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带了12年课,做了7年班主任的教师了,带过普通文化班,带过艺术特长班,但第一次带高考补习班,共有学生107人,是一个超大的大班,学生来自全省各地市,习惯和思想参差不齐。在住宿方面,学校并没有给补习班留出单独的教学楼和住宿楼。学生宿舍分布在高一、高二、高三年级的公寓楼的顶层。或者一楼公厕和洗手间改造的大集体宿舍内。上课教室分布在最远的实验室的四楼。学生宿舍的分散使归寝管理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故事就发生在高考补习班,主人公叫小亚。
“老师,你是不是怀疑我?”
9月份高一开学后第二周,高一某个班级晚上发生一起事故。据本寝室的女生讲,晚上两三点有位低个子的女生从窗户跳入寝室,并拿起了一位熟睡女生放在床头的手机,宿舍内有人被惊醒,吓醒的女生不由自主地大声喊叫,喊叫声惊醒了宿舍同学,跳窗进来的人打开宿舍门迅速走掉了,走出门口时把手机顺手放在了门口的柜子上。
第二天早上被吓醒的女生告诉他们班主任朱老师,昨天晚上跳窗进入她们宿舍的女生是我们班的女生小亚。
高一的朱老师找到我,说高一发生事故的女生寝室怀疑是我们班女生小亚,她们判断的依据是夜晚潜入宿舍的女生与小亚的身高、体形、发型非常相像。她们还反映一个情况,就是小亚常在晚上下夜自习后站在她们宿舍门口,不说话也不走开,高一朱老师班的女生看见小亚后心里非常恐惧。
我第一反应就是小亚可能心理不正常,但首先要弄清到底是不是小亚,我悄悄地把小亚同宿舍的女生叫出来两个,询问她们宿舍昨天晚上是否全体女生都在宿舍住了,有没有人晚上离开宿舍。她们告诉我,小亚晚上不在宿舍住,不知道她去哪里住了。她们还反映一个情况,小亚不大正常,常常无缘无故地坐在床上,不吭声也不说话,她们也感到恐惧。
小亚原来也是在本校高中部上高中的女生,班主任李老师和我非常熟悉,曾经问过李老师小亚的情况,李老师说: “小亚是一个特别情绪化,好走极端的女生。对小亚最好采取的措施是不要多理睬她,你越理她她的事情越是没完没了。”在高补班组班后让学生写过一次周记,周记上小亚认为我是一位她经历过的最好的老师,而前班主任李老师是她最恨的老师。小亚还主动担任班里的体育委员,带早操。
作为一名女生本来带早操的就特别少,而小亚主动愿意担任这样的职务,很让我感动,我写给她一封信:你是我认识的优秀女生之一,感谢你为班级所做的工作。小亚担任体育委员就意味着她是班干部之一,应该对自己严格要求,但是小亚却是上课我行我素的人,开始旷早操,旷早读,起到很不好的带头作用。当我用班规对她进行处罚时,她告诉我她心理有问题,在某一天她准备离家出走。这件事着实吓我一跳,准备离家出走可是大问题,我想做好她的工作,和她聊了一上午。小亚说,是在小时候7岁左右的时候有过一次心理伤害,具体内容她不想谈,在家里父母经常吵架打架,对她漠不关心。她想以自己的出走来对父母进行一次警告。我告诉小亚,希望她把我当作是她的朋友,希望她的行为能第一时间让我知道,希望我能帮她做些什么。
我跟小亚讲离家出走她有可能遇到的几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非常让人担心,都不是正确的选择。父母和家庭的问题如果是促使她离家出走的原因,那么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父母的关系,希望她让自己坚强。
我请小亚原来班内的一位比较善于做思想工作,和小亚关系又比较好的学生相迪做小亚的工作,并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亚离家出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高一老师又询问关于小亚晚上是否跳入女生宿舍的问题。
小亚是特别敏感的人,我悄悄询问她们宿舍女生关于她是否在宿舍住宿的问题还是让小亚知道了。她直接找到我: “老师,听说你怀疑我跳窗去高一女生的宿舍?”
