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之术：各具弊端的论述

范缜在《神灭论》中除了以问答形式阐述“形谢则神灭”的思想，试图彻底否定佛教建立在灵魂不灭基础上的因果报应学说，还直接针砭了当时佛教流行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范缜对佛教的批判归纳为八个字：“浮屠害政，桑门蠹俗。”浮屠，即佛陀。桑门，即沙门。意思是佛教妨碍政治，和尚败坏风俗。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佛教，导致军队实力大减，政府中官吏缺人，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人吃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建筑耗尽。

第二，在社会上，一方面人们“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不惜向僧侣捐献钱财，倾家荡产塑造佛像；另一方面，却对穷困潦倒的亲戚不加体恤，毫无怜爱之心。送给贫穷的朋友一点米，就会面露吝啬的表情；捐赠巨富的僧人上千钟粮食，却显得欢欣不已。这一切，只是因为，僧人以来世的幸福许诺了虚无缥缈的报偿，而穷朋友却没法给予什么回报。这样一来，帮助人不再为了救人急难，做善事纯粹为了一己私心。如此，自然导致世风日下。

第三，佛教吸引世人的报偿与惩罚，具备极大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意思是佛教用希望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阿鼻地狱的痛苦恐吓人，用夸大的言辞引诱人，用天堂的快乐打动人，而这一切，都不过是骗人皈依佛门的空头支票。

第四，佛教对儒家的人伦秩序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人们抛弃了儒门的服饰，披上了僧侣的袈裟；废弃了祭祀祖先的礼器，摆上了佛教的水瓶饭钵；因争先出家为僧尼，致家家骨肉分离，人人子嗣绝灭……上述这一切，实在是“其流莫已，其病无限”。

范缜以痛心疾首的语气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佛教的弊端，自然会激起崇佛者的不满。萧琛在《难神灭论》中，针对范缜的上述指摘，主要做了如下三方面的辩护。

第一，“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恶杀，修善务施。”佛教的根本理念是珍爱生命，倡导乐善好施的。好生，意味着佛教爱护生灵，尤其是万物之灵的人类。恶杀，也非无原则地反对杀伐，妨碍国家的治理。修善，绝非只是为了礼敬菩萨，而以忠信为上；博施，不是为了让人倾家荡产建寺庙，而以济人利他为美。至于绝人后嗣、竭财破产的指谪，更非佛陀的本意，否则，没有了后人，谁来延续法种？遍地都建上寺塔，何来耕种的土地？这是普通人都懂的常识，何况智慧如佛陀？

萧琛以此试图说明，佛教的宗旨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设，与儒家的仁义忠信并不矛盾。佛教的罪福之报，与世俗之教、人伦之情也不相悖。有些罪人逆子、流氓无赖，很害怕阎罗地狱的审判，佛教能够让他们迁恶从善，这不正好是佛教有益社会的表现吗？

第二，萧琛承认，范缜指出的一些现象在社会上确实存在，比如不肯施舍缺衣少食的弱者，弃置亲戚而不顾，任凭宗祠毁坏而不修缮，却争相花钱铸造佛像，撕裂丝绸造作袈裟，耗费黄金涂在塔尖，以为这样能种上福田。萧琛指出，这些人并不懂得佛法真谛，也得不到上天赐福，这种行为，也是佛门反对的。这些危害社会、欺惑百姓的现象，并不是佛本身的过错。

第三，“夫六家之术，各有流弊。儒失于僻，墨失于蔽，法失于峻，名失于诈”，诸子百家的各种流弊，是由于祖述各家学说的人没有传下其真正的精神，导致后来的种种弊端。问题是，范缜不去批判孔子之僻、墨子之蔽，不去挞伐法家韩非子、邓析的严刑峻法与名家的诡辩诈伪，却偏偏针对如来正觉进行肆意攻击，岂不是忿恨风涛却欲毁弃舟楫啊！萧琛影射范缜的非毁佛教是本末倒置、背道而驰，提倡“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极末”。以此，来弘扬正法，有益众生。

