过的东西又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我面前。这时,我也以全新的观点理解了高尔基浪漫主义作品的意义。那个把自己炽热的心高擎在双手上的自豪的丹柯[17],又浮现在我眼前。我对果戈理和他不朽的史诗《死魂灵》也有了新的看法。屠格涅夫描写大自然和人的短篇小说,又以其真正的美引起了我的莫大兴趣。

“我一步一步地‘复习’我在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学习过的一切。所有这些知识,我都是仿佛初次接触。我想起了乔尔丹诺·布鲁诺的故事。那是个灰暗的下雨天,我坐在凉亭里。突然,世界好像被太阳的万道金光照得通亮。我仿佛看到了成千上万群古罗马人,在仰望着一个敢于宣称‘世界不是圣经所说的那个样子’的勇士被押赴刑场。这场面呈现在我面前,是如此清晰,如此真切,以致我站起身来,步入林荫道,攀上山顶。从那里远眺,但见小河流水,林木苍郁,好一派绝妙的景色。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地想把这个世界饱览一番,欣赏一番。我为乔尔丹诺·布鲁诺的丰功伟绩感到豪情满怀。这就是一个高于上帝的人!我笑了起来。我之所以笑,是因为我对比了两个形象:一个是叮嘱人们逆来顺受、寄希望于天堂的永远苦恼的上帝,一个是自豪的战士乔尔丹诺·布鲁诺。在我看来,上帝是多么可怜呀……

“就是在这个时刻,我彻底醒悟了。对我来说,与宗教决裂既没有难忍的痛苦,也无须绵长的挣扎。这是我的一大乐事。我仿佛再次降生到这个世界。我对女修道院院长说,我要离开修道院。她深知我的观点对她的信女们有多么危险,便急忙拱手相送。就在那一天,我给男朋友写了封信……我讲修道院时,他很难过。当时他像长了翅膀似的飞来了。一周后,我们结了婚。我很幸福,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但是,在我经受过长期的痛苦思索后才展现在我面前的东西,为什么不是在我上学的收获展现出来呢?”

(3)抽象的学生与活生生的人

这位妇女的故事,迫使我对教育教学工作的许多问题进行思考。说实在的,为什么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信奉的主义的伟大真理,艺术语言的真与美,有时就是进不了年轻人的心扉呢?为什么这位聪慧而正直的妇女,这么晚才理解和觉悟到她本应在学校念书时就应明白的事理呢?我不打算涉及这个人奇特命运的各个方面,只想谈谈知识与信念问题。为什么知识往往不能成为深入年轻人个人心坎里的最可宝贵的东西呢?为什么文学有时也不能教会人们去生活呢?上面讲到的那个姑娘进了修道院,还有其他一些没有信念的人进了酒吧间,进了可疑的娱乐场所夜夜厮混……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把知识转化为一个人自己的信念——是形成学生世界观的一个最重要和最复杂的问题。教师在传授知识时没有注入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欢乐和痛苦,他与之打交道的似乎不是坐在课堂里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而是实际上不存在的抽象的学生,这是某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最大缺点。令人遗憾的是,传授知识的这种毛病,在高等学校里也很典型。

总的来说,直接与人的心灵对话,与其意识和良心对话,这是学校里一切课程,尤其是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教育艺术的内核。我上面谈到的其奇特命运的那位妇女绝非偶然地说,她身上有两颗心,她信教的父亲力图使不可调和的两种世界观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而且他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听着这位年轻妇女的叙述,我想起了火热的革命英雄谢尔盖·拉佐说过的话:“要让信念历尽磨炼,要检验它的生命力……一个人应当做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个人信念决不可丢。”即使在一个人的头脑里装满真正的知识,也不能因此而说达到了教育教学的统一。要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忠贞不渝的战士。就要像掌握武器一样掌握知识,像使用利剑一样使用知识,而不是把它们储备起来——为了取得一个好的分数。遗憾得很,在教育实践中,某些教师没有把这一点牢记在心中:共产主义信念——这就是向敌对的意识形态发起坚决果断和毫不妥协的进攻。就其实质而言,不可调和的东西,就不应和平共处。而在那位命运奇特的妇女的精神生活里,却一度令人懊丧地发生了相反的情况。

青年人喜欢阅历丰富的明智长者与他们年轻的心灵直接对话。不幸的是,要做到在课堂上与青年男女灵犀相通,激发他们去思考自己的命运,这样的机会是太少太少了。

就拿历史大纲来说吧,堆积着大量史实,那些生活和斗争赢得成为青年人指路明灯的人物,教师想讲几句真挚而热情的话语也找不到时间。不管这有多么奇怪、多么荒谬,历史大纲里就是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比如说,让历史教师深刻阐明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精神世界的形成过程。关于“民意党”英雄们的斗争和生活,关于共产党员拉佐和捷尔任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伏契克的英雄主义生平,大纲里也没有规定让学生了解。忽视忠于共产主义思想的活生生的榜样,会降低历史教学的水平。

历史是最主要的人文学科,它的目的应当不仅是讲授历史事实和总结性的结论,而且也要介绍那些充满激情、扣人心弦的生动故事,讲讲高尚意愿的胜利,讲讲堪称青年人现在和将来指路明灯的忠于光辉理想的大无畏者的形象。克鲁普斯卡娅写道: “对于儿童来说,思想离不开具体的人。”[18]很遗憾,教师们常常忽视了这条教育的金科玉律。而如果考虑到一个教师急于要干的是无论如何也要把大量史实塞进课堂,那么,就会把这条金科玉律干脆置诸脑后。因此历史教师揭示的道理,往往是干巴巴的几条,不能感动学生,不能激发出学生本人的感受和追求。情感贫乏总是在降低着学科的教育作用。然而,在历史教学中,具有头等意义的是把教材的思想性和情感性结合起来。“语言教导人,榜样吸引人。”——这句古老的拉丁谚语,包含着教师应当永远记取的一个真理。