我问小亚有没有去高一出事的女生寝室,小亚说去了,因为心情不好,想离家出走。我问有没有拿人家手机,小亚说想借用一下。我问她什么时间去的,小亚说下夜自习后,当时我也没仔细问清时间(这是我的一个疏忽,因为当时女生宿舍发生事故应该是半夜)。当时小亚很抵触地问:“老师,你是不是怀疑我?”我说:“高一年级查这事,高一班主任怀疑是某个学生所为。我应该了解一些情况。以后要找别的班别的年级同学,请注意时间地点和场合。”
没想到小亚自己去找高一班主任朱老师去了,并且要人家拿出怀疑她的证据来。朱老师和高一女生拿不出证据,让小亚理直气壮。
后勤服务公司介入追查此事。由于最近学生宿舍盗窃现象严重,并且高一女生宿舍出现有人深夜潜入的现象让学校有关领导非常紧张。后勤服务公司与市刑警队联系,把失盗宿舍(并非高中有外人潜入的宿舍)留在窗上的指纹进行取证,他们圈定了一批怀疑对象,其中就有小亚。刑警队和后勤服务公司的人员直接找到我们班小亚所在的女生寝室,让此宿舍内所有女生摁手印。手印摁了四次,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说是不清晰,把人心弄得一时非常紧张。
“你不就是个班主任而已!”
周日晚上学校开例会,针对宿舍楼最近发生的失窃事件学校要求班主任对学生做安全教育。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要注意加强自我保护,另一方面要洁身自好。我在教室做了强调和要求,然后我离开了。
周一早上六点我来到教室,在办公桌上发现小亚写的一封信。折叠的信封上是三个字,触目惊心:林××。 (我的名字,三个字,让人触目惊心。)
前两行是这样写的:我不叫你林老师,我叫你林××,因为你不配赢得我的尊重。
中间对组班到现在进行了从头到尾的抨击:“当你说处罚学生视心情而定时我不禁笑了,你管理班级真的很幼稚、很可笑。”
“某某班主任在学生遇到问题时会说:‘你们待着,我去问问。’而我们遇到问题你却推脱责任,任由刑警队找我们摁手印,某某同学评价你四个字:八面玲珑。”
快结尾处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不就是个班主任而已!”
看着满纸的她对班级和我个人的批判,我的火气腾地就上来了,在她眼里我不过是一个笑柄而已。
这封信深深激怒了我,我去了班里。小亚不在,我等了十几分钟她来到了教室,我叫她到我办公室一趟,她对同桌会心一笑,好像预见到事情的发展一样,瞅见她那样笑,我更是生气。来到办公室,我告诉她: “我不想跟你解释,从你这封信中我发现你根本就不懂得我对你的付出和关心。你不需要在文一班待下去了,我对班级严格管理时班规涉及你个人你对老师憎恨,老师松一些时你又看笑话说风凉话。我的班级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她大大咧咧地说:“我不走,我就在文一班待着。你不是一直都怀疑我吗?你不是怀疑我是小偷吗?”
“我什么时候怀疑你是小偷了?”
“昨天晚上你对全班同学教育时说要洁身自好,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明明就是冲着我来的。”
“我是在对同学进行安全教育,教育需要两方面来做。”
“你就是怀疑我是小偷!”小亚大叫,一点也不像个学生,很泼。
太冤枉老师了,班级有这么一位学生,如何进行管理,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我非常生气地告诉她:“八点之前从我班消失!文一班还不需要你这样指手画脚攻击老师的人!”
小亚去找隔壁班的英语老师,英语老师拒绝接收她。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小亚不离开教室怎么办?我怎么收场?对小亚这种气焰压不下去,以后我怎么进行管理?!
八点前我去教室,她坐在位置上,我怒气冲冲地走到她课桌边的走道上:
“请你给我出去!”
小亚得意地说:“我不出去,我就在教室。看你怎么办?”
“你不出去我出去!只要你在教室我就不来文一班!”
是我而不是小亚离开了教室!
我非常生气地离开教室,预备钟前正好年级主任和主管校长来查早读情况,小亚追着校长说:“我们老师不让我在教室待,她说我是小偷!”
当主管校长和年级主任带着小亚来我办公室时,小亚还是跳着说:“你在班里说我是小偷。”
“我什么时间说你是小偷的?”
“我不在教室的时间,有同学告诉我的。”
真是太冤枉人了,而且就在校长面前。说不清这事也说明我太没素质了,一个班主任怎么能在教室公开说学生是小偷。
“去把同学叫来,我们对证。”
小亚去叫了两名学生过来,学生都说: “老师说要洁身自好,没有说你是小偷。”小亚对我说:“我以为你在班里说我是小偷!”
