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名人曹秀升
曹秀升，生于清朝康熙年间，余西场武惠堂曹氏传人，道光版余西《曹氏家谱·列传》载：曹秀升一讳为拔者，字秀升，弱岁能文，长游府庠，雅好吟咏，著有《贲园诗集》藏于家。伯、父相继早亡，奉养祖母至孝，督学郑院褒赠“刘李遗徽”匾额。康熙六十年秀才，一度在“社学”里当老师，擅文辞，有《贲园诗集》。道光年间编写的《曹氏家谱·列传》中有他的列传，另有《秀升公定耗祠碑记》为“禁革陋规以除积弊事”记述他的事迹比较详细，与传说基本相符。另外《通庠题名录》《南通县乡土志》，对他也有介绍。
曹秀升在民间故事中的形象是机智生动的，他正义侠气，好打抱不平，专和贪官劣绅作对，为平民出气。长期以来，由于故事的流传，曹秀升的名字，成了通东人的口头禅、歇后语，乃至绰号的来源，他的名字在通东言语中，几乎是智慧的同义词。
“告倒十场官”这个故事，反映了曹秀升的机智，同时也反映了官吏在封建社会的特权。中国古代有“刑不上大夫”的惯例，法律给予了某些官员特殊的权利，使其不受普通法律程序的拘束，有关司法机构，亦不可随便逮捕审问。反映了士庶在诉讼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始自《周礼》，延至《清律例》，变化基本不大。曹秀升为告十大盐场大使一路奔走，从南通直隶州衙门，到通州运盐分司衙门，再到扬州运盐司衙门，官府都不受理此案，这正是诉讼上的不平等反映，最后，江苏巡抚衙门受理了此案。
曹秀升生平任侠，灶户折价苛征，公不惜躯命，具控制台尹宪题定加一火耗，裁陋规银十六七万三，十盐场均沾其惠，而公亦诸苦备尝矣，乡人称为铁汉，建祠北郭，祭祀勿替。
民国初年编的《南通县乡土志》余西篇载：曹为拔，清诸生也。时以各场灶户被苛征独上书当道，请为清厘并题定加一火耗。卒裁陋规十余万两，各盐场颂其德，立石碑以为纪念，既又建祠于贤林祠西永永祀之。先生字秀升，素善文辞，著有《贲园诗集》行世。
（曹洪江）
平话宗师柳敬亭
柳敬亭（1587—1670），南通州余西场人，原名曹永昌，名敬亭，号逢春，因“面多麻”，外号“柳麻子”。祖父辈经商。因15岁时在泰州“犯事”当刑，为避刑罚，遂隐姓埋名，浪迹苏北市井之间，说书度日。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他渡江南下，在一棵大柳树下歇息时，想到自己尚在捕中，“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从此，便改称柳敬亭。
世间还流传着柳敬亭是泰州人的说法，这主要是受与其同时代的文人吴伟业的误导。吴伟业在《柳敬亭传》中写道:“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盖姓曹。”高中语文课本第五册黄宗羲的《柳敬亭传》一文亦提到“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本姓曹”。这种说法沿袭了吴伟业观点，在当时乃至以后都造成一定的影响。关于柳敬亭的真名实姓、籍贯、身世，已有多人进行过考证。据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通州余西场曹邦庆撰修的《曹氏校正六修谱》记载：柳敬亭，本名曹永昌，字葵宇，敬亭乃其号。
柳敬亭说书的源起