现在来谈谈文学。学校里的文学不是一门普通课程。不可把它与其他学科等量齐观。文学是教育人的强大工具。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正是为了使人精神充实的一切最有价值的东西注入文学课,是到了该认真考虑文学大纲的时候了。青年人的人文科学修养,是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对文艺珍品在教育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才导致学生既不知道堂·吉诃德,也不知道蒂尔·乌连什皮格尔;既不知道但丁,也不知道柯罗连科。几年前,甚至从大纲里删去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戈罗夫略夫老爷们》。不学习《戈罗夫略夫老爷们》这颗世界文学的明珠,又怎么能在年轻人的心灵里激起对自私、贪婪和吝啬的痛恨呢?一位学者不久前建议把文学“列入”选修课。在这种建议里,突出地反映着现在还偶尔有人念叨的一种想法:我们生活在数学、物理学和电子学的时代,所以一切注意力都应当放在这些学科上。

数学时代——这种说法广为流行,但它没有表达出今天发生着的一切事情的全部实质。世界进入了崇尚人的时代。一个人不具有一定的数学才能似乎就是一个不够格的人,这种思想是不能容忍的,也是根本错误的。

我掌握的一些确凿资料可以证明,犯下凶杀、抢劫、强奸、敲诈这些最严重罪行的,往往是那些对人文科学一窍不通的人,我们无权忘记这一点。虽说这样的败类为数不多,但他们还存在。当你看到一个20岁的青年杀了人,从受害者的衣兜里掏走了3个卢布,因而被判处枪决时,你该不致会为我们的青年总体还是好的这种想法而变得轻松些吧。任何计算机也计算不出我们的道德损失,这是某些学校对年轻一代的心灵和信念教育采取冷漠态度的结果。

我们也无权忘记,某些青年人已养成一种可耻的习惯:去俱乐部、去跳舞、去运动场,总要先喝上那么二两烧酒。不管与酗酒现象、流氓行为和犯罪行径做斗争的措施多么严厉,如果不以艰巨的教育工作作为支撑,这些措施也将无济于事。

情感和审美上的厚颜无耻——这是许多道德缺陷的根源,而这根源又出自学校人文学科教学上的笨拙无能。

教师和学者同志们,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我那位女交谈者的话,她认为在她上学的岁月里,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然后就从知识里解脱出来。这种教学观点对任何学科来说都是危险的。而对历史和文学来说就等于自寻死路。

许多教师忘记了,文学之所以成为人的良师益友,形象地说,就是因为美的空气在支托着思想的翅膀。没有美,没有美感,这只飞鸟就会像石头一样栽落在地。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音乐课只是没完没了地谈论乐理,而没有悠扬悦耳的琴声和歌声,那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任何音乐的陶冶。文学也是这样,如果无止无休地谈论文学理论,没有感人肺腑的语言,没有美,没有抓住能使学生回肠荡气的情感,也就阉割了文学本身。

讲授文学,应直接跟人的心灵对话。我坚信,学习文学——这首先是让一个人认识自己本人,激发他不懈地努力用共产主义思想进行自我教育。语文教学的真正行家,都善于达到使学生比他们现在变得更加美好的目的。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中,年轻公民应当发现赞美人、鼓舞人的一切。

在学校里学习文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让书籍作为精神需要进入年轻人的生活,让一个人在书籍海洋里的精神生活不是以学校的文学学习告终,而是以此为开端。做不到这一点,文学教学将失去任何意义。

在我校的一个班里,已经进行了3年实验:我们把阅读原著作为学习文学的基础。学生要做好课前准备,通读整部文学作品,而不是教科书里的片段。教师也要做好课前准备,甩开大纲,直接研究原著。在课堂上,死气沉沉的郁闷空气一扫而光,关于主题思想的干巴巴的议论也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体现在艺术形式里的鲜明的思想;常常出现关于人和生活的充满激情的热烈交谈,师生的心扉相互敞开了,学生真正地懂得了文学,书籍永远进入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我坚信,文学课就应是这样。正如音乐教师带着小提琴进课堂一样,语文教师在文学课上也应当用艺术语言来揭示主题思想,而不是枯燥无味地讲述主题思想。

当然,不应当把这个改进教学过程的例子理解为对教科书的否定。教科书是重要的知识源泉,是科学的入门知识。但教科书只是真实事物的逻辑总结。可是在文学中也如在音乐中一样,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人类最细腻、最复杂的关系的艺术表现,是情感、美感和人的个性。学生当然要读文学教科书,但要在理解和感受到这全部复杂性和原著全部审美价值之后去读,才能读懂读透。

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教学计划里都没有“人学”这门课。也许,用不着为这门课安排专门的课时,但应当把它渗透到中学和大学全部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去……

教师要爱学生,爱自己崇高的事业。而为了热爱,就得了解。了解青年人心房的每一次搏动,了解每一颗心的心扉能被什么样的影响推开。了解,意味着斗争。与狡猾阴险的敌人斗争,与敌视我们的意识形态斗争。要知道,在敌视我们的人的身后,宗教为了俘虏人的心灵,世世代代都在进行细致入微的工作。

为成为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的学生应当用自己的知识去进攻。只有当知识在进攻和搏斗中节节胜利的时候,我们思想的宝剑才会永远锐利。怎样达到使知识去进攻的目的,这是教育中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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