“老师打我!”
早起,给后勤服务公司打电话,催问刑警大队调查的结果。 (但刑警队所查的事情与潜入高一女生宿舍,不是一回事)我希望结果能出来,希望不是小亚,然后双方都有后退的机会。
把老师和学生双方逼入墙角的感觉太难受了,小亚和我都经历着这种心灵的拷问。
我感觉,我是成人,虽然受伤害够多的了,有一个学生,两个学生,再多一个也能承受。而小亚毕竟还是个孩子,有着广阔的未来。未来的路还长着,给孩子一条退路,如果能让她退得漂亮些,则更好。
十点多,后勤服务公司从刑警大队调出结果。指纹跟小亚对不上,我去找小亚时她在教学处,我告诉她,高一宿舍失窃的侦查结果是我们班女生被排除了。
“那你当时凭什么怀疑我?你一直都不相信我!”她叫嚣着,把手伸到我脸上,我把她的手推了回去,她吆喝一声:“老师打我!”
此时的我真想打她!
预备钟过后,我到教室,针对全班同学,我说,请大家做证,我把小亚的事情从头到尾给全班同学说清楚,我把高一宿舍发生了深夜有人潜入事件,高一女生的怀疑,我所做的工作,针对学生宿舍发生的盗窃事件学校、后勤服务公司所做的工作,刑警队的取样一一告诉全班同学,老师没有说明任何一位同学是小偷。有些事情老师所做的工作需要告诉你们,有些事情没必要告诉你们,今天小亚逼着我非要把实际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交代,那我就做一个交代。
小亚跑到讲台前,我允许她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小亚讲的过程中态度很疯狂,她甩了非常狠的一句话:“你不就是一个班主任而已吧?”
我拿起黑板擦拍了一下桌子,告诉同学: “我就是一个班主任而已!而且告诉你们,我现在连班主任都不是了!从现在起我辞去文一班班主任。”
解释完我告诉她:“你也去高一调查过了,哪一句是我编的可以当面指出来。昨天我说学校怀疑是你晚上跳下高一寝室,拿了高一女生的手机,这句我说错了。我没调查没有发言权,我向你道歉。”我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向她道歉,然后问,可以吗?她说,可以。
然后我说: “你说,我不过是个班主任而已。我现在明确告诉你,我已不是班主任了。你的‘而已’可以去掉了。”
然后我离开教室,有两名男生拦住我:老师,您不能走!我眼含泪水推开他们。
我离开教室,正好教委打电话让我去开会,我离开学校。下午在教研室开会,收到小亚的短信息:第一条: “老师,我现在坐在教室,想着平静的生活真好,这样的结果我想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与忍耐。所以就这样坐着,仅此而已。”
第二条:“中午我没睡觉,刚才下课睡一下,醒来竟想早上的事不是梦。我感谢你一开始对我的保护,但我现在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说我是小偷了!”
我不想理她。如果她怀疑,可以去询问班内任何一位同学。
我找到主管校长,希望可以辞去文一班班主任,校长说: “文一班需要你。”
我没有去教室。第一天,借去教委开会之名……
第二天,我上完课就离开教室……
“她就是要面子,我偏不给她!”
教学处把小亚的家长打电话叫了过来。听了小亚一面之词的家长气势汹汹地来到学校。
小亚的父母很嚣张,在教学处闹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给孩子背黑锅的老师!我家孩子不是小偷……” (当时我并不知道,是教学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教学处工作人员把我所做的工作对小亚的父母做了介绍,他们渐渐地冷静。
小亚的爸爸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林老师,我们来学校不是闹事的。”
我告诉他们:“我们如果能面对面谈谈,事情可能会明白的。”
小亚的爸爸和妈妈来到办公室,是从农村过来的,小亚的妈妈腿有残疾,爸爸在外打工。小亚也跟着过来了,我请小亚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给她的父母听,把我所做的工作告诉他们。并告诉他们,并不是我怀疑小亚是小偷,以我的人格和老师的师德保证,我绝不会说一位学生是小偷。也不是我发起对小亚的调查,这是学校的一个集体案例,学校和老师所做的工作都是常规性的工作。我所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如小亚所说的,刑警队来取证时没有保护学生。但作为一位老师来讲如果相信自己的学生最好的方式是调查清楚,清白是一种更好的保护。
我和小亚的父母(www.xing528.com)
小亚的妈妈说:“你能不能跟老师好好说话?能不能跟老师道歉?”
