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孝子夏旸：千年运盐河畔的龙城

孝子夏旸

孝子夏旸，字国辉，明代余西场人。他家数代为石工，与曹顶家为邻。夏旸虽识字不多，但秉性纯厚诚笃，奉养父母以孝闻名。每天晚餐，多以比较浓厚的米酒给父母亲喝，或伴唱小曲儿数段，或引儿女几个在二老旁嬉戏娱乐，家庭和谐幸福。如果二老偶尔有些不悦，他与妻子朱氏，便感到局促不安，恭敬地跪在石阶上，等候二老改容才敢起身退下。

有一次，他母亲卧病在床，想吃水果。当时他家已移居通州南郊。那天夜里，天正下着大雪，家中没有水果。他冒着大雪进城，奔水果店去敲门，店主怕寒不肯起来开门。他在门外哭泣，感动了店主，店主便开门把水果卖给了他。某日，他在山中采石忽然觉得一阵心痛，即刻联想到母亲的疾病或许复发，慌忙回家，母亲的疾病果然十分危险，正等着看他最后一眼。

母亲去世后，他怕父亲独处，誓不出远门，晚上与父同寝，不复入妻室。同寝时抱着父亲的双脚睡，寒冬腊月里，以自己的身体温暖尿壶。如此十多年后父亲方离世，享年94岁。治丧期间，费用短缺，他出售财产以补充短缺。丧葬结束后，他十分虔诚地供奉父亲的灵位，朝夕出入，事无大小，必先上香叩头，然后才外出。遇祭飨时节，终日呜咽，伤感悲怆。遇疾风暴雨，经常步行至父亲的墓地，攀树泫然，几乎与父亲初卒时无异。

当年父亲在世的时侯，夏旸的儿子与叔叔因为一件小事而不愉快，被气愤的叔叔殴打致死，他恐怕老父亲伤心，只在私底下含泪，没在老父前说一言，恐老人家为难。他的好名声传的很广，无论认识与不认识的人都在称赞他，并称他的居住地为“旌孝”里。

巡盐御史刘存德，巡视通州，听闻到他的名声，召见了他。御史大人因多年在外宦游，没有在家奉养双亲，很是嗟叹；久久地抓住了他的手，相对流泪；命司衣官，取来衣服一套给他，并且还亲自为他试穿。当时的扬州推官朱箎曾赠他诗扇，认为他可比古之鸿儒。理学名家欧阳瑜在通州任学正时，经常一日数次来到他的庐舍，与他谈心，徘徊不忍离去。在夏旸离世后，督学御史莆田人黄宏毗，请旨下诏通州为他立祠旌表。于明代嘉靖三十六年（1557）奉旨建造了“孝子夏旸祠”。 （曹 婧）

监生曹闳绩

清余西场人。字懋功，监生。平居砥行砺节，于人廉取厚与。曾拾遗金于道，遍访其主。有人止之曰：“此为刘某所遗。刘颇富裕，非比穷急者。”卒不肯攘为己有而自玷名节，袖而还刘。某日往苏州，归途中寓福山旅邸候风。值风暴陡作，江中舟覆，救生船得四人，尚有二人未起。绩闻之，捐三十金招渔船往救。翼旦乘早潮去，停午果载两溺者至。获救者叩头谢恩，绩答曰：“此汝辈命该不绝，于我何与？”后游江西，舟行樟树镇，绩失足坠落中流。舟子以篙划水，绩仍得缘篙而上，人谓盛德之报。寿至90。 （曹洪江）

武进士魏挹葵

清余西场人。字向中，号松龄。康熙三十六年（1697）武进士。姿貌伟岸，美髭髯，望者服为将才。雅爱笔墨，喜白毫，好名人书法，家有薄田，尽以易之。由此书法名噪一时。晚年重听，自号“龙耳散人”。当时论书法者以“龙耳散人”为最。亦工诗，著有《龙耳散人诗存》。弟挹芹，字乐采，号秋圃，一号鹿野。诸生。亦善诗文，工草书。尤豪于饮，引满一斗，纵横挥洒自如。著有《秋圃诗草》。 （曹洪江）

书法家周维藩

清余西场人。字价人。母梦道童负笔入室而生维藩，遂取小字曰“笔生”。爱临晋帖，随拈一物皆作运笔势。历40余年，书入妙品。时以书品易布匹周济寒士。康熙五十七年（1718）冬游邗上，见残雪地有紫光，拨之，得端石砚，质甚细润，肖鹅形，旁铭隶书“右军”二字。诗人沈德潜见而美之，谓“旧物有归，亦由摹古精诚所感”，为作《古鹅砚歌》。 （曹洪江）

