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儿童劳教所的一个学员谈话，他15岁，名叫谢尔盖，瘦小，纤弱，我情不自禁地想问问他：孩子，你是怎么落到这里来的？他清癯的面庞上，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流露出内心翻腾的思虑。这双眼睛里有多少悲哀和痛苦啊！我的心不由得沉重起来。谢尔盖偶然阅读了我的著作《要相信人》，给我写了一封信，请我听听他的“生活故事”，我就来见他。从我们交谈的最初时刻起，他那稚嫩的年龄和动作与非稚嫩的眼神、思想和体验之间的反差，就使我感到诧异。他的故事，接着是我在他家里了解到的他的情况，以及他父母的生活和他念的学校的情况，这一切使我大为震惊，迫使我十分痛切地思考一个问题：成人和孩子，他们的相互关系，长辈们如何向儿童、少年、青年传授道德价值观。下面就是谢尔盖伤心的“生活故事”。
“我的父母是集体农庄庄员，住在乌克兰草原南部的一个大村庄里。我有一个6岁的弟弟和一个5岁的小妹妹。我被关进了这里，你知道，是因为我一年前犯了罪。为什么呢，那得从头讲起，那年我9岁，在三年级学习。
“有一天夜里我醒了听见父亲和母亲在为什么事吵架。我当时听到的话把我吓蒙啦：父亲和母亲决定离婚。 ‘什么是离婚呢？’我的思想一闪，懂得这是他们要分开来住。后来听到，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不想要我。父亲坚持让我留在母亲身边，可母亲说：让他跟你走吧，我拿他毫无办法，他已经不听话了……深夜的这场争吵越来越激烈，从父母的嘴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这样侮辱人的脏话，吓得心惊胆战。我还听到一句可怕的话：父亲说我肯定不是他的儿子。
“我在痛苦和绝望中不能入睡，直到天明。早晨来到学校，这天我们班准备去森林游玩。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昨天吩咐过，让每个人有的带粮食，有的带菜油，有的带土豆——在森林里熬粥喝。我该带的是一两捧小米。然而，这件事我的脑子里哪里还记得住？我到学校时，大家已集合了。
“‘小米在哪儿？’女教师问。
“我沉默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什么小米，什么去森林游玩，什么林间旷地里的篝火——这一切与落到我头上的灾难相比，都是没用的小事！
“女教师又一次质问我，我什么也没回答，后来，我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话，算作答复。我自己也记不得我说的是什么。事后我才知道，我甩出了一句粗话：‘你干吗老是缠着我？’如果一天前有谁对我说会这样回答教师，连我自己也绝不会相信。
“‘别去森林啦！给我待在家里，你这出言不逊的家伙！’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嚷叫起来，‘不仅今天不行，以后永远也甭想——夏天不许去，秋天也不许去。’
“我当时胸间憋着一股恶狠狠的怨气，眼前发黑。我走了，自己也不知往哪儿去。校园里，蜜蜂在翠菊上飞来飞去，微风拂动着缀满黄色大浆果的樱桃枝，云雀在蓝天上歌唱。可是这美景反倒使我的心情沉重。 ‘什么人也不需要我！’——这种思绪搅扰着我。突然一瞬间，我内心深处不由得生发出一种愤恨。‘好吧，既然你们对我狠毒，那我就以牙还牙！’我情不自禁地想在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的眼睛里看到悲哀和痛楚，也让我的同班同学都高兴不起来，一个个愁容满面。我想也没想我在干什么，便开始揪下盛开的翠菊。我一边揪，一边把花朵扔在草地上。翠菊揪光了，我又开始揪下绸缎般青草的银色草茎，揪下罂粟花。我记得，我坐在揪下的花草旁，呜呜地哭开了。