小亚说:“我就是这性格,我就是这脾气。”
然后甩一句给我:“你不是就要面子吗?”
又对她妈妈说:“她就是要面子,我偏不给她!”
……
第三天,我来到办公室,桌上放着小亚的一封信,她告诉我,她感激过我,感谢我对她的信任和保护,她要离开了,谢谢我还她以清白。祝福我,祝福文一班的兄弟姐妹们能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
我五味杂陈。
【案例分析】
这是一件“惊心动魄”的案例。一件突如其来的入室事件,导致了一对原本关系不错彼此信任的师生相互指责,最终结束了师生关系,不欢而散。
这个案例的“结”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一股力量推动着“我”和小亚,使矛盾逐渐升级,并最终无可挽回?假如用一个比喻,将“我”与小亚的关系,比喻成一种恋爱关系,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个案例进行重新梳理。
(一)
这是一场一见钟情式的恋爱。
“我”与小亚的相遇,是典型的一见钟情:“在高补班组班后让学生写过一次周记,周记上小亚认为我是一位她经历过的最好的老师,而前班主任李老师是她最恨的老师。小亚还主动担任班里的体育委员,带早操。”之所以一见钟情,一方面是因为“我”是一个优秀的关心学生的好老师,并没有因为前任班主任的建议而疏远小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小亚以前的前任班主任对小亚冷淡、漠视,导致了小亚的仇恨,因此感受到新的班主任的关注,自然格外认同。师生之间不断地相互呼应,包括小亚主动担任班里的体育委员,也是对“我”的一种回报。从某种意义上,两个人迅速陷入“热恋”之中,彼此都美化了对方。小亚视“我”为最好的老师,“我”也视小亚为“我认识的优秀女生之一”。
但是“热恋”之后,仍然要“共同生活”,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而事实上,小亚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因此,没多久,就“开始旷早操,旷早读,起到很不好的带头作用”。“我”作为班主任,当然要维护原则,当要用班规对小亚进行处罚的时候,小亚告诉“我”,自己心理有问题,在某一天准备离家出走。小亚为什么要这样说?当她无法做到足够优秀的时候,她用这种示弱的方式恳求“我”:我需要帮助,请你继续爱我。“我”其实并没有读懂小亚的信息,小亚的方式收到了效果。
正在这时候,意外发生了。有人夜里从窗户跳入高一某女生寝室,被发现后逃走。她的“身高、体形、发型”和小亚“非常相像”。再加上一系列的“旁证”(“小亚常在晚上下夜自习后站在她们宿舍门口,不说话也不走开”“小亚晚上不在宿舍住,不知道她去哪里住了。她们还反映一个情况,小亚不大正常,常常无缘无故地坐在床上,不吭声也不说话,她们也感觉到恐惧”),“我”展开了调查,其实这次调查的对象很明显。
因为怀疑,“恋人”之间出现了裂隙:
小亚是特别敏感的人,我悄悄询问她们宿舍女生关于她是否在宿舍住宿的问题还是让小亚知道了。她直接找到我: “老师,听说你怀疑我跳窗去高一女生的宿舍?”
我问小亚有没有去高一出事的女生寝室,小亚说去了,因为心情不好,想离家出走。我问有没有拿人家手机,小亚说想借用一下。我问她什么时间去的,小亚说下夜自习后,当时我也没仔细问清时间(这是我的一个疏忽,因为当时女生宿舍发生事故应该是半夜)。当时小亚很抵触地问:“老师,你是不是怀疑我?”我说:“高一年级查这事,高一班主任怀疑是某个学生所为。我应该了解一些情况。以后要找别的班别的年级同学,请注意时间地点和场合。”
当小亚听说“我”对她的调查后,跑过来问“我”,“我”的回复已经是彻底的“公事公办”了,这种“公事公办”从程序上也无可挑剔,但是让已经与“我”建立关系的小亚觉得无法接受,她感觉受到了伤害,因此才主动跑去找高一班主任要她拿出怀疑的证据,后面后勤服务公司和刑警队的介入,进一步加剧了紧张气氛。小亚需要“保护”,这种保护,不是包庇,而是“相信我,支持我”,但是“我”在班级里公开讲话,强调要加强“自我保护”和“洁身自好”,这让小亚感觉到绝望,因此关系破裂。小亚给“我”的信里说:“我不叫你林老师,我叫你林××,因为你不配赢得我的尊重。”这是感情破裂之后的“绝交信”。爱之深,恨之切,被抛弃的悲愤、失望、怨毒,一起化为对“我”的全面攻击。
“我”并没有理解小亚怨毒背后真正的信息,相反的,很自然地也陷入了愤怒并进行还击,从请她离开教室,到最终小亚离开学校,这案例以“我”的“胜利”而告终。
(二)
“胜利”之后的我为什么会“五味杂陈”?很显然,因为小亚的离开,虽然让我保住了面子,但实际上,这次“分手”,没有“胜利”可言。原因很简单,因为曾经深深地“爱过”,曾经建立过关系。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一对“恋人”最终走向“分手”?
