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群的进化潜能与种群的遗传分化成比例，具有较大遗传变异的种群往往能够较快速地应答环境变化，从而表现出强的适应性。生物入侵常常伴有随机事件的发生，来源种群的遗传结构对入侵植物影响很大，因此已成为进化生物学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表明，入侵植物遗传特征对其入侵的成功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加性遗传变异(additive genetic variance)、显性上位(domainance and epistasis)、杂交与渐渗(hybridization and introgreesion)、遗传权衡(tradeoff)、特殊基因等，都会影响外来植物的入侵进程(徐汝梅，2003)。
入侵植物种群一般由少数引进的个体发展而来，具有显著的奠基者效应和遗传漂变。因此，与原产地种群相比，遗传多样性会降低。例如，段慧等(2005)在研究入侵植物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种群遗传结构时发现，其遗传多样性较高，在扩增的509个遗传位点中，有398个多态位点，多态位点百分率为66.43%。最早入侵云南省的紫茎泽兰遗传多样性最为丰富、变异最大，新入侵地区的遗传多样性则相对较低，可以找到明显的种源地的地缘性亲缘关系。而有些外来植物一旦入侵成功，便会通过变异来提高自身的遗传多样性，以适应更为复杂的生境，这在一些研究中得到了证实(Ellstrand和Schierenbeck，2000)。Lavergne和Molofsky(2005)在研究入侵美国的杂草Phalaris arundinacea时发现，在入侵地区的遗传多样性高于起其在原产地的遗传变异水平，表明经多次从原产地引入过程，不同基因型之间发生交换重组而导致了新的基因型的产生，缓解了引入过程中的遗传瓶颈效应，而表现出更大的进化潜力和极强的适应能力。还有一些入侵植物通过与本地种杂交与基因渐渗的方式增加适应性，如入侵北美的野生萝卜(Raphanus sativus)是杂交起源，它是栽培种萝卜和一种本地杂草(Raphanus raphanistrum)引入后杂交产生的后代，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危害极为严重的入侵植物(Elam等，2007)。由此可以看出，外来植物的遗传分化对其适应新环境有着重要意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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