“此时此刻，假如有那么一位亲切的好心人走到我跟前，哪怕只对我说上一句慈爱的话语，可怜可怜我，问问我的苦衷，我的生活也许就不会这样，完全不会这样。然而，走向我的不是这样一位好心人，也没有说上一句慈爱的话语。校卫走过来，一看到我在校园里胡作非为，便大声吼叫起来：‘呸！原来是这么个家伙在我们这里揪花！你这下流坯，罪犯，瞧你干的什么勾当？校长一来，准会把你开除掉！’
“我一声不吭地回家去了。第二天，没去上学，躲在芦苇丛中，点燃篝火，烤土豆充饥。父亲在那里找到了我。他用皮带把我狠抽了一顿，领我去学校。少先队辅导员拽住我的手，拉着我从一个教室走到另一个教室，说：‘把校园里的花揪个精光的就是他。你们想想，拿这种流氓怎么办？’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有人大声叫喊：把他赶出学校！
“我没有被开除，但对我来说艰难的日子来到了。女教师时刻都记住我是个小罪犯。全班去旅游，而我只能回家。父母亲无暇顾及我。父亲已准备离开家，正在收拾东西。
“学年末，全班又要沿第聂伯河去卡涅夫和基辅旅游。我喜欢读描写遥远异域他乡的书籍，想象着同班同学去旅游的地方， ‘谁也不需要我’的念头又火烧火燎的，现在尤其叫我难以忍受。全班去旅游的那个星期，成了我苦挣苦熬的日子。我心里的愤恨增长起来。我开始仇视一切人。阅读各种读物，曾是我喜爱的美妙天地，现在就连书里写的我都觉得虚伪。我不仅再也不相信人，而且再也不相信书了。我焦虑不安地在栎树林里、池岸边、牧场上溜达，在灌木丛中燃起篝火，又找来被谁家撵出的一条老狗。老狗成了我的朋友，我喂它吃烤土豆和牛肉。在没有煮好的食物时，又从家里捉来一只母鸡，宰杀后在火上烧烤，与老狗茹奇卡一起进餐。过了一个星期，就在一天的傍晚，我看到同班同学们回来了，一个个晒得黑黑的，全都欢欢喜喜的。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拉着个子矮矮的卓娅的手，亲切地向她微笑。‘谁也不需要我……’愤恨又从心灵深处涌了上来：别人的欢乐成了炙烤我心灵的烈火……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想给快乐的人带来痛苦。我走进学校，来到温室，把那些花木全都折断和毁掉，然后在地上燎起一把火，逃之夭夭。从远处，我观看着，温室干干的框架突然冒出火焰。一种幸灾乐祸的感情充满了我的心。现在谁也没看见，谁也没指责我。女教师审了我老半天：‘这是你干的吗？’但我现在已善于瞅着对方的脸撒谎，而且信誓旦旦：‘我压根儿一点也不知道。’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生活在孤独中，任何人从来也没有用温柔的手抚摸我，任何人从来也没有问过我有什么心事。父母几次散而复合。我听到的是谩骂和侮辱母亲和女人的可怕话语。在学校里，把我排在最后一个座位，有一段时间，放学后就留下我做家庭作业，然后一挥手——想干什么由你去。我的心麻木了，成了一个冷酷残忍的人。秋季的一天（这事发生在六年级），在校办小农场掰棒子。女同学把饭包和饭兜放在田埂上。我第一个掰完自己那一垄的棒子，便径直走向饭包和饭兜，开始用皮靴把它们踩进污泥。我这样干没有任何存心作孽的意思，只觉得这是无所谓的小事。我受到了处罚：禁止在校办厂和体育馆活动，而父亲在收到教师对我所作所为的通报后，又把我毒打一顿……学校和家庭的惩罚，压根儿没有对我产生影响。父亲越是打我，我心里的怨气就越大。至于学校的惩罚，没什么可说的，无非是存心让我痛苦。校长知道，校办厂的劳动是我剩下的唯一的乐趣，可硬是禁止我进去。不久后，一台钻床的电机烧坏了。连校长也没有想到它是怎样烧坏的。