举人谢重菼

清余西场人。字採蟾。乾隆六年（1741）举人。博洽群书，尤工制艺。为人古傲，贫不失志于人。居家勤俭，自负薪米，然犹衣冠不苟，俨然有不为冥冥堕行之意。金沙场人邱生慕其品望，延以馆业。其训诲子弟极严，数十年操履端方，不阿于世。后归余庆，卒于家。 （曹洪江）

孝子曹溥

曹溥，字敷远，号宏德，清余西场人（武惠堂曹氏迁南通州余西场第十七世族祖）。他是南通家喻户晓的大孝子，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十三人物志中有传；余西场示意图中，明确标注孝子坊位置，在余西龙街中部跨街而建。嘉庆《曹氏家谱》列传中，除详细记述其孝母外，还记录了官员对其表彰：“圣朝以孝治天下，乾隆二十年，蒙督学梦公麟、州守王公继祖给‘敦伦风世’匾额，载入盐志；乾隆二十六年，又蒙督学刘公墉、州守张宗衡给‘莱衣继美’匾额，加批载入州志，崇祀忠孝祠”。

《曹氏家谱》列传释文：“曹溥，字敷远，号宏德，龙升公之子也。公四岁失怙，赖母梁太君教育成人，择配彭氏，公奉太君至孝，就养之下靡不先意承志。公年甫十七，太君遘厉疾卧床七年，四体不能运动，公延医调治，常服参茸未痊。七年之丙日则侍立夜伴寝起，身必亲自扶抱，饮食必亲自调制，亵衣溺器必亲自涤荡，勤勤恳恳未尝废逸，以至家资殆尽，宗族咸悯之，而公毫无愠色，惟期得报罔极之恩为幸。厥后太君殁，公衔哀至诚，衣食棺椁亦得称情中礼，服满之后，每逢忌日，设祭中庭，俯伏号泣，至老弥笃，此所谓孺慕之诚，终身如一日也。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乾隆二十年，蒙督学梦公麟、州守王公继祖给‘敦伦风世’匾额，载入盐志；乾隆二十六年，又蒙督学刘公墉、州守张宗衡给‘莱衣继美’匾额，加批载入州志，崇祀忠孝祠。公生子四，长兰芳，性情恬淡，享年八十有二，恩旌有典。次大龙，天资颖秀，品行端方，早岁游庠，著有诗文行世。三梅玉，职列国学，赋性慷慨，捐粮出粟，凿井施棺，其事彰彰。四杏魁，孝友谦和，沉潜经籍，因亲年高恐妨进取，亦列均总，吁此以观后嗣，可谓繁昌矣，何况绵绵翼翼，生齿正未有艾也，然非敷远公有不匮之行，曷以获斯永锡之庆哉，用是备录之，以光家乘，以敦风化云。”

曹氏家谱图

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十三人物志下孝友传释文：“曹溥字敷远，三龄失怙，闻母述父所嗜，逢讳日必备以祭，年十六，母得瘫痪，扶持左右，不避秽浊，历七年弗懈。”

“敦伦风世”“莱衣继美”匾额经多方询访，至今下落不明。“皇清旌表孝子曹溥之坊”，20世纪中期遭难，仅存残骸，幸闻地方政府有重建设想，盼望早日动工。至于孝子坊的建造年份、规制等有待进一步考证。

（曹洪江）

李 同

李同（1814—1894），清朝通州余西场举人，因忠孝迂腐，仕途没有进展。但是，每三年必赴京再考。光绪二十年（1894），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岁寿辰，朝廷特开“恩科会试”，李同这年80岁，须眉皆白，仍然随儿子、孙子一起赴京博取功名。到试场大门，守卫以为他是送考人，拦住他说：“陪试者不得入内”。李同豪迈而答：“举子三代同科应试。”于是放入考场。皇帝闻之大喜，说：海内升平，四方士子，皆思报效朝廷。即赐余西场举人李同进士及第。颁发了进士朝服顶戴。

李同归乡，大开贺宴，宦官大户盈门，贺礼颇多，泽及子纱。李同坐在街西曹宅古银杏树下，畅述京城盛事，情绪激昂，喜极骤病。朝廷名医也来千方百计救治，但终因李同年迈，回天无术。其家正堂悬匾额，上书“进士及第”泥金楷书，其匾毁于“文革”。