柳敬亭最初走上说书之路，完全是迫于生计。他先后逃亡于泰兴、如皋、盱眙。因听艺人说书，灵机一动，也在市上依稗官小说开讲，混碗饭吃，居然能倾动市人。由此，便以说书为业。在封建社会，说书之流，说到底，只能算是一种讨饭的技艺，且属末技，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因此，柳敬亭尽管凭着自己的聪慧和努力，以及高人莫后光的提携、指点，在街头卖艺者中显得鹤立鸡群，但他并不因此满足。一方面，他精雕细刻，突破前人窠臼，不断创新，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另一方面，他善于在说书过程中结交社会名流，在推介自己提高知名度的同时，扩大评书的影响力。
柳敬亭说书场景图
柳敬亭在说书生涯中与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秦淮名妓等多有交往。明崇祯十三年（1640），柳敬亭到左良玉军中说书，常住武昌，并帮办军务。清兵入关后，替左良玉出使南京和南明权臣马士英、阮大铖疏通关系，南明称他为“柳将军”。清顺治二年（1645），左良玉死，马士英、阮大铖谋捕柳敬亭。柳出逃苏州，重操旧业。以后在扬州、南京、清江浦、常熟等地说了10年书。至清顺治十三年（1656）春，时年69岁的柳敬亭到驻在松江的提督马逢知处任军幕，但郁郁不得志。清康熙元年（1662），柳敬亭于淮南随清漕运总督蔡士英北上至北京，演出于各王府之间，与官僚政客接触频繁，有一定影响。
柳敬亭画像
说书技艺流芳后世
柳敬亭说的书目，虽取之于现成的小说话本，但他并不照本宣科，散文家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记载他说《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称：“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说明他在说书时，对原文有很大发挥，形成自己的特色。同时，他以说表细腻见长，对原作内容，从说书艺术的特点出发，有增有删。在语言运用上，他不满足于平说，而是以轻重缓急制造气氛，以形象化的手法写人、状物。他还善于在书词中补充社会生活描写，把自己的经历、见闻、爱憎融于说书中。他在说书中形成的这些特点，一直为后世评话艺人所仿效。
文人士大夫中，写作诗文称誉柳敬亭者甚多，江东名士、如皋的冒辟疆也写过《赠柳敬亭》诗。诗云：“忆昔孤军鄂渚秋，武昌城外战云愁。如今衰白谁相问，独对西风哭故侯。”和柳敬亭同时代的除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外，还有著名文学家吴伟业、周容等人都给他写过传记。张岱写过一篇《柳敬亭说书》，描述了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技艺。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十分生动地描绘了柳敬亭豪爽、勇敢、侠义的形象，充分表现了柳敬亭的爱国热情和机智、诙谐的性格特征。关于柳敬亭的说书技艺，黄宗羲《柳敬亭传》有生动描绘：“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净空；或如风号雨泣，乌悲暮骸。亡国之恨，檀板之声无绝。”汪懋麟也曾描写他说南明兴亡事，“令四座，唏嘘良久”。可见他说书的思想性、艺术性之高，感染力之强。
凄凉的晚年生活
柳敬亭在北京说书时，虽“两眼未暗耳未聋，犹见摇唇利牙齿”，但毕竟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不能不令人替他担忧。于是，汪懋麟提醒他:“但得饱食归故乡，柳乎柳乎谭可止。”龚鼎孳催促他:“春来数醉荆卿酒，风起杨花送客归。”这样，清康熙四年（1665）暮春时节，柳敬亭买舟南下，风尘仆仆，踏上了归途。