“我这就来讲使我判刑的最后一次罪行……我真没脸说它，也许，这是我的羞耻心——一种好的感情。我想洗刷自己的心，洗刷掉那透心凉的冷漠、麻木……新年时，所有同学都在参加新年枞树晚会，我往电线上扔去一截铁丝，发生了一场火灾，造成两名学生终身残废。
“在侦讯时，在这以后，有人多次问我：‘为什么你这样干？可能是禁止你参加新年枞树晚会吧？’不，这次没有人不让我参加晚会。多年来，我孤独，我心里凝结着愤恨，也兴许就是残忍（我现在对自己的认识清醒多啦）——这是祸还是福呢？从我第一次知道连父母都不需要我的那个晚上起，善意的话语我就一句也听不进去了。
“年复一年，我明白了许多。现在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你们相信我吧，我想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我现在渴望自己教育自己，渴望在自己身上确立起还是当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教育我时就应当确立起来的东西。那个教师叫我站在讲台旁，然后说， ‘站在那里，让同学们看看你的两条腿……’现在我才知道，人们都是为了我好，我的教育者们也是。但他们就是不善于帮我，有些人甚至害了我。”
少年人这一令人震惊的内心自白，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底。它成了那些教育忧思的源泉。不管这多么令人遗憾，多么使人懊恼，然而，教师同志和教育工作者们，我们应当自觉承认，在我们的学校教育里，有许许多多昏沉的不文明现象，有时甚至是野蛮现象。这首先是忘却了一个最简单和最明智的真理：育人先育心。在由人的精神财富外化而来的和谐的交响乐中，最微妙、最温柔的旋律当属于人的心灵。在我看来，情感教育中的不文明现象，是经常导致悲惨结局的最大灾难之一。只要对许多学校的生活做一下粗略的了解，这种灾难就可历历在目。呵斥、恫吓、神经质的紧张和拔得高高的声调，这在许多学校里成了师生关系中常见的症状。教师习惯于恫吓、拍桌子和神经质地提高呵斥的调门，学生一连五六个小时处在不正常的惶恐状态中，只此一件，就已经是一种威胁——不仅威胁着身体健康，而且威胁着道德发展。神经紧张会使儿童心绪烦躁，心灵粗俗，并导致如下结果：他们的心对说话的通常语调不再有反应，而有反应的仅是更有力和更强烈的手段——恫吓、拍桌子、威胁。正如我们所见，这种不能容忍的教育不文明现象，是以学生的心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受到的极大折磨为代价的。学生的敏锐感觉迟钝了，他的心也仿佛麻木了，变成了一个对人类语言微妙的委婉之情、洒脱之韵、抑扬顿挫之气敬谢不敏的人，而语言的这种情调，他的心本当感觉得到，而且实质上也理当培养出心灵的敏锐感觉。在旷日持久的神经紧张和呵斥的气氛中，教师到头来也丧失了这种最微妙的语言情调。
“我在学校里工作了6年，”加里宁省的一位青年教师对我说，“年复一年，我逐渐感到，我对同学说出的话语越来越生硬，失去了自己语言的诚挚色彩，因为每时每刻我都被迫用自己的声音盖过班里的喊叫和喧哗。我感到，我的态度越生硬，同学们对我的话语就越冷漠，而我又不得不更频繁地求助于恫吓、威胁。下课回家，我疲惫不堪，头疼得厉害，一连几个小时什么也干不了，坐下来夜读，早晨起来，头又是昏昏沉沉的。”
在神经紧张和过度激动的气氛中度过一个学习日之后，学生们（尤其是少年）回家时神经系统也已是衰竭无力，不能动弹。坐下来做家庭作业时，头昏脑涨，心力交瘁，以致完成家庭作业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折磨。而这种坐功的收获，只是肤浅的知识、头疼和明日上课时的疲倦，又会出现同样的冷漠，仅仅对呵斥和恫吓这种“剧烈”手段才会有所反应。