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借文章以显,文章亦凭山水以传”,这句话道出了名山大川与文章的辩证关系。“山川景物,因文章而传”的这一重文传统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影响着旅游文化的诸多方面。
山水诗的兴盛当始于南朝,由于社会情况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和交通运输活跃,出现了许多经济繁荣的城市。富裕的物质生活必然成为滋生帝王和士族日益荒淫腐朽的温床,建造园囿互相攀比,佛寺建造更是渐成风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为文学作品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此时旅游文学成就最大的为山水诗,因登临山水很早就成为士族阶级悠闲享乐生活的一部分,而政治上的失意,往往“肆意游遨”,将怀才不遇的怅惘凝聚于诗歌之中,佳山秀水往往使其忘却烦恼,而精心描摹山水之美,山水诗成为诗歌中支柱性的题材,谢灵运、鲍照、谢朓,都是开创山水诗派的诗人。谢灵运的名章迥句,“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衰”;“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自然贴切,极貌写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技巧。可以说是天地精灵之气的化身,正是由于他们开创山水诗派,因而为唐代山水诗奠定了基础,使之迅速成熟并登峰造极。
与诗歌几乎同步的游记散文创作别开生面,北朝的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一写自然,一写人文,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游记散文。郦道元看似为《水经》作注,其实将自己亲历的山川风土、历史掌故融会其中,其中《江水注》中的“三峡”一节,千古传诵,脍炙人口: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www.xing528.com)
东晋末的陶渊明,则另辟蹊径,他不肯降志辱身,为五斗米折腰,于是爱慕自然,企羡隐逸,“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的田园诗充满了对纯洁田园的热爱。而他写的《桃花源记》不像郦道元忠实记叙景观之美,而是构思出“桃花源”的理想境界,宁静安逸、淳朴自然: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可见山水游记诗和文学,一开始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郦道元重纪实,陶渊明重理想,为山水文学开创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源头,为古典诗文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不仅影响漫长的封建社会,而且对近现代旅游文学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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