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了梁武帝以儒证佛的论证方法

作为外来学说，佛教在东渐过程中，为了得到中土各界的认可，在早期便以“格义”的方法，以儒家和道家的范畴比附佛教义理，如将“空”翻译为道家的“无”，等等。佛教在中土传播过程中遭遇了儒家和道教的阻击，爆发了一系列的三教论争事件，如老子化胡说、夷夏之争、沙门是否礼敬王者之争、沙门踞食之争、形神之争等，甚至还出现了“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灭佛的法难事件。在论争之中，又逐渐出现了三教一致、三教同源直至三教融合的思想。佛教派别在论战中，发现用儒家经典来论证佛教义理，效果尤为显著，故形成了以儒证佛的方法论。

对于梁武帝的敕答，多位大臣就积极评价了他的论证方法，范岫总结为“敷引外典，弘兹内教”。佛教人士将佛教经典称为内典，佛教之外的典籍称为外典，以示高下之别。范岫称萧衍引用孟子和《礼记》中的两段文字来说明儒家本来就承认了灵魂不灭，是一种引用儒家典籍来弘扬佛教的有效方法。太子中庶陆果答称“惑资外文，即就外以明内”。和范岫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右仆射袁昂说：“兼引喻二证，方见神在皦然；求之三世，不灭之理弥著。”袁昂认为梁武帝运用了称引和比喻的论证手段，让精神不灭的义理得以彰显。这里说的比喻，是指梁武帝在敕答中运用了《庄子·秋水》中的井底之蛙等譬喻，来说明神灭之论是一种浅陋之见。(www.xing528.com)

光禄勋颜缮答书也说：“今欲诘内教，当仗外书。外书不殊，内教兹现。”以佛教外的典籍来诘难佛理，如果发现外典与内典思想一致，佛教义理的智慧自然得以显现。

沈约答书很精辟地总结了梁武帝以儒证佛的方法所取得的效果：“孔释兼弘，于是乎在。”即这种方法论，使得儒家和佛教思想都得以发扬光大。太子中舍人刘洽答书则对这种方法论的效果给予了更夸张的评价：“兼通内外之涂，语过天人之际矣。”即兼通佛教内外之道，论述超越天人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