萧琛从诸多方面来挑战范缜的神不灭思想，但也没有超出范缜的思想高度。

小专题 13

萧 琛

萧琛（478-529年），出身贵族门第，为兰陵萧氏之后。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萧琛为八友之一，此时已与梁武帝交好，《梁书·萧琛传》说：“高祖在西邸，早与琛狎，每朝宴，接以旧恩，呼为宗老。”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萧琛身为范缜的妹夫和密友，却和梁武帝站在同一阵营。(www.xing528.com)

萧琛自幼聪颖，从伯萧惠开曾抚其背称赞说：“必兴吾宗。”萧琛不仅聪明过人，还和范缜一样口才超群，“有纵横才辩”。起家齐太学博士，被王俭赏识，辟为丹阳尹主簿，举为南徐州秀才，累迁司徒记室。

永明九年，南齐与北魏通好，萧琛出使北魏，南归后任通直散骑侍郎。其时，北魏派遣李道固出使南齐，在南齐皇帝的欢迎宴会上，萧琛于筵席间举酒相劝，李道固就是不喝，理由是：“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劝。”萧琛慢慢答道：“《诗》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场者无不为萧琛的才华和机敏所折服，李道固只好把酒喝了。

到了梁代，萧琛先后担任宣城太守、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宁远将军、平西长史、江夏太守、南郡太守、东阳太守、吴兴太守、侍中、特进、金紫光禄大夫等职。

萧琛以才学著名。他深谙朝典，常言：“少壮三好，音律、书、酒。年长以来，二事都废，惟书籍不衰。”萧琛率性通达，喜欢美食，经常自己下厨，陶然致醉。

小专题 14

郭祖深排佛

郭祖深，襄阳人。萧衍在襄阳时，郭祖深追随他起事。先后任过南梁郡丞、豫章锺陵令、员外散骑常侍、南津校尉、云骑将军等职，秩二千石。郭祖深在南州时，奉公守法，从严治理，往常王侯势家在这里出入关津，横行无阻，还夹藏亡命之徒。郭祖深严加搜检，不避强梁，违反者即绳之以法，期间曾上奏对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舍加以问罪。如此一来，远近肃清，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南史》郭祖深本传说他“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过一肉”。有一个老奶奶送他一个青瓜，他回报以疋帛。后来有富人效仿老奶奶，试图以财货贿赂他，结果挨了郭祖深一顿鞭笞。自此，“朝野惮之，绝于干请。所领皆精兵，令行禁止”。

郭祖深这样的耿介之人，对于梁武帝沉溺佛教，导致朝政废弛的现象，自然很看不惯。于是，郭祖深抬着棺材，来到朝廷上以死相谏。

在上书中，郭祖深指出当时佛教大兴的空前盛况：“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郭祖深说，京师建康尚且如此，地方郡县的佛寺、僧尼之多，寺庙财产之富，更是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和尚养白徒、尼姑蓄养女，都不登记户口，导致天下户口，差不多少了一半。此外，不少僧尼还干上了违法的勾当，养女们都穿着绫罗绸缎，实在是伤风败俗。郭祖深警告说，如果对此现象不加控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意思是到时候举目四望，处处都是寺庙，家家都削发为僧，整个国家，都将成为寺庙私产。

郭祖深的上书中，至少包含了如下信息：第一，寺院多且豪华；第二，僧尼之多，劳动力丧失之严重，对政府户籍及其税收征役管理挑战之严峻；第三，寺院经济发达，僧人财富膨胀；第四，寺庙僧尼对风化侵蚀严重。郭祖深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那些无道的僧尼，四十岁以下的人，都应还俗当农民，禁止僧尼蓄白徒、养女、奴婢，寺庙中的奴婢只能穿青布衣，僧尼必须吃素。

梁武帝对郭祖深的进谏没有采纳，不过，还是很赏识他的正直，给他升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