他从北京还乡时，已是“老病萧条蓟北回”。为了糊口，80多岁还在扬州、苏州、南京献艺，“贫贱只身老云壑，山僧野叟同幽情。潦倒江湖闭双目，悲来独对西风哭”，写尽了他晚景的萧条和凄凉。据传，这位长揖公侯、平视卿相、历尽繁华与萧瑟、深受广大观众喜欢的一代评话大师，竟在饥寒凄凉中无闻而终。 （阚新华）
民族英雄曹顶
曹顶家本为明代通州余西场烧盐的灶户，其父为余西场富户曹大宾的家奴，正德九年，曹顶呱呱坠地，就是在曹大宾家出生的。主人曹大宾非常喜欢这个小子，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所以曹顶从小在这个家庭中享受着双份的关爱。他生下来就与众不同，头上有三个发穴，本地人叫作“罗”，也就是俗话说的有3个头顶，大家都叫他“顶儿”，于是“顶儿”就成了他的乳名。他是随父母在曹家长大的，所以就跟主人姓曹。曹顶慢慢长大，练就了浑身的力气，臂力过人。后来他受雇于盐贩，长年驾船出没于江海之间，从事着运盐的工作，靠此挣钱生活。他不但习惯了水上的生活，而且水性特别好，驭船的技能娴熟，这为他以后屡立战功打下了基础。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大举侵犯浙江黄岩。嘉靖三十二年倭寇进犯江南太仓、江北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适逢总督张经到通州来征兵，曹顶虽然39岁了，还是怀着一腔爱国热情报了名，应征入伍，隶属千户姜旦的水军，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江南一带抗倭。曹顶英勇善战，一次与倭寇激战于长江之中，当与倭寇所乘之舟相接时，曹顶眼疾手快，挺起手中的长叉向倭船的操舵者刺去，枪到人倒，倭舟的舵手掉入了水中。趁倭惊慌之际，曹顶一个箭步跃入倭舟，把船的铁锚抛入江中，使其不得动弹，然后迅速点燃火把焚烧倭船。倭寇纷纷嚎叫自乱，这时江南水兵乘势奋击，大败而去。曹顶也因为这一仗在江南水军中声望大振，成了远近闻名的英雄。由于他功绩显著，受到了表彰和提拔，成为一支有30艘哨船、500名士兵的水军首领。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安徽歙县商人汪直等人勾结倭人大举入侵，这时中国沿海全线告急，倭寇所到之处，肆行杀掠焚劫，如入无人之境。(www.xing528.com)
闻家乡遭受倭侵，曹顶奉命带领部下速往增援。由于他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断地骚扰敌人，打得倭寇晕头转向。倭寇自知长期下去也不是办法，况且打探到不日将有大批援兵到达，生怕被内外夹击，他们很想在大批官军到来之前结束战斗，于是暗中制造云梯，谋划着4月24日对通州发起总攻。
曹氏宗祠遗址
这天通州城像往常一样迎来了早晨的太阳，料峭的春风吹得人毛骨悚然，持续22天的战斗让人疲惫不堪。这时倭寇集中优势兵力，千弓劲发，箭如飞蝗般向城墙上守兵射来。在强攻中，他们架上云梯，试图登上城墙，从而突破通州城防。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参将解明道和扬州通判唐维亲自指挥城中的官兵从城墙上向下投扔砖石，发射火炮，一次次地推倒云梯，拼死抵抗。从寅时到巳时，激战了8个小时，城下倭寇横尸100多人，通州城仍坚如磐石。