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怪圈，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采取置教育文明的基本道理于不顾的做法，带给自己和学生是怎样的灾难。呵斥、神经紧张，把教师领进了一条教育无力的死胡同。在这里，发生着的是最糟糕和最可怕的现象：学校，按其天性而言应是仁慈和人道的圣地，是修身养性与充满最微妙、最高尚的人类情感的圣殿。而现在，不管听起来多么奇怪，事实上学校有时却成了专横跋扈和没有公道的场所。教师对依他看来是故意破坏纪律、存心制造麻烦的学生束手无策，于是就求助于“激烈”手段——惩罚。这个词之前我想过不止一个钟头，但专横和不公，确实经常表现为对儿童心灵、意志、思想和感情采取的暴虐方式。而在不公的惩罚、强权和专横等“激烈”手段开始的地方，教师的身份便就此了结，继而出现的是儿童仇视的监察身份。我见到了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跟她认识了。我开始为现在接受她的教育，将来还要接受她教育的学生命运感到惊骇。这种人感觉不到自己学生的血肉之心，他们接触学生的心时用的是生锈的锯子，而不是释痛消愁的活命水。只有这活命水才能治病救人，不让他失节堕落和凶狠残酷。
假如在现代学校里，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有什么人采用真正的棍棒、树条和皮带等工具，或者使用打脖儿拐的方法惩罚学生，这当然是奇异现象。这种惩罚早已灭迹。但精神棍棒、精神树条、精神皮带和精神脖儿拐，以及对创伤的精神刺激和往创伤上撒精神盐面儿等，却不那么罕见。这就是给我们社会带来许多灾难，给人们带来痛苦和不幸的荒谬和愚蠢的教育不文明现象。要知道，共产主义的人——不仅是智能修养深厚、精神丰富和体质完美的人，而且是天赋有幸的快乐的人，而我们的教师和家庭应当赋予他这种无与伦比和无与匹配的财富。
我愤怒地提到那些不谙事理的家长，提到那些想象不到一位真正教师的工作有多么困难和复杂的家长，以便排除对教师不公平的责难。我认识数十名教师，他们的创造性劳动确实是英雄主义的劳动，而在我们国家里，这样的教师有成千上万。但我仍要痛切地说，不少生活悲剧，很大一个百分比还不得不归之于昏沉的教育不文明现象。由于这种生活悲剧，一个少年人在好的情况下尚能留在学校，落入“留校察看”的名单，而在坏的情况下则像谢尔盖一样，劳教所的大门把他一关就是好几年。正如常言所说，这种不文明现象总是“无独有偶”，学校和家庭都有份儿——不管有多奇怪，给人带来痛苦的教师的愚昧和冷酷与家长的愚昧和冷酷是互为补充的。当你说到这一点时，就往往能听到自己的教师同行提心吊胆地警告：“何必当众说穿这一点？要知道，家长会以为，一切过错全在学校，到那里我们的工作就困难了。”这是没有根据的担心。珍重自己孩子命运的家长，对教育困难的根源和原因十分清楚，他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失误。然而，近10年来，在我们社会里，家长的教育不文明现象极大地增长起来。因此，为使我们的学校教育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教育，我们的教师应当充分懂得，社会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是何等重大。(www.xing528.com)
去年秋天，14年前自己也坐在课桌后的一位父亲，领着自己的孩子来上一年级。我一辈子都记得他：他执拗、任性、很不听话，似乎总是要逆着最理智的要求去干。而现在，他领着自己的孩子来上学了。这位父亲很激动，很难找到表达自己思想的话语，于是恳求说： “我儿子跟我过去的性格一样。您看到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千万别当着别的孩子说他，不然他会变得孤僻起来，变得沉默不语，教师要求他干的他偏不干。不好的地方您单独跟他谈——他会力争成为一名好学生的。我心里明白……”