是“骄傲”。
“我”是一个优秀的老师,但还没有优秀到可以不在乎一切。“我”之所以与小亚“相爱”,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她满足了“我”的“骄傲感”(“小亚认为我是一位她经历过的最好的老师,而前班主任李老师是她最恨的老师”)。作为刚上高补班的老师, “我”需要这种认可。因此, “我”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这种彼此的肯定,满足了双方的“骄傲”,因此迅速进入“蜜月期”。
但是,考验不期而至。当高一女生寝室入室事件发生后, “我”的下意识的反应是什么?“我”并没有站在“小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班级出现了小偷。换句话说,“我”是一个“骄傲”的班主任,一个优秀班主任,“我”的班级出现这类事件,是对“我”的损害,因此“我”急不可待地展开调查。但也因为“我”是一个优秀的班主任,所以并没有给小亚留下什么把柄。但“我”从调查开始,一直在班上公开谈这件事,已经毫无疑问地表明了“我”的怀疑。
于是,“我”与小亚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慢慢发生了转变,从“我—你”的关系转变为“我—她”的关系,面对小亚的询问质疑,“我”始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小亚感觉到,在自己最需要信任和帮助的时候,自己被曾经最信任的“我”遗弃了,因此,同样骄傲的小亚便不顾一切地报复:“她就是要面子,我偏不给她!”她的意思是,与其你先抛弃我,不如我抢先一步抛弃你。而“我”出于“骄傲”,也不甘示弱,只有彻底打败小亚,“我”才能够继续维护自己的“骄傲”,包括自己在学生以及同事之中的威信。
有意味的是,据了解,在这件事中,同事与学生的态度很不一致。同事普遍觉得小亚蛮不讲理,认为她最终离开学校是活该,班里的学生,则对“我”有一点看法,认为“我”在这件事情中处理不妥,没有保护小亚。
“分手”以后,我们要重新想一想:什么是爱?
一个成熟的教师,需要一种深刻的悲悯,尤其是面对失败的孩子。但是骄傲会让我们只想到自己,而遮蔽我们本该关心和关注的最重要的东西。想想看,纵然是小亚偷了东西又如何?如果是她偷了,教育也只是刚刚开始。教师的骄傲,使得“我”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以及关注重心及方式,有了微妙的变位。
在这个案例中,“我”或许应该悬置此事,因为太危险。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我”还未获得授权处理。“我”无权全程负责此事,所以,就不应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过于积极地处理这件事。相反,应该更快地处理离家出走的事,即更认真地准备走进小亚的故事,聆听她的声音,理解一个灵魂的形成。
在这件事中, “我”的职责在哪里?小亚是“我”的学生,是“我”教育——首先是保护(但不是庇护),其次是理解,再次是转变(改进)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 “我”要做的,其实不是急于调查出真相,反而应该冷静,要显出对学生一定程度的爱护与关心,防止可能造成的伤害。“我”必须为小亚考虑:假如她犯了罪(错),我如何保护她?作为老师,要遵守的原则是:对错误零度宽容,对灵魂无限爱护。也就是说,要将错误与人格分开处理,无论她有没有偷窃,我都要站在她的身后,支持她受伤的灵魂。因为我知道,她的偷窃是一个受伤的遥远结果。
什么是爱?也许一个老师要对学生有这样的承诺:无论发生什么,我永远站在你身边,甚至共同承担你的错误与罪过,这就是爱。对于老师而言,爱不是交易,爱是一种宗教,一种信仰,一种面对学生的状态。爱并不意味着不要严格要求,但爱是起点也是终点,爱提供最基本的安全,让所有迷途的孩子,无论经历多少挫折,都能够相信,前方有一个温暖安全的“家”。为什么班上的学生会对“我”有看法?因为所有学生都渴望在危难来临时,有人会保护他们。他们可以接受对他们错误的惩罚,但不能接受被抛弃。
在这个事件之后,小亚最终是不会记恨“我”的,因为至少“我”还爱过她。这与对错无关,与是非无关,只与爱有关。
(三)
这个案例,触及了师生关系中最深或最根本的地方。