位于龙街西侧的李同故宅

悬挂御赐匾额的门梁

李同故宅大门

（资料来源：《余西古镇汇编》）

隐士诗人曹大同

曹大同是明代嘉靖年间通州余西场人，属武惠堂曹氏迁南通州余西场第十世。生于正德三年（1508），卒于万历九年（1581），享年74岁。字子贞，号于野，又号异庵。岁贡生（每年从各州、府、县选送国子监就读的人），授光禄署丞，因不喜逢迎，未几弃官归。居南通城南，潜心购金石古文诸书名画，致力辑录类书《艺林华烛》，凡百六十卷，可惜稿未刻而散佚，流传下来的只有《曹于野集》抄本（1939年经畲楼石印本）。

曹大同将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辑录类书上，诗集有《玉珠楼稿》，可能是他仕宦期间的作品，也已失传。现在看到的这些诗词应是作于中晚年。曹大同是个饱学之士，诗也很有特色，但他的诗名不显，清代沈德潜、周准编的《明诗别裁集》未收其作品，明代陈继儒编的《皇明诗选》，只选了他《登燕子矶》一首，称其诗笔雄健。

和曹大同同龄的湖广按察使俞宪为《曹于野集》作序，其中说到曹大同“家素饶裕，读书城南别墅，建玉芝楼颇胜”，说明他不是寒士。但从曹大同的《静胜轩赋》中可以看出，他的晚年生活惨淡贫困，“穷非通其不鄙兮，贱无贵以何忤”，就是当时的写照。明嘉靖乙未（1535）进士、官至刑部侍郎的陈尧为《玉芝楼集》作序中称他“不愧山人，山人之文，盖搜奇抉隐，肆力刻精，可名一家者”，可见他是厌倦仕宦、骋怀山林的隐士。他有壮志、有才情武略，只是“风云未便”，不能仕途腾跃。他曾是个小官，供职的光禄寺掌管宿卫侍从、皇室膳食之事。在这个位置上，他既难酬壮志，又看不惯官场的蜗争蚁斗和奢华靡费。他景仰的是古代的隐士高人。曹大同归隐以后，淡泊自适于田园、林壑、寺庙之间。即使是尧舜，曹大同也不愿做其忠臣顺民，这比对帝王抱有幻想的很多隐士还要清醒些、强硬些。所以曹大同是封建社会中铁骨铮铮的文人，高蹈于消极遁世的一般隐士，而那些半隐半仕或身在山林，心存魏阙的假隐士，更不能望其项背。

作为隐士，曹大同向往的是自由而长生的神仙世界。神仙是道教的产物。明代的皇帝普遍信奉道教，世宗更为笃信，甚至荒废政务，信方士，服丹药，士大夫也纷纷效尤，可谓举朝狂惑。因此，嘉靖四十五年（1566），时任户部主事的海瑞上疏批评世宗迷信道教。曹大同的神仙梦想主要寄托在其诗歌天地中，与服食丹砂、痴迷长生者自有区别。他在《郊居四首》中写道：“畸人原野性，鹤氅意仙仙”“荜萝从小隐，魂梦游太初”这些都证明他居在山林，梦在仙界，不合于世人。他的《游仙十首》集中地抒发了其高洁胸怀和神仙梦想。他以壮丽奇幻的想象描写仙界景物、神仙、动物以及自己的行为感受，视野极为开阔。

作为隐士，曹大同也有其交往的圈子和敬慕的人物。生活于正德、嘉靖年间的文徵明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吴中四才子”之一，为人谦和而耿介。时四方慕求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他辞受界限极严。有里巷贫民拿着饼饵来求书，他欣然纳之；唐王派人送黄金求画，他坚拒不纳，不见其使，信也不肯启封。宁王朱宸濠慕名相聘，他托病不赴。从七品官做了一年后即栖息林下，做隐士去了。“伊昔嗟歧路，于今就范型。”（《奉赠衡山文丈二十韵》）文徵明对曹大同的影响很大。

陈尧是曹大同的诗友，他为官能体察民情，世称“名臣”。曹大同在赠诗中写道：“高谊激颓风，欢觏失升沉。”（《赠陈大参梧冈》）说的是陈尧崇高的情谊荡涤了自己的颓丧之气，欢乐的相遇把升沉得失之心消除了。