我们教育的人，不管他是个多么“没有希望”和“不可救药”的钉子学生，他的心灵里也总有点滴的优点。假如我连这点滴的优点也不相信，那么教育对我便成了不堪承受的重荷，而对我教育的人而言便成了一种折磨。若是一个医生走进病房对一个重病号说： “您的病没有希望了，不值得医治了，您可以订购一口棺材。”对这样的医生，你们会怎样想呢？这个医生的冷酷一定会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而且他未必能在医院里继续工作下去。在学校里，也可见到类似的情景。这个学生“没有希望”了，他“不会有任何出息”。有人不仅对学生本人这样说，而且在会上当众对家长这样说。公开提及学生的智能缺陷，存心“数落”他，刺痛他最敏感的内心深处——这根本不是医治创伤，而是对温柔、敏感的童心的当头棒喝。这种当头棒喝日复一日地经常重复，会使心灵变得粗俗，会使学生变得迟钝，对自己的人格抱无所谓的态度。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最仁慈的学校环境里，未必还能遇到什么比这更野蛮、更不能容忍的现象。当你了解到向学生施加的荒谬和冷酷的手段时，真会气得你火冒三丈，但照教师的谋划，这种“激烈”手段据说是要迫使学生好好学习，成为榜样。在一所学校里，有个女教师把两名二年级学生领到家长会上，叫他们朗读：一个读得很流利，很有表现力，充满感情；另一个则是在当众演示自己的无能：错误百出，不是重音读错，就是读非所写。拿一个人的无能示众，把无能作为道德不良加以演示的做法，是在公开贬低其人格——仅此一事，已经是巨大的灾难。但还有更大的灾难，人心与之不能调和的灾难——不会朗读的学生在家长们面前处之泰然，并未感到不安和沉重，连公开的凌辱也不能使他难受。这就是说，一颗温柔和敏感的心，已经受过这种精神皮带的多次抽打，以致整个生命体中最敏感的心肌组织，变成了磨满老茧的最僵硬的组织，无论是对惩罚，无论是对善良的话语，已麻木不仁、敬谢不敏了。
让我们思考一下，在我们社会里，为什么不少年轻人甚或成年人，不管是惩罚，也不管是善良的话语，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他们“一概不理”呢？为什么在白俄罗斯一座美丽的城市里，犯下重罪受到法庭审判的一个18岁青年，在法官问到他的职业时挑衅地回答“流氓”呢？这正是因为向着善良、慈爱、公道敞开心扉的心灵，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遭受过不公正和没有任何道理的惩罚、贬斥，它已经裹上了一袭穿不透的冷冰冰的坚冰的铠甲，变得玩世不恭了。
我收到家长和教师的许多来信。下面就是一位女教师在信里说到的一件事：“我们一年级有那么一个像小圆面包似的小同学，他叫米沙……学校定出一项制度：只有鞋子刷得干干净净的学生，值日生才放他进校。这制度不错，但……有一天米沙没能在铃响前刷好鞋，上课迟到了。校长罚他站在走廊里，并且命令说：‘在这里站着，不许离开这地方。’我不知道这是校长决定惩戒学生，我看到米沙面壁而立，就问他： ‘为什么站在这儿？’他默不作声，一对小眼睛里滚动着豆大的泪珠。我携住米沙的小手，领他进了教室。可您想怎么着？我的行为激怒了校长和全体教师，大家开始给我扣帽子：纵容破坏纪律的学生，想充好人。听到这些话我又痛苦，又委屈。”
另一位女教师在一个二年级学生手册上写道（当然是给家长捎话）：“沃洛佳上课总是笑。”父亲读罢，不明白儿子“总是笑”是好还是坏。但在学生手册上又一次出现了严厉的批语：“沃洛佳上课继续笑，请采取严厉措施。”母亲把沃洛佳痛打了一顿，沃洛佳再也不笑了。