很多老师明白应该对学生表达善意,尤其是学困生,或者曾经受过种种伤害的学生。因为如果没有爱与信任,他们便很难恢复对学习的信心,甚至很难恢复对生活的信心。
帮助学生树立自尊心,并使师生的相互信任成为教育的良好基础,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更不是随随便便地鼓励或赏识所能达到的。鼓励或赏识,或表达善意,只是一个开端,而不能成为万能的“策略”。仅仅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对教育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经过漫长岁月中的相互驯养[12]。
就是说,师生之间的信任也好,学生的自尊心也罢,都要经历一个不断的强化过程(可能是正强化,也可能是负强化)。这个过程,对教师或学生,都是一种考验(就像婚姻是对爱情的考验一样):
(1)倾听与理解。
教师向学生表达了善意或最初的信任,并不就是全部,真正的信任首先意味着倾听与理解。请注意苏霍姆林斯基所亲身经历的这个案例:
我开始教师工作的时候,刚刚17岁。那时我在五年级各班担任语言文学课教师并兼任少先队辅导员。
我第一年在少先队工作时,曾发生过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一个一向沉默寡言,看来有些孤僻的五年级学生沃洛佳打伤了同班同学谢廖沙。事情发生后,沃洛佳一直执拗地沉默着,不愿对干出这件事的原因做任何解释。谢廖沙也一言不发,但在向老师告状时却再三重复说沃洛佳平白无故地就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
当时我对孩子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还不很了解,因此轻信了谢廖沙,认为这次打架应该怪沃洛佳。于是我把作为一个教师的仅有的武器搬了出来对付沃洛佳。我决定向全班做一次训话,并认真地做了准备。我把沃洛佳形容成一个没有感情的、粗暴的、欺侮弱小同学的孩子。我坦率而发自肺腑的谈话果然对全班同学起了作用。我很满意,我感到班上孩子确实越来越相信沃洛佳是不对的了。
这是新教师常犯的错误,源于“正义感”,结果丧失了真正的公正。许多伤害是无意的,是缺乏倾听与理解的结果。
在小亚这个案例中,教师也是善意的,但是这种善意更多的是情感性的,而没有伴随着相应的认知性。或者说,缺乏了一种倾听与理解。教师始终没有真正地进入小亚的心灵世界,反而丧失了主动性,一次次地被小亚有意无意地牵制……
结果,信任并没有真正地结出善果。小亚在三分钟热情之后,并没有优异的表现,反而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吞噬着彼此之间的信任,并为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而如果能多一些真正的倾听与理解,那么最初的信任就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加强,并推动小亚进入良性的教育学循环。
(2)信念与考验。
对学生的信任,要经历并且必须经历考验甚至转化为信念,才能成为教育坚不可摧的基础。许多新老师进入职场,往往先是满腔热情,不久,“平生意气尽消磨”,最终,成为牢骚满腹的应付者,或成为灭绝师太式的强悍者。
案例中的教师,虽非新老师,但因为专业上的不成熟,在面对小亚这样有特别障碍的学生时,也不自觉地重复了这一条道路,在考验面前,最初的善意化为怨气,曾经的爱化为恨,最终,“五味杂陈”。
考验从小亚担任体育委员时就开始了。小亚“旷早操,旷早读”,这是最初建立关系之后的故态复萌。可以想象的是,老师对这种态度采取了两种极端的方式,先是容忍(寄希望于这是偶然事件,寄希望于彼此的关系会唤醒小亚的自觉性),后是冷漠(照章办事,依据班规进行惩罚),在这种忽冷忽热的应对中,关系在不知不觉地恶化。老师缺乏更为细致的工作,比如利用最初的信任,既理解小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又有具体的措施协助矫正……在这一场考验中,教师的失利,与专业化程度不足息息相关。如果在过程中不断地协助之、纠正之,严爱相济,那么小亚就能够不断地从她自己的进步中获得自我肯定,同时加强自我控制。可惜的是,因为老师的反应失当,小亚解决困境的方式,不是加强自我控制,而是诉诸情感,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老师的同情心,并一次次地透支了老师的信任。结果,她自己也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恶性循环。