虽是隐者，曹大同仍有忧国忧民之热肠。明代中叶，倭寇侵犯东南沿海，甚为猖獗，鞑靼在北方也扰边不休。嘉靖二十六年（1547）倭犯浙东，诗人怒斥当局的腐败无能，又为不能为国杀敌而叹息。南通狼山倭寇被歼，诗人作诗欢呼：“万镞千锋杀气多，鲸鲵初剪海澄波。凯旋马上纷横吹，乐部新翻水调歌。”他喜和儒将交往，曾作诗赠王将军、徐将军、刘督抚、王指挥使等。他最憾恨的是人才良莠的颠倒，他借千里马作喻：“驽骀下乘蒙绣黼，尔辈流落江之浒。……呜呼，天产真才何代无，悲心伏枥悲穷途。”（《题赵子昂画马卷》）“丈夫处世坎坷复如是，拔剑四顾发上指。……君不见汨罗抱石空自沉，楚和双刖罪难任。”（《行路难二首》之二）面对污浊社会，他抒发了“金刚怒目”式的愤懑。诗书万卷饱其学养，山川行旅豁其胸襟，幽居安雅养其情致，曹大同孤傲自负，铁骨铮铮的性格，在同时期的诗人中是少有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徐振辉）

辛亥文人马甸清

马甸清（1890—1914），字又春（村），南通州余西场人。自幼聪颖，年方十二，已修《十三经》。曾入当时的南通县高等小学校，后考入江苏英文专修馆，馆废，转学江苏高等学校。

辛亥革命期间，武昌起义，亲赴武汉，入敢死队。经人荐言当局，任巡记，旋擢都督府秘书。时清军得汉阳，武昌甚危，马先生独无所惧，都督黎元洪因倚之。因先生性格恬淡，不愿宦途，遂辞去官职，黎元洪爱惜其才，欲资助其去美国留学，马先生又力辞。

主笔《中华民国公报》期间，所发言论与黎元洪相左，旋与张振武别组《震旦民报》。又因有人离间，报馆事罢。淹郁汉上，得肺疾而归，民国四年二月八日卒于家，时年24岁。

《中华民国公报》，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机关报，经费由军政府津贴，于1911年10月15日创办，并以孙中山名义发布文告，以扩大革命影响。

《震旦民报》1912年1月由张振武创办。张振武（1877—1912）湖北竹山人。原名尧鑫，字春山，又字竹山。肄业湖北省立师范，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共进会，负责财务。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任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督师与清军激战。汉阳失守后，力主坚守武昌。次年与孙武等在沪组织“民社”，推黎元洪为首领。不久返回湖北设立支部，政见与黎分歧，另组《震旦民报》。不久因黎勾结袁世凯，诱其赴京任总统府顾问而被害。

有关马先生的资料比较缺乏，在民国时期的报刊中，只见乡贤费范九和瞿竞人在文章中提到。2010年暮春，笔者曾专程至余西古镇，拜访了马氏族人、现年86岁退休教师马汉杰先生。据其介绍，马甸清跟马一行（尔骏）同属余西马氏一支，马一行祖父字石村，生二子，长子小春（村）（秀才，乃马一行之父），次子又春（村）（即马甸清）。对马甸清的生平，由于汉杰先生出世较晚，无法提供详尽资料。故而对马先生，只能作简略介绍，有待发现新材料后再补充。

（曹洪江）(www.xing528.com)

辛亥老人施述之

施述之先生，名承谟，字述之。清光绪三年（1877）出生于通州二甲镇。当时的二甲已成为通州的一个重要土布贸易集散地，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他的祖辈在清代同治年间是小商贩，他的父亲，开始带领自己的孩子学文练武。他的父亲和大哥是武秀才，二哥是武举人。施述之少时好学，约20岁时考中秀才，以后开馆教学。在此期间，他看到当时的清廷日趋腐败，地主豪绅横行乡里，他性格刚直，便逐渐对封建统治者产生了不满的情绪。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907年，施述之入会。同年，他在二甲镇开办了一所小学堂（二甲小学的前身）。

1911年，施述之担任余西市自治议事会副议长。这年，通州商会巧立名目，规定凡织成南通土布一匹，纳收一钱，这使广大贫苦农民肩上的负担更为沉重。施述之多次以笔墨批评商会领导人。因此，激怒了当时南通的“土皇帝”，“土皇帝”借助官府势力，将施述之以“乱党”的罪名“通缉拿办”，于是施述之乔装岀通城，经石港亡命上海。