这就是精神皮带的抽打，它们摧残儿童，使他的心灵变得粗野、残忍，使他变成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对一切，尤其可怕的是对自己与自己的荣誉和尊严漠然置之的人。让我们想想吧，一个童年时代就经常待在警察局里的儿童，一个当着自己的同学甚或家长不止一次地被亮出来“批倒批臭”的儿童，能成为怎样的公民呢？从一个心灵由里到外屡屡被折腾出来“示众”的儿童，又能期待他对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的法规有什么尊重呢？对这种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唯有慈爱才是有奇效的精神力量，它能保护儿童的心灵免遭粗俗和凶狠、冷漠和残忍的侵蚀，它能防止在最微妙的方面接触人的心灵时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而首先是防止对善良、慈爱、诚挚的话语采取这种态度。这是我的教育信念的基础。也许，这些话会招来某些同行揶揄的笑声：怎么啦，做一个慈爱的人，可他们会骑到我们的脖子上拉屎。但我一千次地深信：引发儿童内心的邪恶的不是慈爱，而纯粹是成年人的粗暴、冷漠和严酷。至于那种骑在成年人脖子上拉屎、厚颜无耻、嘲弄善良和慈爱的人，他们并不懂得真正的善良和慈爱，他们的心已经磨出老茧，变得俗不可耐了。慈爱——不是娇纵，不是娃娃腔的咿呀之语。这是仁慈，是共产主义教育学最实质和最核心的东西。对于共产主义教育学而言，“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这个道理不是漂亮的词句，而是人与人血肉相连的相互关系。共产主义教育学是从世界上最人道的人际关系的实践中产生的，是思想、人道观念和诚挚、善意的融合。我宁可说，这是每位教师作为活生生的个性，作为独特的心灵，用一颗善良的心加深了的人道观念。
慈爱——这不是对任性的纵容，不是轻率地满足闲得难受的儿童随心所欲的要求。对任性和随心所欲的要求加以姑息，会使一个人道德败坏，会像冷漠、凶狠、残忍一样使儿童的心变得俗不可耐，冷酷无情，因为一个“娇宠”出来的幼童只看得见自己，却看不见他人，他是利己主义者，而利己主义者的个人天地便是他的宇宙中心。可我们谈论的是慈爱和善良，它们会使一个人高尚起来，在他的心灵里确立起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的情感，确立起自己的人格。
慈爱的语言，具有上百种微妙的情感色彩，只有当您热爱儿童时，才能把握得精到。正如聋子对音乐不可理喻一样，冷酷无情的人对慈爱的话语也理解不了。
用慈爱之心育人，就要培养儿童把自己作为一个值得尊敬和自豪的有用之才。从童年起保护好敏锐的感觉、良心和心灵的纯洁，不使心灵迟钝、凶狠、残忍，不让它变得干涩、生硬、呆滞、麻木——这是我的教育信念的最主要的原则之一。我奉之为理想的是：一个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年满17岁的青年，他的心灵对年长同志的话语应当十分敏感，只要稍稍有点儿责备的意味，就能使自己感到良心有愧。我不相信哪怕有一丁点儿类似于贬低人的尊严的惩罚。这种贬低始于把儿童的缺点“公之于世”的地方，始于把儿童的隐私拿来示众的地方，始于“把心窝窝从里到外抖搂出来”，当着同学展示某种不可侵犯的东西的地方。所有这些“激烈”手段，都会使儿童的心灵受到侮辱和伤害，使儿童把怨恨和屈辱铭刻在心底。
培育儿童的心灵，保护它免遭恶的侵犯，保护它免遭乍一看来并不明显的家庭和学校的精神棍棒的当头棒喝——这是社会教育最微妙的一个方面。如果人们走向生活时怀着的是一颗麻木或凶狠的心，如果还是在学校的四壁之内他们的心就已经“饱经沧桑”“看破红尘”，我们脸上也不会有什么光彩。
