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歌颂人文景观的诗文中，这样的结合尤为突出，切中时弊，见解深刻。以运河题材为例，隋炀帝开凿了南北大运河，这是中华水利史上的奇观，但是毕竟耗用民力太大，天怒人怨，隋代以后，多少诗人在运河边慨叹，当然重在开凿运河对当时人民的危害，“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李敬方）“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罗隐）这些诗章不胜枚举，对炀帝开河和巡幸之过确有李密在宣布他十大罪状时所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之意。但是隋运河在经济上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后世南北物资交流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所以，唐代诗人皮日休曾写《汴河铭》，称赞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他还在《汴河怀古》诗中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www.xing528.com)
明人于慎行《谷山笔麈》评述颇为公允，说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清初爱国历史学家谈迁在《北游录》中谈到邗沟时也说：“吴隋虽轻用民力，今漕河赖之。西门豹曰：‘今父老子弟患苦我，百岁后期令子孙思我。’谅哉！”
我国山水文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关注现实的同时又寄托理想，诗人都以满腔热情去拥抱生活，关心民生疾苦，国家兴衰，可贵者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又反衬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表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理想，激励了多少后代仁人志士。刘禹锡的《陋室铭》，全文仅81字：“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作者借陋室表现理想，他求的是陋室门前内里的别致幽雅的美景；知交相聚的纯洁相知相慰的人情交往；不劳形案牍，有调琴阅经逸豫乐趣。他不羡慕荣华富贵，不同流合污于腐朽权贵，实在是至尊至洁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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