施到上海后，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做通讯联络工作，同时担任了持志大学的国文教员，以维持生计，并经常向国学大师章太炎求教。辛亥革命后，施述之就任江苏省第一届省议员，并和章太炎及何世桢、茅祖权、季方等往来不绝。

1912年夏天，当时的南通县议会在旧贡院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南通市公安局）开会，在审核地方财政时，因总商会的经费中有一部分是布厘钱，县议员认为这项收入应列为全县的经费，不应全部拨给商会使用。商会就派了坐办马息深到会声明理由，马态度蛮横，引起议员的不满，当场就被施述之和顾群（平湖人）、李宾（金沙人）等拖出会场，马息深的一只假眼珠子也掉了下来，满场大笑。议长于香谷劝阻无效，立时宣布散会。

1913年到1917年，施述之还在上海参加了“二次革命”“护国”“护法”等运动。在这期间，他曾代表章太炎赴河南开封与督军岳维峻联系建立护国军事宜。他完成章氏所交使命后不久，就任河南省尉氏县知事。

1917年至1921年间，施述之经常和季方、何世桢等到当时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环龙路44号）工作，参加部里组织的活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数日，施方白（同盟会员，启东人）被加以“跨党分子”罪名，在上海被捕，施述之、茅祖权等四处营救，使其幸得脱险。

1927年冬，施述之出任当时的海门县县长。到任后，就将当地“贩土大王”陆冲鹏、陆棫人的爪牙薛荫田拘捕。陆氏兄弟对其恨极，千方百计想撵走施述之。由于施得到当时担任民政厅厅长的茅祖权的支持，因此，尽管陆氏用尽心机，也未能把他撵走。1928年初春，陆氏兄弟由上海回到当时的海门县富安镇，纠集手下一班喽啰，并威胁利诱一群佃户借口赴县请愿，企图捣毁县府，杀死施述之。不料施早有所闻，已在县府周围密布岗哨，戒备森严。一天，陆氏兄弟带领大队人马，由富安镇一直沿公路蜂拥而来，施述之得报，即派少数士兵留守县府，大部分士兵由袁执中（黄埔军校毕业，北伐军营长）率领，向东迎击。陆棫人当场就擒，陆冲鹏逃往上海。陆棫人被缚解到县，开庭审讯后，即钉镣监押。当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可是，没几天，驻沪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派了一个副官，带领武装士兵十余人到海门，要求将陆带往上海。施述之深知该总部之要人与陆关系密切，一旦陆去上海，无异放虎归山，当即备文呈复，以“陆棫人触犯刑法，已按司法程序审理，并已呈报高等法院，无法遵办”等词顶了回去。后陆虽经县判处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但在陆的上诉审讯终结时，省高等法院竟撤销原判，宣告陆棫人无罪，当庭开释，财产原封发还。此案虽然告吹，但施述之不畏强权，仍坚持与恶势力作斗争。

1928年5月，施述之调任当时的南通县县长，在任期内焚毁了黄金荣的门徒陈某运到港口的几十箱鸦片烟土、海洛因等毒品。这年7月，共产党员朱理治同志由上海回到故乡余西，开展革命活动，借宿于余西小学内。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一王姓委员到余西办理“整党”事务，在朱理治被褥下搜得一纸条，遂罗织罪名，将他逮捕，寄押于县府看守所。施述之虽以县长兼理司法，但只管一般民事、刑事案件，政治案则由军法官审处。施述之与朱的族叔朱溥泉素称同乡莫逆，便通过秘书季汝蔚，对朱常加照拂，使之未遭迫害，并派人教以开脱之计。

那时，国民党县党部蔡国华等党棍，借抵制日货为名，向商民强行敲诈，引起市民的反抗，市民关门罢市，游行示威，并将蔡打伤。施述之对蔡的行为也是极力反对的，因此蔡国华等人就把所有的怨仇集中到施身上，上报省党部，由此施述之就与国民党脱离了关系。

1930年间，施述之赴北平，参加了冯玉祥组织领导的倒蒋活动，未能成事，复回沪上。

1932年至1934年，施述之被当时的江苏省主席叶楚伧任命为省视察。时逢两淮水灾严重，施在视察过程中，察觉到由于地方政府腐败，灾区人民深受其害，就将此情上报省府，查办了一些贪官污吏，但他也因此为一些政客所不容。到了1934年年底，他被迫辞去了视察的职务。