此时，曹顶率部在城外突破敌人防线，与城内相互呼应，打得倭寇首尾不接。曹顶智勇兼备，从不畏惧。倭寇每至，势如风雨，其他部队常常不能抵挡其锋芒，只有曹顶的部队能勇气百倍，等闲应之。有时以一敌百，依然勇往直前。每次战斗，曹顶总是冲锋在最前面，即使阵前矢石如雨，他也无所畏惧。有一次，他手中的盾牌被倭寇打落在地，后面的士兵见到这种情景都脸色发青，担心他会惨遭不测。但曹顶并不惊慌，从容以对，当敌人的枪向他刺来的时候，他眼疾手快，把枪夹在了自己的腋下，并把倭寇掀翻在地。这时他左手飞快地拾起盾牌，右手随手拾起地上的石块向倭寇扔去，敌人一见此景都十分害怕，没有人敢追赶曹顶，与之激战。
曹顶部队有一士兵，在战斗中被倭寇围困，拼死突围，倭寇挥舞着大刀，多次几乎要把他砍下马来。在这惊心动魄之际。曹顶操起手中的长矛赶来解围，只见矛起人落，当即刺杀一倭寇。倭寇见状，纷纷聚集前来应战，曹顶又杀一人，同时挟着他的士兵同骑一马突围归来。
曹顶常常对他的士兵说：“在战斗之时，千万不能落在队伍的后面，如果落在后面就容易被敌人偷袭。”
这次通州城内没有遭到荼毒，固然是因为城内人民同心苦守，但曹顶在城外扰敌之功不可磨灭。此后不到4天，淮徐副使李天宠率徐州、宿州、邳州的大批援兵来到通州增援，通州城内外合击敌。经过20多天的浴血奋战，倭寇大败。倭寇狗急跳墙，放火焚烧通州城3门和城外乡村民房，并把西寺烧了个精光，然后狼狈地撤到狼山，抢了几十条船遁海而去。这次战斗，曹顶率领部下杀敌100多人，但他负伤数十处。
曹顶没有辜负通州人民的厚望，他不怕牺牲，战功显赫，受到了赏赐。论功应当提拔为更高一级的部队头领，但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局势平稳之后，他便退伍回到了家乡。
曹顶为人谦虚厚道，每次战斗斩获倭寇的首级，总是分一部分给别人拿去论功获赏，而自己从不计较战功的大小。他讲义气、感恩，每次拿到了赏钱，总是悉数拿给主人曹大宾一家，自己袋子里连零花钱也不留，乡舍四邻没有人不觉得他贤能的。大家都称他为通州的“长城”，有了他就壮了胆，不怕倭寇再来侵扰了。
曹顶退伍后，就在城山路上开了一家面店，卖面条。这条路，是人们去狼山烧香礼佛的必经之路，面店生意不错。曹顶起早贪黑地和面、揉面、擀面，天天手不离擀面杖，好在他身高力大，还能吃得起这个苦，但即使如此，他做的面条还是供不应求。曹顶边擀面边思考，如何才能既多擀面条又不花太大的力气呢？有一次他回家看到一村民在铡草喂牛，这事启发了他，终于想出一个妙法：在特制的矮桌上，系上一根牢固的麻绳扣，擀面杖套在绳扣里，这样，举手轻轻揉面，随着麻绳晃动的惯性，身体随之边揉边跳，擀面速度就大大加快了。由于面团经压制，产生面筋，极有韧性，条条不断，吃起来别有风味。一天，一位顾客吃得特别高兴，问：“这种面叫什么？”曹顶灵机一动，含笑答道：“叫跳面”。后来人们把南通的刀切面称为“跳面”，又叫“曹顶面”。由于加工工艺讲究，外观粗细均匀，条长爽滑，柔韧有筋，因而久煮不烂。食时，韧而不硬，耐嚼有味。倘若配以各种不同的浇头，佐以酱油、猪油、味精等拌炒，味道特别可口。
曹顶塑像
曹顶做做小生意，生活得倒还惬意，谁知又一场大的灾难即将降临。倭寇之所以屡犯江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垂涎当时富甲天下的扬州。为了保障扬州不受侵犯，明朝朝廷于嘉靖年间在狼山设镇置将，布陆营、水师，以保卫扬州的门户—通州和泰州。嘉靖三十六年（1557）农历四月十一，一只倭船载着70多人从掘港场登岸，他们所到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官兵们紧急出击，展开了合围之势。在官兵的一路追击下，倭寇流窜到了白蒲镇。这时淮扬兵备副使马慎指挥部队在离通州城北五十里的陈家庄把倭寇包围，杀贼30多人。曹顶参加了这次围敌之战，临阵时，他对倭贼大喊道：“龟孙子，我来了，你还认识老子吗！”声音洪亮，令倭贼心寒胆战。