而在关键的考验中,老师暴露了最深的潜意识。在作为出发点的最深处,老师放置的不是学生,而是自己。不是把保护学生当成自己的本能,而是把保护自己当成自己的本能。而显然,这一点很快地被小亚觉察到了,并且,她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在许多时候,老师甚至自己都没觉察到这一切,或者说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这个事实。
但是,要真正地培植信任,真正地走进学生的心灵,就应该勇敢地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并通过一次次的遭遇来反思,最终使信任成为信念,根植于心。毕竟,在教育中起根本作用的,与其说是意识层面的教导,不如说是潜意识层面的熏染。
(四)
对于“我”来说,这个案例的书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好的案例,必定像小说一样精彩。这需要对案例本身有一种比较透彻的理解,有了这种理解,书写者就会对原材料进行恰当的剪裁,使之洁净、真实、丰富,以一种最佳的方式,让自己和读者,更好地通过阅读进入事件本身。
在这一事件中,第一主人公甚至不是小亚,而是“我”,因此叙事的重点,是写出“我”在前前后后的内心变化,写出我眼中的“她”在每时每刻的“真实印象”。同时,“我”一方面认真、负责、好胜、自得,另一方面也自信、固执、不服输,要通过叙述把这一切真实地呈现出来。而小亚,则在“我”的眼中不时地起伏着。
看看这段书写:
我第一反应就是小亚可能心理不正常,但首先要先弄清到底是不是小亚,我悄悄地把小亚同宿舍的女生叫出来两个,询问她们宿舍昨天晚上是否全体女生都在宿舍住了,有没有人晚上离开宿舍。
这是“我”接触信息下的第一反应,但非常可惜,这里的内部信息严重缺失,即“我”对此事的真实想法,没有书写出来。这个案例中,“我”没有获得清晰的呈现,至少不如小亚呈现得更为清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是书写者自己,为何反而显得面目模糊?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是“骄傲”导致了这件事,也同样是“骄傲”偷偷抹去了自己存在的痕迹。
我们来看这一段:
早起,给后勤服务公司打电话,催问刑警大队的结果。 (但刑警队所查的事情与潜入高一女生宿舍,不是一回事)我希望结果能出来,希望不是小亚,然后双方都有后退的机会。
把老师和学生双方逼入墙角的感觉太难受了,小亚和我都经历着这种心灵的拷问。
这是一段非常矛盾的话。“小亚和我都经历着这种心灵的拷问”,“我希望结果能出来,希望不是小亚,然后双方都有后退的机会”。唯一真实的是,此刻,两个人都情绪激动,但是,这个激动的情绪是不能表述为“我希望结果能出来,希望不是小亚,然后双方都有后退的机会”的。
事实上,“我”在虚构着可能性:在何种情况下,我的尊严会受到伤害,在何种情况下,我的尊严会得到提升,最好的结局是怎样,然后怎样。在这件事中,事实上,就程序而言,“我”完全可以置身事外。“我”为何卷入?为何越卷越深?为何甚至催促刑警队快点到来?
作者在书写这个案例的时候曾说:“(这个案例)原来整理出来过,但是无意中自己做过趋利避害的剪辑。所以,一直心怀不安。”这说明,书写是需要勇气的,大半的老师在书写案例的时候,并无本案例作者这样的勇气。
问题是,即使具有了这种勇气,也需要有不自觉的趋利避害的剪辑,因为潜意识里的“骄傲”仍然会发挥作用。
因此,案例写作,首先需要直面自身的勇气(许许多多热衷于表现自己“高超”的教育技巧的案例还不在讨论之列);其次需要对案例本身的反思及理解。若有了足够深入的反思,便会增加洞察力,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不能疏漏的。这样的书写,我们才能够在书写中“看到真实的自己”,并根据“真实的自己”更好地“修改”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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