1936年，江苏省政府为了照顾他的生活，给他挂了个海启营业税局局长的职务。

由于施不愿和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而备受忌恨和排挤，遂于1940年远离政治，客居上海，以读书写字消磨时光。虽然生计日蹙，幸有子女赡养，差可免于冻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施述之精神为之一振，应邀参加了上海市政协，并参加了民革上海市委的各项活动和各种会议，致力于国家建设事业。1958年4月，施述之因心脏病猝发，经医治无效，逝于上海市西藏路红十字医院，享年81岁。

（王士明）

晚清民国学者曹文麟

曹文麟（1879—1951），字勋阁，号君觉，清光绪五年（1879）正月初九日生于通州。6岁入塾，光绪二十年（1894）始学于戴镜芙先生门下。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因中国在战争中惨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曹文麟受此影响，从此多注意新学，留心时务。光绪二十三年，他应院试为通庠秀才。光绪二十七年（1901）赴上海。自戊戌变法以后，阅读西学新知报刊益多，并经常与好友习位思、宋翰飞等讨论，遭到当时守旧人士的嘲讽。光绪二十九年（1903），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开校，入第一届本科学习，为张謇先生赏识器重。光绪三十年（1904）留学日本，入清华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日本大学高等师范部学习。光绪三十四年（1908）回国探亲，为张謇、孙宝书先生挽留，参与创办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宣统元年（1909）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成立后任监学，并参与擘画地方教育事业，兼任巡警教练所及监狱学传习所法学课。宣统三年（1911），辞监学及管理职，任中学国文、伦理、法制、经济课教员。遵张謇先生嘱，兼银行专修学校、商业学校国文课。民国二年（1913），兼女子师范学校国文及法制、经济课。民国三年（1914），辞中学职，任江苏代用师范学校、南通县女子师范学校课教员。民国九年（1920），辞女子师范学校事，专任省代用师范学校课教员。后又兼崇敬中学等校课务，民国二十三年（1934）兼南通中学国文课。民国二十七年（1938）南通沦陷后，毅然赴南通师范海复侨校任课如常，后以年高体衰，闭门家居，抱病著述，1951年因病去世。

曹文麟先生因家学渊源，擅长诗文，是通邑著名的诗人文士，历来被尊为“民国南通四才子”之一（另三人为徐昂、顾怡生、顾贶予）。先生诗文醇丽，积稿甚富，惜多散佚，今留有《觉庵联语乙编》《渡江漫记》《风波侣徂东诗草》（油印本）等。2004年3月，南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版了《觉未寮文汇—曹文麟诗文集》上、下册（“江海文库”第一辑之一）。

曹文麟先生是一位名闻江淮大地的名师，从1908年起，先后受聘于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今南通中学）、巡警教练所、监狱学传习所、银行专修学校、商业学校、江苏代用师范学校（今南通高师）、南通县女子师范学校、崇敬中学、南通学院附属中学、南通学院医科等十余所学校，教授国文、伦理、法制、经济、法学、子学、国文典、国学等课程，为南通教育事业无私奉献20多年，桃李遍江淮。在曹文麟先生的从教生涯中有三件事特别值得重视。

一是协助张謇、孙宝书创办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光绪三十年通州师范资遣4名学生留学日本，曹文麟以私费同往。九月入清华学校。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入日本大学高等师范部。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曹文麟回南通探亲，被张謇先生、孙宝书先生留办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曹文麟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协助张謇、孙宝书创办通海五属公立中学。

早在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张謇就邀集厅州县官绅讨论建中学事宜。这次会议后，通海五属公立中学的筹建工作就分头开始实施，或勘察校址，或监督筹款，或建筑校舍，或延聘教习……曹文麟则受孙宝书先生委托，到通海各地视察各高等小学课程。据“十月，往如皋、泰兴视察各高等小学课程，时敬民先生为中学监督，以各高等小学生所学或不齐，升中学后须整理也。教育之兴，肇于各地人才，国家未有法令，课程任其意定之，故学科之多寡有殊，进度之浅深各异。十一月，往海门视察，并受州教育会嘱托，考查沿途各初级小学成绩”。当时通海各地高等小学的课程设置、教学进度、教学质量，乃至于学生年龄都差异很大，只有掌握真实情况，方能异中求同，对症下药，使新办的中学能与高小衔接。宣统元年正月，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招收第一班学生，入校学生计43人。二月十六日（3月7日），正式开学，孙宝书为校长，曹文麟任监学，并讲授国文、伦理、法制、经济课。曹文麟总计为创立时期的南通中学服务7年，为学校规范办学、提高质量殚精竭虑，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曹文麟还兼任附设于通海五属公立中学的巡警教练所及监狱学传习所法学课教员，国文专修学校管理员，银行专修学校、商业学校国文课教员等职。