两天之后，剩余的倭贼向南逃跑，官军乘胜追击。而曹顶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从辰时追战到午时，战斗激烈进行了3个小时，曹顶一直追贼到单家店的赍志桥（今通州区平潮镇）。天上大雨滂沱，湿滑的小路上泥泞不堪，在奔驰中，曹顶大叫一声：“不好！”话音未落，他乘骑的战马就滑倒在泥泞的壕沟之中，而他身负重伤。这时在前面逃跑的倭寇勒马回身，向曹顶扑来，后面的倭寇不久也会合到来，在前后夹击下，曹顶虽遍体鳞伤仍然全力奋战，因寡不敌众，倭寇乱刀相加，曹顶头上鲜血直流。肠子都已被刺得流出了体外，但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血战不止。他拖着流出的肠子与敌人殊死搏斗，以至于他的尸体与泥掺和在一起，惨不忍睹，其悲壮惨烈之程度，无以复加。通州人民听说曹顶不幸殉难，无不痛哭流涕。
加害曹顶后，倭寇逃窜到了天生港，最后被如皋知县陈道带兵夹击，全部消灭。这也许可以稍慰曹顶在天之灵。
曹顶牺牲后，通州人民把他的残骸埋葬在城中路观音堂附近。他的事迹被上报朝廷，皇帝下诏为他立祠。于是在其墓地建“曹公祠”，塑横刀立马像。通州人民都称他为“曹将军”，私谥“义勇”。在其殉难处平潮建了“曹公亭”。曹公祠的旁边有一高土墩，原为明代抗倭报警的烽火屯，通州人把曹顶所杀的倭寇埋葬于此，名为“倭子坟”。
（汤俊峰）
觉正法师
觉正法师
1918年农历七月初一，觉正出生于四甲东吴家桥（今海门市王浩乡）的一个信士农家，俗姓王，学名福岩。从小聪慧，过目不忘，十二三岁就能全文背诵《大悲忏》《观音咒》和《瑜伽焰口》，人称“佛子奇儿”。
17岁那年，觉正在三余镇禹稷寺剃度出家，拜又真法师为师，法名觉正。1944年，26岁的他跟师傅来到二甲香光莲社。翌年，他赴句容宝华山受戒，同年，考上常州天宁寺佛学院高级班。因病，只读了1年，但长进很快。1946年，挂单于狼山的白衣庵、观音院和城区的慧光楼。觉正法师长期居于上海觉圆净业社念佛堂，从1947年到1966年，除中途去了普陀山伴山禅院4年外，在上海度过了十五六年时间。其间他热心邀名师大僧来讲经，其中有为人熟知的虚云、如山、海灯等，他博取众家之长，刻苦修炼，佛业大进。“文革”10年，觉正法师身在龙华寺。1984年，普陀山方丈妙善邀觉正法师到法雨寺任都监，到任后，他把百废待兴的法雨寺里里外外都修复得像模像样，管理得井井有条。不久，觉正法师被选为普陀山佛协副会长，任佛学院教师，负责僧侣受戒，并创建“印光法师纪念堂”。此时觉正法师道德高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国内外千千万万信众，皈依弟子如云，已不下2 000人。
香光寺在1987年重建。觉正法师心系故土，特从北京恭请一尊玉佛，1991年回通参拜祖庭，并为重辉祖庭首捐20万元。此后经过通州市政府和二甲镇政府的诚聘以及当地信士民众的热盼，祖庭情结终于使他毅然辞去法雨寺及普陀山佛协的任职，法驾香光重掌法印，开始寺庙修建的重辉工作。此时年逾古稀的觉老，不辞劳苦，跋涉于港澳之地，往返于沪浙之间，募化集资。由于觉老德高望重，心虔志诚，众皈依弟子纷纷慷慨解囊，一座座殿宇拔地而起，一尊尊佛像重塑金身，一处处厢房相继落成。先后二十余载，募捐两千余万，打造了如今辉煌壮观的香光宝寺。
2016年8月5日法师圆寂于香光寺，享年99岁。
（周 忠 曹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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