一个受精神皮带教育出来的人，怀着一颗麻木和凶狠的心，如果他担任摆布他人命运及其心绪和感情的领导，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领导，那真叫人毛骨悚然。我们在生活里偶尔令人惊愕地遇到的那些官僚主义者，他们的冷酷、残忍和令人发指的迟钝，便是儿童和少年时代心灵的敏锐感觉已经麻木的结果。充当着家庭中的父亲、丈夫这个角色的人，如果也怀着一颗麻木或凶狠的心，我们又会做何想法？我们那些家庭暴君由何而来？他们全都来自粗暴笼罩着的环境。在那里，他们心灵接触到的不是善良和慈爱的话语，而是习惯于打后脑勺这唯一手段的粗大巴掌。纵使打后脑勺这一招被披上种种精神华服，但毕竟还是打后脑勺！应当说，这种环境既存在于学校，也存在于家庭。
孩子的毛病，要让知道的人尽可能少些，要让集体甚至一无所知，这只会有好处。要知道，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儿童的心，而这是最微妙和最敏感的方寸之地，接触它时应当分外细心和谨慎，慈爱和善良。在这个以心相见的相互关系的范围内，教师对学生优点和毛病的看法越细致入微和准确，儿童、少年对自己的毛病和优点就越敏感，做一个好人的愿望就越强烈。
集体的教育作用，完全不是使集体成为吓人的东西和法庭。只有当集体确立起个性的自尊与每个人的人格和荣誉感时，它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借助集体培养人的艺术和技巧，可归纳为使每个人都感到自己能给集体做好事，能给它带来某种美好的东西，而且也正是由于这样，集体及其生活才变得更加幸福，更加美好。32年的学校工作使我坚信：只有当集体在每个儿童和少年身上看到的优点比毛病和缺陷高出十倍、百倍时，集体才会成为强大的教育力量。这意味着，集体教育是教师对每个学生进行的一项细致和精密的工作，是对每一颗心的细腻、慈爱、人道的接触，是对每个人过好集体生活的精心和细致入微的培训。
读者也许会问：假如在集体中有流氓和蓄意破坏纪律的人，究竟怎么办呢？我千倍地相信：只有邪恶的存在才会使儿童和少年身上产生邪恶；只有善意才能使邪恶从儿童的心灵里消失。
慈爱，假如它能在人身上确立起自尊，就会具有一种奇特的性质：它能使儿童养成内心的羞耻感和良心责备感。要善于找到这样一种语言，并善于说出这样一种语言，以便既不贬低儿童，同时又能使他感到羞耻——这是培养心灵最重要的不容违背的准则之一。这种语言不会从教育学教材中背会，也不会写在教授的讲义里。它产生于教师的心田，因他的感情而具有某种特殊的情调。只有当教师用心灵说话时，学生才会听到教师的心声。“这事怎么会是这种结果？”“我现在跟你做点儿什么呢？”对儿童和少年说的可就是这样一些极平常的语句，可就是这些语句，也会触到最敏感的心灵深处，迫使他们去体验自己的行为，激发出心灵的高尚活动。语言的奇特力量，产生于教师的爱和他对人的深刻信心。对人的爱，对人的信心，形象地说，是慈爱的翅膀赖以飞翔的空气。没有这种空气，鸟儿就会像石头一样坠落地上，而似乎是慈爱的语言也只是死板板的声音。
让心灵之乐的迷人旋律充满我们的学校吧。要用慈爱和善良去接触世界上最温柔、最敏感的物质——儿童的心灵。要保护人的人格，要使人确立对自己的尊重，要培养儿童的心灵对善与恶的细腻和敏锐的反应。就像绿叶向着太阳那样，让您的学生的心灵向着慈爱和善良吧。
但愿您成为一个慈爱的人。
【问题与思考】
1.这是一篇极优秀的论述。教育教学中的暴力，尤其是精神暴力，源头究竟在哪里？
2.作为教师，你对学生施加过暴力吗？无论是体罚，或是精神暴力，请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分析。尤其建议每当这样的时刻出现，将事件的整个经过详细地描述下来，然后进行反思，或许会有许多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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