民国二年七月，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改省立，称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学校办学陷入低谷。曹文麟认为公立中学改为省立，已非张謇先生所创事业，不愿留任，遂于民国三年八月辞职。

二是忠实服务母校南通师范。从民国二年起，曹文麟开始兼任张謇与其兄张詧等共同创办的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国文及法制、经济课教员。民国三年八月，曹文麟辞中学职，任江苏代用师范学校及南通县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民国九年，辞南通女师事，专任省代用师范学校教员。之后曹文麟虽也兼职他校，但在母校南通师范则一直弦歌不辍。1938年南通沦陷，南通师范东迁通海垦牧公司通师第二附属高等小学校继续办学（史称侨校），曹文麟虽年届花甲，仍不惮辛劳和乡间生活的艰苦，毅然赴海复侨校任课，坚持敌后抗日教育。民国三十年（1941）后以年高体衰，闭门家居。

曹文麟先生为南通师范教育事业服务近20年，为南通基础教育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精良师资，赢得了学生们的衷心爱戴。

三是无私奉献当时的南通县教育会。曹文麟曾担任过许多社会职务，宣统元年任法部法制馆江南调查局委员，调查民情风俗；宣统三年任通州光复后军政府参议；民国元年（1912）被选为县议会议员，旋由议会选为参事会参议员，同年被选举为国会初选及省会初选之当选人；民国八年（1919）被选举为当时的南通县自治会议员，旋被选举为理事会理事。在众多的社会职务中，曹文麟担任时间最长的，则是当时的南通县教育会副会长。南通县教育会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初名通海五属学务公所。两年后，根据清学部《劝学所章程》，学务公所分为劝学所和教育会两机构，教育会始单独设立。先后任江苏学务总会会长和中央教育会会长的张謇，对南通教育会有更多的关心和指导，因此，南通县教育会具有特别的示范性，为全国教育界所注目。民国八年（1919），南通县教育会举行第十二次大会，曹文麟被选为副会长。曹文麟“以生平有为长之戒，辞不应选，久之未获”。次年又被选为副会长。曹文麟“以会之巡回讲习主任俸故薄，建议以两会长每月夫马费银二十圆益之，得孝若同意，宣布于评议会，遂为定案”。民国十年（1921）县教育会第十四次大会选举正副会长，曹文麟当开会之始即宣言谢选。莅临大会的张謇中途退场，曹文麟送张謇出场，张謇边走边谈，说自己的儿子、前教育会会长张孝若将常驻上海，不能再担任教育会会长一职，他已将选票投给顾怡生和曹文麟两位贤弟子，希望顾、曹不要推辞。这次曹文麟还是被选为副会长。民国十七年（1928），被举为县教育会执行委员。曹文麟在调查本地区教育状况，推动小学、通俗教育、民众教育等发展和提高学科教学质量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曹文麟先生也是一位成果丰硕的知名学者，他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地方志编纂，二是张謇著述的编辑研究，三是乡邦文史研究。

曹文麟在南通地方志编纂方面的主要成果有三：一是《南通县图志·教育志》；二是《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乙编教育》；三是《大生纺织公司年鉴》。

