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与王子良之间的因果关系

萧子良（460年—494年）字云英，是齐武帝次子。萧子良和兄长文惠太子都信仰佛教，因为共同的信仰，两兄弟十分友爱。

永明五年，身居宰相之位的萧子良，移居鸡笼山西邸，在这里展开儒佛兼宗的人文活动。一方面，他召集文人学士抄写儒家的五经和诸子百家的作品，仿照《皇览》的体例编撰规模达千卷的类书《四部要略》。与此同时，《南史·萧子良传》说他“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萧子良一心虔诚，笃信佛教，经常邀请朝臣和僧侣在西邸举办斋戒活动和各种法事。有人批评他这样做有失宰相体统，可他依旧坚持以佛法劝人向善，并乐此不疲，结果，萧子良因崇佛而颇具盛名。

范缜和从弟范云当时都从游西邸。萧子良虔心释教，而范缜坚称无佛，两个人便在西邸展开了一场舌战。

因果报应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之一。慧远在《三报论》中说，人所作的业有三种报应，一是现报，当时就得报应；二是生报，来生受报应；三是经过二生、三生、百生乃至千生，然后遭报应。人有身、口、意三业，业有三报，生有三世，未能超脱生死烦恼的人，便在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这六道轮回中不断生死流转。按照佛法，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有因便有果。范缜显然是不信因果报应的，萧子良便质问他：“你不信因果，那么，世界上为什么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呢？”

范缜答道：“人生就好比一棵树上的花朵。在同一枝上生长，在同一花蕾上盛开的花瓣，总有一天，都会随风飘零。这些飘落的花瓣，有的拂过帘幌，落在锦垫上；有的则越过篱笆墙，掉落到粪坑里。陛下您呢，就好比飘落在锦垫上的花瓣，出身皇家，一生富贵；而下官我，则犹如掉进粪坑中的花瓣，卑微穷困。世上有贵与贱的不同，可与因果报应又有什么联系呢？”

范缜实际上是以“偶然论”来驳难萧子良信仰的因果报应学说。在范缜看来，命运的不同，有如飘落的花瓣，归宿不同，是由各种偶然的因素造成的。有的花瓣被风卷动的帘幌带进了锦垫上，进入了富丽堂皇的处所，而有的花瓣则碰到篱笆，掉进了粪坑中，人的命运也因为存在着同样的偶然因素，而有了富贵贫贱的差别。花瓣在下降过程中，风速、方向、碰到的障碍物，都是变量，而这些变量便是偶然因素，带来了结果的变量。

当然，一个人的生命，如同那些花瓣，同生一树、同发一枝、同开一蕾，这些“生”的不变量，都无法避免“死”的不变量：所有的花瓣都将凋零。这必然中孕育了偶然：每一枚花瓣的必然凋零中，赋予了飘坠于不同处所在的可能性，即偶然性结果。于是，在范缜看来，一个生命的生与死是必然的，而生命的富贵贫贱则是偶然的。

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将一个人的“报”，与他所作的“业”，即一个人的身、口、意，也就是人的行为、语言、思想，彼此联系起来，而报应的主体，就是人的灵魂，或者说精神。佛教讲究“自作自受”，即所有的善恶报应，不论是本世修来的，还是前世攒下的，都将由作业者自己在轮回中受报。因此，报应的主体同时也是报应的原因，而主体之外的因素，则被淡化了。正是针对这一点，范缜以花瓣之喻，在必落的花瓣这一主体因素之外，加入了风、帘幌、篱笆等外来因素，并将外来因素强化，从而抓住了因果报应强调主观因素的软肋。

萧子良没能反驳范缜的这一比喻，范缜以偶然论挑战因果论，在这一回合中取得了胜利。

对于范缜的胜利，石峻先生说：“上述范缜反对因果报应的理论根据，虽然是坚定地建立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特别是继承了东汉杰出的无神论者王充的元气自然论，以偶然论来反对因果报应说，但已局部接触到不同客观的具体条件所带来的影响，从而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显然是有所前进的。”但范缜的论证并非无懈可击。石峻先生如是评价：“但在当时，从他的理论体系本身来讲，也还有严重的缺点。虽与过去一般宣扬命定论的学说不同，认为贫富贵贱的差别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偶然现象，但由于包含了不可知论的因素，即人们依然是不能掌握自身的命运，从而归根结底也难免不陷入另一种意义的宿命论。”（《石峻文存·范缜评传》）(www.xing528.com)

小专题 8

范缜与竟陵八友

竟陵王萧子良自幼聪敏，其父齐武帝即位后，封为竟陵郡王。他先后担任过南徐州刺史、司徒、侍中、尚书令、扬州刺史、中书监、太傅等职。齐武帝病危时，王融试图矫诏立萧子良为帝，事败。结果，皇太孙继位，萧鸾辅政，萧子良自此深为小皇帝忌恨，三十五岁即去世。萧子良著有佛教和外书文笔四十卷，谈不上很有文采，多为劝诫之作。明人张溥辑有《竟陵王集》。

萧子良礼才好士，招引宾客，《南史·萧子良传》中称“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可见萧子良礼贤下士、广纳文才卓有成效。

萧子良移居鸡笼山西邸后，西邸成为当时最活跃的人文学术沙龙，“竟陵八友”就在此产生。《南史·武帝纪》说：“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王融、萧琛、范云、任、陆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在这八友之中，萧衍后来成为梁政权的开国皇帝，沈约、范云是他的左膀右臂。

范缜当时也是西邸中的常客，在八友中，正史中除了没有与陆交往的记载，其他七人均有交游记录。这七人中，范云是他的从弟，萧琛是他的外弟。可因信仰殊异，萧衍、沈约、王融、萧琛都先后与范缜在神灭问题上展开过论战，任则曾上书欲因范缜的言论而治其罪。

至于谢，《南史·谢传》上载，谢因为告发丈人王敬则谋反，得到皇帝的奖赏，升他为尚书吏部郎。王敬则遇到这样的女婿，自然气得不行，在怀里揣着刀子随时准备报仇，吓得谢不敢见他。范缜见到因此事得了抑郁症的谢，便嘲讽他说：“卿人才无惭小选，但恨不可刑于寡妻。”（《南史·谢传》）意思是谢的才华倒是配得上当个小官，可惜的是在为人方面连自己的妻子都不知道该不该学他了。范缜的挖苦，弄得谢很是难堪。从这个细节中，不难看出范缜那张不饶人的嘴是如何的不合时宜。可见，范缜与八友可谓既有深度交游，又彼此格格不入。

《梁书·范缜传》说范缜“唯与外弟萧琛相善，琛名曰口辩，每服缜简诣”。萧琛和范缜都是口才一流的人物，范缜尤胜一筹，故为萧琛叹服。可萧琛是唯一和他关系好的人物，竟还在神灭与否的问题上大打口水仗，可见“好危言高论”的范缜“不为士友所安”，是对范缜何等精当的描述了。