曹文麟

民国二年，曹文麟奉“啬庵师令编《县图志·教育志》”，民国四年（1915），《南通县图志·教育志》编成。据孙模先生研究：“《南通县图志·教育志》无愧于出自文章名家曹文麟之手，在全志中位居上乘。《南通县图志·教育志》打破‘上承前志’的旧规，不再记述光绪元年（1875）以来还存在了20余年的旧教育（光绪元年为前志《通州直隶州志》印行年份），而径直分24目记述张謇等人倡导并创办的各级各类新教育，使读者耳目一新，突出了新教育发展迅猛，显示出磅礴不可阻遏之势。曹文麟在分目记述时有总有分，有重有轻，总者首述教育会（因教育会当时和全南通市教育发展的总体有关，曾一度起着南通教育行政机构的作用），然后再分述各施教单位；着重记张謇兴办教育中有创造者，成绩卓著者，影响全国者，如代用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博物院、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女子师范学校等。而南通已有之初等小学校197所，只设一目，以表述之。曹文麟这样的安排，既反映了张謇等兴办新教育的全貌，又有对重点单位深一步的交代。曹文麟笔下的志文横不缺项，竖不断线，前有因，后有果，发生、发展和现状一目了然，行文流畅、简洁、严谨、朴实，堪称志文的典范。”（孙模《终身与啬师游的曹文麟》，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张謇的交往世界》第458—45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就在《南通县图志·教育志》分纂告成的同时，曹文麟又受聘担任《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教育部分的编撰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謇在南通所创的，受日本法西斯严重摧残的各项事业，在张敬礼先生的主持下有所恢复。民国三十六年（1947）三月，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在古西园水木明瑟之斋成立，该名为张敬礼所定，“史”字为曹文麟建议添加的，编纂处决定编纂《大生纺织公司年鉴》，由曹文麟主笔。四月，曹文麟开笔，至五月编及清末，以后由冯静伯、徐一瓢续写，其中冯静伯出力甚多，“夏秋间静伯致力完成之，至勤也”（见《觉未寮自序》）。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九月，曹文麟又对全稿加以整理。

天地玄黄，世道迭变，此稿竟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稿本由主要执笔者曹文麟保存。1962年，其侄曹从坡（时任南通市副市长）、曹念章将曹文麟遗存的原稿捐献给中共南通市委。1964年又由中共南通市委革命史料编辑室将此稿移交给南通市图书馆保管。延宕至1998年，这部搁置了半个世纪的书稿，方由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外国学者留学生研修部共同组织，由张敬礼女儿张宁武女士慷慨资助，于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生纺织公司年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较成功的民族资本集团的沧桑录，记录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民族工业企业自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张謇议设纱厂于通州始，至民国三十六年，总计52年的经营历史。

曹文麟先生终身从啬师游，为编辑研究张謇著述做出了重要贡献。民国二十八年暑假，曹文麟住在通师侨校，选取张謇的有关文章并加注，整理为一卷，名为《张啬庵先生文选钞略注》。民国三十五年（1946）冬经进一步增益修订，编成《张啬庵先生文概注》。

从民国三十三年（1944）七月至三十六年十二月，曹文麟又对《张季子九录》进行了校补。校补工作从民国三十三年开始，“七月，始从事重定《九录》，盖沈燕谋所属，将以别储大生纺织厂之赀重印云”。民国三十六年冬校补工作完成，“十二月，校补《九录》竣”。曹文麟的《张季子九录》校补稿成为201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版《张謇全集》的重要依据。

校补《张季子九录》的后期，民国三十六年三月，曹文麟又编定《啬公实业文钞》，十二月印成。次年十月，曹文麟又重理《实业文钞》之卷首及总目，十二月由南通翰墨林印书局续印并装订。曹文麟认为“《九录》之卷帙繁，其中《实业录》亦及八卷。显其概，则此编是已。”（曹文麟《实业文钞序》，《觉未寮文汇—曹文麟诗文集》第259页）并在《实业文钞跋》中专门反驳了胡适提出的“张謇是一个失败的英雄”的观点。

在《曹氏支谱略》一文中，曹文麟批评了修谱盲目攀附名人的不良现象，批评了家谱不及女子的陋规，大胆提出女子入家谱的鲜明观点，并为曹氏宗族几位特殊的女性著文，如《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寿序》《孙师郑先生<孙母曹太君孝行诗>跋》《单曹懿君家传》等，彰显其事迹，体现了男女平等的进步观念。

先生的文章，取法于太史公，又受桐城派影响，深受为张謇先生赏识。其《觉未寮文汇》中的一些篇目更为治南通近代文史者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如《金沧江先生哀辞》《沈鹿岑先生六十寿序》《拟题沙烈士碑阴》《明万里事迹考略》《李君苦李行述》《崔聘臣先生行状》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人物传记。特别是《张退庵先生行状》一文，由于种种原因，张詧先生对于南通近代化的重大贡献，一直湮没不彰。张詧先生之事功维赖该文以传世。

曹文麟先生的其他编著有《范伯子联语注》一卷，《苦行楼诗文联语集》等。此外，民国二十一年六月，曹文麟还与冯静伯（超）合编了《国学常识答问》一书。

（曹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